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国会在涉及贸易安全、对外政策、国家安全和地缘经济等领域采取越来越主动的政策立场，党派化风格也更加明显。Loper 案带给美国国会和行政机构的深层影响，将会传导至此后的涉华立法和政策制定中。
在美国最高法院的Loper Bright诉Raimondo案（Loper）中，推翻了长期以来的Chevron原则。尽管舆论大多关注这一决定可能增加成功挑战美国行政机构行为的机会，但被忽略的更深远的影响是，这一判决将影响美国政治政策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从立法、监管、执法，再到诉讼。由于这一生命周期始于美国国会的基础性立法行为，Loper案可能会改变美国国会的运作方式。由于Chevron原则在近几十年的历史上以广泛适用而著称，几乎触及美国的每个法律执行领域，并在大约18,000个下级法院判决中被援引使用。推翻这一长久广泛适用的规则，直接影响了美国行政机构的几乎所有执法行动，而对美国国会立法方式的变化可能是巨大的。
Loper案推翻Chevron原则
根据Chevron原则，如果相关国会制定的法律在特定问题上存在模糊性（包括沉默、空白），美国法院会对美国行政机构就该法律的“合理”解释给予普遍的尊重，即使法院可能认为有更好、更合适的解释。Loper案的判决批评Chevron框架“要求法院机械地给予行政机构的解释以约束力的尊重”，只要法律被发现是模糊的，而不问其他条件。该原则被认为过于“偏向”行政机构的法律解释，损害了宪法赋予美国司法机构的法律解释权力。
Loper案明确推翻了Chevron原则，大幅减少了对美国行政机构法律解释的尊重，要求法院完全独立地判断行政机构的行为和法律解释是否符合法律的文本意义和美国国会的立法意图。在每一个案件中，即使是法律模糊的情况下，法院也必须依靠“传统的法律解释方式”来确定法律的“最佳解释”，以判断行政机构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法院可以在其认为有说服力的范围内考虑行政机构的意见，但给予其普遍尊重的日子已经结束。美国法律中的模糊或空白，现在必须由美国国会通过更精确的立法来解决，而非通过法院尊重行政机构对模糊意图的解释来填补空白。Loper 案的判决，事实上遏制了美国行政机构几十年来不断扩张的立法权力，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包括美国国会通过模糊立法授予美国行政机构的自由裁量权。
Loper案对美国国会立法活动的影响
Loper案中提出的法院对行政机构执法权限的判断标准，是国会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Loper案明确指出，随着Chevron原则的消失，任何判决分析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将是，美国国会是否授予了行政机构执法的权限，法院称之为“明确的授权边界”。换句话说，法院会问，就被质疑的行政机构执法行动，法律是否对此有明确授权。Loper案认为，法律如果仅存在模糊的法律授权是不够的，不足以支持行政机构的行为。
Loper案解释了《马格努森-史蒂文斯渔业保护与管理法》（Magnuson-Stevens），美国联邦国家海洋渔业服务局（NMFS）认为该法赋予其向东北鲱鱼渔业的捕鱼公司收费的权力。在法律文本中，该法律在某些特定渔业中授权了此类收费权力，但不包括东北鲱鱼渔业。美国上诉法院使用Chevron原则，认为这种遗漏在法律中造成了模糊，并尊重了行政机构可以收费的解释。上诉法院的决定部分基于允许行政机构采取“为保护和管理渔业必要和适当的行动”的法律原则。
美国最高法院则认为，“必要和适当”这种广泛的语言不足以赋予行政机构在非明确指定渔业中进行收费的权力。它指出，法律对东北鲱鱼渔业特定问题的沉默和留白，并非允许行政机构在该渔业中可以行使同样的权力，法律的整体模糊性也不能赋予该权力，行政机构需要找到更具体的授权。
美国国会需要在立法时将法律制定得多具体呢？法院在其判决中表示，行政权力的授权必须是精确和具体的，以便赋予行政机构“某种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法院以某些法律‘明确授权’行政机构赋予特定法律术语以含义为例对此进行了解释。
