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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reedom
by Timothy Snyder
论自由
作者：蒂莫西·斯奈德
作者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1969—）系当今美国最知名历史学家之一，现为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维也纳人文科学学院终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东欧史。
关于自由的精彩探索——自由是什么，它是如何被误解的，以及为什么它是我们生存的唯一机会。
作者是著名的耶鲁大学历史学家、《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论暴政》的作者蒂莫西·斯奈德，他被称为“我们黑暗时代的主要诠释者”。
作为历史学家，他为我们重新解读了政治崩溃和大规模杀戮，令人震惊。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将这些知识用于咨询和预测，致力于反对国内外的专制主义。他的《论暴政》一书激励了全世界数百万人为自由而战。现在，在这本政治哲学力作中，他帮助我们看清了我们到底在为什么而战。
自由是美国人的伟大承诺，但正如斯奈德所言，我们已经忘记了它的含义，而这正把我们带入危机之中。我们中的许多人将自由视为没有国家的存在。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事、说话，并保护自己不受政府的过度干预，我们就是自由的。但真正的自由与其说是“免于”，不如说是“自由”——茁壮成长的自由，通过共同努力为我们选择的未来承担风险的自由。自由是使所有其他价值成为可能的价值。
斯奈德从哲学家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著作、与当代思想家的对话以及他自己在美国特殊主义时代的成长经历中汲取养分，确定了能够让我们设计出一个让我们和后代都能蓬勃发展的政府的做法和态度——思维习惯。我们逐渐认识到传统的重要性（右派的主张），同时也认识到制度的作用（左派的观点）。这本书既亲切又雄心勃勃，有助于达成一种新的共识，这种共识植根于一种富足、慷慨和优雅的政治。
部分选译
“读新书”译
序言
“觉得如何？"当我躲进玛丽亚井然有序的小木屋门框下，回到阳光和瓦砾中时，玛丽亚穿着鲜艳的衣服，微笑着问我。
“一切如常吗？” 的确如此。她的地毯和毯子铺成漂亮的直线图案，让人想起乌克兰的未来主义艺术。 连接发电机的电线摆放齐整，水瓶也近在咫尺，床上放着一本厚厚的书。
她的临时金属住所是由某国际组织提供，在外面，在一条线上正晾晒着羊毛衫。长凳上放着一个漂亮的木抽屉，里面铺着毛毡，就像一个打开的潘多拉盒子。
当我夸奖她时，玛丽亚把抽屉作为礼物送给了我。那是她家的一件孤零零的遗物，她家就在我们面前，被炸弹和炮弹炸成了一片废墟。她紧张地抬头望着一架飞过的飞机。她叹息道：“一切都发生了，都没有必要。”
像村里的每一栋房子一样，玛丽亚的房子也在他国进入乌克兰时被摧毁。波萨德-波克罗夫斯凯位于乌克兰最南部，是他国军队推进的边缘地带。它坐落在这片肥沃地区的向日葵田中。2022年末，乌克兰军队将他国军队赶出了火炮射程，因此本地人才得以安全返回，或者像，在2023年9月我这样前往参观。
坐在长椅上听着玛丽亚的讲述，我想到了自由。可以说，村庄已经解放了。它的人民自由吗？
可以肯定的是，玛丽亚的生活中已经没有了可怕的东西：每天都面临着暴力死亡的威胁，被施暴者和杀人者占有。但即便如此，这就是解放吗？
玛丽亚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独自一人生活。现在，她有了自己整洁的小居所，肯定比无家可归时更自由了。这是因为家人和志愿者来帮助她了。还因为政府采取了行动，她觉得自己的一票与政府息息相关。
玛丽亚并不抱怨自己的命运。当她谈到她的总统所面临的艰难挑战时，她哭了。 我和她在谈话中使用的乌克兰语 “去占领”（de-occupation）比传统的 “解放”（liberation）更准确。它让我们思考，除了消除压迫，我们可能还需要什么才能获得自由。毕竟，要让一位年长的妇女有能力接待客人，并像一个有尊严的人那样进行正常的交往，是需要付出努力的。我很难想象玛丽亚如果没有一间合适的房子，没有一把椅子，没有一条通往道路的畅通无阻的道路供她的助步器使用，她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自由不仅是没有恶，而且是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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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南部是草原，北部是森林。