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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体系通过四种途径影响和加剧社会再生产危机：资源耗竭、中断、再家庭化与再商品化。
Madden, D. (2025).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the housing question. Antipode, anti.13132.Source: https://doi.org/10.1111/anti.13132Picture source:https://www.bostonreview.net/articles/housing-is-a-social-good/当前世界大多数国家生育率下降，住房和育儿成本高昂，社会再生产正陷入危机，变得愈发昂贵、不确定且困难。
住房是社会再生产的核心基础设施。社会再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尽管并非完全）是一种发生在家庭环境中的过程，其运作受到住房市场结构性力量的制约，并影响居民对住房的使用和塑造方式。伦敦政经学院社会学教授大卫·马登(David Madden)著有《保卫住房：危机的政治学》一书（详情请参阅 城读 | 资本主义永恒的住房危机；城读 | 为什么我们那么累？城市疲倦的政治学）。马登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社会再生产与住房问题》，把住房危机与社会再生产危机联系在一起，指出住房不仅是社会再生产危机的发生之地或容器，住房还是塑造社会再生产危机的载体和杠杆，可以加剧或消弱社会再生产危机的影响。当代住房体系通过多种路径加剧并塑造了社会再生产的危机。论文具体分析了住房体系影响和加剧社会再生产危机的四种途径：资源耗竭（depletion）、中断（disruption）、再家庭化（redomestication）与再商品化（recommodification）。论文最后指出，社会再生产是当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研究中的核心议题，同时也是众多社会运动的关键行动领域。批判性城市研究和住房研究不能忽视社会再生产的分析。18 世纪的重农主义者，例如弗朗索瓦·魁奈，将社会再生产用于描述社会自我再生产的总体过程。在路易·阿尔都塞、皮埃尔·布迪厄以及教育和健康社会学家的研究中，这一概念的含义与此类似。在住房与城市研究领域中，社会再生产理论继承了批判性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要素，并受到女权主义的影响，其基本出发点是，政治经济生活不仅由直接生产的场域和实践构成，同时也涉及劳动者及劳动力的再生产，这一过程发生在直接生产之外和之前，却是生产得以实现和持续运作的必要条件。社会再生产劳动支撑了所有经济活动的运行。生命的再生产不会自然而然发生——它需要劳动，并且在不同情境下，受不同资源的影响，它以不平等的方式进行。社会再生产的概念用来指称这一支撑人与社会存续的劳动。金融化资本主义已将社会再生产的责任转移给家庭与社区，但同时又削弱了它们履行这一责任的能力。社会再生产形成了二元结构：对于能够支付费用的人而言，它被商品化；对于无法负担的人而言，它被家庭化。住房体系影响社会再生产危机的一个关键方式是充当“通过社会再生产导致的资源耗竭”（depletion through social reproduction）的载体。资源耗竭定义为：“在社会再生产的劳动中，资源流出的速度超过资源流入的速度，并超过了可持续的阈值，从而对从事这些无偿劳动的人（主要是女性）造成损害”。资源流出包括无偿的家务劳动、生计劳动、照护劳动以及志愿社区劳动，而资源补充包括医疗保障、社会福利供给及社区支持网络。住房可能对社会再生产带来消耗性影响，因为获取住房所需的资源占据了家庭大量资金、时间和精力，使其难以投入到日常生活再生产的其他方面。高昂的住房成本和获取住房的困难通过社会再生产加剧资源消耗。例如，食物不安全与住房开支占收入的比例之间存在显著关联。住房成本高昂往往与更严重的物质困境相关，导致家庭在其他基本生活需求上的支出减少，如服装、儿童教育资源以及医疗保健。这一影响在面临结构性种族歧视的少数族裔群体中尤为显著。对于住房成本高企的家庭而言，避免物质和生存困境所需的资源往往被迫让位于住房支出，所谓租金优先。住房对社会再生产的资源耗竭影响最明显的例证可以从家庭债务的累积中看出。在实际工资下降的背景下，中下阶层家庭债务水平大幅上升，其中按揭贷款、房屋净值贷款、信用卡债务等已成为弥补社会再生产成本缺口、维持消费水平的普遍策略。资源耗竭还体现在居住生活的情感、认知和身体维度上。不可负担的住房使再生产劳动更加艰难且充满压力。租房补贴等政策可能有助于缓解这种压力。如果住房危机正在消耗社会再生产所需的资源，减轻住房压力的政策措施可以抑制这一消耗过程。住房问题不仅会消耗家庭资源，还可能通过对照护网络和照护实践的空间组织方式中断社会再生产。中断指再生产过程中的时间和空间障碍。当代住房体系是社会再生产中断的主要来源，对于工人阶级、贫困家庭以及其他被剥夺群体的成员影响尤其大。当代住房不平等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对居住流动性和不流动性的控制能力存在差异。无论是租户还是自有住房者，中产阶级家庭通常能够掌控这一过程，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选择搬迁或留下，而这种选择权对于许多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来说并不容易实现。这种无法控制居住之地的状况会严重干扰社会再生产活动，因其往往依赖于复杂的、基于特定地点的照护网络。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对搬迁的控制能力较弱，并且比中产阶级家庭更频繁地搬家。频繁且非自愿的搬迁会严重破坏照护网络，影响获取社会再生产资源的机构和场所，普遍削弱社会再生产实践。住房不稳定不仅会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社会负担，还与焦虑和其他心理健康问题的增加相关，甚至会增加自杀倾向。即使家庭没有遭受非自愿搬迁，当代住房体系的某些因素仍可能中断社会再生产。