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极端扩张与社会的反向回摆是此消彼长的历史过程。西方所提倡的国际秩序，其发展史并非人类普世价值的自然流露，而是权力逻辑支配下的产物。中国及其它新兴力量必须直面国际秩序的复杂性，摆脱对单一价值体系与市场逻辑的迷信，从宏大历史链条中寻找突破的关键。身处大棋局之中，抽象、简单的经济学模型、以及过于短暂的时间序列数据，常常无法真实描绘所处的时代背景，更遑论推演国际秩序的变化。这对于资产配置而言是巨大的灾难，因为从2018年开始，国际局势的变化常常在更高维度上牵引着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再进一步，如果熟悉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金融史的话，我们甚至能够以史为鉴，提前预判到一些地区的热战。这两年来，各个首席经济学家们热衷于传播和扩散无力感。但在我看来，真正的垃圾时间或许并非今天，而是二十年前全球化、自由化浪潮如日中天之时。那是一个被经济增长和技术革新迷惑的时代，弗朗西斯·福山甚至认为人类社会已接近终极形态，并一举成名。历史变化和发展有其极其复杂的规律。二十年前全球化、自由化的浪潮，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复杂性的一部分，它掩盖了矛盾、冲突与分化，并让某些人将此种情况视为常态。特别是从这一浪潮中显著受益的中国，上一代人成长在过于舒适的环境中，未曾经历深刻的危机，却提炼出了很多所谓的规律和原理，当时移世易、主次矛盾早已发生变化时，这群人仍然在不遗余力地削足适履。举个例子，哪怕美国挥舞关税大棒，仍然会有人建议“0报复”作为最优解，这种观点的核心逻辑是通过保持低调避免进一步激化冲突，从而维持原有的全球化红利。从经济学模型上，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完全没有错。但如果在模型上加入一个函数，即“0报复将会招致更多的关税或限制、打压措施、从而具有未来预期福利函数的损失”，我且问问整个模型的解是否需要重新变化呢？所以黄铮说：“人的思想是很容易被污染的。”这句话太对了，所有人的常识都是“面对美国强权干预规则的行为，不报复是不行的。”但这时候有经济学家或者大佬说“零报复是最优解”，你甚至会下意识地想试图理解他、思考这种言论是不是具备合理性。可以说，目前国内舆论场上，右的思想和声音过于泛滥，而另一种叙事、另一种解释国际秩序的视角却长期匮乏。缺乏厚重理论支撑的“网红国师”流于浅薄，在进一步削弱思想表达的可信度同时，也让许多原本就脆弱的观点体系岌岌可危。与此同时，所谓的“自发市场秩序”正遭受越来越多现实的冲击，解释力也越来越弱：依靠单一的市场机制来解释与预测当前的国际秩序变化，本身就是一厢情愿。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中，需要反思的是：在缺乏观点交锋的舆论场上，纯粹用右的思想和立场来批评和否定现状、却绝口不提主要矛盾的转变，以及，通过加剧马太效应为代价继续换取名义总量的增长路径是否仍然可持续？经济学家中，许多人将奥派奉为圭臬，但是硬币的另一面，是否是“愿意放弃平等来换取增长的人，他最终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增长？”当前舆论场的核心问题在于对市场自由和自发秩序的近乎宗教式的信仰。这种思想倾向于将市场视为一种能够自动校正的机制，而忽视了市场本身可能带来的不平等、外部性以及对社会稳定的潜在冲击。哈耶克甚至将自由市场视为文明的基石，主张任何形式的干预都可能破坏这一秩序。然而，这种逻辑在实践中常常显得理想化：例如，在面对外部强权干涉规则、内外经济格局急剧变化时，市场的“自发秩序”往往无能为力。这种忽视权力与经济深层次关系的理论基础，正是波兰尼批判的核心。波兰尼认为，现代市场经济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通过国家的干预和暴力强制建立起来的。在历史上，市场原本被嵌入社会关系之中（即“嵌入性”），并服从于社会和文化的需求。工业革命及其后的“市场社会”是一个历史异常，而非普遍规律。波兰尼的批评要点包括：
- 市场的去嵌入性：市场经济将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等本不应被商品化的要素转化为“虚拟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ies），从而破坏了传统社会的稳定。
- 国家的作用：自由市场的形成依赖于强有力的国家干预（例如圈地运动、殖民扩张、货币政策等）。哈耶克所追求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结果，而非自然秩序。