在访问该国北部一个未被占领的小镇时，我对自由有了类似的想法。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友好学校送完孩子后，我来到亚希讷的一所废弃校舍，他国占领者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小型集中营。在村子被占领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国人把350名平民，也就是村子里的全部人口，挤在面积不到200平方米学校地下室。村民中有70名儿童，最小的还是个婴儿。
2022年4月，亚希讷被解除占领，我于当年9月前往探访。 在一楼，他国士兵毁坏了家具。在墙壁上，他们留下了对乌克兰人非人化的涂鸦。这里没有电。借着手机的光亮，我来到地下室，仔细观察了墙上孩子们的画作。我可以读懂他们写的内容（“反对战争”）；我的孩子们后来帮我辨认出了画中的人物（比如游戏“我们之中”中的冒牌货）。
门框边上有两张用粉笔写的名单，上面写着死者的名字：一边是被处死的人（据我所知，共有17人）；另一边是累死或病死的人（据我所知，共有10人）。 当我到达亚希讷时，幸存者已经不在地窖里了。
他们自由了吗？解放意味着悲痛已经消散。但成年人需要帮助，孩子们需要一所新学校。小镇不再被占领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在幸存者从地下出来时就结束亚希讷的故事，那将是错误的，就像在轰炸停止时就结束波萨德-波克罗夫斯凯的故事一样。受托保管亚希讷学校钥匙的先生请求帮助修建一个操场。在一场毁灭的战争中，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愿望。用导弹杀害儿童，绑架他们进行同化。但仅仅消除这些罪行是不够的，仅仅解除占领也是不够的。孩子们需要玩耍、奔跑和游泳的地方，需要练习做自己。孩子无法创造公园或游泳池。青年的乐趣在于发现世界上的这些东西。为年轻人和老年人建立自由的结构需要集体的努力。
在这里，自由的主题触手可及，无处不在。他国进入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一个月后，我与一些乌克兰立法者进行了交谈：“当我们没有逃跑时，我们选择了自由。” “我们为自由而战。” “自由本身就是选择。”
不仅仅是政治家。在战时的乌克兰，与士兵、寡妇和农民、活动家和记者交谈时，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自由这个词。
有趣的是，他们是如何使用这个词的。他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被占领，乌克兰人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把自由说成是从邪恶中解放出来、没有邪恶。但没有人这样做。
当被问及自由的含义时，与我交谈过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明确指出是从他国人那里获得的自由。一位乌克兰人告诉我：“当我们说自由时，我们并不是指‘从某种事物中获得自由’。”另一个人把胜利定义为 “支持某些东西，而不是反对某些东西”。
占领者阻碍了人们对世界正在开放、下一代将过上更好的生活、现在做出的决定将在未来的岁月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认识。必须消除压迫，获得哲学家所说的“消极自由”。但是，解除压抑、消除伤害只是自由的必要条件，而不是自由本身。一位在康复中心的士兵告诉我，自由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在战后实现自己的目标。一位等待安装假肢的老兵说，自由就是他儿子脸上的笑容。一名正在休假的年轻士兵说，自由就是他想要的孩子。他们的指挥官瓦列里·扎卢日尼在隐蔽的参谋室里告诉我，自由意味着有前途的正常生活。
自由意味着未来，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会更好。它是不断扩大和成长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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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我旨在定义自由。这项任务首先要从过度使用和滥用中拯救这个词。我担心的是，在我自己的国家美国，我们在谈论自由时却没有考虑到自由是什么。美国人经常想到的是没有某种东西：占领、压迫，甚至是政府。我们认为，只要政府不插手，个人就是自由的。消极自由是我们的常识。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很容易将自由视为我们与世界的对抗，而消极自由的概念允许我们这样做。如果障碍是唯一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一切正常。这让我们感觉良好。我们认为，如果不是外面的世界对我们不公，我们将是自由的。
