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在2024年3月28日出刊的《上财风险管理论坛》杂志2024年第1期（总第27期）“前沿”栏目，经过作者的授权在“风控博士沙龙”微信公众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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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天源，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市场风险组员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金融学硕士，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房地产开发和金融硕士，佩波代因大学金融学学士、应用数学辅修，FRM持证人。曾从事美国CMBS特别服务权定价，境内投资银行业务；2017年起参加证券公司固收自营、投资银行等业务线风险管理，中台全面风险管理制度创新和相关信息系统建设。喜好学习研究金融风险管理与相关知识技术、人文学、文化比较与跨文化沟通。目前对天文物理学、健康管理和五金电器修理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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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社会影响广泛而严重。数据和研究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起美国预期寿命开始增速放缓，并于2014年下滑。危机过后第五年全球范围内预期寿命平均下降9个月，而且生育率下降5%，小学入学人数下降3%。危机时，因为心血管疾病、自杀和谋杀，人群死亡率显著上升。可能因为公共医疗状况恶化，酗酒和毒瘾增加，艾滋病感染人数会上升20%-25%。在发达国家，危机时公众食品摄入质量恶化，麦当劳和肯德基成为少数扩编的公司。世界范围内，个人健康和公共卫生支出下降，贫困率上升10%。恶化的数据之外，中国资深金融从业人员长期面对和管理金融风险，大多能清晰描述1980年代通货膨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对社会稳定和繁荣的负面影响。防范重大金融风险、降低金融危机的社会影响不仅是金融监管机构和其他政府有关部门的政策目标，也是所有金融从业人员的职业使命之一。然而，身处金融风险中心的金融从业人员却必须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一系列职业困难，相比其社会影响更加具体和隐秘。金融危机之时往往伴随金融业萧条、金融机构重组和缩编，从业人员降薪、流动、乃至失业，风险管理人员所在的金融机构提供的政策和物质资源紧张，离职人员再就业困难、经济负担加剧，留存人员工作负担大幅上升、职业关系破碎、职务职责边界模糊化、身体和心理健康普遍恶化、职业风险和法律风险高起，此外从业人员普遍存在家庭关系紧张度上升的现象。这些现象成为风险管理人员在危机来临时履职尽责的重大困难因素，引发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自身的一系列衍生风险，成为危机缓解和经济再平衡的重大障碍。本文通过文献研究详细描述金融危机时金融从业人员面临的心理压力和其影响，说明金融机构因此面临的经营风险，并对金融从业人员、金融机构和专业金融风险管理人员（即风险经理）应对金融危机下从业人员的心理问题提出建议。
