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任正非在《以创新为核心竞争力，为祖国百年科技振兴而奋斗》的讲话中提出：“随着逐步逼近香农定理、摩尔定律的极限，面对大流量、低时延的理论还未创造出来，华为已感到迷茫，找不到方向，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重大创新是无人区的生存法则，没有理论突破， 没有技术突破，没有大量的技术积累，是不可能产生爆发性创新的。”
自此之后，探索无人区，就成为华为在技术创新中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而随着无人区的探索，显然就是要制定新的规则。
所以能够做到技术创新的前瞻引领，并学会制定规则，才是中国摆脱西方不断指责“技术小偷”、“窃取知识产权”等污名化的最好方式。
这个道理同样可以用在知识产权行业。
众所周知，知识产权是个舶来品。以下仅用“专利”这种形式来代替说明本文的核心想法。
从1984年中国专利法立杆开始，到今天整整过去四十年。专利法也几经修订，但是前面两次的修改，核心都是中国与西方在博弈，到底放开多少，或者与西方的专利制度接轨到什么程度。实际上，直到最近的改法，中国在自主规则上的“无人区”探索才更多一些。
但遗憾的是，诸如开放许可、非正常认定等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改法，虽然可以认为是探索中国专利制度的“无人区”，但是其做法和结果恐怕并不能获得多数人的认可。
反而是在专利法规向下扎根的方面，近年来的专业性调整，其实在结合中国的创新国情方面，整体思考和动作并不多，也就是真正修改专利法以更好的服务中国创新主体的“无人区”探索，还远远不够。
这也是我为何在上一篇《中国应考虑调整“无限制对专利提出无效”的政策，切实保护创新者的权利》中，要抛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专利无效政策可以说几十年来，基本没有变化，这与中国几十年来已经在经济、科技上取得的长足进步相比，显然改革的步伐有些落后了。
另一方面，这也是我长期与一线企业、发明人在交流中，从保护专利权人群体角度，往往能够从真实的案例中得到的一些反馈，现实情况是，中国一些很好的专利正在被目前的无效制度所蚕食，其中很大的原因并不是专利及背后的创新不可以，而是众所周知的原因。
因此，这篇文章仅仅是个开端，目的就是为了引发更多人来思考这个问题，才能逐步优化这个制度，更好的为中国的创新者，和中国已经领先的专利技术，获得合理的权益和身份，而不会被不当的无效掉。
这其实是中国已经逐渐从一个“模仿者”变为“创新者”的过程中，所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但是从反馈来看，包括留言，可能很多人都没能理解更深层次的含义，仅仅将文章中调整“无限制对专利提出无效”的政策，理解为就是要“限制无效的次数”上。实际上，如果仔细阅读原文，恐怕找不到文章中有提到要“限制无效次数”的建议，因为这只是引出问题的一点，但绝对不是解决方案的唯一途径。
所以，思路一定要打开。
实际上，无效政策上，在工具箱中可以找到更多的方式，来保护专利权人和平衡各方利益。但是从目前的反馈来看，大部分人却只热衷于讨论限制无效次数，或许是想不到更多的方式了，因此大部分人可能更适合做一名制度的执行者，而非探索“无人区”的规则制定者。
实际上，如果我们清楚美国是如何擅长在“规则”制定层面来优化制度的，就会更能理解这一点。
举一个例子，特朗普昨天回归后，美国法律专业媒体Law360刊发的一篇非常专业的讨论特朗普2.0的文章《特朗普回归后，专利制度可能会怎样》。
这篇文章开篇就提到，在特朗普1.0时期，他专注于让专利无效变得更加困难。并且预测，在他连任后，这一政策或将继续保持。
可以看到，让专利无效增加难度，保护创新者的利益，实际上已经成了特朗普1.0时期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核心工作内容之一。
这一点其实和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调整“无限制对专利提出无效”的政策，含义是一样的。
在Law360的文章中，还对比了拜登政府和特朗普1.0时期，两任专利局局长在具体实施上，是如何实现各自立场的。
特朗普1.0时期的局长伊安库，有两点，一是推行NHK-Fintiv规则，旨在厘清专利局与法院在平行审理专利无效中的一些不必要做法，其本质其实就是在保护专利权人，避免其在对专利有效性认定标准更低的场所被宣告无效。二是很少介入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PTAB的小组的审查，充分相信无效审理，也就是节省了行政上的繁文缛节。这本质上是保护了创新者的利益。
但是拜登政府的局长Vidal，上任之后就推动了“局长审查”在专利无效案件中的作用，也就是当PTAB小组对无效案件审理完之后，局长有权利决定该案件的下一步。这本质上是大型科技公司会受益更多。
因此，仅从美国总统大选前后的变化，其实就能看到，不同执政者在维护专利无效的难易时，都是各有算盘的，不同的立场决定了从工具箱中取出的“兵器”是不一样的。
两相比较，可以看到，美国两任局长治下的政策，根本没提中国读者更关心的要不要限制专利无效次数的问题，但是依然很好的解决了代表各自派系的立场，实现了专利无效的难易转换。
这就是我想提的，为什么我们应该在真正的专利无效规则制定的“无人区”上要多下功夫，多思考。
包括一些热心读者提到的中国“一事不再理”原则，除了我们可以遵照这个规定外，有没有想过，这个规则到底现在还能不能有效的服务创新主体和创新中国了，利弊在哪里，如果弊大于利，能不能废除掉？或是怎样改革？
这些才是真正从规则上探索“无人区”的正确打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