但是，消除世界上的某些东西真的足以让我们获得自由吗？难道增加一些东西不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吗？
如果我们想要自由，就必须肯定，而不仅仅是否定。有时，我们需要破坏，但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创造。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需要根据我们的认知和价值观来调整世界和我们自己。我们需要结构，正确的结构，道德的和政治的结构。
美德是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诗人说：“石墙不能成为监狱/铁栏不能成为牢笼”。有时是，有时不是。压迫不仅仅是阻挠，还有其背后的人类意图。在乌克兰的顿涅茨克，一座废弃的工厂变成了艺术实验室；在占领下，同一栋建筑变成了酷刑设施。一所学校的地下室，就像在亚希讷一样，可以成为集中营。
早期纳粹集中营就设在酒吧、旅馆和城堡里。第一个永久性集中营达豪集中营位于一个废弃的工厂内。奥斯威辛集中营曾是波兰的一个军事基地，目的是抵御德国人的进攻。科泽尔斯克是一个苏联战俘营，波兰军官在被处决前曾被关押在这里，这里曾是一座修道院。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曾在这里设置了一个著名问题的对话： 如果上帝死了，一切都可以吗？
没有更大的力量能让我们自由，也没有更大的力量能让我们自由。大自然给了我们自由的机会，仅此而已。我们被告知 “生而自由”：这是不真实的。我们生来就呱呱坠地，被脐带缠绕，沾满女人的鲜血。我们能否获得自由，取决于他人的行为，取决于促成这些行为的结构，取决于赋予这些结构活力的价值观——只有到那时，才会有一丝自发性和我们自己选择的勇气。
阻碍或促成这些行动的结构是物质的，也是道德的。我们如何谈论和思考自由至关重要。自由始于让我们的思想远离错误的观念。观念有对有错。在一个相对主义和懦弱的世界里，自由是绝对中的绝对，是价值中的价值。这并不是因为自由是所有其他事物都必须屈服的唯一美好事物。而是因为自由是所有美好事物在我们内部和我们之间流动的条件。
这也不是因为自由是死去的上帝或空洞的世界留下的真空。自由不是一种缺失，而是一种存在，是一种我们选择多重承诺并在世界上实现其组合的生活。
美德是真实的，就像天上的繁星一样真实；当我们自由时，我们学习它们，展示它们，让它们焕发生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美德的选择决定了我们的意志和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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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认为自由是消极的，是没有这个或没有那个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只要消除障碍就能获得自由。在这种思维方式中，自由是宇宙的默认状态，是在我们扫清障碍时由某种更大的力量带给我们的。这种想法太天真了。
美国人被告知，我们的国父、我们的民族性格或我们的资本主义经济赋予了我们自由。这些都不是真的。自由是无法给予的。它不是遗产。我们称美国为“自由国家”，但没有一个国家是自由的。厄立特里亚持不同政见的诗人Y. F. Mebrahtu在谈到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言论差异时说：“他们谈论的是国家，我们谈论的是人民。”只有人民才能自由。如果我们相信其他东西会让我们自由，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我们必须做什么。当你相信自由是被赋予的那一刻，它就消失了。
美国人倾向于认为，自由就是把东西清理掉，资本主义会为我们做这些工作。相信这种或任何其他外在的自由来源是一个陷阱。如果我们把自由与外部力量联系起来，有人告诉我们外部世界带来了威胁，我们就会为了安全而牺牲自由。这对我们来说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本来就不自由。我们认为，我们可以用自由换取安全。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自由与安全是相辅相成的。《美国宪法》序言指出，在追求“自由之福”的同时，还要追求“普遍福利”和“共同防卫”。我们必须拥有自由和安全。人们要获得自由，就必须感到安全，尤其是在儿童时期。 他们必须有机会了解彼此和这个世界。然后，当他们成为自由的人时，他们会决定冒什么风险，出于什么原因。