中国医科大学和哈尔滨医科大学学者2013年对辽宁省城市中1239名国有银行从业人员调查显示，银行从业人员抑郁症状水平与中国大学教师、医院护士和一线监狱警察类似，仅低于外科医生和井下矿工。抑郁程度与外界期望、过度自驱、工作与家庭冲突高度正相关，与收入水平、工作回报、心理资本（PsyCap, Psychological Capital，衡量个人心理素质的综合指标）高度负相关。研究认为，银行从业人员一方面作为服务业人员背负业绩目标工作，很难被顾客理解和赞扬，通常也没有时间从裁员和政策变化的竞争压力中舒缓恢复。另一方面，面临家庭和工作矛盾的银行从业人员会以家庭义务为代价倾注更多时间和精力到工作中，导致他们身体和心理上都筋疲力尽。许多银行员工工作倦怠，无法应对工作和家庭压力，最终陷入抑郁症。南京医科大学研究人员于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对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大连五个城市中6家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信托业机构）的303名从业人员问卷调查（症状自评量表SCL-90），发现金融从业人员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集中在躯体化（心理问题生理化，产生身体病痛）、强迫症、抑郁、焦虑和偏执维度上。职业比较上，金融从业人员健康水平在各维度上均显著低于医护人员和公务员领导，优于中小学教师。金融行业内部，证券业从业人员心理问题最大，保险次之，银行业最低，主要因为证券业从业人员的强迫症和焦虑问题均为金融行业之最，并进一步发现证券业人员的慢性消化系统疾病患病率显著高于其他金融行业。该研究猜测证券业健康状况的问题可能与当时（2011年末）经济形势低迷、股市不振、行业竞争加剧有关；娱乐活动大多与应酬有关，未能有效休闲放松；饮食、睡觉更不规律，引发更严重的慢性消化系统疾病。 金融机构通常位于国际化大都市或者境内一二线城市核心区域，中低级金融从业人员生存较为困难，部分业务人员收入波动较大，薪酬水平和其不确定性是心理负担的主要来源。从业人员因公通常居住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等大城市的较核心区域，以2022年中国境内上市银行和证券公司人均年度税前薪酬统计，薪酬对住房、子女抚养和教育、养老和赡养等支出覆盖较为勉强。以北京为例，可通勤区域房价约为8万元/每平方米左右，理想的双职工同薪家庭每月房贷还款、子女抚养等生活支出经测算接近家庭月均收入，基本无法储蓄，对意外事件抵御能力较差。中低级员工薪酬大多不及平均水平，夫妻双方均能获得银行证券业平均薪酬的实例也并非主流，因此引发的家庭矛盾和通勤压力成为心理负担的主要来源之一。此外，部分金融业务收入波动较大，而且相关人员的个人绩效和薪酬关联不稳定，业务人员因此容易在等待和焦虑中积累心理问题。以证券业为例，投资银行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直接投资业务（类似创业投资）收入受到监管政策和市场环境影响较大，业内戏称“靠天吃饭”。对上市证券公司数据研究显示过去十年业务人均创收波动显著，即便薪酬政策不变，员工仍必须试图利用富裕年份薪酬填补紧张年份支出，家庭财务风险较大。近年来金融业递延、限酬等政策不确定性较高，进一步提升了相关心理负担。欧洲和南美多所大学学者联合从全世界600篇有关文献中筛选20篇进行文献研究（包括两篇中国学者对中国金融从业人员的研究），发现全世界金融从业人员的工作相关压力均和其身心健康状况高度相关，压力来源相似，而且因压力导致的健康问题正在加速扩散。研究总结出工作负担、过度承诺、付出回报不配比等19个工作压力诱因，并归纳工作压力会导致抑郁症状、焦虑、职业倦怠、身心健康问题、精神障碍和视觉不适，详见图1。图1：工作压力诱因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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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危机时从业者心理压力
上升明显，缩编和重组是特别诱因
