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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
作为商品的中国陶瓷外销，一般被认为始于九世纪的晚唐时期，这与唐代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以及海上交通的畅通密切相关。而如果是广义上的陶瓷外传，亚非地区出土的中国古陶瓷时代最早者为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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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
据学者杨勇（2023）概括，东南亚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途经地。在与中国两汉时期相当的考古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汉朝文物，如陶器、铜镜、铜器、货币和印章等。这些发现是汉文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至世界的重要实证，也是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具体走向及海外贸易等问题的重要资料。
其中，越南中部的秋盆江三角洲、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以及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是中国汉代文物出土最为集中的区域。这些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枢纽和繁荣的贸易中心。自东汉以来，海上丝绸之路在原有基础上又新增了一些通向东南亚岛屿，如印度尼西亚的航线。
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是马来半岛最窄的部分，位于古代东西方海上交通要道上，因此分布着许多与海上交通和贸易相关的史前遗址。近年来的考古研究表明，这些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印度风格的文物，同时也有不少来自南中国海地区的遗物。其中，在克拉地峡东岸的春蓬府考山考（Khao Sam Kaeo）遗址、素叻他尼府塔差纳县的遗址和地峡西岸的甲米府胡安卢帕德（Khuan Lukpad）遗址，都发现了中国汉朝的陶器。（图2-7）
在印度尼西亚也发现不少汉朝陶器，目前主要收藏于雅加达国立博物馆，据称这些陶器大多是早年在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婆罗洲）、巴厘和苏拉威西等岛屿上出土的。例如，加里曼丹岛的三发（Sambas）市发现的施薄釉的陶魁（上图1），可能是东汉早期的陶器。
据梧州日报考证（2023），魁是周秦汉晋时期广泛使用的一种饮食器具，主要用于盛放羹类，直到元明时期仍然可以见到它。《说文·斗部》对此有记载：“魁，羹斗也。”
中国出土 东汉釉陶魁 忠州博物馆
中国著名博物馆学家王振铎先生通过对古代历史文献的研究指出，汉代的魁是一种形状类似水壶的盛羹器，特点是宽腹、平底和带把手。民间通常用木料制作，而上层社会则多用铜或漆制作，装饰上可能带有龙形把手。
龙头把手的装饰可能与“魁”的含义有关，象征着首位、卓越或领导，而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与“魁”的含义相似。此外，龙在古代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权力和身份，因此其形象广泛出现在各种器物上。
加里曼丹岛的这件陶魁把手上也有龙头，印证了其中国产地，反映了中国古人的审美和价值观。
学者杨勇判断（2023），在两汉时期，陶器作为大规模远洋贸易商品的可能性较小。东南亚出土的这些汉朝陶器被推测为航海过程中用于存放水和食物的容器。这可能表明，曾经有不少汉朝人甚至汉朝的船只抵达过这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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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
以上讨论的是东南亚地区出土的中国古陶瓷。而在临近中国的东亚地区，朝鲜和日本也深受中国陶瓷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陶瓷遗物，最早也可追溯到汉代。
乐浪郡是西汉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置的汉郡之一，在乐浪郡墓葬中出土了汉代陶器、铜器和漆器等，这是中国陶瓷在朝鲜半岛的最早发现之一。
朝鲜半岛 汉四郡
乐浪文化墓葬随葬的陶器，主要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个系统，个别墓葬中还出有釉陶器（绿釉和灰釉两种）、硬陶器和青瓷器。这些器物质地与器形都与中国内地同类器物一致，在乐浪文化墓葬中出土数量极少，据学者王培新考证（2007），应是内地制品。
与此同时，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中国的陶瓷也通过贸易传入日本。中国陶瓷的传入，不仅丰富了日本的物质文化，也促进了当地陶瓷工艺的发展，为后来的平安时代陶瓷文化奠定了基础。
2013年在奈良县桜井市的山田寺遗址（7世纪）出土的陶器“三彩”碎片，被认为是日本国内出土的中国制造陶器中最古老的之一，可能是中国三彩源头时期——北齐（550年～577年）的陶器。兵库陶艺美术馆副馆长弓场表示，从色调和釉面图案来看，这些碎片可能与北齐贵族娄睿墓（约570年，山西省太原市）出土的三彩瓶属于同一类型。这表明在隋唐之前，中国制造的陶器已经传入飞鸟地区，是当时国际交流的重要史料。
而在此前，日本还在九州长崎县壹岐双六古坟遗址（6世纪后半期）出土了北齐时期的白釉绿彩连珠纹碗，年代也非常古老。
双六古墳から出土した北斉製二彩陶器
中国古陶瓷的对外传播与东西方的交通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汉代开始，中国与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以及西亚的交通，主要通过陆路和海路两条路线进行。陆路起始于长安，经过玉门和敦煌，穿越天山南北两条路径，越过葱岭，抵达中亚草原，最终到达地中海东部的希腊半岛，即史称的丝绸之路。
而海路则是从广州湾出发，前往印度半岛南端。到了唐代，东西方的交通依然沿用这两条路线，海路通过阿拉伯海到达西亚地区，甚至延伸到非洲。在唐代之后，经过的亚非地区许多国家都发现了中国古陶瓷，这条海路现今被誉为“陶瓷之道”。此外，由于美洲北部也出土了明清时期的中国瓷器，陶瓷之道因此扩展到了拉丁美洲。
如今，这些在海外出土的中国古陶瓷被视为中西方交通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
文｜陈硕，ChatGPT辅助
参考｜冯先铭（1990），刘朝晖（2020），杨勇（2023），王飞峰（2023），梧州日报（2023），王培新（2007），刘珊珊（2022），中国评论通讯社（2013），日本经济新闻（2013），森達也／愛知縣陶磁資料館，長崎県の文化財，実りの島、壱岐，海上丝绸之路协会
图｜同上，日文部分感谢botrii协力
排版｜陈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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