当他国进入乌克兰时，泽连斯基总统并没有告诉他的人民，他们需要用自由来换取安全。他告诉人民，他将留在这个国家。在我访问叶海恩之后，我在他位于基辅沙袋后面的办公室里与他进行了交谈。他称解除占领是恢复安全和自由的机会。他说，“剥夺自由就是不安全”，“不安全就是剥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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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就是了解我们的价值所在，并将其付诸实践。因此，自由取决于我们能做什么，而这又取决于其他人，我们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
当我在从基辅出发的西行夜车上写这篇序言时，我知道还有多久才能到达波兰边境。有了这些知识，就有了一点安全感，也有了一点工作的自由，这要归功于其他人的劳动。铁路线是别人铺设的，遭到炮击时也是别人修理的；车厢是别人建造的，也是别人照看的；火车是别人驾驶的。乌克兰军队在解除对城市的占领时，会升起国旗并分享照片。但当铁路服务恢复时，乌克兰人往往认为城市已经解放。
他国的宣传人员声称，没有对与错，因此一切都被允许。在被占领的乌克兰，在我看到的布哈死亡坑、波萨德-波克罗夫斯凯等废墟定居点、亚希德内等集中营中，这种观点的后果无处不在。在乌克兰的士兵说他们摧毁的城市是“解放”。的确：在他们看来，所有障碍都已被清除。他们可以用推土机推平废墟和尸体，就像在马里乌波尔那样，建造其他东西，然后卖掉。在这种消极的自由意义上，他们可以自由地谋杀和偷窃。
我脚下的车轮和铁轨并没有让我自由，但它们却载着我前进，为我的自由创造了我自己无法创造的条件。如果没有火车，或者他国摧毁了基辅火车站，我现在就不会那么自由。如果他国摧毁了公共设施和公立学校，乌克兰人民也不会更加自由。
我们不是通过拒绝政府来实现自由，而是通过肯定自由作为良好政府的指南来实现自由。我相信，从自由的正确定义出发进行推理，会让我们找到正确的政府。因此，本书以关于自由的引言开始，以关于政府的结论结束。中间的五章为我们指明了从哲学到政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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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如何体现的？作为原则的自由和作为实践的自由之间的联系就是自由的五种形式。
这些形式创造了一个人们根据价值观行事的世界。它们不是规则或命令。它们是共同行动与自由个体形成之间的逻辑、道德和政治联系。这些形式解决了两个明显的难题：自由的人是一个个体，但没有人能够单独成为一个个体；自由在一生中就能感受到，但它必须是几代人的努力。
这五种形式是：主权，即学会做出选择的能力；不可预测性，即根据个人目的调整物理规律的能力；流动性，即根据价值观在空间和时间中移动的能力；事实性，即对世界的把握，使我们能够改变世界；团结，即认识到自由是每个人的自由。
自由的劳动始于母亲的劳动之后。婴儿具有评估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潜能，他在他人的支持和陪伴下发展出必要的能力。这就是主权。
成年后，一个年轻人学会观察世界的现状，并想象它可能是怎样的。一个有主见的人将自己选择的美德与外部世界相结合，创造出新的东西。因此，不可预测性是自由的第二种形式。
我们的身体需要去的地方。作为年轻人，我们无法为自己创造条件，让自己成为一个拥有主权且不可预测的人。但是，一旦创造了这些条件，我们就会反抗使这些条件成为可能的制度，走自己的路。
这种流动性，即第三种形式的自由，是值得鼓励的。 我们可以只做我们知道怎么做的事情，只去我们能去的地方。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会伤害我们，而我们知道的东西会增强我们的力量。自由的第四种形式是事实性。 没有人能够独自获得自由。从实践和道德上讲，你的自由意味着我的自由。这种承认就是团结，是自由的最终形式。 解决自由问题的办法并不像某些右翼人士所想的那样，是嘲笑或放弃政府。解决办法也不是像某些左翼人士所想的那样，忽视或抛弃自由的言论。自由为政府辩护。自由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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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遵循论证的逻辑和生活的逻辑。自由的前三种形式与人生的不同阶段有关：主权与童年有关；不可预测性与青年有关；流动性与青年有关。