2008年金融危机时，山西医科大学和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研究人员及时对某证券公司73名从业人员通过症状自评量表（SCL-90）进行问卷调查，发现证券从业人员问卷总分151，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0），也明显高于前述南京医科大学研究人员在市场相对平稳年份（2011年）的调查结果（136）。2008年问卷证券从业人员的问题分项总均分1.66，也大于2011年证券从业人员的调查水平（1.62，88人样本）。此外，73名受访人员中16人出现明显心理问题，按严重程度为强迫、躯体化、敌对、抑郁；研究猜测原因是调查时从业人员处于金融危机的动荡时期，面对调查前时间长达1年的股指大幅波动，精神经常性地处于应激状态：紧张状态、心神不安、神经过敏，易产生厌烦、愤怒、悲观、冲动等不良情绪和行为反应。范围更大的调查研究结果类似。2010年前后，中国医师协会HMO、中国医院协会MTA、北京市健康保障协会、慈铭体检集团联合发起《中国金融人士健康状况大调查》，面向全国金融系统展开生存状态调查，在全国范围内收回有效问卷10657份，结合慈铭体检累计的300万健康体检数据，发现金融从业人员日均工作时间达12小时以上，健康状况极差，易猝死，有七成多人处于高压力状态，造成抑郁、无愉快感。受访九成人员患有胃病，明显高于2011年南京医科大学研究人员小样本统计结果（约38%），指征致郁因素在前两年危机期间急速上升，从业人员普遍身心健康恶化。金融危机期间金融机构收入显著下降并伴随重组和缩编，从业人员薪酬不稳定性大幅上升,是危机期间从业人员心理压力上升的特别诱因。以证券业为例，2001年后境内股票市场持续低迷，至2003年底引发南方证券、闽发证券、“德隆系”等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炒股等问题爆发，证券业在2005年开始的证券公司综合治理中重组和缩编明显：至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时，证券公司数量由122家下降至106家，证券公司从业人员由65148人下降至57310人（其中个别证券公司减员严重），证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频繁。经估算2008年金融危机当年，全行业人均创收下降66.30%，其中上市证券公司人均创收下降72%，人均薪酬下降比例估计接近。2015年股灾后，虽然证券公司数量没有减少，证券公司董监高变更较多，全行业人均创收下降48.87% ，其中上市证券公司下降44%，其人均薪酬下降38%。国际经验也有类似结论。2008年10月份，冰岛三所主要国际性银行在同一周崩溃，其约3000名员工在随后的重组和缩编中大约五分之一被裁撤。冰岛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和冰岛大学研究人员于5个月后的2009年3月对三所银行剩余的2774名员工发出问卷，其中1880名员工回报有效答卷。研究显示缩编、重组活动中的降薪和部门调动与心理压力统计上显著正相关，能解释心理压力变化的21%。员工经历的变化（缩编、强制休假、降薪、部门调动、新任务安排）数量越多，心理压力越大。
《巴塞尔协议》、《银行保险机构操作风险管理办法》、《证券公司操作风险管理指引》均将操作风险定义为由于内部程序、员工、信息科技系统存在问题以及外部事件造成损失的风险，并对文化建设、岗位职责、员工管理等提出明确要求，可见各监管机构均认为员工状态是操作风险的主要诱因之一，研究显示心理亚健康主要通过心理亚健康员工的风险偏好上升对员工行为、内部程序和信息科技系统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从业人员心理亚健康很可能导致金融机构风险偏好漂移，机构无意识开展超过明文规定的高风险业务或策略，个人和集体决策无法适应金融危机中快速变化的外界环境，从而产生员工导致的操作风险损失。德国不莱梅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和巴塞尔大学研究人员对70名从事金融风险承担业务的人员实施受控的生理指标监测（如α-淀粉酶、皮质醇、血压、心理效价、主观觉醒水平），发现情绪低落且压力较大的人员风险偏好更高，更愿意参与风险收益比较低的赌博活动。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广东财经大学、深圳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研究人员对中国347名高级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研究显示，外部金融危机会显著提高人员焦虑水平和压力管理负担。