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收看央视的共和国勋章颁奖的视频，并反复向我六岁多的女儿解释：这是我的师公王振义老师，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校长、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原所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头衔很长，但是在我的心中，他是一位如同邻家大爷一样可敬的长者。尽管已经离开了临床血液病学领域，但是我对他的尊敬随着二十多年来我对他的了解逐渐加深而日益加强。
那还是新世纪初的时候，彼时上海只有有限的两三条地铁，而当时的学校名称还是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因为当时对内科学的兴趣远远大于外科，我非常幸运地选择血液病学作为我的专科研究方向，随后便频繁地在血研所和临床血液病房频繁见到王老师。
我认识王老师的时候他已经很老了，那个时候已经接近八十岁了。著作等身的他早已经从行政的一线退下，但是他似乎从未从教学和科研的一线退下。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血液科教学查房中，欧阳仁荣教授、王鸿利教授，当然还有王振义老师，几位须发皆白甚至全秃的老先生们，高谈阔论，有时候还会互相争执，用当时我几乎难以理解的学术语言，阐述一个个疑难病例，以及学术前沿的问题。在这些场合，即使当时德高望重的血液科大主任沈志祥老师、李军民老师也只能坐在后排，很少参与讨论。这个模式被王老师形象地称为‘开卷考试’。也就是血液科每周拿出一个真实疑难病例做课题，王振义院士提前通过上网查阅资料，每周四到科室来给由年轻医生和学生提出地困惑予以回答。
让当时的我印象深刻的有三点，一是和普通的老教授出诊需要年轻实习医生陪同操作电脑问诊系统不同，王老师每周可以就具体病例查阅大量文献，做成PPT给大家讲解。尽管手指活动不太灵活，但是看得出王老师的电脑技术非常熟练，据说他平时喜欢用电脑听音乐和打纸牌游戏；二是几位老先生妙语评出，特别是欧阳老先生，常常和王老师一唱一和，说一些俏皮话，就像相声捧哏和逗哏，引来满堂轻松的气氛；第三是王老师非常尊重大家的意见，和大家就具体的问题细致讨论，即使年轻医生的意见，无论对错都可以得到他的积极反馈，而且当他出错的时候（尽管不多），他会非常认真地和大家更加认真地讨论，完全没有常见的领导架子，要知道他不仅是解放前震旦大学的大学生，曾经是学校校长。
很遗憾没有留下当时的“问卷考试”照片，但是报道中的照片和我记忆中没有任何差别。
王老师身体很好，当时他可以毫不费力走上血研所大楼的台阶。据说当时他还喜欢骑自行车上下班，但是因为担心意外被大家劝阻了。有一次我提着从食堂买来的小笼包，他非常好奇地探头探脑看我拿的是什么东西，还问我这个好不好吃，作为二医大的法文班学生，我入学就需要在六年的时间里本硕连读完成临床医学与医学法语的训练，然后才能有机会在七年制学制的最后一年通过选拔在法国担任一年的二年级住院医师培养，因此天然在和同样受到法语医学体系训练的王老师相处时候感到非常亲切。特别是王老师喜欢说的：“某篇文献是用法语写的，我能够看懂”，我几乎能够从他的狭长小眼睛中看到掩饰不住狡黠微笑。
我和王老师的直接接触就此为止，从我09年毕业离校至今15年，我再也没有机会和王老师当面交流，但是我从很多侧面逐渐了解到王老师为代表的血研所老师和前辈们的卓越贡献。
我能够有机会在欧洲最大的血液病医院学习和工作，其实也离不开王老师的铺垫。1987年法国教育部长莫利诺率团来二医大访问，邀请时任校长王老师访问法国。同年4月25日，彼时我才三岁零12天，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与巴黎第七大学圣路易医院签署血液病与白血病研究所合作协议书。随后二医大建立了“卫生部医学法语培训中心”，由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中法合作办学的临床医学七年制法文班，是当时中法政府合作的重点项目。学生在校以法语为第一外语，组织胚胎学等课程以法语授课，还有法方教授定期授课，法国住院医生交换实习等教学和文化交流活动。经考核合格者被选赴法国医院。2008-09年，和我的导师还有师母一样，我有机会在巴黎圣·路易医院接受住院医生训练和造血干细胞移植培训。在这家拥有至少六个不同血液病方向专科的医院里，我第一次感受到正统的临床研究氛围，并在临床老师的指导下开始慢性排异疾病新型分类的研究，第一次使用R语言分析数据，并成功完成了第一次向ASH的投稿并据此研究结果发表了我的第一篇SCI论文。
在圣路易医院工作的Degos教授也是第一批跟随王振义老师的病例报道开展重复性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地方。那个时代中国的血液病治疗并没有像今天那样慷慨的医保报销制度，因此血液病患者面临着数十万医疗费用支出和人才两空的境地，有很多患者因此放弃治疗。从中法两国医疗系统的鲜明对比中我开始了解到我的导师和师母在89年毅然放弃海外的优厚科研生活条件，受到王老师感召，在国际和国内局势非常复杂的情况下，毅然回到瑞金医院开展血液学研究的魄力。我也非常有幸得到开展世界第一例脐带血移植的Gluckman教授指导，她同样是从首先开展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华盛顿大学得到相关技术训练，才回到法国开展先驱性的骨髓移植治疗血液病的研究，并建立了庞大的Eurocord研究项目。去年，我在时隔15年重返圣·路易医院，非常高兴Gluckman教授和当时的科主任Socie教授依然记得我。
