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沟南村，生于斯长于斯，在村里当干部三十多年的他满怀深情，村事家事自己事，如数家珍。
“沟南村在伯强沟是个好地方，青山绿水，藏风聚气。生产队集体时，别的村就羡慕沟南村。”应红如是说。
他给我讲了三件事:
一，六七十年代是农村最困难的时候，多数村饿肚子，吃柳叶吃糠咽菜，甚至有外出讨饭的，沟南村相对好的多。莜面山药基本够吃，许多外地的姑娘嫁到沟南。别的村都很羡慕。
二，那时我们村就有两辆马车，这在伯強沟或许是第一家。两个马车从后峪给铅锌厂拉矿，住在山羊会。九十多人的小村一个工就多好几毛，过年时马车还给村民从川下拉回换的黄米小米。
这全靠支书韩西民和大队长王礼，特别是王礼主持正义自己又吃苦。我们周家在沟南村是大户，文革后期搞清队，工作队说周家一个祖先在川下有地，成份应该定地主。王礼反对，说，那是他老爷爷时的事，儿孙们見也没見过。他们在这山沟和我们一样种几亩地，哪有地主，中农就够高了。工作队才了事，周家也才没被定成地主。
三是，沟南村尤其是周家重教。一个九十多口人的小村，走出??个大学生，研究生好几个，还有一个博士生，这在沟里恐怕是第一。有一年我到县里开会，县领导问我原因，还让我在会上汇报。我举我家的例子说，大儿考上大学有了工作，给二儿和女儿树了榜样，学习更上了劲。兄妹三个都考上了大学，两个研究生毕业。现在两个在北京高科技公司，一个在财政局。这样一家看一家，小的看大的，肖家有了大学生，武家也有了大学生。周家最多。
我八十年代中期当村干部，九零年当村支书，至2013年近三十年。正是 土地承包后，村里集体许多事没办法做的时候。
那时沟南村没学校，孩子们要到宫黄沟上学，隔一条河，下雨河水大了，上学家长送过去，放学老师送过来。现在我还记得高计全老师在河那边送学生的样子。所以第一件事盖学校。跑公社跑教育局爭取资金，盖了三间宽敞的学校，建了围墻，这在沟里也比较早。
80年代土地承包时，集体经济损失很大，快十年了许多新娶的媳妇没有地，人家在不住，去世的老人还照常有地。我和干部们商量，按当时实际人口调整了地。解决了新增人口无地的问题，得到县里的肯定。还千方百计给嫁到沟南村无户口的妇女上了户，比囯家实行这一政策早五六年。
沟南村虽然有山有水，可村里吃水一直是到一里多远的泉水凹担，我们引水进村，在村里建了一个大蓄水池，解决了到村外担水的问题。
集体经济没有了，农业税计划生育费等各种费用摊派年年都需各家出。九十多人的小村，近万元，每家好几百元。1990年，支部决定一切费用不向村民收取，由村里自筹。直到2004年国家正式免收农业税，共15年。那时候伯强沟，连东山底也还收，后来我才听说全县也没几个村全免。
沟南村历史上从没唱过戏，都是到伯强耿庄看。老人们早有呼声在自己村也唱台戏，1991年我们下决心满足老人们的愿望，一连几年自己搭台唱戏，从没唱过戏的小村一下热闹起来。别的村反过来到沟南看戏。虽说只是一台戏，可对村里影响很大，至今人们还念念不忘。
我给村里做了些事，组织上也让我到了东山乡任职，我从心里感谢乡亲们。所以大家经常到乡政府找我，办事的，遇到困难让出主意的都有，我也尽我的力给以帮助。特别是看到一些困难的老人，帮助一百二百元，每年下来也二三千元，尽我的一点心意哇。
访谈结束时应我之问，应红介绍了他们村碾盘洼奇异的一块碾盘石。此石位于村西南五公里的丛林中，古朴厚实，是一块曾经的磨盘石，开凿的纹理清晰。一看就是古村落人们用过的。一块磨盘石也许隐藏着沟南村的历史和秘密，记于此，供后人探究。
作者：冯覣，退休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