危机会打破企业经理的心理平衡，制造焦虑，改变人员认知反应过程，使得其思考判断能力下降，无法有效处理环境扰动，并导致其在适应市场情景和压力管理中产生困惑。金融机构由从业人员组成，其机构行为即为员工行为的集合；无论正式风险偏好文件如何表述，一旦员工开始火中取栗，管理人员思考判断能力下降、决策失误，金融机构的实际行为将体现为风险偏好上升。这能印证广大金融从业人员的执业直觉：深陷金融危机或者亏损巨大的业务人员因为找补心态容易孤注一掷，结果越亏越多。此类偏好漂移在2012年造成摩根大通亏损超过62亿美元的“伦敦鲸”事件体现的玲离尽致。“伦敦鲸”指的是摩根大通在伦敦实施合成信用衍生品交易的交易员，其于2006年开始交易直至2011年前收益显著，通过套利信用衍生品交易降低净敞口和投资成本（多头投资级信用指数CDS收取互换费，用以支付空头投机级信用指数CDS所需的互换费），盈利约20亿美元，本意为对冲信用组合多头创设。特别是2011年开始将名义规模由年初的40亿美元大幅提升至年末的510亿美元，成功捕获11月底美国航空破产的空头收益，单笔交易盈利4亿美元，在银行内部名声鹊起。2012年初，介于信用市场环境反转，信用利差下行，组合开始出现损失，总行和交易单元向交易员提出相互矛盾的目标：1）阻止损失规模扩大；2）降低合成信用衍生品组合的风险加权资产（RWA）；3）维持公司对持仓发行人破产的信用保护对冲。2012年1月的短短半个月中，交易员和公司中上层多次反复通过会议和电邮沟通协商，均未能得到公司统一的清晰指令，同时上级沟通使用的语言愈加模糊，交易员回复中使用“不得不”等受迫心理表述愈加频繁，最终决定出昏招：继续扩大套利交易规模，妄图利用信用利差缩窄一石三鸟。交易执行过程中，由于投资级信用利差下行慢于投机级利差，空头亏损显著大于多头收益，持仓亏损增加，但交易员以三目标为理由持续增加名义规模，而且越亏越加。至2012年3月底，总名义规模上升至1570亿美元，两个月内上升三倍；至9月，组合亏损上升到至少62亿美元，实际全额亏损可能更多。外界压力和心理状态促使伦敦鲸交易员和公司管理人员风险偏好大幅上升，导致重大操作风险。伦敦鲸”事件也体现了心理亚健康导致的风险偏好上升对内部控制流程的负面影响。在会计估值流程方面，伦敦鲸交易员在越亏越投过程中，交易单元为了隐瞒亏损将原本以报价中间价格入账的估值方式修改为以买卖价差中更有利价格入账，降低了账面亏损。该方法与公司其他部门对相同金融工具的估值方式相左，且在长达三个月的实践中得到公司内部估值审核机制的默许，可见公司上下各职能员工均接受该高风险估值手段。在风险管理流程方面，相关的VaR、CS01、CSW10%、止损线、止损预警等风险指标在2012年1月至4月间突破限额超过330次，虽然都汇报总行，但均被忽略或临时性限额提升，也未有引发交易员、风险经理和数量分析师的关注和行动。此外，在模型风险管理上，面临VaR限额的反复超限，业务单元包括前台风险经理在内均认为风险计量模型过于保守（计量风险过高），经过正规模型管理流程快速实施VaR模型变更和上线，大幅下调计量VaR约一半。直到四个月后总行才强制实施模型下线和回滚。
研究表明，从业人员主动向公司同事、上级和家庭成员寻求支持能有效预防和缓解心理亚健康问题，但是金融危机期间往往伴随人员变动、机构重组和家庭变故，向外界寻求帮助效果有限。锻炼身体、改善饮食等传统缓释方式也会受到金融危机时工作高强度和认知资源紧缺影响而效果欠佳。除了妥善管理家庭财务风险外，专业研究主要认为从业人员可以积累“心理资本”，提高自身自信心、希望力、乐观态度和坚韧性。从业人员可以通过塑造成功经历和观察榜样提高自信心。为了在受限环境中体验成功经历，从业人员可将复杂的工作分解为一系列简单的小工作并逐一完成，让自身体验更频繁的小胜利；可以通过摸索职业文化、选择岗位、寻求导师和规划职业等方式，有意识寻找成功概率更大的工作情景；也可以经常性实施工作复盘，从而回顾事实和总结经验教训。在塑造成功经历时要注意涉及工作不能过度简单，也不能忽视客观条件将成功完全归因于自己，防止形养成过度自信。除了自身体验成功外，从业人员也可以通过观察与自己类似榜样的相似领域成功经历提高自信心。选择榜样时要注意研究其背景、动机、能力和职业目标，防止因榜样和自己差异过大而过度自信。从业人员可以通过立目标、树信念和寻鼓励的方式提高希望力，维持在逆境中保持希望的意志和方法。设立合适目标有助于激励从业人员每天排除万难砥砺前行，只要目标正向（实现什么，而不是规避什么）、清晰、可计量、有挑战性但可实现。