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五年后的五月雪 | IIAS《田野日誌》第9期
文摘
教育
2024-10-29 19: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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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峰，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马来西亚，主要研究方向为马来政党政治。
2024年的7月18日，马来西亚的电影史上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时刻，由著名导演张吉安执导的历史剧情片《五月雪》（Snow in Midsummer）在全国范围内上映。这部电影以1969年5月13日发生在吉隆坡的种族骚乱为背景[1]，讲述了动荡岁月中的一个家庭的故事。影片将个人的经历与国家的历史事件紧密结合，展示了骚乱对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深远影响。导演在影片中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戏剧《窦娥冤》的元素，通过戏剧表演和现实生活的交替展现，增加了叙事的层次感和深度。导演不仅希望再现那段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希望观众能够反思种族冲突对社会的影响，并强调记忆与和解的重要性，也是第一次以公开方式展示一代华人的集体记忆。图1 五月雪海报
图片来源：五月雪官方网站
在学习马来西亚历史课程时，许多华裔老师在讲解这一事件时，常常会神秘兮兮地说：“你们长大后就会明白的。”这个神秘的态度引发了我的好奇和困惑。当我和华人同学讨论这个话题时，得到的反馈往往是：“我妈说这事不能说，这是华人的伤心事。”或者是：“嘘，别在马来人面前提。”这种反应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当今的马来西亚社会中，虽然日常生活中各族群间的关系看似融洽，但每当在马来西亚大选期间，政客们往往会提及五一三事件，提醒民众不要让悲剧重演，并提醒华人避免对政治问题过于热衷，以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同时，5月13日前后，总会有关于这次事件的新闻报道[2]。每当大选前后，一些华人家庭会开始囤积食物，好像要戒严似的。当被问及为何需要准备这么多食物时，一些老华人往往言辞闪烁。五一三事件发生在吉隆坡及其周边地区，大多数华人对这一事件都有所听闻，并将其视为警示，这导致他们对参与政治的热情逐渐减退，也很少公开讨论政治。尽管各种传言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但很多长辈依旧不愿意谈论它，老师们也不会主动提出讨论。只在华人之间通过口述历史流传，而不是在教科书中获取[3]。例如，现行的中五马来文历史教科书中，仅用少量篇幅简单介绍了给马来西亚带来社会和政治动荡的五一三事件，对事件的起因没有深入探讨，只是轻描淡写地带过。图2 新加坡的名画家朱庆光在1954年
创作的题为“五一三事件”的木刻版画。
图片来源：《东南亚现代美术的诞生——艺术家及艺术运动》
（日本福冈市美术馆、広岛县立美术馆、静冈县立美术馆、
东京都历史文化财团、读卖新闻、
日本美术馆协会，1997年5月9日出版）
图3 五一三照片
图片来源：陈慧娴编
《敢向英殖民统治者说不——五一三事件60周年纪念》
新加坡两个人权组织即“第八功能”（FUNCTION 8）与“尊严”（MARUAH）在2014年5月13日出版，第116-127页
五一三事件应当是马来西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马来人和华人来说，这一天都是转折点。在马来人的观念中，五一三事件被视为提高马来人觉悟和团结的关键事件之一。然而，华人却将其视为民族悲剧，没有人愿意去探究这道历史伤疤，显然民众对此感到害怕。目前，马来西亚官方对五一三事件的描述只有国家行动委员会（NOC）于1969年10月9日发布的官方报告《5-13惨案白皮书》。民间社会和反对党对该报告进行了反驳，并一再呼吁政府重视历史教训[4]，并建议设立纪念日，但政府对此置之不理[5]。1969年5月，敦·阿都拉萨（Tun Razak）发布的新闻稿和时任首相东姑·阿卜杜勒·拉赫曼（Tunku Abdul Rahman）的回忆录对外国媒体宣传族群动乱的话题进行了驳斥。事后，两位前首相还禁止人们进一步散布不利于暴乱的谣言。官方的公布与其他国家政府、学者的公布[6]以及事件发生后华人的回忆有很大不同。回到当时的背景，马来西亚政府受到舆论批评确实有其自身的原因。政府希望维持一个多种族的国家，为了在国际上和公众中赢得公信力，必须树立一个没有种族偏见、公平公正的形象，因此对外国媒体报道的马来西亚军队徇私舞弊做出强烈的驳斥。然而，同族之间难免存在人性差异，加上投票机制的激励，恐怕很难要求一个人无私地指责自己的族群。