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为建筑学家林徽因选一张标准照,我更愿意选结尾这张|王南「建筑学家林徽因」完结

文化   社会   2025-01-15 10:00   北京  


万象新课「建筑学家林徽因」今天更新最后一集。


1946年,梁家从重庆回到北平,结束了抗战流亡生涯。在其后的九年里,林徽因参与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设计国徽与人民英雄纪念碑、抢救景泰蓝工艺、呼吁保护北京城,直到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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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的最后九年

1946-1955 ,北平


1945年3月9日,梁思成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写信,建议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这时候梁先生在做一个事业方面的全新规划,他觉得战后最迫切的是重建,需要大量的建设人才,所以把最热爱的建筑史研究暂时先搁下

▲ 梁思成致梅贻琦信


这是他的人生选择,也因此有了清华大学建筑系,有了我大学念书和工作了非常长时间的地方,也因此受到梁林的感召研究建筑史,才会因此坐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这些——你要说一切的缘起恐怕是这封信。

而且当时给一个校长写信说要创办建筑系,连教学的大纲、方向、西方的代表性学者都写进去了。可叹的是,梁先生当时规划的建筑学院的愿景直到今天都没有实现。


今天的清华大学要通过土木系、建筑学院和美院的室内设计组合在一起——假设学生可以把这些课都修了,才能达到梁思成先生1945年时候的愿景。你说这够悲哀吧,当然反过来也可以看出他的高瞻远瞩。

这是到了清华园他们俩一张非常经典的合影。这个时候梁思成不到50岁,林徽因40来岁,因为战争带给他们的沧桑,都比实际年纪要显老一些。但是精神头很好,重新可以为国效力了,那种笑容又回来了。


林徽因最后的生命时光

梁先生一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立刻出国讲学了,还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大厦总部设计。这些时候草创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重任其实落在林徽因身上,某种程度上她跟学生也非常亲。

这是1950年的时候,林徽因和大部分师生的合影。

▲ 1950年林徽因与师生合影于清华大学工字厅,前排左四为莫宗江

1950年第一届毕业生和林徽因的一个合影。后来几十年后,这些毕业生都老了,又有一个同样站位的和梁再冰的合影,梁再冰那时候已经长得非常像这会的林徽因了。


▲ 1950年林徽因与营建系首届毕业生合影


这是林徽因在系里跟一些青年教师的合影,整个精气神比李庄时期好多了,虽然人更消瘦了,但是精神焕发,眼睛炯炯有神。


▲ 1950年林徽因与青年教师合影

右边这位是郑孝燮,后来保护文化遗产的“三驾马车”:单士元、罗哲文、郑孝燮,郑孝燮最重要的功绩是保护了北京的德胜门箭楼。今天各位如果走八达岭高速的话,远远进北京城就能看到箭楼。郑老90多岁的时候还当过我博士论文的评阅人,活了101岁,好人有好报。

这是目前我看到的林徽因比较晚的一张照片,1952年,离她去世还有不到三年的时间,更加消瘦,跟梁思成一起接待外国建筑师。


这些大概是林徽因生命中最后的样子,虽然青春美丽不再,但是焕发出无穷的力量,为新中国做了一系列的设计工作。


热血沸腾的设计工作

第一重要是国徽。这张是清华营建系设计的各款国徽方案大集结,整个团队就站在新林院8号门口。


咱们当年就是从这个门进去,在那个房间里拍的《建筑史话》和《建筑八讲》。原来那个地方是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诞生处。如果说北总布3号是《中国建筑史》的摇篮,这儿就是新中国一系列纪念物的摇篮。

国徽有的时候会有争议,你要在美院系统问,他们肯定说是张仃先生设计,在我们建院系统问,我们肯定就说是梁先生包括营建系主持设计的,但其实只要捋一捋来龙去脉就清楚了。

最早投标方案的时候,清华以林徽因为主提交的这一版方案。这版方案的核心设计是一个玉璧,然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五星红旗,有齿轮、麦穗、绶带等等,这些基本的元素已经具备了。


