陈丕显向陈伯达提出了一系列“为什么”：“原先中央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擅自承认了？卧轨拦车，明明是破坏交通，为什么张春桥说这是‘革命行动’？安亭事件的严重后果，明明应当由‘工总司’负责，为什么张春桥反而说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魏文伯、曹荻秋都在我这儿，他们都不同意张春桥的意见。今天中午，上海市委书记处还开过会，张春桥也参加的，他为什么违反组织的决定？”
陈伯达的答复，像做大报告似的，从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讲起，一直讲到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他冗长的回话，清楚地表明，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陈丕显啪的一声挂上电话！
张春桥呢？他在1966年12月23日下午与上海“工总司”代表的谈话中，曾回忆道：
我同上海市委早就有分歧。11月13日下午，我在文化广场给你们签了字。回去以后，我给陈伯达同志挂了电话，汇报了情况。晚上，陈伯达同志打电话给我，他表示完全同意我的做法。他显然是在下午接到我的电话之后，已向中央作了请示，所以给我打电话的。我们通话结束之后才一分钟，据陈伯达同志后来告诉我，陈丕显给他打去了电话。陈丕显代表他们三个人的意见。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听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伯达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批评了他们的意见。…
在陈丕显给陈伯达挂了电话之后，曹荻秋说道：“我给陶铸同志挂电话！”
电话里传出陶铸清晰的声音：“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陶铸的鲜明的态度，给了魏文伯、陈丕显、曹荻秋以鼓舞。
就在上海“三巨头”与陶铸通话的时候，张春桥打电话找王洪文。王洪文在干什么呢？他正在跟“工总司”的一班小兄弟们“庆贺胜利”。因为张春桥签署了“五项条件”，就是“工总司”的“辉煌胜利”。此刻，王洪文眉飞色舞。平时总是遮遮掩掩的他，这时口吐真言。他对手下的小兄弟们发表一番感慨万千的话：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就是天下大乱，就是乱世出英雄！如今，我们都是英雄了！
“政治斗争，其实是最残酷无情的。杀人不用刀。搞政治斗争，婆婆妈妈不行，心慈手软不行。要有无毒不丈夫的气概，要六亲不认才行！
“古语说得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即使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如果失败了，天下人都会骂你。即使你是个强盗，如果你当了皇帝，别人就拍你的马屁，不敢说一个不字。
“现在，安亭出了个“王司令’，全国都知道了。谁见到我都喊‘王司令’。你们要大刀阔斧地干！
“文化大革命，就是造反，就是造反有理。造反造到市里去，弄个市长当当；造到部里去，弄个部长当当。
“我如果当上市长，你们嘿嘿，将来都是‘长’——弄个局长、区长当当，那是不在话下的！....”
王洪文正说得唾沫横飞，有人附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春桥同志来电话。”
王洪文赶紧去接电话。张春桥给了他新的任务：“明天去苏州！”
“去苏州？”王洪文一听，有点紧张。他知道，“工总司”那一支步行北上的队伍，已经从昆山抵达苏州。张春桥要他去苏州，显然是完成昨天他在昆山没有完成的任务。一想到昨夜被关在昆山中学的滋味，王洪文刚才那股兴高采烈的劲头，全都没有了。
“我和你一起去苏州！”听到耳机里传出张春桥的这句话，王洪文才松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