再者，事件发生得太突然，政府必须扮演安抚市民情绪的角色。东姑不断呼吁民众不要听信谣言，保持冷静，并向民众承认事态已经得到控制，这也是国家官员应立即履行责任的合理行为。然而，谣言总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事件发生的最初几个小时，通信系统尚未完全关闭，政府只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区域限制通讯，部分民众甚至可以通过收音机接收到外国广播，因此外国的舆论和谣言让政府的声明对民众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发表这份白皮书的目的首先是为了重建国家声誉，驳斥国际社会对政府立场的批评，这也是为了安抚公众粉饰太平。此外，除了官方发表的白皮书外，政府至今没有公开档案来澄清民众的疑虑。公众提出了种种批评，认为政府的报告显然过于单薄、草率和敷衍，缺乏说服力，设想政府可能因顾及国家利益或碍于政治利益而不愿公布相关事情的真相，导致部分民众选择相信谣言，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历史版本。图4 无名中国人坟墓
图片来源：https://www.facebook.com/
snowinmidsummer2023/photos_by
在群体记忆中，大家往往选择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来“告诫”年轻一代，不要过于热衷于政治。年轻一代则在模糊的理解中遵循这种告诫。这种避讳和沉默让我对五一三事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我在图书馆所能获得的资料，是基于马来西亚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的自传、政治人物的回忆、政府的官方报告等所建构的历史形象。那些受难者的真实经历，往往只能通过与长辈的交谈来了解。而我的一些华人朋友或者马来人朋友对这一历史事件的了解也只是听说过，并不了解其详细过程，只能依靠长辈的讲述获得一些模糊的知识。五一三事件的档案至今仍未解密，许多年轻一代甚至没有听说过五一三事件，更不用说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了。带着这种疑惑和好奇，我去往新村与一些老华人闲聊，试图了解到当年的一些片段和众说纷纭的历史真相。有的长辈认为应该相信谣言，因为政府有意隐瞒真相：“我相信谣言，很多时候政府根本有意隐瞒真实情况，相信谣言其实也是为自保。”也有一些人认为：“政府发布的讯息往往基于统治者的利益，因此政府所公布的数据和事实一定有所差距，例如具体的死亡人数可能只有一百多人，而根据外国通讯社的报道远不止这个数字，但具体多少，谁也不知道。公布的我们也没办法知道，所以很多信息都是存疑的，政府公布的那些内容，我们无法完全相信。”五一三事件的种族冲突，造成了长达约两个星期的戒严，对人民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并引发了紧张的情绪，甚至对一些人造成了一生难以磨灭的巨大冲击。有一些华人提到，他们的许多亲人因此移民到其他国家，重新开始生活。尤其是一些人在五一三当天亲眼目睹华人被砍后的冲击，一直无法忘记，因此选择远离令人触景生情的环境，前往新加坡或澳洲生活。由于个人经历带来的极大冲击，许多华人对国家政府（巫统）失去了信任，反而倾向于选择反对党。他们认为，一个民族使用暴力迫害另一个民族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会使人对国家政府感到失望和痛心。有一位老者也这样说：“（五一三）对我人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非常大的。我跟你讲过我小时候，小学时期的影响，那时候只知道如何贡献个人与社会组织，让国家团结，让民族做好，但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民族会使用暴力，通过攻击另一个民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让我从内心对马来人特别反感，也影响到我对国阵的信任。”五一三事件使华巫之间的嫌隙扩大，这种情绪的反应明显体现在行为上。最为明显的是，事发后，华人通过不吃榴莲、沙爹和椰浆饭等食物来进行无声抗议。榴莲多为马来农民所栽种，沙爹和椰浆饭则是马来人所贩卖的小吃。华人拒吃这些食物，导致榴莲滞销。有人认为五一三事件是马来人已预谋好的，是为了当时副首相夺权而发动的一场种族冲突。事发初期，华巫之间存在深刻的芥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华巫之间的生活互动日渐频繁，部分华人开始反思，认为马来人也是受害者之一，是被政治人物利用，在刻意制造的谣言煽动下，卷入了一场必要的冲突之中。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民众感受到马来人政权可能故意引发冲突以达到其政治目的。