事实性和团结是自由的成熟形式，使其他形式成为可能。每种形式都有一章。
在导言中，我从自己的生活出发，从我记忆中第一次思考自由开始：1976 年夏天，美国建国二百周年。我将根据自己五十年来所犯的错误，试图说明一些对自由的误解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纠正这些误解。最后，我将描述一个良好的政府，一个我们可以共同创建的政府。在这里，我想象了一个2076年的美国，一个自由的国度。
书中的章节分为若干小节。其中一些是我在试图解决某个哲学问题时突然想起的回忆。这些闪现的回忆使我能够进行一些反思。它们让我能够对早年的自己采用苏格拉底式的谦逊方法：质疑言语的意义和生活的习惯，唤醒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知道的东西。这样做的目的是唤醒我当时并不清楚的关于这个国家和自由的真相——如果我没有经历过早先的那些经历，我现在也不会清楚这些真相。
（我希望）这是一种适合历史学家的哲学方法，而我正是历史学家。我依靠历史实例，对某些地区的过去比其他地区了解得更多。
这是一本关于美国的书，但我将其与西欧、东欧、苏联和纳粹德国进行了比较。 我在这里与古代、现代和当代的哲学家进行讨论。有时我会隐晦地引用，但细心的人会发现。我明确引用了五位思想家： 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莱塞克·科瓦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伊迪丝·斯坦（Edith Stein）和西蒙娜·魏尔（Simone Weil）。这些人物都不是美国人，在美国也不为人所知；除了少数例外，他们既不居住在美国，也没有关于美国的著作。来自另一种传统的提示（或另一种语言的术语）可以使我们摆脱误解。我从每位思想家那里改编了一个概念，以推进论证；我并不声称他们在每个问题上都相互一致（或与我一致）。
本书是保守的，因为它借鉴了传统；但又是激进的，因为它提出了新的东西。它是哲学，但又紧扣经验。
本书中的一些短语是我在病床上，在一场几乎夺去我生命的疾病中，在断断续续的意识清醒时写给自己的短信。论点是在美国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里给学生上课时构思的。
以下大部分内容是我在三次前往战时乌克兰的旅途中写下的。 基本问题是由读者提出的。我的著作《血地》和《黑土地》是关于大规模屠杀的研究，它们引发了公众讨论，使我转向本书的伦理主题。如果我能描述最坏的情况，难道我不能开出最好的药方吗？在我出版了政治小册子《论暴政》和当代史《通往不自由之路》之后，有人问我，一个更好的美国会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我的答案。
定义自由与捍卫自由是两种不同的抱负。我拷问自己，我拷问他人，他人也拷问我。 方法是答案的一部分：关于自由，也许存在真理，但我们不会孤立地或通过演绎来获得真理。自由是积极的；围绕自由展开论述，就像生活在自由之中一样，是一种创造行为。 本书意在以身作则，弘扬它所推崇的美德。我希望它是合理的，但也是不可预测的。它是清醒的，但也是实验性的。它颂扬的不是我们是谁，而是可能属于我们的自由。 窗外旭日东升。边境临近。我开始了对夏日的思考。
导言
自由
1976年夏天，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俄亥俄州的一个农场里。天空中飘过几缕云彩，脚下踩着碎石。一个六岁、快七岁的男孩站在农舍旁排队敲钟：我曾经是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我。
一条碎石小道从乡间小路蜿蜒而上。小路在山顶拐弯，在一棵横跨玉米地头几行的枫树和一棵遮住农舍的老梧桐树之间。枫树上挂着一个秋千，从我跃入大地的那一刻起，秋千就在慢慢摆动。穿过农舍，小路一直延伸到两块圆形玉米地和一个老式木制谷仓，然后渐渐变成一条向下倾斜的小路，通向一个池塘。小路两边是我所想的化石和箭头田，现在覆盖着高高隆起的玉米秆。
我和母亲一家来到农场，庆祝夏天的生日，纪念美国独立 200 周年。 每个堂兄，从大到小依次轮流敲钟。它独特的双响在我的童年中回荡：当钟的拍子与钟不经意地第二次相碰时，一阵美妙的高音随之响起，接着是尴尬的低音。
钟有缺陷。
轮到我了。这口钟和我一样重，但它安装得很好，我知道如何移动它。我双手紧握绳子，闭着眼睛，身体向后倾斜，使身体成为一个杠杆。重力让我成功了。钟声响起，清晰而不完美。我睁开眼睛，身体依然后仰，只看到一片蔚蓝。
我在思考自由。
每个孩子敲完钟后，我们都翻滚着穿过一个粉刷过的纱窗门廊，门廊远处的墙上挂着一根乳齿象牙。我在那里停了一会儿，找了找我的运动鞋，然后踏进厨房，最后一个加入为默祷而围成的圆圈。我瞥见了挂在身后墙上的外寄邮件篮。自由钟的邮票引用了刻在钟上的圣经箴言：在禧年，“在全地宣告自由”。
自由钟裂开了。裂缝就在邮票上。