▲ 1949年10月23日林徽因等提交的国徽设计方案

张仃先生团队提供的方案核心是一张彩色绘画的天安门,中华人民共和国、齿轮、麦穗这些基本上一致。这个天安门画的是带有一点透视的正面图。


▲ 1950年6月15日张仃等提交的国徽设计方案

经过这一轮讨论以后,谁其实都没中标。布置的一个大的原则是要把天安门做进国徽里去。梁先生后来也接受这个原则,所以他带领的清华营建系的设计团队就做了新版的方案。

整个政协关于国徽设计的一系列讨论都有会议纪要,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已故的院长秦佑国先生也做过考证,所以最后中标的就是清华建筑学院。其实天安门的创意来自张仃先生和清华最后中标也不矛盾。

我们看一下林徽因最早这一版方案,很难得,留下一个设计说明,包括参与的人:


集体设计,最主要俩人:林徽因、莫宗江;参加技术意见者:邓以蛰,这是重要的美术史家,邓稼先的父亲;王逊,也是美术史家;高庄,清华建筑系的雕塑老师;梁思成。


当得到要把天安门做进来以后,建筑师选取了用天安门立面的这个重要设计,这就是国徽最终版和张仃先生版的最大不同:美术家画的是张画,梁林的核心观点是国徽必须庄严隆重,不能像风景画。


据说林徽因发挥了诗人的想象力,说要在天安门的整个上空是一面五星红旗。这是林徽因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做的第一项令人热血沸腾的工作。


第二个重要的纪念物,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开始也是向全国征集方案,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方案都快成功了,在天安门广场上展览。这个方案是下面有个小的天安门城台,还有三个拱门洞,上头立一个碑。

梁先生看到就有点着急,如果这个真盖出来太不符合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了——下面还有门洞呢。他就给彭真写了一封信,在信里画了一个小的草图,基本上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雏形。


▲ 1951年梁思成致彭真信

我们不能想象,经过动乱的“文革”时代以后,人民英雄纪念碑如此重要的一项工程的资料几乎全部丢了。但是所幸,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留着三张蓝图的复印件,上面满是斑点。


很遗憾,这是个过程图,不是最后的图,所以是谁画的、什么时间画的,通通都没有,但这已经是能找到的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最重要的三张图纸了。

这个设计是梁林共同领导的一个团队做的,大的建筑方案的概念梁先生做得更多,具体的造型设计,尤其是雕饰设计,林徽因花了很多心血。另外一个团队是中央美院以雕塑家刘开渠为首做了重要的革命题材浮雕。

林徽因虽然在病床上,但几乎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全部工作,特别是梁先生由于担任各种各样的职务,还经常要出国,很多时候林徽因就在信中和他讨论纪念碑的设计。

▲ 1953年3月12日林徽因在给梁思成的信中提及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工作事宜

不行,你这是乾隆taste”

关肇邺先生设计做得比较好,就被选中了来协助林徽因做雕饰,他的回忆文字还是弥足珍贵。

这个时候林徽因生病躺床上,要做工作的时候勉强出来指导他。怎么指导呢,林徽因对历代的雕饰了如指掌,会说去图书馆有某某书有哪个时代的雕饰。关肇邺按这个找来,然后讲历朝历代这些雕饰的特点——不光是为了做这个设计,顺便也教他了。再按照指示做图案,林徽因给他改图。

有时候做的纹饰太柔弱了,林徽因就说不行,你这是乾隆taste——这就是批评了。有一次关肇邺先生在电视采访的时候说了个细节,他说我当时心想,我一年轻学生能有乾隆taste就不错了,我觉得我其实是宣统taste

关肇邺先生基本上是我们公认的建筑学院的这些老师里做设计第一名,他设计的清华大学的校园建筑,也使得清华大学一直保有比较好的taste,而不是今天大家从清华大学新大门进去看到的那种房子。这跟林徽因耳提面命肯定还是非常有关系的。


林徽因对造型纹饰、雕刻纹饰一直有特别大的兴趣,到了50年代,她还在继续研究敦煌的雕饰,所以有《敦煌边饰初步研究稿》的珍贵手稿留下来,也是她自己研究建筑和壁画当中装饰的一个最后的结晶品。


