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第二辑专栏：理论与方法 | 海外田野研究与经济社会学新范式探索——“利益—规范”双重博弈理论在实地调查中的应用与发展

文摘教育 2024-10-04 19:00 北京

摘要：作为社会科学内被广泛使用的基础方法，田野研究与理论的关系却一直含混不清且饱受争议。区别于学术界常见的保守或批判态度，本文基于抽象概念讨论与经济社会学研究实践，系统阐明了社会科学中理论与田野的正向积极关系，并辅之于田野工作案例加以说明。文章指出，田野调查是当代社会科学理论生产的重要引擎，追求理论模型的田野研究是可能且必要的；田野观察与理论思考的互动需要经历审视、耦合、反思等多个环节并不断往复，方可获得超越经验的一般化新知；理论导向的田野研究是社会科学进一步科学化的重要基础与合理路径。对于新兴的中国区域国别学来说，上述看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田野研究；理论模型；跨国调查；经济社会学；“利益—规范”双重博弈理论

作者简介：

严俊，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上海大学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联合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理论、艺术品市场与文化产业、宗教经济、企业跨文化适应；

王元腾，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大学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及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社会不平等及主观感受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问题研究”（20ASH011）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会组织市场化转向与自我造血实践研究”（21CSH084）和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道德市场的兴衰：都市随迁子女教育的‘生意’变迁史研究”（2021PJC091）支持。

时至今日，田野研究（或称田野调查、实地调查）作为一种基础方法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化人类学领域，而在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中得到广泛运用。[1]田野研究所强调的开放思维与文化面向具有超越资料搜集技术的方法论意义，构成理解人类行为与社会制度的关键。[2]较之以本土社会为对象的分析工作，这一点对跨国或海外研究尤其重要：深入的田野调查不仅有助于丰富研究者对他者世界的认识，更是提出真问题并推动理论创新的必要条件。

尽管如此，田野研究与理论（尤其是理论模型）的关系仍然饱受争议，[3]诸多问题尚待深入讨论，例如：以理论思路牵引的田野调查是否必然导致偏离甚至扭曲现象本身？从生动的田野信息中，能否找到与既有理论对话的明确接口？如果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有别于自然科学，[4]研究者如何在放弃严格证伪理想后保留经验与理论的建设性互动——倘若建设性的定义不止于“知道更多”，是否还包含“认识更深”？

基于上海大学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Economic Sociology and Multinationals, Shanghai University，以下简称IESM）[5]近年来的理论思考与海外田野实践，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探讨。[6]我们试图说明：田野调查是社会科学理论生产的重要引擎；追求理论模型的田野研究不仅可能而且必要；田野观察与理论思考的互动需要经历审视、耦合、反思等多个环节并不断往复，方可获得源于却不隅于经验的新知；新兴的中国区域国别学研究可以从中获得启示。

本文包含五个部分：（一）社会科学视野中的田野研究，介绍田野研究的定义、主要方法，简述并比较它在社会科学主流学科中的应用；（二）作为社会学理论生产引擎的田野研究，以社会学的理论与田野研究为例说明二者间互相促进的关系，并讨论两种主要争议；（三）海外田野与理论模型的互动：基于IESM的经验，介绍IESM的研究实践，给出实现理论与田野正向互动的方法与步骤；（四）置身海外的当事人：来自IESM田野研究者的讲述，承接上一节内容，提供两个在海外田野研究中应用、修正理论的工作案例；（五）结论与讨论，总结全文核心观点，讨论基础理论之于田野的独特价值，及其对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的启示。

一、社会科学视野中的田野研究

田野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内一种通用的基础方法，但关于它的明确定义仍众说纷纭。固然因为不同学科各有侧重，但也说明它与艺术或美学类似，具有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生成性与实践性特征。本节尝试用归纳法给出答案的最大公约数，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它在不同学科中的应用差异。

（一）田野研究（field research）是什么？

田野研究在中英文语境中均有多种表述，研究者同时使用田野/实地调查（ﬁeld studies）、田野工作（ﬁeldwork）等名词，并不加以严格区分。一个基础共识是田野研究者需要进入被研究对象自然存在的地点（site）或世界，这正是田野（ﬁeld）区别于实验室（laboratory）或数据库（database）的意义，也是与自然条件下直接搜集、处理信息与受控环境中间接观察、分析资料的差别。[7]因此，社会科学的质性研究者强调方法整体性、情境性与关联性，[8]进而指出田野研究的核心任务是在理解行动意义的基础上理解文化，[9]以上都可视作对上述共识的精细化表述。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研究者的目的不止于了解具体时空中的对象本身，如何处理田野特殊性与普遍知识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同样源于在地性与直接性的要求，田野研究的常见方法包括实地测量、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集体讨论、个人生活史、自我分析等。近年来，亦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录音或影像等新媒介形式。有一种观点认为田野方法主要服务于定性研究，笔者对此并不赞同。不仅因为已有大量的田野研究与资料分析工作在定量维度上展开，[10]而且关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田野研究的初始目的——建立关于研究对象整体而深入的解释。与系统编码资料相比，对达成该目标更重要的工作是在田野中检验、形成或发展概念与机制清晰的理论命题。面对层出不穷的田野研究方法，评价标准并非全面呈现现象，抑或给研究者带来何种独特的个人感悟，而是能否有助于广泛搜索、精准锁定核心机制，在回答定性研究关注的“为什么”后，为关注程度、适用范围的定量研究提供假设来源与理论基础。不同学科在这一点上并未达成共识，但不妨碍以此为参照来定位和比较田野研究在各自领域中的特征。

（二）社会科学主流学科的田野研究特征及比较

1. 社会/文化人类学

作为研究、比较不同文化的主要方式，田野研究最早在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研究中被大量采用，并以民族志的作品形式广泛传播。[11]时至今日，田野调查仍被认为是该学科的全过程核心方法，其独特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一种搜集、处理信息（数据）的技术工具，而且高度渗透于从方法论、理论的基础层面到分析话语的使用与作品呈现等各个环节。[12]

社会/文化人类学对田野研究的依赖源于该学科的智识目标，即通过习得“他者的眼光”来实现对异文化的整体诠释性理解，[13]从而发现和解释文化的多样性与共性。因此参与式观察几乎成为所有严肃人类学研究的必备“武器”，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学理论的发展与修正。不过与早期经典作品突出的理论成就不同，当代民族志以令人错愕的数量被学术机构源源不断生产出来，但理论上的持续推进却乏善可陈，哪怕社会理论家们始终期待它们能够提供概念的实证内涵与分析参数。[14]

2. 经济学

之于经济学来说，田野研究可被认为是一种“复兴的传统”。虽然早期政治经济学或传统制度主义研究大量采用描述方法，[15]但主流经济学在马歇尔“边际革命”后逐步演化为一门理论与方法高度形式化的学科，并深刻影响了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其他学科。[16]该范式下的理论分析具有显著的规范研究（normative research）色彩，关注最优化问题；相应的实证研究（positive research）则高度依赖数据和计量技术。[17]

