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消失”的重新被看见

文摘   文化   2022-12-11 11:43   广东  

     (原文首发《羊城晚报》2022年12月11日,纸媒版略有删减)

     很喜欢在广州的光塔路上散步。高大的榕树,狭窄的街道,仿佛时空可以在斑驳与蜿蜒中穿越千年。很久以前,这里是城西番坊,周围寺庙林立,兴化寺、六榕寺、国庆寺、仁王寺、开元寺、光孝寺等等,还有高耸的伊斯兰教光塔。在那红墙边、榕树下,曾走过一个被大文豪徐渭描述为“高躯胡鬣口颊迷”的意大利人,他好奇地打量着这城里的一切,看到这里的人喜欢烧香拜佛爱占卦,聪慧能干且温顺服从,这个能说流利的中文,自称天竺僧的传教士名叫罗明坚,这一年是1580年。





      在读钟永宁这本《消失的铺路人——罗明坚与中西初识》之前,真的不熟悉罗明坚这个名字,但说起由他带领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却几乎人人皆识。因为历史中的利玛窦身影过于高大,在他之前的罗明坚几乎消失殆尽,这倒是应了那句很火的歌词: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钟永宁这本书偏要把被遗忘在时空黑洞里的英雄重新拉倒台前,让“消失”的重新被看见,且使用了一种与罗明坚本人极为契合的姿态来进行书写,那就是“温和而坚定”,不疾不徐的每一笔,如同罗明坚的每一步,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都认为大航海时代以来中西文化的交流始于利玛窦。其实利玛窦是在1583年9月10日由当时正好四十岁的罗明坚带着进入肇庆的,罗明坚似乎对多年以后的命运早有预见:“他(利玛窦)一定会变得更加重要,我必须消失。”正是一种被“预见”的消失,使得关于罗明坚的书写并不容易。

     对于真正的历史书写来说,史料就是你的工作范围,但是在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如何完成各种琐碎资料的拼图,如何能讲出一个有意义的故事却是需要历史观的指导的。写《漫长的余生》的罗新重提了“当下历史学人的重要责任”,他认为值得讲的故事来自社会的弱者与边缘人。罗明坚不是弱者,他是强者,否则无法开创那几乎无望的事业;但就最终被淹没于历史中的际遇来说,他是边缘人。我想钟永宁也是出于这样的历史责任感,才提起笔在一个宏大的中西文化初识的历史图景中,书写一个几乎被遗忘的传教士的命运。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眼界与历史责任感,在这本书里,读到的故事虽然主要发生在大明帝国的南方边缘,却完全可以指涉整个社会的样貌;读到的人物虽然连长什么样子都没有具体的史料参照,却能在掩卷之时觉得他虽样貌模糊却气质完整性格坚定地向自己走来。

      罗明坚这样一个人物该如何塑造在这里既是历史的也是文学的。他的性格不是作者总结出来的几个词,而是将这个人物重新置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由他的选择来表明。所以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在被同院神父为难、被普通民众误解、被官员拒绝的时候罗明坚都没有退缩,他一次次无怨无悔从头再来,他坚持学习中文,并且摒弃当时传教士们普遍怀揣的欧洲文化优越感,践行认同中国文化的适应性传教策略,正是这些被还原的细节建构了一个为信仰勇往直前的人物。

      如何书写一个带着异质文化进入的传教士,也许最好的选择就是始终置于文化关照的视野下。罗明坚进入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生态,他的做法就是真心融入。他学习阅读儒家经典,翻译《四书》。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罗明坚成为明代第一个用中文作诗的传教士,常常参加各种雅聚,与官员、文人唱和,他的踪迹还远至浙江、广西等地。钟永宁以“了解之同情”客观、中立、生动地还原一个具有标本意义的历史人物的鲜活生命。同时,通过罗明坚的个体命运,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通过他为传教而东奔西走建构起来的的人际网我们再一次认识了利玛窦、范礼安、王泮、陈瑞、郭应聘、沙忽略、桑切斯等历史人物;通过罗明坚的传奇机遇,读者也与大明帝国万历年间的政治风云、阶层命运、社会组织、文化传统又一次相遇,摸索着体会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逻辑。

     钟永宁写到罗明坚第一次在广州城西番坊停留时这样描述:“罗明坚单独在屋里学习中国话,门外不时传来叫卖肉、鱼、蔬菜、水果的声音。”当年罗明坚住过的小屋早已不可考,但从明朝时就以有井水甘甜而得名的甜水巷今日仍凝聚着老广的烟火气与粤语,世事变迁,许多事情烟消云散,但这座城的开放与包容仍然存在,中西文化的交融在光塔路、甜水巷、福地巷里总有注脚,斑驳光阴中钟永宁的文字让我们听到了宝贵的回音。






茉茉书房
一方小小心田,种桃种李种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