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中民
陈迪是上海人，16岁投身革命，在解放军某部当一名通讯员。
高杨店集北边不远处有个大黄庄，马团长就是大黄庄人。有一年国民党某部北上参加徐州会战，途径大黄庄，把还在上中学的马团长强征入伍。
陈迪是在一次给解放军送情报的时候被马团长的部队俘虏的，年方17，正值豆蔻。马团长那时年近而立，戎马倥偬，尚未婚配。虽然年龄相差悬殊，但马团长被陈迪的颜值吸引，还是动了将陈迪收纳为妻的念头。于是便开出条件：要么乖乖地做团长夫人，要么拉出去枪毙。为防止逃跑，不但派专人看守，还在关陈迪的屋子四周像笼鸟儿一样围了一圈铁丝网。
第三次被拉出去用枪指着头的时候，陈迪还是做出了最艰难的抉择。不过她毕竟是因为逼婚屈服的，马团长并没有在其他事情上难为她。婚后，陈迪要求继续读书，马团长答应了她，并把她安排到部队驻地的学校上学。
全国解放前夕，马团长率部投诚，受到共产党的特殊待遇，便骑着高头大马，携夫人和三个儿子解甲归田，回了老家大黄庄。
马团长一心想为家乡做点事。时值新中国刚刚成立，人民政府大力兴办教育。根据形势需要，经由当地政府批准，马团长便自筹资金，建校舍，聘老师，置办教学设备，办起了大黄庄史上第一所民办小学。夫妻俩每天教书育人，生活过得忙碌而充实。陈迪以江南女人特有的精巧与细致，把家务操持的井井有条，日子过的倒还安稳。
1951年，按照上面指示，各地开始大力镇压“反革命”，马团长也被当做“国民党特务”抓了起来，随即便被镇压。为了陈迪和几个孩子（女儿小倦刚刚出世）免受牵连，马团长向妻子提出离婚以“划清界限"，陈迪迫于无奈，也只好答应。
后来，大黄庄小学被当地政府接管，陈迪被调到高杨店完小继续教书。她独自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日子艰难自不必说。
当时的高杨店完小刘校长十分同情陈迪的遭遇，可怜这一家孤儿寡母，便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了陈迪不少的照顾。南方人手巧，陈迪在上学时就有一手织毛衣的绝活儿，当通讯员时就没少给战友们织袜子手套之类的。作为回报，陈迪托人从上海老家寄来毛线，为刘校长织了毛衣围脖。一来二去，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后来还生下一个女儿，寄养在完小附近的老乡家里。
刘校长勒着陈迪给他织的围脖到乡里开会，总能引来一些异样的目光——他俩的事儿被人发现并逐渐传开。那时候这种事叫“作风问题”，是要受到组织严厉处分的。结果刘校长因“利用职务之便勾引女教师”被革职开除，陈迪则被调到陶楼学校继续任教。
1966年，“文革”的劲风吹到高杨店。机关停止办公，学校停课。红卫兵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揭发批判“走资派”，揪斗“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陈迪被揪斗了，罪名是“叛徒”，根据是当年被捕后没有英勇就义而是委身于国民党军官。“红卫兵”和“红小兵”们（有的是陈迪的学生）高喊着“把大叛徒陈迪揪出来！”，“打倒大叛徒陈迪！”，把陈迪从课堂上架走，押送到高杨店。有人别出心裁的在一个旧纸箱的四面，用毛笔写上“大叛徒陈迪”、“彻底打倒”等字样，并在纸箱底部挖一个洞（大小恰好能穿过人头），然后把陈迪从头部套进去（那样子很像变形金刚），再用麻绳捆了双手，牵着游街示众。
陈迪的遭遇再一次在当地群众中，尤其是教育界引起了普遍关注和广泛同情，不少人顶着压力冒着风险，到公社和县里反映情况，要求客观公正地看待和处理陈迪的问题。迫于舆论压力，县“革委会”只好派专人到相关地方找相关的人了解情况，落实问题。
调查人员依据大量的证人证言等确凿证据，将陈迪的问题做出总结：一、陈迪被捕时年龄尚小（刚满17岁）；二、与马团长结婚实属以死相逼；三、是为了掩护另一位同志逃跑，不让情报落入敌人手中才被捕的；四、被捕后没有供出共产党的重要情报，没有给我党造成重大损失。综上所述，最后得出结论：陈迪不是投敌变节，“叛徒”罪名不成立。县里随即作出决定：为陈迪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工作。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陈迪又被调到其他几个学校教学，直至退休。退休后，陈迪跟女儿小倦一起在平舆县城生活。现在要是还健在的话，也该有八九十了。前几年还有人见过她，经常在某家属院门口一坐就是半天，目光空洞地望着远方，不说一句话，也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些什么。
课余的时候，陈迪便不厌其烦地把她的故事讲给她的学生听，她的学生后来又讲给我听，我现在讲给你们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