随着经济主体的心理状态（包括动机、信念、信息、期望、偏好和价值观等因素）和差异化的制度、文化环境影响日益受到重视，研究者逐步意识到混合策略的必要性，以便深入了解人类的真实经济行为，并与理论分析结果对照，进而揭示更复杂的机制。[18]实地研究重新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重视和倡导，包括实地案例研究、多案例拓展与比较、田野实验等多种形式。[19]时至今日，田野调查已经成为经济学家修正理论模型和假设，完善学科知识体系的重要工具。

3. 社会学

在社会学中，田野调查始终是探析社会现象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可以让社会学家系统收集和分析数据，并为社会结构、组织、群体关系和行为等不同层次的理论解释提供可靠有效的证据。社会学的田野研究与文化人类学传统联系紧密。从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城市研究[20]、皮埃尔·布尔迪厄对阿尔及利亚的实地调查[21]，到中国社区学派的乡村研究[22]都是如此。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杨善华教授认为，两种田野研究的差别首先在于人类学民族志关注文化，而社会学调查关注社会整体（特别是结构），其次人类学多采用长时段参与式观察，而社会学则更看重“访谈现场的全方位的观察”以及“追踪调查”；因此，所谓“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即是研究者在现场以探究意义为目的与特征的情景性活动。[23]上述看法在中国社会学的田野研究者中能够引发广泛共鸣，无论是重视“社会底蕴”[24]，或“日常生活逻辑”[25]，还是尝试通过“田野工作的想象力”[26]来触及中国人的“行动伦理”[27]，大抵都体现了这一思想立场。

仅就中国社会学的主流田野主张来看，很难断言其缺乏理论雄心（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但至少凸显了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与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的内在差异。上述主张对理论模型与田野的关系表达了更直接的质疑，涉及知识生产的目标、方式与可能性。

4. 比较：田野与理论的关系

可以认为，田野调查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中都是重要的研究方法，能够为研究者提供直接有效的数据和证据，实现对不同文化、社会或经济现象的深入理解。大体而言，三个学科都认同田野调查与理论发展之间的互补关系——在田野中可以修正或创新理论；理论也可以指导、解释或批判田野的工作方式。但是，三者在田野与理论的具体互动方式上仍然存在差别，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关乎对田野的定位，也关乎对理论的理解。

社会/文化人类学试图在比较中解释人类文化的共性与多样性，但其理论通常产生于特定历史和社会背景下的田野调查，强调批判性与反思性，因此往往呈现碎片化与不连续的特征[28]，造成知识积累效率的下降。这对于人文学科来说或许是可行的（这是很多文化人类学家的自我定位），但对于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文化或社会比较研究则是不够的。

经济学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其理论通常是严格假定约束下的抽象简化模型，研究者在田野调查中引导搜集、处理信息的变量结构与解释意图都高度清晰化，因而仅就二者对话而言是相对高效的。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大量拥有挑战模型假定潜力的丰富田野事实可能会被忽略，理论的发展缺乏反思性与拓展性，在处理跨文化现象时尤其容易出现偏差。

尽管发展并不完善，社会学则处于二者之间。一方面，社会学理论表现出抽象化特征与机制解释诉求，试图在田野工作中系统搜集和分析数据，推动理论深入；另一方面，研究者们高度重视历史与制度的多样性、人类行为的情境性，因而希望在田野调查中修正和拓展原理论，乃至形成新的理论。这一点对于包括区域国别学在内的多数社会科学发展来说尤为重要，因此下文将以社会学理论与田野工作的关系为例展开讨论。

二、作为社会学理论生产引擎的田野研究

我们认为，田野调查是发展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方法。一项成功的田野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解释机制、检验并完善既有理论，还可能发现新假设、促进新理论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讲，[29]社会科学视角下的田野研究的唯一目的和功能就是发展理论。这里的“理论”并不代表某个领域的基本事实，也不同于哲学思想、形式逻辑体系或意识形态观点，而是一套旨在解释经验现象的规律与命题系统。本节将以社会学理论为例[30]说明它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特征，[31]及其对发展动力的内在要求。

田野调查能够提供这种动力，只是需要以相对严格的形式完成。在介绍IESM的研究实践之前，本节将从抽象层面讨论田野工作促成理论的两种关键机制，即生产与修正。与其他研究者类似，我们并不否认田野工作具有丰富性、随机性与潜在的艺术创造性，[32]但这些特征或可被归入某种理论生产环节的技术要求，或不在本文主题之列。据此，本节最后将梳理针对理论化田野研究的两类主流争议，并做简要回应。

（一）社会学理论是什么？

在著名的《社会学主要思潮》一书中，雷蒙·阿隆指出“社会学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以及更广泛的群体、阶级、民族、文化乃至人们通常所说的全部社会的宏观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目的是在不同社会现象之间建立具有一定抽象程度的解释性联系。[33]类似的，学界主流看法并不认同社会学理论是多重观点集合或思想史杂糅体，而更强调其抽象性、一般性、主题化、逻辑自洽与解释力等。[34]大体上，我们可以接受如下简明定义：社会学理论是一套关于社会的抽象化、可检验命题，旨在分析和解释社会现实。[35]换而言之，社会学理论的目的在于揭示社会机制，即社会结构的特定部分产生特定后果的社会过程。[36]

需要澄清的是，社会学理论区别于四种常见的知识类型。首先，它不是社会理论。作为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社会理论是对现代兴起的社会范畴的解释和总体上的关注，[37]它在对象范围上宽于社会学理论，同时偏重评论与批判，而较少解释。[38]其次，它不是经验论风格的社会志，虽然后者常以实证资料分析指标化的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但这类知识过度具体或局部并不构成理论。[39]再次，它不是综合整体的历史观，并不包含决定论的基础规律，因而本质上是远离意识形态的。[40]最后，它也不是形式逻辑体系，尽管科学理论具有逻辑结构，但历史性与经验性仍然是社会学理论的本质特征。综上所述，社会学理论具有“理论模型”（theoretical model）[41]的一般特征，它所使用的概念介乎经验指标与思辨对象之间，接近马克斯·韦伯所称的 “理想类型”（ideal types）。这种半形式化模型不同于有学者提出的“形式理论”[42]，天然蕴含了情境性、历史性甚至价值选择的元素。

从上述概念讨论中，可以引出两个关于社会学理论发展动力的问题：第一，待检验的理论假设与机制命题从何而来？一种常见的实用主义答案是——来自研究传统或既有文献，这在相当程度上符合当下事实。但如果对理论进行溯源或观察新范式的产生过程，则几乎可以肯定它们都来自研究者对特定时空条件下具体经验的抽象化处理。第二，如果与经验观察不符，理论会如何发展？尽管科学哲学家们的观点尚有分歧，一个基本共识是：理论愈明确，发现悖论或反常的可能性越大。无论“被证伪”[43]、“范式转换”[44]或“建立保护带”[45]，都是理论发展的重要表现。下文将说明田野研究在上述两个环节中的积极作用。