然后，将远大目标设法分解为近似和操作的小目标，思考和预演实现这些目标，培养提高正能量的生活仪式，从而充实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目标实现路径，树立目标可以实现的信念。此外，从业人员在公司和家庭之外的社会组织、兴趣团体等组织中结识可信朋友，可以使自身获得相对稳定的鼓励和支持，提升希望力。从业人员可以通过放过既往、理解当下和争取未来的三步法培养自身的乐观态度。放过既往不是推卸责任，而是一种重塑自我叙事的技巧，指人在思考自身经验时关注和适当怀疑经验中可控制的部分，并将不可控的部分尽量以积极的态度理解。理解当下指的是感恩当下的任何情况，即便处境非常艰难，因为即便是困难逆境也总有积极的一面。对金融从业人员来说，身处金融危机和机构重组的漩涡当中固然压力巨大，但也应该看到这也是行业变革和进步的表现、自身职业发展的机会。最后，通过认识到过去失败的局限性和现有困难的片面性，从业人员接纳自身、所处部门和公司为具有可塑性中间产品，从而积极争取未来情景中的机会。 最后，从业人员可以通过聚焦坚韧资产、风险和过程三种策略提高坚韧性。聚焦坚韧资产策略指的是从业人员应积极了解和利用有利于自身从逆境中快速恢复的资源，通过积极参与内部社交、导师指导和工作轮岗，深刻理解公司的价值观、文化、组织结构、公司战略和内部控制流程。聚焦风险策略指的是从业人员将公司包括金融危机、机构重组等变化视作中性的潜在风险要素实施管理，在设法利用其利好的同时，为其可能的危害提前构建管理风险所必须的相关坚韧资产，例如提前学习公司既定公司战略和长期价值观。聚焦过程策略指的是从业人员养成识别、选择、构建、实施和维护坚韧资产的方法和过程，比如正式和非正式调研等办法，以便在逆境中快速评估和构建克服逆境的坚韧资产。虽然多项研究表明提高薪酬福利和改善内部晋升通道、职业规划和培训等负社会责任（即ESG中的S，socially responsible）的人力政策，能有效在金融危机期间改善员工心理健康、降低公司操作风险的损失程度和频率，但在面临金融危机时金融机构往往处于受迫应变的紧张状态，通常没有充足资源全面实施直接的、负责任的人力政策。在预算约束下，金融机构可以在尽量实施以上措施的前提下，平衡薪酬政策，推出弹性工作措施，在组织中提倡赋能领导风格，并设法构建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设法平衡薪酬政策，降低危机对中低级员工影响。虽然危机时刻金融机构资源紧张，但仍应该保障乃至提升至少关键中低级员工薪酬待遇。一方面，危机时刻员工操作压力上升，而中低级员工承担公司经营绝大部分操作，一旦心理负担引发操作风险，容易产生危机负反馈循环，导致更严重的机构危机。另一方面，金融危机时刻金融行业乃至经济系统均面临就业困难，中低级员工虽然灵活性相对较强，但财富积累较为薄弱，心理负担较重，对其降薪裁员容易增加金融机构劳动诉讼等法律风险和其衍生的声誉风险，不仅不利于金融机构自身经营，也会将自身问题社会化，与当今全球ESG（环境、社会与治理）经营理念相违背。弹性工作措施指的是金融机构提供高质量雇佣福利和弹性工作条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田纳西大学和堪萨斯大学学者对美国26家大型银行控股公司（占美国银行业总资产74%）十五年报送监管的非公开经营数据研究显示，弹性工时、托儿服务等弹性工作措施能显著降低银行操作风险损失，特别是员工实践和工作场所安全性以及客户、产品及业务操作两类操作风险。其不仅能降低高频率的小额损失，也能降低尾部风险的发生频率。金融机构规模越大，该影响效果越明显。赋能领导风格指的是通过在组织变动时优先员工福利、告知员工关键经营信息和鼓励员工参与决策赋予员工工作能力的领导风格。该领导风格经过冰岛学者研究能显著降低员工在金融危机和机构重组期间的心理压力。此外，该研究还发现在危机和重组期间由于员工与上级和同僚的纽带均可能因减员而丧失，和具体人员的信任关系对压力降低效果较小，但若金融机构整体实施赋能领导风格，员工上下相互扶持的文化很可能独立于个别人员持续存在，从而降低从业人员心理压力。有效风险预警系统能显著缓解金融危机中的管理压力，降低从业人员心理负担。中国江西、广东的大学学者对347名人员研究显示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如能有效、快速传递预警信息，能为决策者和经理提供采取反制措施的宝贵信息和时间，显著缓解管理人员的心理焦虑。