当然，具体和精确的授权并不是美国国会一贯的做法，美国法典中充斥着广泛的授权语言。立法者常常依赖宽泛的法律语言和沉默留白，以允许甚至鼓励行政机构填补法规空白。美国国会这么做有多种原因，包括为政府运行提供灵活性，因为未来的实际问题往往难以预见，因为国会希望专门的行政官员充实法规，因为立法过程的模糊规定有时比具体条文更容易达成一致协议。在高度极化的美国国会中，立法语言细节中的“魔鬼”（故意的模糊之处）有时被留给联邦机构以便稍后调和。在某些情况下，模糊性也可能纯粹是无意的。
美国最高法院对更具体授权的新要求，将要求国会更精确地起草法案，授权写得太宽泛可能无法通过司法审查。然而写得太精确固定，国会可能无法覆盖本来期望的目标执法领域。这个难题在诸如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可能尤其突出，因为这些领域的实际问题尚未完全展现，国会的立法者可能也没有完全理解这些新领域的实际问题。
制定更精确的法律，只是美国国会面临困境的一部分。同样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国会将如何处理当前法律中许多广泛、模糊或沉默留白的授权，有些是多年甚至几十年前通过的。回过头来修正它们？让问题自生自灭？具体的决定将取决于法案起草者的利益和立法约束条件。
在对行政机构行为的每次司法审查中，除了其行为是否有“明确授权”以外，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行政机构的行为是否“违法”。这个法律通常是美国国会为行政机构实施和执行所制定的法律。Loper案将要求更精确的法律，从而需要国会更深入地理解问题，而不能仅仅广泛识别问题领域并将复杂的任务交给行政机构处理。这可能需要更多的专家国会工作人员，特别是那些通常控制其管辖范围内立法起草的专业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了解美国联邦法院和行政法官如何解释模糊法律可能也越来越重要，因为这些判例法将进一步告知国会，如何起草法律以实现其目标，并经受住未来的司法挑战。
一个典型的美国国会委员会，可能只有相对少数对特定问题有专长的工作人员，而一个联邦行政机构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专家人员，国会工作人员在起草新法律时将越来越需要寻求技术建议。如果美国国会能够胜任这一任务，就会证明美国大法官的信念是正确的：“当国会希望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时，它知道用明确的术语来表达，当它希望扩大行政自由裁量权时，它知道用宽泛的术语来表达。”（City of Arlington v. FCC, 569 U.S. 290, 296 (2013)）。
美国国会对Loper案的回应可能以各种方式展开，目前尚待确定的是，国会将如何应对起草更具体和精确的行政机构授权法律的任务。同样，考虑到立法机构的专业能力要求变得更高，国会将如何履行其职责，或者新要求将如何影响陷入细节谈判死局从而无法达成的立法动议。7月9日，美国众议院每个委员会的主席已经致信给其管辖范围内的行政部门和机构负责人，请求协助识别可能受Loper案影响的过去和正在进行的行政行为，包括自1984年以来的所有相关司法判决。每封信都表示，委员会领导“不得不强调Loper案的影响，并提醒你们该判决对你们权力设定的限制。”
在过去15年中，美国国会逐渐转向着重处理程序性事务，沿着日益党派化的路线制定法案、进行监督和确认提名变得更加容易，而几乎不需要少数党派的支持。与此同步，行政机构通过单边行政行动、行政规则制定、指导文件、执法倡议和总统人事任命，在执法政策制定方面也日益党派化。Loper案判决之后，少数党派声音在国会和联邦机构政策制定中的调和作用，以及国会和行政部门对联邦机构政策制定权的调整，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结论
全面解析Loper案对美国国会立法过程的影响，还为时尚早。但已经可以明确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对未来国会立法的精确性提出了更高的期望。Loper案因此将在整个美国公共政策制定中产生深远影响，从美国国会起草法律的方式开始，延伸到行政机构的执行和司法审查。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