▲ 1951-1953年《敦煌边饰初步研究稿》图样手稿

梁林一生都没机会去到敦煌,可是50年代有一次在故宫午门做敦煌大展的时候,林徽因还是咬着牙上去。给他们讲解的是常书鸿先生的女儿常沙娜,后来林徽因就辅导她做了好多以敦煌为题材的设计,并且挽救景泰蓝工艺。

▲ 1951年林徽因指导常沙娜设计的景泰蓝烟具


▲ 1952年林徽因指导常沙娜等根据敦煌图案设计的丝巾

可惜这部分我没法讲得太好,因为我也有这个问题,一到装饰彩画这个层面,我就开始走神,无法精神集中,我的品位也是乾隆taste。

林徽因是如何给梁思成改文章的

说一个最近非常重要的发现。梁先生保护北京城墙有一份里程碑式的文献,叫《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当时我们看到这份手稿就特别感动,说你看梁先生写文章的时候太认真了,呕心沥血。


有一天我认真看了一下,不对啊,那不是梁先生改的,是林徽因改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非常熟悉梁林二人的字了,所以几乎所有改动都是林徽因改的。

梁先生不管写啥都是非常工整的,你再看林徽因写给梁思成的信,多么潦草:


这一段是梁思成自己增补的(上),连增补进去的东西也很工整;你再看下面这段林徽因改的,她那个字一看就速度飞快,奔涌直下的感觉。


当然他们还有一些特殊的写作的习惯,所以很容易就辨认出来,几乎所有的修改都是林徽因做的。


我最近看到一些关于林徽因的假文物,有一些假文物就可笑到什么程度:林徽因用毛笔写了一幅扇面,工工整整的小楷写的。他真没见过林徽因的手稿,全这样的哪有心情给你写那扇面。“我是一个兴奋type”,还记得吗?但这样讲完也不好,以后兴奋type的假文物又满地都是。


整个统计下来,全文4000多字,其中梁先生有2900多字,被林徽因删除555字,林徽因新增1739字,所以这篇文章基本上就还是梁先生一贯说的,有一半应该属于林徽因的功劳


林徽因对这篇文章有什么贡献呢,首先对文体的贡献是第一。梁先生这篇文章的原名其实挺温和的,叫《新首都的旧城墙——一篇谈话》,林徽因就每篇的开头部分、每一个段落开始的部分,强化这种辩论色彩。可能梁先生觉得这样改太好了,所以梁先生自己把题目改了,叫《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辩论》;

第二就是在文章开篇结尾包括每个小节开篇结尾都提升论点和说服力,一些关键的内容举了很多大量生动的细节来充实它,增加1000多字呢。最后是文字表现力的增强,这是她的强项。

我们终于知道这对携手一生的学术上的伉俪,究竟是怎么共同完成一篇不朽的杰作。如果这堂课是讲语文的,我就恨不得逐字逐句给大家展现一下。

他们的学生其实有过回忆,保护德胜门箭楼功不可没的郑孝燮,他在《缅怀林徽因教授》这篇文章里回忆过:“梁先生自己也同我们说,他写的文章经林徽因的润色点染之后他才满意,然后定稿。……梁先生为祖国做出的辉煌成就和贡献,处处都离不开夫人林先生同心同德、同甘共苦默契的配合。这种亲密的合作,简直就像体育场上双打获胜者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有没有反过来梁先生帮林徽因写的呢,也有,这篇是后来林徽因署名发表的《我们首都的文物建筑》手稿。这半拉都是梁思成的字(右),左半拉是林徽因的字,还有好多页都是一人一半的。


你说有的时候为什么林徽因不用署名呢,可能觉得这章梁先生贡献更大,有的时候为什么梁思成不署名,主要想法可能是林徽因的,他们自己有一个安排。


他俩的工作融合到了什么程度,这是林徽因唯一指导的硕士论文,导师评语其实是梁思成写的,签名是林徽因。然后这里有一点点, “古代里坊及”这几个字又是林徽因的。


所以越讲到最后,越觉得他们俩的这一生,从一起去留美学建筑,到最终林徽因生命的尽头,他们一直是在携手共同工作的。今天你看他们那一代最被广为人知的从事建筑行业的人,知名度最高的是他俩,其实很正常,他们是双打选手,而且1+1远远大于2。