（二）社会学理论取向下的田野研究

1. 在田野中形成新理论的雏形

田野研究能够帮助学者形成创新理论的雏形。在近期的一场在线讲座中，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周雪光教授就这个问题做了精彩阐述，[46]他认为：田野研究的学术意义在于理论的含量。研究者在田野中充分调动各方面感官、深入观察体验，可以发现大量有趣现象。再通过与既有文献的比较和对话，新的研究问题、分析概念和解释机制就呼之欲出了。

从他的讲述中，我们能看到理论生产型田野调查的一些特征或必要条件。工作之初有一个所谓“浸入”[47]的过程，研究者需要习得当地人的视角来理解“地方性知识”。在这个阶段，理论处于缄默或潜意识状态，但并非完全不存在。一旦发现并确认新鲜事实，就要适时“脱出”，激活理论思考来重新审视此时此地的边界。尽管周雪光教授没有点明，但有理由认为后续深入田野的方向会围绕理论问题聚焦，这也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舍弃观察与思考的丰富性。

需要补充的是，仅仅依靠经验累积与简单归纳无法产生新的想法，理论牵引早在“脱出”之前已经发生了—所谓新鲜事实，正是研究者理论潜意识对经验的标定结果。因此“浸入”和“脱出”并非前后相继的阶段，更接近研究者不断跳转往复的多线程活动（multithreading）。此外，好的田野工作能够激发新问题、新概念甚至新解释机制，但它们尚不能构成完整的新理论，模型化工作仍然依赖文献比较与逻辑演绎。因此，本文强调在田野中形成的是新理论雏形。

2. 在田野中发展既有理论

田野研究同样有助于完善既有理论。较之新理论生产看重田野敏感性，完成这项工作的难点位于理论侧。一般认为，经验观察中得到的悖论或反常预示了理论发展的机会，[48]但如何标定“反常”则高度仰仗田野研究者的理论意识、储备丰度，以及他对前提条件、逻辑结构与演绎推论的熟悉程度。

一个具有强烈理论意识和充足理论知识的研究者进入田野后，的确需要注意自身前见对理解他者的干扰，但多视角并存的头脑在相当程度上能够克服这个障碍，并让他保留观察的敏感性。当纷繁信息扑面而来，它们或能被拆分归入不同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脉络，留待后续深入；或能同时与多个问题意识纠缠，留待后续厘清。无论身处上述哪种情况，研究者都会更快地明确田野调查的研究问题意义所在，进而聚焦。

不过，做到这一点尚不足以推动理论发展。包括社会学在内，社会科学理论中存在大量含混不清的概念定义与机制表述（有时甚至缺乏机制），这使得即便锁定了问题意识，也不代表明确了变量关系和观察测量方式。因此在继续田野研究的同时，研究者还需对潜在对话的理论做预加工，包括梳理明示或潜在的前提条件、厘清机制命题及其相互关联逻辑，并尝试给出一组相对明确的核心推论。可以预见，当某个田野事实符合理论预设，却不同于推论预测的结果，或事实形态一致，但具有异于理论解释的过程机制，研究者就能将其标定为“反常”[49]。

当围绕某个理论累积一定数量的反常时，研究者就能发现一些理论修正的常见模式：原理论的假设可能是不准确的，或者是某个更基础概念的条件亚种；原有解释环节中可能隐含了特定的小前提，田野发现的反常过程预示着演化存在其他路径，可能引发与理论预测大相径庭的结果等。

3. 文献综述的功能与重要性

在关于田野与理论两类互动的上述讨论中，我们已经部分提到文献或既有研究的作用。由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这里将做适当展开，以免引发不必要的误解。

在社会学乃至现代社会科学中，文献综述指的是通过全面收集、阅读既有文献，对一定时期内学界围绕所研究问题取得的成果、存在的解释缺陷与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叙述与评论。这项工作有助于研究者明确自身研究问题与理论视角的独特性，形成和发展合适的分析工具，从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弥补不足，做出新的贡献。

如前所述，田野能够促成理论生发的原因在于可以为研究者带来新鲜事实，其新鲜意义是理论潜意识对经验的标定结果。这里所说的“理论潜意识”不仅源于学者的个人研究积累，更依赖全面深入的文献综述。虽然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进入田野之前并不一定能形成明确的研究问题（过早形成刚性的研究问题甚至是很多田野研究者所反对的），但围绕对象领域回顾既有研究仍是必要的步骤。类似的，利用田野经验修正理论需要标定反常现象，而所谓“反常”也不全指违背常识，更侧重该现象超出了既有理论的解释边界。这实际上对研究者的文献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了解既有研究内容，还需深入理解理论前提与逻辑结构。概而言之，社会学理论取向下的田野研究不是一个单纯依靠个人智慧与洞察力的创造过程，它仍然是学术集体事业的一部分。

（三）争议与回应：发展理论模型的田野研究是可能的么？

尽管田野工作与理论思考的良性互动是可能的，却不容易实现。除了上文所称的技术难度外，还源于社会科学研究者对这种尝试的批评与拒斥。这类看法并无统一纲领，大体上可归纳为两种主流形式：来自“整体论”的批评和来自“建构实在论”的批评，以下将介绍其主要观点并简单回应。

1. 来自“整体论”的批评

第一类批评主要来自人类学的“整体论”传统。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各个部分都是服务于整体功能的事项；任何一个调查都是从具体问题或现象入手，随着逐层关系发现新的材料，进而展现社区的文化全貌；[50]田野研究者需要将零碎获取的感受与认识逐步拼成整体，“而不是用理论进行简单的挑选和裁剪”[51]。因此，理论模型与田野研究存在内生矛盾：前者通常体现为高度凝练的、去时空化的概念关系命题，与经验对话的角度和精度都发生在局部，追求“片面的深刻”。如果采用这种方式引导并组织工作，将使后者沦为搜集标准化信息的“准问卷调查”，也就彻底失去了田野的意义。

必须承认，对于具有高度跨文化特征的分析主题或对象[52]来说，研究者需要对整体社会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才能保证理论与经验对话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以“浸入”或博物学观察者的姿态开始田野研究、以长时间浸淫习得的整体文化感受来后验反思理论都是必要的。但研究是否应当（或只能）止步于此，则反映了两种取向在智识目的和方法论上的分歧。我们认为，尽管不同社会和文化之间差异巨大，但在经验表象下仍然存在一些“人类社会活动结构的关键性本质”[53]；与“整体论”式的田野调查相比，理论模型引导的田野调查更有助于发现并发展这类知识。

2. 来自“建构实在论”的批评

第二类批评的常见标签有“现象学主义”“本土化”“历史社会学”等，方法论立场大致隶属“建构实在论”（constructive/critical realism）范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任何社会事实或过程都发生在特定时空条件之下，当事人对它的认识以及相应行动都受到历史和情境建构的支配，往往与外部观察者的理解不同。这将使社会科学的“假设—检验”理想陷入“演绎主义的贫困”[54]，任何试图用某种反映局部因果机制的理论模型来对话、解释社会事实都是不可能的。[55]换而言之，因为忽略了“生活世界的意义”和“社会底蕴”[56]，不了解特定社会中的“行动伦理”[57]，甚至缺乏“想象力”[58]，那些试图发展理论模型的田野研究都会有意或无意地剪裁、歪曲事实，成为自说自话的“盆景主义”产物。[59]

