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脑血管病会议2024（OCIN 2024）暨上海市医学会脑卒中专科分会学术年会在中国·上海召开。脑医汇-神介资讯在本届大会期间（2024年10月24-27日）邀请多位国内外神介领域专家接受采访，采访报道将发布在神介资讯OCIN特别栏目。本期为大家带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介入神经放射学系主任Timo Krings教授的采访报道，欢迎各位同道阅读，分享！
张颖影教授：Timo Krings教授，非常欢迎您再次参加OCIN大会。首先，您此番来到上海参会有何感想？
Timo Krings 教授
再次回到上海，我倍感振奋。我第一次来上海还是2011年，而现在已经是2024年了。尽管之前因疫情原因无法连续到场参会，但现在能够来到这里，让我的心中充满着与老友重逢的喜悦之情。唯一的不同是，在OCIN主席刘建民教授及其团队的竭心尽力下，OCIN大会的知名度和参会人数都已经更上一层楼。事实上，他们不仅推动了神经介入研究的发展，而且还将发展的广度扩大至期刊杂志、影像核心实验室和医学试验等。他们的目光不仅聚焦于研究，而且还展望了神经介入的全方位学术、教学与进步。在此当中，刘建民教授无疑是功不可没的，我也很高兴能参与其中。
Timo Krings教授：《DAVF，从影像到管理》
张颖影教授：您在OCIN 2024上跟大家分享了硬脑膜动静脉瘘（DAVF）诊疗与现状方面的独到见解。在您看来，初学者应该如何学习和治疗DAVF？
Timo Krings 教授
在DAVF治疗中，最重要的是真正了解血管构造。例如，动脉、静脉或发病部位的情况如何？动静脉间的血流如何？在此之后，我们需要将患者的实际情况与正常的解剖结构联系起来。换句话说，我们要进一步明确危险吻合、颅神经供给血管、治疗中应特别注意和保护的血管所在。这样一来，我们便能根据患者自身的实际解剖结构来进行个性化治疗。
每一例DAVF都是独一无二的，其面临的挑战也各不相同。诚然，我们会遇到较为简单或复杂的病例，但我们无法从治疗最初就判断具体的治疗难度。因此，必须要真正了解患者的个体情况，并尝试将他们的血管构造与所学的解剖知识形成联系，然后再制定具体的治疗规划与策略。
此外，我认为真正重要的是拥有一名良师。当资历较浅的医生需要进行治疗规划时，应敢于向经验丰富的同道提问，以此了解他们的处理方式和策略关键点，询问潜在风险和容易忽视的治疗“陷阱”，并确认治疗的注意事项，包括使用Onyx等液体栓塞剂无法立即凝固方面的考量。
张颖影教授：您还在此次会议上还分享了相对复杂的大脑动静脉畸形（AVM）方面的治疗经验。请问您能否介绍一下AVM介入治疗的新进展？
Timo Krings 教授
对于AVM，我们应审慎使用血管内治疗。根据最近开展的ARUBA（未破裂颅内动静脉畸形随机临床试验）、TOBAS（AVM治疗性研究）等临床试验，血管内治疗AVM是有风险的。因此，我们应谨慎筛选患者，并确认血管内治疗（而非其他疗法）是使患者获得最佳预后的方案。
此外，相较于过于深入地学习最新、最优的手术技术细节，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扩充知识面，增进对AVM的了解。近年来，针对AVM的探索有诸多发展，其中我们正致力于探索的一项是AVM的遗传学。研究发现，在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中，ALK和内皮糖蛋白（endoglin）会选择性遗传突变，这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最近还发现，在KRAS和BRAF突变的偶发性AVM中，存在其他类型的遗传通路能够使用曲美替尼或其他MEK抑制剂，从而选择性地抑制导致AVM增长的通路。当然，这种方法能否用于抑制AVM仍有待探索。另一种有趣的通路是增加AVM破裂可能性的炎症级联。研究发现，在某些AVM中，环氧化酶（COX）通路会导致促炎性。因此，未来我们也许能使用COX抑制剂来预防AVM的破裂和出血。
对于AVM的治疗发展，我无法确定会朝着遗传还是抗炎的方向去演变。但我相信，我们对于AVM的了解将进一步贴近生物学，甚至可能会轻微偏离单纯的血管内治疗。但这意味着我们完全不需要血管内疗法了吗？当然不是。AVM定然需要血管内治疗，液体活检、静脉血样本mRNA分析突变类型等也是我们了解AVM的良好方法。
张颖影教授：在您看来，我们是否需要就AVM治疗开展更多临床试验？
Timo Krings 教授
诚然，临床试验具有重要意义。只有通过临床试验，我们才能实现循证医学。但是，我们也不能成为临床试验的“奴隶”。如果已经了解AVM的问题所在并拥有确切证据，那么就不能以患者为代价来设计试验，而是要进行针对性治疗。因此，我对于单纯依赖临床试验持谨慎态度，并且会更多地去借助对AVM的了解和生物学，这些信息可以从体内外研究中获得。
张颖影教授：感谢您来到OCIN 2024现场分享您的精彩讲课。最后，您能否向OCIN大会以及中国神经介入医生们致以问候和祝福？
Timo Krings 教授
首先，我在此向所有中国神经介入医生和OCIN大会致以最真挚的祝福。虽然我已经来过中国很多次，但我的中文还是很有限，现在依旧只会说“谢谢”和“你好”。这让我感到很遗憾，特别是回想到过去十多年来我在中国受到的热情款待。
在OCIN大会上，我遇见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国同道，其中一些人还曾到过多伦多参观我之前的工作地。现在，我也诚挚地邀请大家来访我目前所在的波士顿莱西诊所（Lahey Clinic），我非常乐意去分享我们对于脑血管畸形、脑动脉瘤和卒中等疾病的治疗方法与思考。最后，希望OCIN这项伟大的事业能持续下去，我也期待着继续参加这一盛会。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介入神经放射学系主任
放射学和外科学教授，多伦多大学附属Western医院神经放射科主任，UHN西奈山医院和惠仁医院（Women’ College Hospital）诊断和介入神经放射科主任，多伦多大学介入神经放射学系主任。
早年在德国亚琛医学院（Aachen）和美国哈佛医学院（Harvard）学习，后长期与两任世界神经介入主席Rerre Lasjaunias和Karel ter Brugge教授合作共事，对脑脊髓血管的胚胎发育和影像解剖、脑脊髓血管疾病的发病机制及其介入治疗积累了深厚的学养。
在亚琛医学院期间，因神经系统磁共振成像的研究赢得广泛声誉，荣任德国最年轻医学教授，随后担任亚琛医学院神经介入主任。2008年，赴多伦多大学工作，并接替了Karelter Bmgge教授的职位。他先后发表获得同行述评的文章500多篇，出版专著5部，参编40多本著作。曾获欧洲神经放射学会（ESNR）科学奖、ESNR介入神经放射学创始人奖、英国神经放射学会金奖等，并就任SNIS神经解剖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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