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看来，国央企基层，的确是苦“过度追责”久矣。在很多人看来，恰恰是源于部分管理层和上级单位/部门的不作为、不担当。做决策全靠拍脑袋。外行指导内行，总是做出一些似是而非、想当然的决定，我开会认真讨论了、我做了几十上百页的PPT论证了、我带领团队亲临现场落实了...加班加点，煞有介事，只为证明“我有在做事”，总之态度是良好的，至于结果如何，就不在我控制范围内了。制定目标脱离实际。什么市场，什么客户，什么政策流程的约束，什么费用、人手不够，不存在的，“我只要结果”，上面对上“放卫星”，下面就只能大费周章，大干365天，决战100天，冲刺30天；上面对上“拍胸脯”，下面就不得不东挪西凑，做假合同、造假业绩，陷入一场“皇帝的新衣”式的虚假繁荣。指标层层加码：每一级都将指标加码下压，最后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成不了还要问责，搞得最后，谁也不敢“担担子”，人人只想“撂挑子”。任务层层分解：一些上级单位或部门，打着领导的旗号，将诸多任务、文件、要求下达给基层，甚至将本应自己完成的工作转嫁给基层，一个下级单位，对接N个部门，表格满天飞，还动不动祭出“与考核挂钩”的大棒，
基层总是处于“钱少事多离家远，位卑权轻责任重”的尴尬境地，面对不切实际的任务，也只有祭出“形式主义”大法，认认真真应付，勤勤恳恳敷衍。
问责意识泛化：“问责”被视为推动工作的灵丹妙药，明知道有些要求不太合理、难以推行，却对下唯唯诺诺，对下重拳出击，通过问责、追责来恐吓基层去强行推进；只提要求，不给支持：任务是一定要完成的，上级的指令是不能提出异议的，但完成任务的条件是要靠自己创造的，支持、指导是没有的。在这种氛围下，基层工作的第一诉求就变成了“避责”和不出事，曾经一腔热血的员工，也逐渐变得推诿扯皮、不敢担当。一部分管理者，懒zheng、惰zheng“一刀切”，有功不奖，有过重罚：国央企的激励手段本就有限，还要考虑合规、公平性、群众意见等方方面面，所以多数国央企，赏罚并不分明，大部分是有罚无赏、有罚少赏，甚至重罚无赏，干得再好是应该的，但出了一点纰漏就动不动要被问责，付出没有回报甚至得到的是“负回报”，长此以往，再高的工作积极性也难免受挫，基层出于自保，不得不“躺平”拉倒。简单粗暴，不问实情：不顾实际情况的复杂性，问责“一刀切”，不问青红皂白全盘否定，基层干工作的同时还要背负巨大的心理压力，久而久之，干活、担责的人都吃亏吃怕了，
工作的第一诉求不再是“干事创业”，而是“安全至上”、“稳妥第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举个栗子，某公司经营业绩滑坡，但是，高层领导无责、上级单位/部门也无责，为什么？因为高层已经充分向下传导了指标、传递了压力、传达了上级指示和精神，该走的流程，该有的文件、汇报、会议、动作都有，所以不是决策层的问题，是经济大环境的问题、是市场的问题，是基层落实不力的问题。层层压实责任，给下级布置工作到位、责任落实到位、思想动员动作到位，最后你干不好、或干错了，当然是你自己的责任，过程中流程闭环、文件扎实、拍照留痕、台账规范、纪要齐备，一切痕迹，都说明上级该做的工作已经做了。就像课堂上，老师要求全体学生务必高度重视学科成绩、认真掌握每一个知识点、签署成绩目标责任书、承诺务必考**分，最后全班考试不及格，不是老师无能，是学生自己不努力。“找茬”式问责：把“追责”当成任务、指标来考核，“必须找出**个问题”，照本宣科，机械式问责。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需要及时调整策略，面对客户、供应商各色人等需要灵活应对，假若在基层工作的痕迹中一帧帧回放、一字字推敲，想找出一些瑕疵，那简直易如反掌。
选择性执法：追下不追上、问小不问大，柿子捡软的捏，只敢拿基层的小错误、小问题开刀；甚至将问责变成“整人”的工具，对自己人、GX户轻描淡写、轻拿轻放，对自己看不顺眼的人，则上纲上线，动辄拿出考究“文字yu”的精神，来为问责寻找依据。这种氛围下，“免责文化”应运而生，并由此衍生了留痕文化、推诿文化、躺平文化、表演文化等多个变种。归根到底，国央企的“过度追责”，恰恰是因为部分管理层的不担责，“领导”的本意是“带领、引导”，“管理”的内涵是“管人、理事”，
然而太多的管理者，打仗时只会躲在后方的安全区域遥控指挥、问责斩首，而从不亲自下场，带领队伍冲锋陷阵，既不能很好地带领、引导企业走向正确的方向，也无法正确地管人、理事。有这样的管理者珠玉在前，又怎能责怪基层不担当、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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