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年生育率持续走低，2023年出生新生儿已经跌至不足1000万。为了应对这一日益严峻的挑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鼓励生育，比如“二孩”与“三孩”政策的放开、增加育儿福利以及延长产假等，意图缓解人口结构不平衡的压力。然而，生育成本高昂、职场女性面临的就业歧视等问题依旧存在，许多家庭对生育望而却步。
面对同样的背景，一些国家推行“生育主义”政策，意图通过鼓励生育增加劳动力并推动经济发展。然而，这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却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如对女性权益的限制、对边缘群体的歧视等，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
2024年10月26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发表哈佛医学院副教授Deborah Bartz博士的观点文章，剖析生育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背景及对女性生育选择的影响，并希望借此引发思考：如何在提升生育率的同时，保障女性和各类群体的生育权利和社会平等，构建一个更加包容与多元的社会环境。
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她1985年创作《使女的故事》（美国一部反乌托邦的小说）的灵感源于当时的美国政治氛围。具体而言，民权运动和第二波女权运动的兴起使得选民构成和政策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促使里根时代的一些政治家与宗教传统主义者结成联盟。其他政治人物也将此视作制胜之道，便在堕胎、性少数群体的权利和公共健康等宗教争议问题上强化了两极分化，以此激发选民热情。虽然现实中的女性还未陷入阿特伍德小说中被彻底控制和强制代孕的反乌托邦境地，但一些联邦和州的政策，如在堕胎、避孕药物资助和体外受精等方面的规定，已逐渐偏离了大多数美国人的价值观。
由于在政策上取得了显著胜利，尤其是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注：此案被认为在美国民权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73年对此案的裁决确认了宪法赋予的堕胎权，且受宪法隐私权保护。但2022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中作出的堕胎合法化裁决，这使得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女性将失去堕胎权[详见《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堕胎合法化判决，NEJM强烈谴责》]），一些候选人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进一步支持干涉家庭私人决策的政策，例如收紧无过错离婚法和限制避孕药物的使用。此外，一些政客嘲讽“无子女的撸猫女（childless cat ladies）”，认为她们对国家未来没有真正的“投资”，这种针对未育女性的攻击，尤其是那些选择不生育或因生育能力问题无法生育的女性，往往带有支持白人民族主义和优生学的倾向，以对抗所谓的“人口更替”现象。
“生育主义”是一种鼓励生育、提升育儿价值的政策态度，尤其对于女性，将生育视作必要且积极的社会贡献，常以牺牲女性在教育、公共治理和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为代价。尽管全球范围内生育主义有上升趋势，但政府对生育政策的推动因时因地而异，其主要动因包括经济考量、民族主义和传统家庭价值观的传承。这三者并不互斥，有时候会同时发挥作用。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政权（1965-1989年）就是极端例子之一，罗马尼亚的生育率在他的统治下受到严格控制，以应对冷战时期东欧动荡的局势。另一些催生政策则旨在通过鼓励某些群体的生育来影响国家的人口结构，例如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反避孕法和各州的优生法，这些政策就是典型例证。
这些政策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都对妇女及边缘化人群的健康和福祉构成威胁，具体表现为公开限制获得生殖服务的机会，或鼓励那些缺乏必要经济资源、社会支持或身心健康保障的群体生育，使他们难以按照自身意愿安全地生育和抚养子女。此外，生育主义的意识形态与许多人的生育目标及社会性别平等的努力相悖。因此，我们对政府在生育方面的干预深感不安，并认为必须抵制这类政策的正常化。对于历史上处于边缘地位的人群而言，这种抵制尤为关键，因为他们的生育自由和选择权从未得到真正保障。
从1950年到2021年，全球总和生育率从每名妇女生育4.84个孩子降至2.23个孩子，预计到2050年将降至1.83，到2100年将降至1.59，远低于每名妇女生育2.1个孩子的世代更替水平。这一显著的人口变化及其带来的潜在影响引发了普遍的担忧，老年人口增加和劳动适龄人口减少，将给社会保障、劳动力、消费市场和医疗体系带来负担。因此，世界许多地区的政策制定者推行了鼓励生育政策，试图通过育儿补贴、延长育儿假等支持措施来促进人口增长。然而，这些促进家庭生育的政策并未能持续提高生育率，主要原因在于与生育和抚养子女的经济、社会和情感成本相比，政府的激励措施依然不足。
生育主义对健康的危害相当普遍。尤为突出的是，限制性生育政策导致孕产妇死亡风险上升。根据《罗伊法案》，堕胎权理论上受到联邦保护，但许多州限制了安全堕胎的获取途径。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研究表明，2015至2018年间，一个州的堕胎政策综合指数（基于八项限制堕胎的政策得出的分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孕产妇总死亡率就会增加7%。
此外，在《罗伊法案》废除后的形势下，医务人员在生殖健康领域的执业压力显著增加。在堕胎法限制更为严格的州，生殖领域的临床医生纷纷流失，孕产妇护理资源极为匮乏，许多县甚至没有一家孕产妇保健中心或医院。
生育主义文化不仅威胁到孕妇及可能怀孕者的健康，还对不孕不育人群产生不利影响。与为不孕不育患者建立支持性社会结构的政策不同，生育主义反而加剧了该群体的羞耻感和耻辱感，与抑郁、焦虑和亲密伴侣暴力的高发率密切相关。此外，生育主义政策几乎不涉及“非传统”家庭，如同性伴侣、单亲家庭和未婚夫妇的生育与抚养需求。许多生育主义的支持者坚守传统家庭观念，并支持对非传统家庭结构的歧视性政策。
从长远看，生育主义政策难以持续提高生育率，部分原因在于随着性别平等的进展，人们的生育目标正在改变。在美国，首次生育的平均年龄稳步上升，从1970年的21.4岁提高至2021年的27.3岁。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州政府将口服避孕药的使用年龄限制降至18岁并扩大了未婚人士的生育权，21岁之前使用避孕药的人数大幅上升。随后，初婚年龄的延迟以及法律、医学、牙科和工商管理等专业领域女性学生比例的增加都反映了社会对性别平等的逐步接纳。过去五十年中，女性通过教育实现自我发展、确保就业和经济独立的进程日益稳固，现已在大学毕业率上超过男性，并几乎占据美国劳动力的一半。然而，生育主义通过重新强调女性的生育义务，减缓了性别平等的进程。
2022年6月《罗伊法案》的废除并非生殖权利和性别平等挑战的终点。2024年美国政治周期中生育主义言论的加剧，反映出一股有意阻碍生殖健康、性别平等与赋权的政治趋势，不禁令人联想到《使女的故事》。那些看似出于国家经济可持续性而推行生育主义政策的人，必须意识到这种政策对健康和机会的限制，特别是对边缘化群体的附带损害。随着人们生育目标的逐步转变，社会应坚决反对强制的生育主义，提倡支持全面生育自主权和性别平等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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