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拐点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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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2023-11-02 12:03
广东
最新，中西部省区人口小县机构改革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比如：青海省玛多县宣布，机构整合试点工作完成。此次改革把25个党政机构整合为20个，其中党委机构6个、政府工作部门14个。改革后，玛多县除个别部门外，部门行政编制平均不到4名，“四人以下局”13个。玛多，藏语意为“黄河源头”，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西北部，总面积2.53万平方公里，下辖2乡2镇，30个村和2个社区，常住人口14490人。
在山西，也有一批人口小县压缩了体制内的规模，比如浮山县把事业编制从1944个压缩到了970个，河曲县从1964个压缩到了659个，娄烦县则从超过3000个事业编压缩到了341个。除了事业单位，党政机构也推进扁平化的管理方式，整合缩编。据统计，浮山、河曲、娄烦、石楼四县的党政机构均缩减到22个，平均减少了38%。甘肃、安徽、湖南、内蒙古等省份也在推进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试点工作。熟悉国情的朋友都知道，中国人口分布极不均匀。从全国范围内看，有一条明显的胡焕庸线，这是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率先提出的：
在这条线的西部，占了国土面积的超过一半，但人口不到5%；东南部只占国土面积的不到一半，但人口大约95%。即便在中东部，人口分布也不均衡，近年来东北地区人口流失显著。类似安徽、湖南这样的省份，也有人口明显偏少的县。
人口少的县，往往面积巨大，比如上文提到的玛多县，虽然人口不到深圳一个小区多，但面积相当于12个深圳。上图是中国（内地）人口最多的50个县（县级市）和最少的50个县（县级市）。
从国家安全角度看，“面积大、人口少”的县很难撤销。但随着通讯、交通、计算存储方式的变化，管理地广人稀地区的手段日渐增多，比如可以采用无人机、机器人巡视，进行机构改革、减少体制内编制就成为可能。第一，人口红利终结，二次城镇化的序幕拉开，三四五线城市人口流失加剧。目前每年新生儿的数量跌破了1000万，年新增城镇化人口从2200万左右急剧下跌到了不足700万。
在城镇化的1.0时代，几乎所有的大中小城市人口都在增长；现在则进入城镇化的2.0时代，“二次城镇化”将成为主流，也就是人口从小城镇迁入大城市及其都市圈。尤其是今年以来，绝大多数二线城市取消了楼市的限购、限售、限贷，部分一线城市也放松了限购，这加剧了人口、资金向大城市的流动。这种资产重新配置型的移民，对中小城市来说“损失”更大，因为走的都是富人，是能买得起大城市房子的家庭。
第二，房地产出现拐点，意味着财政出现了拐点，体制内“过紧日子”将长期化。
高峰期，全国每年卖地收入在8到9万亿元之间，未来将下降到5万亿元以下。
此前有财政官员说，卖地收入不等于财政收入，因为国家征收土地还有成本。这当然不错，但问题是当卖地收入大幅萎缩的时候，意味着房地产开发和销售规模大幅萎缩，被征地居民换房需求消失，政府来自房地产的各种税收都会大幅下降。
房地产是当今最大的“征税神器”，它产生的一系列收入占地方财政的50%左右。土地财政出现拐点后，财政缺口是很难弥补的：实体经济、高新科技产业都在享受税收减免。
为什么国家早在N年前就不断强调“财政要过紧日子”，就是看到了这种趋势。
1998年到2019年这20年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较高基数上高速增长，并带来基础设施、城市面貌的全面更新（这一更新创造了世界纪录），主要靠土地财政。而当时土地财政昌旺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同时在吃三份蛋糕：
第一份，是1949年到1998年城镇化的欠账，本应实现的城镇化率而没有达到，这是一份过期的蛋糕；第二，当期的城镇化蛋糕；第三，透支未来的城镇化蛋糕。第三份蛋糕，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库存。我们在过去这些年，透支了不分未来的城镇化需求，比如不少家庭拥有了多套房。所以，土地财政的拐点终将到来，疫情、中美贸易战、强调控等一系列因素，只是让这个拐点来得比较早、比较彻底、比较戏剧性而已。第一，继续提高政府的债务率。如果算上地方政府的城投债，地方政府的债务率已经足够高了，只有国债部分尚有提升的空间。虽然“内债从本质上不是债”，但控制债务率是必须的，否则可能会被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信用评级，影响我们到国际市场发债，影响汇率稳定。
所以，地方债、国债跟GDP之间的比例需要控制，不能无限制发债。房地产行业如果持续偏冷，不仅经济很难回暖、股市很难回暖，转型升级也将非常困难。
正是这个原因，过去2年来国家不断出台房地产方面的利好，希望以温和的方式重建“房地产信仰”，最近的文件提出“让商品房回归商品属性”，就是这个意思。但城镇化已经出现拐点，房地产想重回每年卖将近18亿平方米的新房，是不可能了。每年能有11到12亿平方米的销量，就已经很好了。所以，房地产出现拐点带来的财政缺口，很难补齐了。或许有人会问：最近两年体制内还在扩招呀，怎么能说出现拐点了？
扩招有两个背景：一是失业率上升，国家从稳就业角度，适当扩大了体制内的录用人数，这有点“逆周期调控”的意思；二是最近两年是1949年以来最大的退休高峰，尤其是2023年，是男性1963年出生人士最主要退休年份，是女性1968年出生人士最主要退休年份，而1963年和1968年，是1949年以来出生人数第一和第二的年份。
从长期看，体制内人员占比大概率是稳步下降的，其收入（含退休后收入）跟体制外的差距也会收窄。
尤其是人口流失的中小城市和乡镇，机构改革、缩编，是基本趋势。体制内“饭碗”的含金量，会有所下降。
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鼓励更多有才华的年轻人去体制外直面市场，创新创业，这个国家才有前途，才有未来。所以，体制内饭碗含金量下降，未必是坏事。
不过即便如此，在当前形势下，能进入体制内恐怕还是多数人的梦想。毕竟，体制外的压力更大，不确定性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