在2016年夏天，我从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毕业，得到当时在Teva制药全球HEOR部门的唐伯雄老师推荐利用博士学习开始前的两个月时间在药企总部实习，从此算是正式进入药物经济性的领域。当时非常震惊地知道三氧化二砷（也就是砒霜），这种在国内因为没有专利保护的药品在美国是由Teva公司进行商业开发的。我因此有机会参与大量的旨在通过大规模临床研究提高这个产品商业价值的项目。我记得当时有很多能够有机会与当时还在世的意大利LoCoco教授，以及芝加哥西北大学Tallman教授开展电话咨询的机会，他们都是世界上第一批开展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诱导分化研究的专家。
因为三氧化二砷在中国极低的价格，因此没有办法支持这个药物在全球进行能够产生高价值科学证据的临床试验（这个药物在美国商品名为Trisenox，每毫升价格高达204.90美元，也就是120mg注射液售价12,294.01美元，约合8.6万元人民币）。我再次感受到，其实当时所谓的放弃专利之举，可能只是王老师团队当时的无奈之举。八九十年代我国远没有建立起能够开展高质量全球多中心临床研究的氛围，更没有能够实现中美双报的全球药品注册团队，孱弱的国内企业也不可能实现这些产品的成功商业化。我曾经有心总结过关于这个领域的关键研究，发现国内和国外在临床研究中的巨大差异。
尽管很多药物比如ATRA和ATO最早在中国首先被发现和应用在临床，但是关键性的三期临床试验和验证性的大规模全球研究无一例外在国外完成。尽管我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逐渐完善了基础研究的环境（以我导师为代表的科学家们对此有卓越的贡献），但是大规模临床研究一直到不到十年前才逐渐在各种研究平台中推广和实践。
有意思的是，因为三氧化二砷昂贵的价格，因为逐利的行为曾经被用于很多疾病，包括多发性骨髓瘤在内的多种肿瘤，最终因为临床试验没有发现有效疗效而逐渐被医学界扬弃。假设此类药物不是在中国首先发现，而是和其他绝大多数的药品一样首先以高价在欧美实现商业化，然后凭借现代化医药市场营销体系在中国作为“救命药”销售，是不是也可以如同其他血液肿瘤领域药物，比如格列卫、美罗华等创造商业上的奇迹，在造富的同时成为加剧因病返贫和放弃治疗的理由？在系统学习了美国和全球其他国家医疗体系后我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要知道一个药物的发现自然至关重要，但是要对一个药物的价值进行系统性的评价和商业化，需要一个非常完善的全球化研究网络，而这样的网络只有追求能够给创新药品长期高额溢价的市场环境才能够支持。当我们津津乐道于几百元的药物就能够治愈疾病，是否也能够意识到因为长期缺乏给创新赋予足够有好的支付环境，导致大量药企长期在碎片化的市场中依赖灰色收入输送和无价值辅助药物和安慰剂生存。舶来品中的创新高价值药品因为专利保护成为中国贸易逆差的巨大来源。根据海关2023年进出口数据，除去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这些资源类项目，在工业制品中，医药品是最大的逆差项目，总金额超过2000亿人民币之巨，出口大幅收缩，进口还在快速增长。如果国际关系恶化，因为不能国产替代的进口药械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卡脖子”领域？用大规模高质量临床证据支持医药产业健康发展，为各种医疗产品确定的一个合理的价格也成为我攻读药物流行病学和卫生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初立下的志愿，并持续至今。
余生也晚，没有更多机会和王老师有更多交集。但是在我四十年的人生历程中，似乎冥冥间有一条线，让我在成年后选择血液学，并在我离开临床医学以后又在医药领域践行从王振义、欧阳仁荣、王鸿利等老师和前辈中学习到的精神。
那么我从王老师那里学到了什么呢？我觉得至少有以下的内容：
首先，是钻研的精神。一位年近百岁的前辈还在积极阅读文献，年近八十还在学习和使用电脑制作PPT，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追逐学科前沿和最新的技术？
再次，是作为医者在战地救死扶伤的胆魄。出生旧上海富裕家庭的王老师曾经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作为东北军区内科巡回医疗组主治医师，到黑龙江省勃利县后方医院参加会诊，并荣立二等功。我后面参与医疗志愿救助的几年经历，也许也是受到王老师影响。
还有，是多学科融汇贯通的实践。王老师精通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也重视中医药的独特作用。他尊重科学，也秉承着为病人服务的精神。他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病人康复，看到事业在传承。”多学科会诊讨论，从临床研究到基础研究，再转化到临床的闭环；从甘为人梯，一代更比一代高的后辈医生培养，是王老师一生的追求。
还有，是淡泊名利的散淡。王老师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但是追求精神
的自由，真心热爱医者这个行业。他捐赠出来大部分奖金支持年轻人和学科建设。我印象中他始终身着白大褂，对饮食和居住条件都没有太高的要求。据说他家里的一切都朴素得像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最后是国际合作的开放姿态。王老师作为建国前精通外语的人才，在改革开放后建立了与海外的联系。他不仅把国内优秀的研究成果与国际学术界共享，同时能够将国外优秀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在国内推广。他不仅将外国专家学者请进来，更鼓励中国医生们走出去，在交流和互动中促进学术进步和医学水平提高。
不知不觉写了很多，但是我对王老师的崇敬只有更多。遥祝王老师身体健康，长命两百岁！
最后说一个不为很多人知的小彩蛋。本次代替王老师领奖的王老师孙女、交大医学院2009届临床医学七年制校友王蔚，是我的同一届同学。她还有一位在复旦医学院就读的双胞胎姐妹，当时也是一段佳话，不知不觉我们都已经到中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