与对上一个批评的态度类似，我们认同视角先行的潜在风险和对他者意义的情境性理解是田野研究的内生之意。但这是否意味着必须在田野研究中放弃思考分析性因果关系理论，尚有待商榷。首先，要求研究者“视角清零”后再进入对象的“生活世界”是不可能的。而在自我与他者的建构性意义之间展开对比，前提条件之一恰恰是对既有视角的充分自觉。正如卡尔·波普尔强调检验合法性甚于假设真实性一样，理论模型是否正确并不必然影响田野效果，能否在理论与经验的持续互动中修正思路才是关键。[60]其次，任何抽象理论与具体经验之间都存在距离，二者的顺利对话必然伴随着对理论的转译和对经验的提炼。这不是能否在田野中应用和发展理论模型的原则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将其实现的技术问题。[61]最后，如果彻底放弃理论牵引，田野研究的知识意义和实现可能性都是存疑的。围绕任一具体对象展开的情境化、饱和性解释[62]势必造成大量知识的孤岛[63]，研究的对比与深入都将受限。事实上，彻底的历史主义解释几乎是不存在的。正如他们批评的对象一样，极端“建构实在论”者们同样无法摆脱既有视角在问题意识、材料选择、分析方式等各个环节上的影响。与其追求绝对意义上的他者眼光，不如在田野中持续度量理论前见与经验的缝隙，尝试找到认识深入的法门。概而言之，即便无法实现严格的“假设—检验”，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进程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64]

三、海外田野与理论建模的互动：基于IESM的经验

在本节中，我们将以IESM的研究经验为基础，说明如何开展社会学理论导向的田野工作，以实现二者的双向促进。作为一个拥有明确理论意图且以海外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的学术机构，IESM的实践直接呼应了本文主题，对其做归纳呈现或可供研究者参考。

与很多在田野中寻找理论种子的工作不同，IESM从一开始就以应用和发展经济社会学的“利益—规范”双重博弈理论为目标，然后才逐步确定海外田野研究方法。因此下文首先介绍“问题提出与初步理论建模”[65]（包括新范式的来源和主要内容）和“理论模型引导的海外田野方案”（包括研究对象选择、调查方法与前期准备）。

对于当前中国社会学界来说，无论“海外”或“企业”都是比较陌生的研究领域。尽管理论取向明确，IESM的实践同样经历了“初入田野”的摸索阶段。就单个海外田野而言，研究者在积累博物学知识的同时，还要持续判断、挑选有潜力的经验与理论对话角度。这个过程充满困惑和痛苦，但事实证明是可能的。

需要指出的是，IESM并不主张用理论僵化地解释经验。原因一方面在于现实的复杂性本就无法被单一理论覆盖；更重要的是，“利益—规范”双重博弈理论尚待完善，跨文化田野调查能够提供足够的反常促进其扩展和优化。因此对话角度的潜力表现为一种双向促进：以理论为引导，田野观察能够发现更多常识之下的未知；以田野发现为启发，理论可以突破原有逻辑的局限，即通过“‘理论—田野’双向审视”实现二者的耦合。

在耦合基础上，工作得以进入“深入与反思”阶段。除了依据初步成型的框架不断搜集更多新资料，研究者还需要将理论修正前置，不断形成更多新假设与新机制推论、拓展田野范围，这一深入过程兼具经验聚焦与理论优化路径依赖的风险。研究者对此应当保持文化反思——这不仅关乎评估及调整现有工作，也涉及重返田野或理论的角度。可以看到，“常规科学”[66]亦非固定程式，要求具备平衡张力与自我颠覆的智慧。

（一）问题提出与初步理论建模

作为IESM学术工作的核心，“利益—规范”双重博弈理论是田野体验和跨学科思考（研究回顾）协同激励的产物。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对乡镇企业、地方政府、城乡一体化过程的持续田野调查中，北京大学刘世定教授[67]及其带领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团队接触了大量丰富的中国社会现实。在这些鲜活的体验中，不乏对社会学、经济学经典命题的启发与挑战，彼时却尚未得到理论层面的重视。[68]在田野所得基础上，如何形成兼具现实性与演绎潜力的新假定，[69]如何发展包含社会规范与他人影响的行动机制解释模型，并将其推广至互动和演化分析，[70]成为值得深入思考的基础理论问题。[71]

在2014年的一次学术演讲中，刘世定教授提出，经济社会学的基础范式性问题是“利益互动和规范互动如何实现双重均衡（包括何以不能实现双重均衡）”，并强调模型简化、博弈论分析工具与田野调查结合的必要性。[72]“利益—规范”双重博弈理论（以下简称“双重博弈模型”）正是上述思考的结果，后来成为IESM系列研究的思路与方法起源。

该理论认为，社会制度运行和演化的基础动力单元是个体决策与人际互动。传统经济学和社会学从不同侧面对这个问题予以关注，但未能形成令人满意的解释模型。通过综合两个学科的长处，该理论从“利益”和“规范”两个独立维度刻画行动者的偏好结构，形成新的综合效用函数，用以分析行动者决策时“既计算个体收益，又受到文化传统、价值观影响”的现实特征；在此基础上，模型引入并改造博弈论工具，进一步讨论多个具有双重偏好的行动者如何在互动中达成（或无法达成）均衡，即不同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结果；当支撑上一期均衡的条件遭遇破坏，新的个体选择与群体互动又将开启，并形成新的均衡——这正是社会演化的实质。[73]

要完成“利益—规范”双重博弈理论的模型建构，仅仅依靠与既有研究的片段式对话和模型内单纯逻辑演绎是不够的，IESM需要找到更合适的主题和方法，并以组团式研究的方式从初步模型的各个要件维度加以推进。

（二）理论模型引导的海外田野方案

我们认为，适合发展理论（或称与理论对话）的经验主题应当具备如下特点。首先，该领域内的行动者持有明显的“利益—规范”双重偏好，并且与其他行动者处于复杂、持续的互动之中。这个要求的前半部分与经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常规特征高度相符，后半部分则突出了近距离观察和跟踪研究的必要性。第二，行动者在各自双重偏好的内涵、“兑换规则”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并可能对他者产生认知障碍或错位。具体来说，我们希望发现互动各方对利益看法不一、彼此文化规范迥异甚至时有冲突的现象领域。如果行动者在利益与规范难以两全时有各自不同的妥协思路（即“兑换规则”），将格外有助于模型深化行动机制的细节算法。第三，互动领域隶属于重要的社会部门和基础环节，而非仅具理论趣味的罕见或小众议题。围绕该领域的研究生产不仅有助于理解重要的社会事实，也具备扩散解释或支撑其他应用分析的意义。

事实上，在IESM团队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研究中，已有不少议题符合上述要求，例如文化产业[74]、宗教市场[75]、公益教育[76]等。最终聚焦于中国企业“出海”，除了考虑机构捐赠人背景和意愿之外，[77]更主要的原因是对“重要领域”的考虑——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它们对世界的影响将日渐凸显，并会从产业经济逐步扩展至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甚至文明沟通等多个维度。因此，这不仅是一个蕴含极大理论潜力的经验富矿，也是关乎人类命运的时代主题。