尽管政府试图将责任归咎于共产党、私会党和种族极端分子，但由于许多华人亲眼目睹了非这三种分子抢夺财物等行为，因此他们对政府公布的情况难以相信，认为政府对事件真相有所保留。五一三事件对大多数马来西亚华人的影响是负面的，华人对这一事件的记忆也多是负面的。然而，问及是否向后辈提及此事，有的会主动提起，有的则在被询问的情况下才会将此事一一道出。有的人虽然会讲述五一三的经历，但在没有进一步追问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将经历轻描淡写地带过。有的受访者认为，既然事情已经成为往事，且都是不美好的回忆，既没打算追究，也不想再提起，除非后辈主动询问，才会考虑告知他们自己的经历。有的则认为，必须将这些经历记录下来，以传承给后代。毕竟事情的真相被封尘在政府部门的官方档案中，既然华人经历了如此严重的事件，不能让它草草了事。对于未经历五一三事件的华人来说，他们的主要印象，通过经历过此事件的华人的集体记忆、长辈的自我记忆构建而成。这种记忆是建立在自身对事件的经验、谣言与他人说法的混杂之上，是时代的混合体，通过自我主观的筛选而形成，实际上是经历者集体记忆的投影。经历过五一三事件的华人在选择对事件的集体记忆时，也决定了现在华人对此事件的印象。舒瓦兹（Barry Schwartz）认为，尽管历史事件是经过选择的，但这些事件仍然会影响当下人们的思维方式，因为人们不可能凭空捏造历史。集体记忆是社会的产物，因此必须将其置于社会背景中来理解。阿伯瓦克（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所提出的集体记忆概念可以帮助理解五一三事件对华人群体所产生的影响。阿伯瓦克认为，集体记忆不仅仅是个人对过去的回忆，而是社会通过集体的想象、检讨和认同而形成的记忆。因此，集体记忆是社会构建的产物，影响深远。历史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通过集体记忆的选择和认同而被构建的。在现代信息社会中，越来越关注集体记忆的分散性和政治涵义。学界通常采用“分布式版本”（the distributed version）的观点，即集体记忆的形成是通过各种代理人（如政府、政党、宗教团体等）利用文化工具（尤其是传播媒介）在历史文本上进行修改、删减或重新诠释，并向群体传播的结果。这种观点强调，集体记忆不是单纯的个人记忆，而是通过社会结构和权力机制的介入，形成并影响集体意识。在这个框架下，五一三事件对华人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个人记忆中，更在于社会如何通过集体记忆的形成和传播来塑造对这一事件的理解。五一三事件的历史和记忆被不同的社会群体和政治力量所解读，这种解读和传播的过程深刻影响了各族群对事件的看法和社会认知。在缺乏言论自由的社会中，威胁到现政权合法性的记忆往往会被扭曲或抹消。这些记忆难以通过公共媒体如电视、广播、公开纪念活动或建立纪念碑等方式表达。因此，人们往往通过生活中的某些习惯或行为来传达这些被压抑的记忆。例如，地方大选前的囤积食物和移民国外，这些看似个人的行动实际上具有群体性，尽管这些行为低调进行，但依然能反映出在人民心中深深刻印的记忆。这种方式正是经历过五一三事件的人们对事件记忆的特色之一。显然，长辈们通过这些行为向年轻一代传递了他们的恐惧与不安，尤其是受到冲击最大的亲历者。在现代的马来西亚华人中，年轻一代对五一三事件的了解往往是片面的、肤浅的。他们对这一事件的认知通常仅限于历史书籍中简短的描述，马来西亚的近代史教科书往往刻意忽视五一三种族冲突，而官方记录与民间传言之间存在差异，这导致了“公认的历史”与“家传的历史”之间的冲突。无论这种信息封闭是出于刻意还是无意，年轻一代只能对五一三事件感到困惑，或通过长辈们的行为“继承”那种隐含的恐惧和不安。吉隆坡作为马来西亚的首都，不仅是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也是各种文化、种族和宗教交融的枢纽。这种多样性赋予了城市独特的魅力，但也带来了复杂的社会动态和历史问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问题不仅在于这座城市属于谁，还在于如何处理和理解这些历史创伤。掌握话语权的人可以塑造历史叙述，影响公众记忆，甚至决定某些记忆是否被抹去。然而，真正的和解需要的是一种包容和理解的态度，需要创建一个开放和无畏的空间，让人们能够自由地谈论过去，表达痛苦，并共同寻找前进的道路。那些经历过暴力事件的人，无论他们的角色如何，在事件结束后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如何与无法忘却的记忆和无法修复的伤痛共存。对这些幸存者来说，生活在吉隆坡意味着每天都在面对过去，努力在历史的阴影中寻找光明。他们的经历提醒我们，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记录，它也是理解现在和塑造未来的关键。只有正视历史，理解其复杂性和深远影响，才能避免重蹈覆辙，走向更和谐的未来。雪，不止五月。雪，要止于五月。责任编辑：徐沛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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