由于房租和房价的上涨，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低收入劳动者和少数族裔群体被迫面临更远的通勤距离和更长的通勤时间，加大了社会再生产的难度。低收入劳动者寻求更便宜住房，不得不搬到更远的郊区，导致远离学校、托儿所和其他社会再生产的关键服务。住房政策的变化也会产生类似影响。例如，英国许多地方政府通过在其他行政区或城市提供住房来履行其法定住房义务，这种做法打乱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再生产网络。在英美等国家，住房不确定性日益显著，尤其是对租房者而言，住房难以负担、过度拥挤、维护不足和居住不稳定的现象日益加剧。这些问题大大增加了社会再生产的难度，并可能对个体和家庭的生计造成深远影响。再家庭化指原本在公共空间和机构中进行，并受到国家支持的实践，被转移回私人家庭的责任范围。再家庭化涵盖了私有化，包括国家的退出或国家战略的转变，市场成为核心。此外，再家庭化还涉及所谓“责任化”，即国家卸除照护责任，使家庭和个人必须以新的方式承担自身的责任。住房体系内部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住房福利政策的转变，进一步推动了再家庭化的过程。再家庭化意味着，家庭必须独立承担必要的社会再生产工作。它不仅塑造了住房体系的日益分化，同时也受到这一体系分化的影响，家庭能投入到再生产的空间资源有限，以及居住选择受限。再家庭化也是一种空间过程，其典型表现之一便是社会住房开发设计的变化，使原本在共享公共空间中进行的社会再生产活动被转移至家庭内部。从 19 世纪末到战后社会住房扩张结束，英国、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公共住房通常采用社区化模式，国家提供健康中心、托儿所、游乐场、工坊、休闲设施等公共基础设施，支持社会再生产功能。然而，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下，社会住房的这类基础设施逐渐消失。目前，即使社会住房仍在供应，往往也仅限于提供住房单元，而不再附带广泛的社会基础设施。居民健康福祉的维护责任，因而完全落到了家庭的肩上，必须仅在私人空间内完成。随着国家从社会再生产功能中撤出，将这些功能让渡给市场，富裕家庭的应对方式是将家庭内部的照护工作商品化并外包给私人服务。不同阶层的家庭对再家庭化的应对方式也存在显著差异。由于工资增长缓慢以及缺乏有效的社会政策，家庭只能依靠自身的居住空间和资源，来确保维持家庭成员的照护需求。对于富裕阶层及部分中产阶级而言，再家庭化通常通过雇佣外籍家政工人来实现，形成一种复杂的全球种族化照护劳动分工。住房成为推动社会再生产再商品化（recommodification）的渠道。家庭所经历的社会再生产危机，在市场看来却是商机。家庭再生产行业的独特之处在于，在日益加剧的住房问题背景下，数字平台、数据增值及其他科技资本特征的广泛应用。许多以“智能家居”名义推广的技术包装为优化社会再生产的数字工具。尽管这些技术被宣传为社会再生产问题的解决方案，但其影响却极为复杂，在简化部分工作的同时也引入了新的劳动形式。许多应用强化了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数字垄断资本主义还创造了新的方式来组织和从再商品化社会再生产劳动中获利。2000年代以来涌现大量数字平台，通过市场化手段提供各种服务，使原本无偿的家务劳动变为付费劳动，例如食品配送、清洁、个人护理、育儿、跑腿、园艺、遛狗、维修、建筑维护、文件归档及整理、安装家具等。这些商业平台反映了当代社会再生产的不平等，低收入、边缘化群体承担了大量不稳定劳动，支持中产阶级家庭的日常生活，从而形成一种模式，时间贫困（time-poor）家庭的需求，通过金钱贫困（money-poor）劳动者的工作来满足。住房安定的群体应对社会再生产压力的家庭策略，反过来又加剧了那些住房不稳定群体的困境。住房体系通过资源耗竭、中断、再家庭化和再商品化加剧、扩展并塑造了社会再生产危机，从而导致特定的不平等和伤害。住房把可能影响资本积累的经济问题转移为劳动者的问题。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问题被推向家庭，使其承担起这一负担。住房是塑造和限制社会再生产的关键场所，但住房同样可以成为再政治化和重新谈判社会再生产的场域，通过拒绝将社会再生产危机家庭化，将其转化为一个公共问题，使其成为资本和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当家庭和社会运动在住房问题背景下重新政治化社会再生产时，它们寻求拒绝并逆转上述四个过程。正如工人在工作场所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争取更高工资、更短工作时间、更多社会福利）旨在抵抗资本主义通过剥削增加剩余价值的企图一样，工人在家中的斗争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再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抵制房东通过租金攫取利润的企图。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城市化的核心目标之一是通过私有化和商品化社会再生产来维持城市资本的盈利条件，那么后新自由主义城市的目标之一便应是家庭再生产的去商品化和社会化，使其不再服从资本积累的要求。
1.“即便是最具远见的人，也难以将目光投向超越时代边界的未知。但随着每一次微小的革命，那边界缓缓后退。人类的思维既向外凝望，与自然对话，又向内探问，追索自我认知的真相。”
- Maria Popova, Fig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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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一生中，我们的习惯、信仰和观念不断演变，变化得几乎无法识别。我们的物理和社会环境也在变化。几乎所有的细胞都更新替换了。然而，对自己而言，我们依然是我们。”城读 ∣城市阅读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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