较之议题选择，IESM确定以田野研究为核心方法没有遭遇太多压力。这一方面与理论思路来自早期田野感受、团队成员长期从事并热爱田野工作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学理层面：双重博弈模型关乎对行动者意义的诠释性理解，以及对复杂互动的细腻呈现与分析，这些都是田野研究的独特优势。

前期准备工作主要从两方面展开。首先，通过读书讨论与交流学习完成知识积累。由于IESM的调研人员主要是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强化理论与相关经验研究的学习十分重要。从2019年开始，IESM每周组织两场读书会，内容涵盖5个方面：强化基础方法论的科学哲学模块、夯实学科基础知识的经济社会学模块、熟悉模型思维与建构方法的社会科学建模经典模块、田野研究方法与技术模块以及中国企业海外民族志模块。与此同时，我们广泛拜访了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海外研究机构或团队，并多次组织在线学术论坛与世界各地的相关学者交流，拓宽了对于不同国家基本情况与研究现状的认识。

其次，利用社会资源拓展行业/企业选择范围。截至目前，IESM陆续联系了多家出海经营的国营或民营公司，行业涉及海外农业推广与援助、广播电视传媒、基础设施与工程装备、石油化工、电子信息制造、网络游戏、医药制造与营销等多个领域，分布地点包括非洲的加纳、卢旺达、布隆迪、乌干达、埃及，东南亚的缅甸、泰国、越南、文莱，以及欧洲的法国等。为了保证海外田野工作的顺利，IESM会安排研究人员以实习生身份在企业的国内分部开展为期1—3个月的预调查，根据所掌握资料的情况确定后续海外田野的进入方式与大致目标，并形成工作小结。

（三）初入田野

从目前完成的四项海外田野工作[78]来看，研究者通常都要经历前期适应阶段，时长因人和环境而异。由此可见，即便持有相对明确的理论意图和研究计划，一个有长期规划的田野研究也难以迅速进入“裁剪信息”的验证环节。客观存在的适应期对研究者构成挑战，同时也是熟悉环境、审慎判定“理论—田野”初始关系的机会。

适应性挑战大体上存在于两个方面，兼具田野调查的共性与个性。第一项来自文化观察与感受方式的转换，对任何缺乏田野调查经验的研究者来说尤其具有共性。来到陌生的国度与文化中，研究者需要将前期准备时初步了解的纸面信息与无处不在的直面体验对接。和前文提及的周雪光教授的看法类似，我们也认为研究者应当动用全部感官，尽可能细致地体验初期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并逐步开始比较既有知识与观察所得的差异。第二项挑战源于企业研究的独特性。以正式员工身份进入（与学校或研究机构完全不同的）经济组织，研究者面临调查任务与业务工作、外来旁观者和内部参与者之间的多重张力。正如很多田野老手们强调的，“先让自己变得有用”是处理这类焦虑的最好办法，也能为后续深入观察、理解互动奠定基础。

在这个阶段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相对合理的状态是搁置调查目的与理论思考，回归博物学意义上的常人观察。通常来说，可以结合两种不同的观察路径：一种是所谓“鸟瞰式”，即利用得到的信息不断勾勒关于研究对象的整体认识；另一种是所谓“漫步式”，即专注于个人经历以获得某种心理体验与文化感受。而要让二者发生化学反应，最有效的办法是写田野日记。经验表明，此时出现在日记中的兴奋焦点、疑惑与猜测越密集，研究完成的质量越有保障。

当研究者逐步适应田野环境，进入相对程式化的日常状态（daily routine），就应开始第一轮对“理论—田野”关系的判定。根据我们的经验，研究者首先需要重读出发前整理的理论笔记、研究设计与预调查小结，对照田野日记重新提出一组备选研究问题。这项工作并不苛求理论逻辑的严谨性与经验资料的完备性，而更看重二者的结合潜力。考虑到多样化视角的重要性，IESM会为每项田野研究组建专门的讨论小组定期开展线上交流，帮助研究者甄别选题、设计方案。

计划看似完善，困难仍不可避免。最常见的情况是，研究者提出的思路或者没有击中有趣的理论点，或者存在明显可疑的经验纰漏，这说明常人观察尚未到位，需要继续适应。如果非常幸运，讨论小组会建议研究者从可触及的（accessible）位置开始聚焦，而非停留于持续的整体性调查。我们认为，较之累积整体知识与感受，判断理论与经验对话适恰与否更依赖于观察和思考的针对性深入。除了自我观察与集体讨论之外，一个理想的方法是寻求当地学者的帮助，他们对自己社会与文化的理解往往能为研究者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这并不容易做到。[79]

（四）“理论—田野”双向审视

聚焦某个相对明确的问题意识，并不等于形成了明确的研究问题，对发展理论模型的田野研究来说尤其如此。在这个阶段，理论与经验的对话将成为研究的指导思想与核心内容，我们称之为“‘理论—田野’双向审视”。

1. 从理论看田野

在IESM的工作中，“从理论看田野”具有更高优先级，即以发展“利益—规范”双重博弈理论为首要目标，判定田野地点、对象属性和进入方式是否适恰，并不吝做出必要调整。我们不否认田野研究（或应当）具有艺术性与创造性。只要文化与制度跨度足够大，选择任一国家、行业或企业开展深入调查，无论研究者的参与式角色是推销员或财务助理，都可能获得精彩的观察与洞见。但是当采用统一的理论目标来判断时，不同田野方式的潜力大小仍然是可比的。在前期小组讨论中，我们会鼓励研究者评价目前田野状态的理论意义，并与其他可能选项做比较。一旦发现可行的更优方案，IESM会协助研究者调换田野地点、企业或岗位。

由于进入方式高度依赖于具体田野议题（地点与对象属性），这里仅以后者讨论判断的标准。理想条件下，IESM希望议题处于“理论生长点”、“既有解释盲区”、“企业现实关切”与“跨文化聚点”四者的交集之内。前文关于第一项已有详述，下面着重介绍后三项的定义和作为标准的理由。“既有解释盲区”指的是现有研究对该问题的解释力明显不足，甚至没有充分注意此类现象。如前所述，文献综述的主要目的就是确认这一点。在IESM的实际操作中，我们尤其关注经济学、管理学研究因秉持理性最大化假定造成对企业现实行为的分析偏差和忽略。“企业现实关切”指的是被调查企业在海外经营中面临的主要任务和棘手问题。例如，对于一个大型基建企业来说，如何在妥善处理与当地政府关系的情况下控制建设成本就比日常后勤管理更重要。强调这一点不是主张田野研究必须生产对企业有实际用处的知识（尽管一项好的田野研究经常可以做到），而是因为企业会在其所关切的领域中投入大量的心力与行动，呈现更丰富的互动过程，并具备跟踪观察的可能，这些正是“利益—规范”双重博弈理论亟待发展的核心要件。“跨文化聚点”指的是被调查企业与当地社会互动时出现的深层文化冲突。仍然以基建企业为例，它可能同时遭遇本地员工盗窃原材料和传统社区（以民间宗教禁忌、环保理念为由）抵制项目施工的问题，正常情况下[80]后者更具文化典型意义。类似的，选择以此为标准并非简单出于对他者世界的好奇，而是因为多方行动者围绕聚点的互动会充分展现误解、冲突、调适、妥协与再冲突等复杂机制和过程，这同样是发展双重博弈模型的宝藏。综上可见，所谓四项标准的交集只是一个操作定义，其根源均指向促进理论发展与提升经验解释的潜力。

