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子和大勇经历了生儿子的事件后，两个人的感情似乎更深了，彼此一个眼神，心里都会漾起感情的热流。小日子过得其乐融融。
晚上两人躺在炕上，拉着家常。叶子说：“这些年日子过的毫无起色，我们不能这样朝六晚五的上工下工，孩子们都大了，用钱的地方多了，我们得想方设法挣俩钱。”大勇听了叶子的话长叹一声：“干什么能挣钱？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往土里要食，种庄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婆孩子热炕头，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叶子接过大勇的话说，“看你那点出息，死心眼，我听说大队要开荒栽苹果树，到时候我们也买几棵栽在咱家的自留地里，一来孩子们有水果吃，二来卖钱可以补贴家用。”“那就听你的呗，在自留地里栽苹果树。”大勇回应道。
就这样，叶子和大勇在自留地里栽了十二棵苹果树。果树一天天长大。到了第三年苹果树开始结果了，虽然结的不多，还不够孩子们打牙祭，但叶子和大勇看到了希望。
又一年，小苹果树上结满了果实，秋后，大勇把苹果拿到集市上卖了三十六元钱，心里甭提多高兴。他和叶子两人一年到头在生产队里拼死拼活地干，才挣一百六十元钱，这怎能让他不高兴呢？他拿着钱给叶子卖了一块头巾，给两个女儿扯了花布，又卖了一斤猪肉。走在回家的路上，大勇迈着轻快的步子，以无比惬意的心情哼着小曲，与山坡上的老牛“哞”的叫声汇成二重唱。他禁不住加快了步伐。回到家他把东西和钱往炕上一放，对叶子竖起大母指，“高，实在是高。”学着电影《地道战》里伪军汤司令的腔调，逗得叶子前仰后覆。
可是好景不长，大队要开大勇的批判会，说他这是搞资本主义，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开批斗会的那天晚上，叶子望着大勇，泪水禁不住顺着脸颊往下流说：“你甭害怕，我到台上陪你。”大勇抬起手擦了擦叶子脸上的泪水说：“你在家照看孩子，别吓着孩子们。”说完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了。
大勇站在台上，低着头，旁边站着的是带领社员开荒栽苹果树的老支书。他用眼睛的余光看见台下坐了黑鸦鸦的一大片人，小学生在振臂高呼着口号。上台批判的人不时地按住他们的头触地。批斗会一直持续到深夜，大勇无精打采地往回走，不知不觉走到了苹果园，他想不明白，自己在自留地上栽几棵苹果树招谁惹谁了。他茫然四顾，弯弯月亮的清辉洒在墨绿的苹果叶上，那青色的小果子在月光下泛着点点青光。
大勇的心像潮水般翻涌，他猛得扑向一棵苹果树，用力扑打着，撕扯着。瞬间，地下一片狼藉，苹果叶子和小苹果洒满了一地。他颓废地趴在地上，捧起地上的果子无声地哽咽着。这时一双温暖的手臂搂过他的头，他抬眼一看竟是叶子，“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一直都跟在你身后。”叶子说着紧紧地依偎他，脸贴着他的胸膛，大勇搂着叶子烦燥的心才平静下来。这时一阵风吹过来，苹果树的叶子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在诉说着不平……
时光辗转到八十年代，随着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大地再一次焕发出活力与生机。叶子与大勇有了用武之地，自留地上的那十二棵苹果树正是盛年，在这基础上他们在责任田里又栽了十亩苹果树，日子有了奔头。
一九八三年 ，各公社要推出“万元户”。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农民的日子比以往好多了，可是要找出“万元户”还真不容易。县里催得紧，公社急得慌。到哪个村能找到“万元户”？公社书记苦思冥想，一拍大腿说：“有了，到张村找叶子与大勇，那一年批斗大勇时，他们家的苹果树就给他们挣了不少的钱，这几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物价也上涨了，他们的收入肯定能达到万元水平。”说完，他就和干事骑着自行车来到张村大勇家，说明来意。
大勇乐呵呵地笑道，“哪有那么多的钱？我砸锅卖铁也凑不到一万元，今年苹果卖了个好价钱，只有六千。”公社书记一听，眼睛一亮说道：“我们一起算算账，苹果六千，卖粮食两千，你在果业队当队长，工资两千这就够一万元了”大勇着急地说：“我的工资只有一千五，还差五百呢。”书记听了大勇的话。瞪了大勇一眼说：“够了，这还没算你们家卖鸡蛋的钱呢。”就这样大勇到县里开了表彰大会，在大会上作了发家致富的报告，大喇叭小喇叭地播放着事迹，着着实实地扬了一次名。
现在叶子和大勇可是真的富了，十亩苹果树平均每年收入十多万元，两个女儿也成家立业，添了外孙，日子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