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梁林都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梦想,就是北京城墙可以变成一座环城立体公园,在这个城墙上大家可以纳凉,种上灌木、花草,摆上坐凳、喝茶,然后每一座城楼可以变成博物馆或者美术馆或者茶室,夏日几十万人上城墙纳凉。想象一下,几十万人在站在今天二环路上纳凉的感觉。


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那篇文章里,梁先生写这段就无以复加地好了,林徽因也只改了一个地方,梁先生原来管这个叫高架公园,林徽因神奇地改成了环城立体公园,今天其实大家都这么叫它。

这是他们共同的梦想,我们当然也知道结果没有实现。今天在一些其他城市实现了,南京、西安,真的变成环城立体公园了。所以我们今天说梁先生保护北京城、保护北京城墙,其实最精确的说法应该是梁林共同来保护,他们对北京城的感情一样深。

后来不是梁先生有一段特别有名的话,拆除一座城楼,像挖掉我一块肉,扒除外层的城砖,像扒掉我一层皮,那已经是更晚的时候的事情了,我想林徽因要活到那时候,应该和他的感觉是一样的。


林徽因人生最后一篇建筑史论文,发表在《建筑学报》1954年第二期上,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林徽因从第一次在学界亮相,讲中国建筑的几个特征,到最后一次亮相,讲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基本上完成了她毕生的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建构与贡献,几乎就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 林徽因最后一篇论文手稿

击倒她或者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梁思成的被批判。在梁先生写的一本科普小书《祖国的建筑》里面,最后一页放了两张插图,是他对当时民族形式新建筑的畅想,这是他的两个想象图。


为什么大家觉得一有大屋顶就说梁先生,梁先生其实没做这样的设计,但他确实画过这样的图,因为他的地位摆在那,是一种倡导。为什么梁先生从原来1930年代设计那样的现代建筑,到这时候画了这样的图,很多人自然就会联想因为他是研究古建筑的。

可是梁先生对待北京城的态度其实是反映在梁陈方案当中,他是希望完整地保护北京老城,在西郊另建新区,这个新区其实是可以用比较现代的原则来部署的,不用被北京旧城限制。

梁陈方案既然不能进行,梁林就决定退而求其次,至少可以让这些新建筑和老北京的建筑取得统一。你要盖高楼没问题,只要轮廓上取得和它的和谐统一,还是能立住的。

但是因为这个倒了大霉了,明明是因为响应苏联专家来创造中国的民族形式,可是苏联风向一变,批判浪费、批判复古主义,我们马上也跟着批判,所以这位根本没有设计大屋顶建筑的,但是建筑界的一代宗师、领路人,就首当其冲地遭到批判。

这种大批判下,梁先生是当头的那个人,这就是1955年初的事情。当全国批判你的建筑理论、你的建筑思想的时候,这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还是挺要命的,一下给他们想用全部所学来报效祖国的满腔激情泼上了一盆冷水。


梁林本来身体就不好,这下就双双住进医院,而且住隔壁病房。林徽因本来就已经透支了自己的健康,到最后他们毕生所学遭遇到批判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痛苦彷徨的。这对于梁先生还不至于致命,对于林徽因就是完全致命了。

到了1955年3月的最后一天,“护士把爹爹搀过来时,他坐在妈妈床前,拉着妈妈的手放声痛哭,我一生从没有见过爹爹流泪,此时见到他一边哭一边喃喃不断地说,受罪啊徽受罪,你真受罪”,

三个受罪:眼下这个病当然是受罪;长期在清华的奉献是第二重;从抗战爆发一路向后方撤退,那真是受大罪,所以这个受罪是讲了林徽因有小半生时间都在病痛当中的受罪。

“我此时觉得他们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在他们生离死别的此刻,任何外人哪怕是我,也不能打扰他们的诀别。”

我们再看梁从诫的回忆,看梁从诫的回忆更让人伤感。“3月31日深夜,母亲忽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她要见一见父亲,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然而年仅51岁的母亲已经没有力气等待了,就在第二天黎明到来之前,悄然离开了人间,那最后的几句话竟没有机会说出。”


