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派黄炎培、张伯钧、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议员来到延安。黄炎培到了延安之后，开始在各地自由考察参观。他看到的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延安。大街上干干净净，行人虽然衣服穿得谈不上好，但衣冠整洁、精神抖擞;老百姓可以直接给毛泽东提意见。路边上写着黑板报，有给毛泽东提的意见，对毛泽东的称呼随意而直接，或者“毛泽东”或者“老毛”。
黄炎培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问:“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黄炎培没有对延安进行评价，但却直接提出问题，他说:
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难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
这次谈话，称作“窑洞对”，又称“周期律对话”。在黄炎培看来，朝代更迭，政权兴衰，是历史不可避免的规律。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事实上，经过在延安几天的自由观察，黄炎培认为，延安离他的政治理想愈来愈近。政治开明，老百姓有发言权，老百姓可以监督政府，老百姓可以直接给毛泽东提意见，有话可以当面说。毛泽东经常在大街上散步，跟他们也没有很多隔离，这是他的理想境界。黄炎培回到重庆，为延安做了许多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