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又去拜访了“老复旦新闻人”傅书涛先生。谈笑间，傅老问，你出书了没有？我笑答，不敢出书。
曾经当过记者，产出消息、通讯是我的职责，在下也曾被《北京晨报》等媒体“括号”为“知名时评人”，这些都是浮云。本人才疏学浅，虽然凑合着，可出一两本书来孤芳自赏，或赠他人，或留给子孙，肯定其中“铁锈多多”，浪费了读者的宝贵时间，终将作废品处理。
前不久，拜读了汪言海先生新著《见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级文件仍明令“不允许分田单干，不允许包产到户。”当年，安徽历史上的“包产到户”受到批判，不少人被牵连。“铁肩担道义”，为了农民能吃饱饭，汪言海不顾个人安危，甘冒风险，将安徽肥西县的“借地种麦”这一变相的“包产到户”写成调查报告，先作内参上达高层，后公开报道，他被誉为“新闻界为农村改革开第一腔的人”。作为时代风云的记录者，记者当有历史担当和家国情怀，汪言海老师可谓新闻界一座高山，相比之下，充其量我也就是高山下的一堆小土丘，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就更不敢出书。
不敢出书，并非一无是处。
数年前，寒舍装修，扔去了不少“破铜烂铁”，但还是“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有几件文字，实在不忍心丢弃——《两台难唱的戏唱好了》等七八篇安徽日报的头版头条，也算是巢湖改革开放大潮里几条“活鱼”跃起的朵朵浪花；“一山翻过一山拦，万里征程人未还”，那《人生的“标点符号”》是我 2011年7月30日在《 人民日报 》副刊发的散文；一本有关《鲁桥乡三届一次人代会严重违法》的获奖证书，硬邦邦的木纹封面上印有红彤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颁发的“第一届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好新闻二等奖”，——多年来，每年有大半年时间不在老家，特别是夏天，气温高而湿度大，门窗紧闭，这些纸品就怕霉烂，我得想办法给自己这几件宝贝找个好婆家。
2020年夏，从上海回到老家，想来个捐赠。接待我的档案局工作人员几天后来电话，欢迎捐赠，照单全收。不久，我便收到《荣誉证书》——“张传发先生：承赠《人民日报》副刊、《安徽日报》头条发表的文章原件、全国人大办公厅颁发的《获奖证书》，至本馆收藏。谨呈证书，以表谢旌！”档案局工作人员人告诉我，我的那些文字，档案馆恒温恒湿，能够长期保存下来，可供读者阅览。
深谢巢湖市档案馆——承蒙不弃！
最忆是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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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 一阵微微的巢湖风……Ψ
忆巢州CHAOZH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