这口钟是1752年为费城宾夕法尼亚州州府铸造的，当时是为了庆祝另一个禧年，即殖民地《特权宪章》颁布半个世纪。我们现在看到的瑕疵是在1846年乔治·华盛顿生日时敲响的。
《圣经》经文的下一句话为我们解释裂缝提供了一种方法： “你们要各归其业，各归其家。”（《利未记》25:10）。十九世纪，废奴主义者将这句话解读为号召结束美国奴隶制。他们将费城州政府大楼的大钟作为自己的标志，并为其取名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自由钟。后来，妇女参政权运动也使用了自由钟。
1976年，这枚邮票编纂了一个爱国传说：1776年7月在费城宣读《独立宣言》时敲响了自由钟。当时既没有敲响这口钟，也没有以这口钟命名。自由钟的命名是为了纪念那些没有获得自由的人。它被用来宣称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不是纪念一个理想的过去。
二百周年纪念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一个棘手的想法。它把我召唤到一个两个世纪前就已经实现了自由的世界，因为有什么东西，一个大英帝国，被清除了。我们，美国人，应该永远获得解放。作为二百周年纪念的象征，自由钟被剔除了对妇女和黑人的提及，暗示着自由的完美成就早已完成。
初看起来，自由是一种缺失，政府应该让我们每个人平等地独处，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这种直觉的合理性来自于剥削的历史。传统上，一些人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因为他们剥削奴隶和妇女的劳动。那些因为支配他人而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人将自由定义为没有政府，因为只有政府才能解放奴隶或赋予妇女权利。将自由钟与美国革命混为一谈，回避了自由是什么以及自由钟为谁而鸣的问题。
快七岁的时候，我听说过地下铁路这个词，也曾想过躲在农舍地窖里会是什么样子。但我不会想到，美国的独立是否意味着每个人的自由。与我同龄的黑人孩子不需要问，因为答案就在那里，就在生活中。
飞翔
钟声敲响，自由的时间，晚餐时间到了。由于离我的生日最近，我排在队伍的最前面。自助餐从通往门廊的门开始，然后沿着厨房四周的柜台摆放：先是甜角（还在锅里煮着），然后是肉、蔬菜和土豆泥，接着是砂锅菜、面包、甜点和咖啡。 如果有人想吃，门廊上还有一个西瓜，待会儿可以切片在外面吃。
厨房里摆放着一张桌子，其他桌子分布在一楼，有些桌子的下面摆放着祖先的画像。在这些肖像中，有一张装裱好的房契，还有俄亥俄州颁发的证书，证明这里已经连续拥有了一个世纪。我母亲的家族在这里经历了 1812年战争、南北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母亲出生在这里。我的父亲出生在县的另一边，另一个农舍里。 我母亲在一家以俄亥俄州一位发明家名字命名的医院生下了我，当时正值越战期间，1969 年登月几周后。莱特兄弟的比空气重的飞行项目是在往北几英里的代顿自行车店里实现的。
代顿是美国伟大的创新和工业中心。这里是首次商业货运飞行和首次直升机飞行的地点。1900 年，这里成为铁路枢纽，联合车站每天有数十个站点。与医院同名的查尔斯·凯特林发明了汽车电启动器。他开始在国家收银机公司（今天的NCR）工作，创建了DELCO（代顿工程实验室公司），并领导通用汽车公司的研究工作。
20世纪70年代，当我还是俄亥俄州西南部的一个男孩时，这三家公司和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是当地的主要雇主。工人们都加入了工会。农民们称国家收银机公司为“现金”，称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为“战场”（而城里的孩子们则称“NCR ”和 “Wright-Pat”）。
第一个登上月球的阿姆斯特朗来自俄亥俄州代顿北部的瓦帕科内塔。小时候，我们参观过他在那里的博物馆，并见到了他本人。我的外祖母有一张这位宇航员的签名照。她的弟弟是一名飞行员和工程师，曾在航天飞机上工作；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发射是我童年时代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一幕，然后跑到外面仰望天空。1903 年的重于空气飞行、1969年的登月、1981年的航天飞机：这一轨迹预示着未来的冒险流动。
我的父母在俄亥俄州克林顿县的农场长大，之后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场度过的。夏天，祖父让我和兄弟们去干活，还带我们去县集市。他把他的旧棒球棒和手套放在门廊的门边，好像随时都可能爆发一场比赛。我带着自己的手套，想方设法在谷仓里练习棒球。辛辛那提红队可能正在屋里看电视，而我却在外面玩着想象中的游戏。我的外祖母教我不要把甜角煮太久，与我分享她的历史小说，并对一个人说话的方式进行深思熟虑的批评。她曾在一间教室的校舍里教过我父亲。