应当指出，将“从理论看田野”看成以偏见（或前见）来裁剪事实并不准确，它更接近以大胆假设引导的聚焦与深入。如上文所述，比“视角清零”更有意义的现实取向是“视角自觉”。一味追求前者并不必然实现全面且透彻的理解，更有可能的结果是长期处于“冷静的无感”。随着田野新鲜感逐步消散，研究者将陷入习以为常且无法提出任何有价值的问题。而偏见并不必然导致错误。事实上，越是深刻的偏见越能引导出更多发现、触发更多可明确定义的矛盾。如果研究者能自觉于理论与经验的持续对话，“偏见”恰恰是完善对二者认识的良好起点。

2. 从田野看理论

虽然“从理论看田野”很重要，研究者却经常会依实际田野状况来调整理论。概括来看，主要涉及理论选择与理论修正两种类型。相较于直接放弃原有思路，严肃的“从田野看理论”是一项难度更大的工作，对于初步（不完善）模型引导的田野研究来说尤其如此。

首先，当田野调整的自由度不断降低（甚至完全不可行），研究者就需要考虑理论选择的问题。众所周知，无论研究者如何转换身份、多角度切入，最终能在一项具体田野工作中获得的资料分布、典型特征都是有限的。我们不仅无法用一个“全仿真”案例覆盖现有理论思考的所有细节，甚至很难同时涉及多个核心部件。此时，研究者可以收窄理论思考范围，利用手头最丰富的资料针对性地讨论理论的某个局部。从科学研究的完整性来看这当然是令人遗憾的，但也不乏由广及深的惊喜。例如，很多企业的海外经营并没有与其他行动者发生明显的互动，更多体现为单方面的决策，要求在这类案例中分析博弈路径和均衡条件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仔细观察企业在经济收益（利益）与商业惯例（规范）之间的微妙权衡，这些发现将有助于完善双重博弈模型在个体决策层面上的机制，[81]从而对其复杂经营行为做出独到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完善的模型恰恰赋予了田野研究更大理论作为的可能。

其次，当田野观察在确切角度上指明了理论设定的错误或疏漏，研究者就应开展理论修正。不管一种理论成熟与否，其所包含的假设和机制都根源于以往的经验。当它们与某项田野研究的情境差异增大，理论出现解释力局限（甚至错误）的概率也将上升。此时，研究者可以通过增设前提假定、调整定义等方法，将反常事实作为一类亚种机制纳入修正后的模型，在完善理论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留其核心解释力。例如，当研究者带着产权理论的经典思路去观察90年代的中国乡镇企业时会发现明显的悖论：那些缺乏产权清晰界定的企业依然具备很强的经济活力。基于细致的田野观察，研究者提出了以“占有”概念为核心的理论修正版本，说明清晰产权制度的激励作用只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占有”影响机制，保障乡镇企业活力的则是另一种。[82]由此可见，作为不成熟理论的双重博弈模型将在与田野的碰撞中得到很好的发展。

当理论面临田野挑战时，我们选择了一条比改弦更张更难的路径。以“小心求证”的原则来看，确认某种思路适合或不适合解释经验都需要弥合抽象与具体间的沟壑，因此在田野中审慎对待既有理论十分必要，这是所有科学研究的保守共性。尤其重要的是，抽离作为参照系的既有理论，常人观察很难形成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兼具对话性与累积性的解释体系。如前文所述，田野研究不应追求自圆其说的知识孤岛。

（五）“理论—田野”耦合

双向审视的目的是要实现“理论—田野”耦合，即理论意图与田野计划彼此有机融合。这既是一种理想状态，也包含具体工作内容，可被认为是田野研究上半场达到预期目标后的战术调整环节。

判断耦合的标准在讨论“双向审视”时已有零星提及，可归纳为如下两条：第一，理论的问题意识、基础假设、核心概念、主干分析机制等能与田野经验大致对应并基本一致，我们称之为“准确性标准”。具体而言，研究者需要确认在已经完成的田野调查中——理论试图回答的研究问题是否明确存在、理论采用的行动者和环境条件假定是否符合（或不明显违背）事实、当事人对构成理论解释的核心概念（变量）和分析机制（命题）是否有所意识并展开了相应实践（即便他们采用与研究者完全不同的表述）。第二，在选定方向上继续的田野研究具备拓展现有理论与经验认识的潜力，即“可能性标准”。这里的“潜力”不是指以现成的理论来解释已获得的资料或用不断累积的预期内信息来证实理论，更强调以理论模型助力田野工作突破范围局限、以鲜活经验来细化并修正初步模型的可能性。必须承认，从标准的实施来看，判断“可能性”比判断“准确性”更难，除了需要投身新范式的信念[83]外，还应具备战术调整的技巧。

耦合后的工作安排集中体现了这类技巧，下面以IESM的一份研究为例加以说明。在这篇名为《龙的算盘》（Dragon’s Abacus）的论文中[84]，作者尝试回答为何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带来了经济增长，却遭遇了广泛而分化的社会评价。这个研究问题的初步理论定位涉及发展过程中的红利分享机制，经验感受则来自团队于2019年在加纳和卢旺达对多家中国企业的实地走访。[85]完成初期调查和文献回顾后，我们细分了本地社会不同群体与中国企业的差异化互动，形成了中心假设与相应的田野计划（耦合）。

依据理论，我们首先需要关注当地不同群体对中国企业的态度分歧及成因，这对海外田野的广度与深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研究者不得不离开刚刚熟悉的工作、生活环境，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补充更多类型的关键对象访谈，深入观察（甚至参与）冲突过程，最终获得来自政府决策者、行政官僚与传统权威、雇员与社区居民等多个本土群体的信息。概而言之，理论框架在这个过程中指引着田野版图的扩充。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田野中逐步发现，区别于本地群体对中国企业的差异化态度，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与非洲社会的互动方式和态度特征却高度趋同，表现出某种中国共性。这促使研究者将中国企业的自身特征纳入分析框架，并将原来的单向视角（分析非洲社会对待发展的群体态度差异）转换为双向视角（讨论中国式“发展主义”的成因与特征，及其经由中国企业出海经营而触发的非洲不同社会群体差异化反应的机制）。在上述过程中，正是田野观察最终完善了理论机制链条。

（六）深入与反思

可以认为，持续进行的“理论—田野”双向审视能够促进二者的耦合水平不断提升，这时深入田野研究的不确定性下降，愈发具有“常规科学”色彩，即在给定范式下的解谜过程。[86]虽然深入是研究的必要环节，但其内生特征也蕴含着风险，要求研究者重返博物学，展开多角度、多层面的文化反思加以调控。

