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低迷了4年多的A股受益于资金杠杆等流动性脉冲，开启快速上涨，持续至2015年3月短期震荡——
2014，930，全国房地产宣布进入政策宽松，但初期对于房价反馈不大——
当时的人们并未过多留意PSL的创设——
2015，330，房地产超预期政策官宣，卖家连夜涨价——
房价3月开始企稳（回升幅度不大），股价开始又一波强势拉升——
而在这个资本喧嚣的阶段，实体经济面其实并没有复苏，PPI和企业利润都处于负增长——
没有基本面支撑+资本拉高套现-疯狂外逃，2015，6月中旬，A股泡沫破裂，股灾到来。
宏观对A股有点束手无策，但对于房市，也在这个6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有关工作的意见》，简单来说，就是要更积极推进货币化安置——
于此，有了充足的财政定向放水保证，房价开始奋力上涨，节奏上一线城市更快进入状态——
当然，从居民债务收入比来看“故事的另一面”，就是居民部门逐渐进入一种“炒作金融属性的状态”——
2015，930，四部委再出两项新政，利率优惠叠加低首付，信贷处于全面宽松状态。年底，宏观进一步发力“房地产去库存”，2016年贯穿棚改刺激，同时对限购做了收紧，政策端呈现结构化导向，从上图可以看到，一线城市涨幅开始收敛，但其他等级城市接过了上涨的接力棒。
实体数据在2016年开始优化——
这支撑了A股的复苏——
2016，930，去库存效果明显，但房价上涨过快引起了宏观的担忧，政策从全面宽松大变脸——“限购、限贷、限售、限价、限土拍、限商改住”六限推进，房地产融资全面收紧。
房住不炒，正式提出。
此时二线城市的涨幅也开始边际拐点，但三四线城市依然火热。
2017年2月，住建部发布“战报”——2016年棚改货币安置比例接近一半，去库存累计2.5亿平米。
回头看，去库存，顺利的把房企的库存，转移给了居民部门；也把地方债务、财政、投资的压力，转移给了居民部门。
少部分人开始意识到，要在这场财富盛宴中，把纸面利润真正落袋，并没有那么简单。从PSL发行规模看，2017年边际减少——
部分一线城市的获利者开始套现做多元化资产配置。
而2017年末，居民债务收入比来到了112%（未加入公积金负债），非常接近日本泡沫破裂时的130%。
2015-2017年中国首富均为房产商，王健林的小目标被人感叹，许家印举手投足无不透露财大气粗。
2018年，政策基调改为——“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一线城市的房价从上涨收敛进一步弱化成下行——
社科院的报告显示，房地产虽然作为经济支柱，但当时的房价收入比已经对中国经济产生综合负作用——
更为关键的是，2011-2013年房地产的不振，其实是因为劳动人口出现了拐点，而2016年，20-54岁的主力劳动人口也出现了拐点，意味着2016年后的上涨，蕴含的泡沫成分很大，这也为未来的泡沫刺破埋下了伏笔。
由于居民部门收入实际被经济结构问题抑制，到2018年末，居民债务收入比终于攀升到了120%上方。
回顾2014-2018年这一段周期，本质上就是在看宏观通过政策放水来对冲人口对经济基本面的影响。
期间，股市因流动性先获取了动物精神，而基本面未起形成了超涨，然后酿成了股灾；之后房地产再次激发了金融赌欲，但相对股市，它带动了一些房地产上游的利润，在一段时间形成了“股、房”同涨的美妙财富效应。不过由于这个所谓的利润，是向居民部门的当下、未来进行提前、大量转移，所以无法持续，进而政策只能不断加大调控的力度，以避免系统性风险一下冲击得太过猛烈。
时间快进到上一周，已深度下行的实体、资本市场迎来了新一轮的刺激政策，代表之前宏观结构转型+软着陆的策略碰到了日本90年代的问题——通缩-债务螺旋。
尤其是居民部门的就业，到了不得不重视的阶段。
政策只能从“固本培元”转向至“相较取其轻”。
超预期的政策（定向股市放水）作为头炮，昨天929地产放松新政火速跟进，目的显然是为了再次刺激居民部门的动物精神。
但我们也知道居民部门多年来的持续分化，决定了有动物精神的或只是少数。
这意味着四季度的财政刺激力度和方向很重要，而方向比力度更重要。
参见上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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