但是，构建准确、提前预测金融危机的风险预警系统十分困难，也并非是所有金融机构自主有意识的行为。如果金融机构内部经营机制分散、片面、孤立，不仅其风险预警系统无法物理上正常运转，其系统还会发出错误的预警信号，损害机构的经营管理。此外，风险预警系统还需要和机构整体的公司管理信息系统紧密结合，并对接机构的决策和执行机制，否则其预警正确率和使用效果均将受损。危机前，在日常工作中通过情景测试建设有效合理的全面风险管理机制。虽然引发金融危机和心理压力的情景很多，但风险经理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有限，对个别情景的防御措施对多情景均有效。风险经理可以在金融机构日常经营中通过有限情景测试或压力测试，研究建设公司应对危机的全面风险管理机制，主要包括建设风险预警系统等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完善应急报告和快速响应机制、理清风险限额监控和执行责任、倡导全员风管等风险管理文化。在危机关头，风险经理在从业人员较为冷静之时建立的全面风险管理机制将成为金融机构应对危机的宝贵资产、从业人员应对和应变的默认路线图与基础蓝本，有效降低金融危机下从业人员的心理压力和其影响。危机时首先疗愈自身心理健康问题，防止自身心理负担扩散至全公司。作为金融从业人员的一部分，金融风险经理在金融危机之时会承担重大心理压力，且相比其他同级别从业人员压力源更为广泛。风险经理与前台业务人员、中后台职能部门人员交互频繁，与一线员工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有往来，自身的心理状态会引发金融机构内部的相互情绪传染。因此，金融危机来临之时，风险经理应首先警惕内外压力对自身情绪的影响，采取各类手段缓和自身心理压力，在压力超过承担能力时及时向上级和同事寻求帮助，阻断或延缓心理亚健康通过自身在金融机构内部的传播。危机时协助公司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沟通，激发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并促使金融机构快速及时决策。金融危机时各类风险事件释放大量和杂乱的信号，占用从业人员的认知资源，其关注视野受到挤压。此时，不仅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间沟通面临困难，从业人员决策会更加非理性和冲动，而且金融机构也容易因观点分歧而无法及时做出止损、调仓、放弃业务等时间敏感决策。风险经理应该充分利用日常构建的各类风管资源，依赖数据、制度和风险政策，帮助公司内部相互沟通，为各类观点提供背景和核查。应该利用既定应急措施和流程，鼓励和激发应对危机措施的创新讨论，协助公司上下依据当时具体情况制定合适的应急措施。最后，风险经理应该警惕金融机构拖延或违背制度进行重大决策，督促有关人员严格执行公司制度关于对止损等时间敏感动作的规定，防止机构错失防控风险的机会。危机后利用集体记忆督促公司偿还制度、人员和技术欠账，引导公司文化进步。金融危机通常能鲜明暴露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机制缺陷，包括在风险管理制度、相关人员配备和胜任情况和信息系统几个方面的历史问题，也往往能使公司内部形成解决问题的共识与合力。风险经理应该利用危机后的有利条件，积极争取公司资源和政策支持，修订固有缺陷制度、制定针对性的专业风险管理制度、招聘和培训胜任风险管理人员、并修补和建设风险管理系统，努力偿还危机暴露的各类制度、人员和技术欠账。通过这些措施，风险经理可以协助金融机构实现风险管理机制的迭代升级，防范下一次危机时从业人员因心理压力而制造操作风险，逐步降低金融机构因危机产生的损失。【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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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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