关于耦合后的田野研究如何深入，上文已做思路与方法介绍，大体包含“以理论引导田野拓展”和“用田野刺激理论优化”两个方面，不再赘述。这里着重讨论深入过程的两类特征及其风险。第一类特征可称为经验舍弃，意指研究者在尝试填满理论预示的现象空白框时，将不可避免地舍弃其他田野事实。前文已多次提到，这种舍弃对深入研究意义重大，可以防止调查者陷入海量信息构筑的整体性迷宫，但它也携带着风险，即理论本身的不完善无法保证机制版图的完整。因为我们也无法确定那些看似与现有模型无关的信息是否真的没有价值，所以“整体论”者对此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第二类特征可称为理论优化的路径依赖，意指研究者在利用经验发现修正理论时，往往只能沿着后者结构中业已浮现的逻辑路径前进，而非浪漫的灵感迸发。同样的，这种聚焦式优化是理论成其为自身的关键，不然只会留下一堆彼此缺乏关联的命题碎片。但是它的独特风险在于，一旦选择错误（不真实）或平庸（表象）的假定并过快结构化，研究者将很难找到反常经验来大幅度优化理论，田野工作将沦为乏味的自证游戏——这才是“盆景主义”的准确定义。

我们认为，任何蕴含理论追求的经验研究要在严格意义上彻底解决上述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田野研究所特有的文化理解仍能对此提供助益。换而言之，研究者在经历长时间的“浸入”之后，需要“脱出”田野并鸟瞰全貌，重启反思的工作。在IESM的实践中，不仅要求研究者广泛阅读关于对象国或地区的背景文献，而且鼓励他们适度放下研究目标，积极观察、参与多种多样的当地社会生活，逐步形成包含自身体验的、对他者世界的文化感知。[87]尽管不同研究者形成的理解在准确性与深刻性上差别很大（甚至难以度量），但一个相对共通的要求可以成立，即多层次与多角度。具体而言，研究者应该在宏观如国家、族群历史，中观如组织和群体活动，微观如人际互动等方面均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并能在不同层次与角度之间建立解释联系。

首先，凭借文化感知，研究者首先应当对经验材料展开反思质检，甄别材料内容与理解上的缺失、偏误和矛盾，予以完善或矫正。例如，双重博弈模型的基础是行动者对于利益和规范的看法。如果研究者对观察对象某项具体决策的理解与已知的惯常态度不符，则可能要调整原判断。其次，研究者可以利用文化感知对业已形成的理论解释做模糊评价（fuzzy evaluation），这往往有助于跳出既有逻辑来发现理论的边界。例如，研究者十分确定观察对象在某场跨国商业谈判中牺牲了部分宗教规范以换取经济利益，因而认可双重博弈模型的解释，但该解释与整体社会高度严苛的宗教氛围存在矛盾。这种局面可能意味着行动者在不同情境下持有完全不同的“利益”与“规范”替换原则（极端情况下甚至不可替换）。此时，情境属性就成为原理论亟待增补的一个前提参数。最后尤其重要的是，文化感知对理解研究者之外的其他跨文化行动者具有不可替代的标尺意义[88]——这是（包括IESM工作在内的）关注多主体跨文化互动研究的关键之一。例如，研究者必须首先理解中国与文莱石化行业的各自惯例，才能理解一家中国公司对文莱某项行业标准的误读是什么以及为何发生。

出于行文条理的考虑，我们将反思讨论置于最后步骤。但在一项好的田野研究中，反思贯穿始末，只是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功能。此外，反思也不意味着田野研究彻底结束。与所有科学工作一样，社会科学理论导向的田野研究同样可以在原有基础上定向积累。无论对于未来重返田野的新问题思考，还是重返理论的新田野调查，反思的必要性与独特价值都毋庸置疑。

四、置身海外的当事人：来自IESM田野研究者的讲述

在完成前文纲领性色彩较浓的IESM经验总结后，有必要跟随当事人的自我视角进入真实的海外世界，体味他们穿梭于理论与经验间的欣喜与忧虑，从中也能察觉到理论范式与田野调查的张力及其弥合的可能。我们将以IESM两位博士研究生海外田野研究的心路历程为蓝本予以呈现。虽然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为他们所共享，个人的海外田野经历却各有差异，自我感受也不尽相同。我们无意严格还原前文所概括的所有步骤，而着重展现带有个体特征的田野探索之路，这无疑也是海外田野研究的魅力所在。两位研究者分别化名为A同学和B同学，下文所用材料来自他们的个人讲述。

（一）中国传媒企业的在非经营：A同学的田野纪实

A同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家扎根非洲多年的中国传媒企业——ST集团。该企业早在21世纪之初就已将商业版图扩展到非洲腹地，以数字电视运营为主干业务，后续又开拓了节目制作、互联网视频、融媒体泛娱乐等内容生产型项目。ST集团进入非洲自然是为谋求商业利益，而为非洲提供基本文化产品又彰显了其价值冲动，企业还同时承担了国家在非的文宣任务，多元经营目标并存成为其典型特征。可以说，缠绕于商业回报与价值诉求、企业获利与国家文宣、内容传播与文化交融等多重诉求张力之中是ST集团在非经营的真实写照，这无疑为“利益—规范”双重博弈模型的解释运用与发展提供了理想观察对象。

进入海外田野之前，必要的理论储备和资料收集不可或缺。为此，A同学曾在ST集团的国内总部进行了几个月的实习，搜集海外业务相关资料的同时也在强化自我的理论储备，“在进入调研企业前，我通过二手文献大致描摹了这家企业的发展史……我对双重均衡的经济社会学模型有了系统的了解，也在对社会组织公益人的研究中初次使用了这一模型”。基于上述工作，“带有中国意识形态色彩的跨国传媒企业海外经营面对何种挑战、如何应对以及结果如何”成为他最初的经验疑问。围绕跨国传媒企业这一对象，A同学梳理了作为国家利益代理人的意识形态宣传争论、传播文本的美学分析与价值评论、企业海外经营的策略选择等相关领域的既有研究。结合前期企业实习经历，他概括出了既有文献的两类不足：要么预设了企业海外经营的单一目标，却并不符合同时追求市场效益与价值满足的经验事实；要么将海外经营解释为企业自我决策的衍生物，但忽略了经营状态其实是企业与重要他者（当地政府、本地民众与其他厂商等）互动的过程产物。基于上述思考，研究者将“ST集团在非经营如何在互动中实现企业盈利、意识形态、价值彰显等叠加目标”确定为待解释项，并初步设想了制度环境（自变量）与多主体互动博弈（中介变量）的解释链条。

即便做了诸多准备，临行前的喜悦也难以掩盖因不确定性产生的焦虑。A同学回忆到，“兴奋的是，即将开展的海外调查或许为我打开全新的视野，让我了解到根本想不到也不敢想的事情，这对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段难忘的经历；担心的是，对跨国企业根本没有接触的我，能否顺利进入这个企业，能否真正获得有价值的材料”。和所有从事跨文化海外田野工作的研究者一样，早期的自我怀疑始终存在，这意味着心理准备与理论储备、资料整理等学术准备同等重要，但实现破冰对每个研究者来说都不容易。

