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志】在四川(外一篇)

文摘   2024-09-03 00:00   中国  

在四川(1940 . 5- 1946 . 5

19404月,昆明分校派了一批学员去进成都国民党中央军校“校尉官研究班”说是研究抗战经验,为期三个月。我也在内,同行的有徐凤岐(昆明人)、施传孔(昆明人)、杨若谷等六七人。行前我曾请示过是否带组织关系去的问题,因当时转移组织关系很麻烦,又只去三个月,弄不好还会出毛病决定不转组织。

5月初,听了蒋介石、陈诚的反共讲话,胡说什么共产党、八路军“割据地盘”,“游而不击、袭击友军”,“收缴民枪”,“乱发钞票,破坏币制”……等“罪状”。蒋介石更是公开造谣、撒谎,胡说“共党用花言巧语把青年诱骗到陕北去,吃不饱穿不暖。男女性交公开,把青年搞得面黄肌瘦,一身花柳病。很多侥幸逃出共党虎口的人,都来向我悔罪”。他们声嘶力竭,满口“匪党、匪军、奸党”,充分暴露了法西斯、流氓的面目。我还听说蒋介石正在成都召开高干会议,阴谋制造全国规模的反共高潮。对这严重危害党危害抗战的现象,党心党性使我怒火燃烧,无暇瞻前顾后,我立即把蒋陈的讲话及其阴谋详细纪录邮寄重庆新华日报馆,信被特务扣留,我也因这封信被捕,关进成都国民党行辕的监牢(看守所)里。

十、入狱(1940.6-1941.4)

刚一被捕,我就横下一条心: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身份不能暴露,同志不能出卖,党的秘密不能泄露,一定要保护党组织的安全,不能使党受到损害。这个决心,这个誓言,我自始至终坚定不移,遵守到底。

在军事法庭的三次审问中,都想追出指使我写信的人,我的同党,我的动机,为什么不写真实姓名。我一口咬定我是国民党党员、军官,我不懂政治,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共产党人,我和共产党毫无关系,写信是劝告共产党以大局为重,有则改之。没有任何人指使我写信。我不愿意让共产党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审问三次以后,军法官看问不出什么名堂,就以“异党嫌疑”罪名把我关起,以后再也不来审问,我每月写一次信,说我冤枉坐牢,要求释放,他们都置之不理。

一间十一二平方米的小小看守所里,多的时候竟关犯人三十多人,从政治犯到强盗、土匪、小偷、烟贩子、骗子、疯子都有。只能拥挤着坐在阴暗潮湿的地上,蚊子、虱子、跳蚤、臭虫成群成堆,夜壶便桶的臭味联成一气,令人窒息。吃的是掺有沙子谷子的老仓米,还只得半饱。整年不见阳光,每天早晚“放风”几分钟,解个大便还要急急忙忙。但所有这些,比起敌机在头上狂叫,炸弹在附近暴炸,弹片打在瓦上或飞进牢房的惨状来,又不算得什么了。共产党人,不怕死,不怕苦,坐牢算什么。反动派想用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叫我屈服,那是妄想!我经常哼几句诗:

“黑暗吞没了光明,伸手看不见指影,但我并不惊悸,我有我光明的心灯。”

“黑暗笼罩了行径,抬头看不见高峰,但我并不惶惑,我知我应奔的路程。”

“东方现出了微明,太阳在暗地里东升,这是我们努力的时节,一齐起来,夺取那伟大的光明。”

《论列宁主义基础》(图源 网络)

监牢里关进一个政治犯,叫杨成勋,四川灌县人,住过延安抗大,他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师,可能担任着地下党较重要的工作,是一个既有秘密工作经验,又有理论修养的好同志。按党的纪律,我们不能谈组织关系,但时间长了,彼此互相了解,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们经常商量越狱问题,以免被当局或日寇杀死炸死在狱中,我们想尽一切似乎可能的办法。守卫行辕的宪兵连跟看守所同住一个院子。有一个宪兵叫孙笑广(山东乐都?),他一来值班就站在铁窗外面和我们聊天,表示对我们同情,并请我们教他语文,我们逐步灌输给他一些抗日和革命的道理,他也帮我们做一些事。有一次他帮我们买来一本斯大林的巨著《论列宁主义基础》精装一厚册,看起来不方便,我们拆散成小本,认真阅读,不时交换学习心得,把监牢变成学校,大大减轻了监牢的严重折磨所造成的痛苦。

孙笑广也支持我们的越狱计划,他说他半夜来值班,打开牢门把我们放出,我们三人每人用一支20响驳壳枪自卫,从后门出去。杨成勋认为只要能走出二三十里就算安全,如有追兵,坚决抵抗打退。这个计划还来不及实现,宪兵连调防了。

我们也曾跟绿林好汉商量过越狱,他们也很赞成,说只要能跑到城外就天不怕地不怕了。但他们关的时间不长,刚开始商量就离开监牢了。杨成勋也被友人营救保释出去。

姜公馆(图源 网络

有一晚上的半夜,牢门突然打开,叫我和李昌藻(邛峡人“异党嫌疑”政治犯,关进来才一两个月,后来一同到集中营,听说文革期间他还在邛峰当中医)起来收拾行李,还有持枪的便衣特务不断催“快点,快点!”我判断这回凶多吉少,很可能弄出去秘密处死。经过短时间的思想斗争我立即坚定下来,我想人迟早总是要死的,死有什么了不起!特务拿黑布条把我们的眼睛蒙住,嘴里塞了棉花,架上小汽车,两边坐着两个特务,手枪抵住我们的腰杆。我稍微挪动黑布,仔细观察路旁景色,汽车开了半个多小时,好象都还在市区。后来车停了,把我们引进一个大院落的房间里睡下,看看外面,一片黑沉沉,除了一个持枪站岗的人以外,看不出什么动静。后来才知道是这一所专关政治犯的秘密监狱——姜公馆。

      注:本文选自中共丽江地委党史征集研究室编《走向光明——杨尚志回忆录》,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杨尚志(1915——1986)丽江市玉龙县拉市镇吉余余乐村人,纳西族,中共党员。1931年在丽江省立中学毕业后,到昆明省立第一师范读书。193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分校,军校毕业后,留任少尉分队长、中尉队副。19366月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进步组织“读书会”,1939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在云南昆明《民主周刊》等部门任职。1947年回到丽江,在省立丽江中学任教员。19484月与地下党滇西工委取得联系,开展建立中共丽江地下党的工作,并任丽江县工委第一任书记。19496月后,先后担任丽江县人民自卫大队大队长,人民自卫军第三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七支队35 团团长兼政委,边纵第七支队副司令员。1950 年会师以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兵团十四军第四十二师副师长丽江边防区副司令员。1951年,赴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29月在中共云南省委党校整党学习时被错处。1954年后历任丽江专署民委副主任、丽江地区师范学校副校长、地区文化馆副馆长职。“十年动乱”中,遭受到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彻底平反昭雪。1979 当选为云南省第五届政协委员,1981年任丽江行署顾问,1983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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