哈耶克认为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实现了理性资源分配，而这种理性高于任何个人或集体的计划。但波兰尼认为，市场的理性是一种狭隘的经济理性，忽视了更广泛的社会目标和道德需求。尤其是在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被商品化之后，市场逻辑会将社会问题简化为经济效率问题，从而牺牲社会的整体福祉。波兰尼进一步指出：
- 社会的不稳定性：自由市场将社会福利置于利润驱动的逻辑之下，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
- 伦理与价值的丧失：市场逻辑的扩张侵蚀了社会关系中的伦理基础，将人类的社会关系降级为市场交换关系，破坏了共同体的凝聚力。
哈耶克强调的市场自由，在实践中已多次被证明难以持续。当教育、医疗、住房等与民生直接相关的领域而言，市场逻辑不能替代社会需求，当这些不应被商品化的要素被强行纳入市场体系，原本的社会嵌入性被撕裂，进而引发社会不稳定与周期性动荡。当市场自由侵犯社会自由，甚至危及社会的基本稳定时，政府的干预便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这便是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理论所揭示的核心逻辑：市场的极端扩张与社会的反向回摆是此消彼长的历史过程。
当市场逻辑被某些人推崇备至时，其对国际秩序理解的偏颇也就不言而喻。在传统西方叙事中，自由市场与国际规则似乎天然一致，国际法与“普世价值”被视为人类社会趋于终结与和谐的标志。上周，历史学大师佩里·安德森教授在中国访问，有幸到现场聆听其观点，他深刻剖析了国际法、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中的历史遗产和现实挑战，并以历史和哲学的双重视角，对国际法的“普世性”提出质疑，而这，其实恰恰是国内抱持“市场”和“自由”观点和推崇西方所提倡的秩序的学者，最应该补上的一课和直面的质疑。
安德森教授认为：西方所提倡的国际秩序，其发展史并非人类普世价值的自然流露，而是权力逻辑支配下的产物。从殖民时代到现代国际关系，国际法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功能与理论构建无不服务于西方强权的利益。安德森教授强调，国际法从未真正超越权力政治的束缚。从最初的“文明”概念到现代的“人权”话语，其核心始终是为强权行为寻找合法性。在殖民时期，西方以“自然法”或“文明”之名掩盖对资源的掠夺。而在现代秩序上，西方国家也常常以“维护和平”或“捍卫人权”为由，为干涉性行动提供借口。时至今日，国际法的“普遍性”神话正在瓦解，发展中国家要求更多的制度话语权。建立多元文化下的国际法理论框架是未来的重要任务。仅仅依赖西方哲学和权力基础的国际法无法真正实现公平正义。当代秩序的嬗变不仅关乎经济，更关乎权力的再分配与思想的再锚定。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要求更多制度性话语权，中国在这一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被推向前台。在一个已经告别“历史终结”的时代，中国及其它新兴力量必须直面国际秩序的复杂性，摆脱对单一价值体系与市场逻辑的迷信，从宏大历史链条中寻找突破的关键。
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配置的逻辑也在发生深刻变革。过往周期中适用的简化模型，如今面对的是多层次博弈：地缘政治风险与产业链重组、南北关系的再平衡与区域合作的强化、双边或多边框架下的逆全球化浪潮、技术封锁与通胀结构性变化……这些都需要身处当前时代的人们拥有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与更深入的政治经济学素养。当跨境资本流动不再是单纯的收益与风险函数，而隐含地缘、制度、权力的维度，传统的模型难免失灵。
波兰尼的批判提醒我们，现阶段，必须要将市场重新嵌入社会，而安德森的剖析则警示我们，需要将国际法与国际秩序重新嵌入多元文明和真实历史中。对于中美而言，未来的国际秩序也绝非靠一两个国家或学派一厢情愿的意志达成，它是一个多边博弈、制度变革与价值重塑的过程。
而这也意味着一个残酷的事实：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中，很多决策绝非“经济友好型”。安全、实力、区域联盟的稳定，常常会凌驾于短期经济利益的考量之上。要正视残酷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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