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周末，我们课题组一行八人非常高兴地参加了亚洲药物流行病学年会，与几百位从事本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交流。
药物流行病学并不是一个非常大众的学科，这点可以从会议的规模中看出来。与动辄三万人规模的美国血液学年会或者四万人规模的临床肿瘤年会（CSCO）相比，几百人的规模也小于相近领域比如医学决策（MDM）和药物经济学年会。与CSCO年会召开期间芝加哥满城遮天蔽日的会议宣传和产品广告相比，本次亚洲药物流行病学如同一次亲密合作伙伴间的小型聚会，少了浮躁，但多了学术的气息还有人情味。
东京大学作为最高学府和旧日本帝国大学之首，与西方大学一样都是开放式的。虽然是我首次拜访日本，但是这些独特建筑的风格与似乎早已非常熟悉。没有围墙的环境体现了与周围社区融合的理念。因为恰逢3天小长假，校园里面可以看到许多带孩子散步的家庭，携带袋子捡拾白果的中年人，或者携手而行的老年人，当然还有很多年轻学生的面孔，穿梭在斑驳的树影间。
这种建筑风格在本次会议的主会场安田讲堂，也就是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内部达到顶峰。
里面的建筑与日式游戏中的建筑几乎一致，而装饰华贵的讲堂，带着厚重的天鹅绒窗帘，金属座椅，柔软坐垫，巨型吊灯，还有上世纪风格的壁画，让我似乎回到了十多岁时最终幻想的世界，或者钢炼的帝国宫殿风格中。
每一个座位上都刻着校友捐赠者的名字，因此在这里做报告似乎也同时承受着来自历史上东京大学校友炙热凝视的压力。
一位来自日本的年轻演讲者在站上这个讲坛的时候抑制不足激动的神情，“这个位置也是东大校长和资深教授发表演说的地方”。我多少能够感受他的心情，从数千公里外的南京到东京参加学术交流，也是疫情风控政策解除以后第一次有机会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我和杨老师带着首次参加国际会议的几位研究生和本科科研助理，了解亚洲友好同行们的工作进展和研究兴趣，是非常大的收获，也是和之前作为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很不一样的体验。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最大的收获是第一次建立了与亚洲同行的联系。我们与来自香港大学、城市大学、京都大学、筑波大学和韩国成均馆大学的学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们也很高兴地得知在中国药科大学也在进行与国际水平接近的各种研究工作。另外，我也很高兴地意外见到了已经接近十年没有见面的伊利诺伊大学药学院Dima Qato老师，自从她2015年转到南加州大学我们就再没有碰面。
我们提交的摘要中有六篇被选为口头报告，几位研究生们第一次有了在国际会议上亮相的机会，甚至有的同学被外国教授反向陶瓷询问是否有兴趣申请他们的博士项目。
血糖波动与持续性急性肾损伤：多中心研究及外部验证
（Glycemic Variability and Persistent Acute Kidney Injury: Multicenter Study with External Validation）
心脏手术后急性肾病风险与术后血糖波动
（Acute Kidney Disease Risk and Postoperative Glycemic Variability After Cardiac Surgery）
亚洲人群肾性贫血的肾衰风险公式验证
（Validation of Kidney Failure Risk Equation for Renal Anemia in Asians）
价格变化对慢性肾病贫血治疗经济负担的影响
（Impact of Price Changes on Economic Burden of Anemia Treatment in CKD）
生物学年龄与大手术期间术中低血压的关联
（Associations of Biological Aging with Intraoperative Hypotension During Major Surgery）
中国儿童和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药物治疗模式
（Medication Treatment Patterns for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in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另外，我们再次感受到药大校友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在本次参会中非常荣幸与从事日韩医药进出口生意的邵总同行，他也是药科大学商学院国贸系的优秀毕业生，同时也遇见了来自信管专业，目前在日本企业就职的优秀毕业生，还有目前正在寻找海外攻读博士机会的名古屋大学硕士生。
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宝贵经历，两三天的短暂相处，如同流星般照亮我们的道路。人生的道路漫长而曲折，每一步都需要勇气与坚持。人生如同流星划过天际，虽短暂却绚烂，每一次相遇都在夜空中留下光辉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