在县城的另一边，在我外公外婆的房子里，我喜欢在楼上躲避，那是一栋带钟的房子。在外祖母的化石收藏中，我沉浸在她关于过去、现在和另一种未来的书籍中：古生物学、动物学、《时间的皱纹》。 1982年元旦，我在阁楼上读到波兰实施戒严令的消息时，阁楼又冷又透风。在报纸上，美国人担心不稳定和核战争，但我却感觉到一些生动有趣的事情——在杂志的照片中，装甲运兵车的灰色和肮脏的积雪与被镇压的“团结工会”旗帜上的一点红墨水形成鲜明对比。
大屠杀
在我的童年时代，苏联似乎总是近在咫尺——《读者文摘》刊登关于苏联和美国核武库的文章中，洲际弹道导弹只需几分钟的飞行时间。对超级大国破坏力的痴迷，让我们忽略了冷战中的直接受害者，比如我们不断入侵的拉美人和苏联不断入侵的东欧人。
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国社会流动性放缓，关于核对抗的言论也越来越多。1984年，我接了个电话——当然是座机，接受了一项调查。民意调查人员问了我两个问题： “在便利店工作安全吗？”和 “你害怕核战争吗？” 我觉得这没什么奇怪的。
美国的核导弹被称为“民兵”，源自革命战争时期的民兵。在20世纪70 年代和80年代，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核战争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家后面（西边）有一片草地，一直延伸到四分之一英里外的铁轨，在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日落时分货运列车就会从这里经过。一条小溪穿过草地，浇灌着一片小树林，我们曾在那里尝试钓鱼。在我们家的南面，穿过公路，一片玉米地连绵起伏，一直延伸到一所神学院。钟楼上的警报器发出龙卷风警报，但当地的孩子们却把它与空袭联系在一起。我们在小溪（“crick”）里用泡沫塑料杯抓小龙虾（“crawdads”），抬头一看，我们想到了蘑菇云，知道已经是正午了。
当我的外祖母露西尔（Lucile）告诉我危险不会从远方来时，我感到非常震惊。1984 年“登陆日”四十周年之际，一位老师派我去采访她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
露西尔就坐在我对面的厨房餐桌旁，她认为研究亲属并不是了解战争的方法。她本身是一名教师，她把我的学校任务当作确保我学到知识的机会。她总是笑着给我橡皮糖；14岁的我几乎不知道她严肃的表情是什么样子。那天我知道了。
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脸颊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她在跟我争论我的思想应该放在哪里。如果我要写战争，我应该记住“那些犹太人”。她叹了口气，然后又笑了。
犹太人的大屠杀就发生在不久之前。我读过《安妮日记》，那是五年级时在学校书架上偶然发现的。然而，在我采访祖母的时候，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在人们的战争记忆中所占的比重还没有后来那么大。在1978年的一部电视连续剧之后，大屠杀这个词在美国被广泛使用，但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词仍然含糊不清。
1983年，一亿美国人观看了一部关于核浩劫的电视电影《后天》。1985年12月的一个下午，我坐在当地公共图书馆的橙色沙发上，听几个大孩子阐述他们的核战争计划：买上六块钱的啤酒，开车去赖特-帕特，死在闪光中而不是死在辐射中。
也许这种假想的核浩劫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犹太人大屠杀可能给我们的启示上转移开了。一场可能涉及远程导弹的灾难掩盖了最近发生的事实，即像我们这样的部分民主制度是多么容易崩溃，弥天大谎是多么迅速地制造出躁动不安的另类现实，以及人类是多么冷酷无情地自相残杀。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的宣传无情地将另一方与纳粹联系在一起；几十年的相互指责或许让每个人都对法西斯主义可能会在国内兴起的实际风险变得麻木不仁。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确实有这样的想法：恐惧让国家变得不那么自由。
1987年上大学时，我计划成为一名核军备谈判代表。虽然这个职业目标并不高尚，但我却背离了美国的现实。我忽视了就在我面前的恐惧来源。
目 录
献辞
序言
导言： 自由
主权
不可预测性
流动性
事实性
团结
结论： 政府
附录
致谢
注释
索引
关于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