我们不知道这一对从小就有共同的志向、一生为了共同最热爱的事业合作无间的人,最后的时刻林徽因还想对梁思成说点什么,由于他们毕生的知音知己的关系,说不说可能也一样,但是还是让人无限伤感。


林徽因去世对梁先生是巨大的打击,谁拯救了他呢,老哥们杨廷宝。杨廷宝去看梁先生,送了他一套画水彩的画具。梁先生虽然受批判,待遇还在,可以到颐和园谐趣园休养,又在那画了很多水彩写生。

▲ 1955年梁思成在颐和园休养并话水彩写生

拯救他的除了老伙计以外,还有年轻的学生,所以后来在教学中还能重新得到那种快乐,但建筑思想被批判,也被劝导说少写文章,学术生命提前结束了。

这是梁先生人生唯一的彩色照片。梁先生那么喜欢照相的一个人也提不出什么兴致来,完全是很落寞的表情。

▲ 1962年梁思成在清华大学胜因院家中,张水澄摄

建筑师林徽因

最后,我们讲一个简短的结语,既然说是建筑学家林徽因,我们要揭开在讲座最开始埋下的一个小谜团。


1955年梁先生怀着悲痛的心情给林徽因设计了墓碑,用林徽因自己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盛唐风格的花纹图案作为纪念,另一个老搭档莫宗江用营造学社的字体写下了“建筑师林徽因墓”


这就要解释了,林徽因一生没有设计很多建筑,她最卓越的成就是建筑史的研究,我们也可以说她是一位建筑学家,那为什么梁先生说这是建筑师林徽因墓呢?


王军先生的《建筑师林徽因的1932》这篇文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我们一定要知道梁林两个人对建筑师的定义是什么。


当东北大学他们教的第一个年级的毕业生毕业的时候,梁思成没办法去参加毕业典礼,童寯带着他们在上海毕业,但梁先生写去了一封致辞。在这篇里面梁先生谈了自己对建筑师的定义,我想他一生当中都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说林徽因是建筑师。他说:

“你们的业是什么,你们的业就是建筑师的业,建筑师的业是什么?直接的说是建筑物之创造,为社会解决衣食住三者中住的问题。间接的说是文化的记录者,是历史的反照镜。所以你们的问题是十分的繁难,你们的责任是十分的重大。你们创造力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当然是建筑,不只是建筑,我们换一句话,可以说是文化的记录,是历史。”


在他看来,一个建筑师或者从事建筑学研究的人,他最终的目标是记录历史、创造历史,建筑是历史。所以倾其一生研究建筑历史,进行建筑教育,也做过建筑设计,你当然是名副其实的建筑师,你是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师,而不只是狭义上解决衣食住方面住的问题的建筑师。


和课程一开始的第一张照片相对,我找出了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大概拍摄在抗战结束后不久,林徽因精神还不错,所以看过去比在李庄的林徽因要精神焕发得多,比在清华的林徽因还略年轻一点。


这个时候林徽因41岁,和今天41岁而且年轻时候特别美丽的女性相比,其实她已经老得很多了,这是病痛给她带来的无法挽回、无法逆转的变化。


但是从建筑学家林徽因的角度来看,这更接近我们这次演讲的全部主题。虽然她失去了年轻时候万人羡慕的那种美,但是焕发出了另外一种美。病痛让她特别的消瘦,但也因此双眼炯炯有神,目光特别深邃和睿智。


这个睿智的目光,和我们这一路给大家呈现的林徽因在古建筑考察当中筚路蓝缕、不辞辛劳、专注的身影,和林徽因一篇一篇字字珠玑、充满哲理和文采的建筑论文、诗篇,和他们两人共同完成的所有伟大杰作,都能呼应上。


所以如果要为建筑学家林徽因选一张标准照的话,我更愿意选结尾的这张照片。

谢谢大家。



两百余幅照片再现
回望林徽因的重要生命时刻
稀有图纸资料考证
还原古建筑考察中的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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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想象林徽因和她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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