真正落地海外之时，意想不到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在与ST集团前期沟通时，A同学原计划以普通员工身份入职，协助在地负责人开展业务，以第三方研究者视角观察企业与当地社会的互动。但是企业内部的人事变动打乱了这一安排，“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家公司正在经历人员更迭，这让初来乍到的我有些措手不及，硬着头皮担任了市场部经理的职务”。自此，A同学不得不在没有工作经验的情况下，承担集团在当地的核心业务开展工作。从田野调查效果来看，这不失为一种非预期收益。他可借助项目负责人的身份直接与当地社会的不同群体互动，其中既有工作时接触的国内外派员工、本地员工、当地政府人员、村民群体等，也有生活中离不开的司机、厨师、保安、保洁等当地人。挑战压力显而易见，他不仅必须快速实现自我身份转换（由学生到员工、由研究者到业务骨干、由观察者到实操人），也需要重新调整视角来洞悉企业在地经营所涉及的多元主体的行为逻辑。

深入海外社会后，复杂而新鲜的人物、事件会不停地进入视野，如何在保持思考理论预设的同时避免被其钳制，进而真切解读现象，也是一种不小的考验。A同学如此总结自己的做法，“在做了详细白描工作之后，我开始做一些思想实验，对具体事件和人物动机策略提出些许预想，而后通过后期的田野做重点观察”。正因为有了之前的理论和文献准备，他才有机会根据田野观察重新调整，他对此也感慨到，“我会随时调整预设和自身的想法，有趣的是，原本有些‘错误’的预设反而成为了接下来理论解释的重点，这些预设之所以存在恰恰是事实被遮蔽掉后得出的表面解释”。正如前文所讲到的，比偏见更为可怕的是“冷静的无感”，后者更容易让田野调查人陷入“一切都顺理成章”的自我说服，而无法捕捉到有助于理论发展的事前未知的关键要素。

“理论—田野”的双向审视是调查走向深入后所面对的新问题。此时文献梳理和理论准备的指引作用则更加明显，A同学如此回忆，“在观察眼前的同事（尤其是本地同事）的行为时，我总在不停换角度思考他这么做有没有潜在的动机考量……在调研技术上，自己带着双重视角去观察个体行动者的选择是极有裨益的，这会让自己不至于陷入一些肤浅的扫盲问题，也不会仅仅限于猎奇，尽管不否认有些事物本身记录就是有价值的”。正因为理论在场，研究者方能利用常人方法开展现实观察、记录与思考。较之在非经营的其他企业（如基建、制造等），ST集团主营的电视节目推广业务需要更直接地（或不得不）面对当地民众（尤其是村民群体），对当地文化观念、消费偏好与日常生活状态的理解程度将直接影响企业经营的效果。

随着田野观察逐渐深入，A同学进一步验证了ST集团在非经营中所持有的市场利润与文化宣传双重目标的真实性及其冲突性，这在承接中国政府对非文化援助项目的过程中尤为突出。在谈到这段田野感受时，他如此表述，“感觉从一开始就带有明确的理论关怀去做田野，还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在做跨国企业这类商学主题更有必要……在田野中耗费大量精力去白描企业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状态，固然也是有价值的，但这类描述通常无法突破商学的视角观察；如果直接进入文化层面阐述，又难以有条理地呈现行动者的多元动机特征”。可以说，田野调查前所持有的理论预设帮助A同学做出大胆假设，田野工作也就更有的放矢了。

与田野感受相呼应，A同学也进一步确认了基于“利益—规范”双重博弈理论解读ST集团在非经营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前期的理论准备就已完备，田野过程中的观察和体味也反向推动着研究者进一步修正解释框架，并生发出诸多溢出的新想法。在跟踪企业多个项目过程后，A同学察觉到之前对行动者偏好结构、互动过程的设想存在简化的风险。一方面，虽然获取利润是企业不言而喻的偏好，但是利益侧诉求并非仅仅是会计学意义上的利润与成本计算，企业在经营中会针对不同项目、同一项目不同周期进行差异性赋值思考，其计算模式也不尽相同。另一方面，ST集团在面对中国政府、当地政府、当地村民等不同互动对象时，不仅利益计算方式会存在差异，规范诉求的内容也会作相应调整。

概而言之，在企业海外经营过程的不同阶段、不同互动对象、不同业务类型之间，会存在利益和规范搭配的多样化组合，这指向的正是互动博弈的丰富性，也使得抽取企业经营的主干逻辑变得更为困难。与田野同步，从研究问题深化到分析框架搭建、从概念化到解释链条梳理等理论优化工作仍在继续，正如A同学所言，“我逐渐发现企业虽前后发生了很多变化，但依然存在确定的偏好在起作用，有时可能是潜在性的，甚至不为当事人所知晓的……我感觉到人的动机的多元复杂性，何为利益，何为规范侧考量，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划分……关于主干机制，我虽然没有完全归纳出来，不过先对企业大致几个时期的企业家决策偏好进行了细致的刻画；以此为主轴，分别对不同的互动者的行动选择进行描述，以此来概念化出不同的影响因素和分析机制”。可以看到，虽然“理论—田野”耦合状态尚未成型，而研究者也试图在经验事实的刺激下修正理论预设，并根据新的理论想法找到更适切的经验支撑。

不容回避的是，“理论—田野”间的正向促进并不容易实现，既要避免简化处理田野资料后的经验舍弃风险，又需规避任意放弃理论追求后的经验膨胀陷阱，这是一种在田野反思与深化中学术自觉的体现。ST集团在非的经营过程其实是与众多相关主体互动的结果，不同项目推进的故事脉络又十分多样，甚至存在诸多意外要素。复杂多变的经验事实与要求内在逻辑一致的理论生产间存在着明显张力，处理起来也就棘手了不少。一方面，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有趣经验以防止其淹没于特定视角的理论分析中，A同学在处理故事线索的理论化时，不仅合并同质性信息以服务于主干论证，也给予那些无法直接对话理论的经验以开放讨论的空间，以此激发后续研究和学术对话。另一方面，若研究者在面对复杂田野故事时过分“浸入”而无法“脱出”，就无法锻造新理论。

对于那些与理论框架相冲突的经验噪音，A同学并未放弃理论上的追求。他尝试引入企业发展史的分析维度，就不同项目实践中多名知情人看法进行相互印证和辨析，试图在偶发经验的历史情境中找到企业经营的连贯逻辑。田野调查者之所以如此选择，有赖于其所秉持的社科研究以知识生产为目标的追求，A同学在谈及经验与理论间关系的反思时提到，“我们不能因为某一件事或者企业决策者的一句话不符合理论预设，就对这一理论假设产生质疑，某种意义上，一事一议或者只是对企业家的决策过程做‘笔录’式的研究，可能更加糟糕，因为我们除了得到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之外，似乎无法得到企业面对类似情境中的共通性知识，我个人感觉还是得保留既有理论预设，以帮助自己对复杂的经验事实的分析”。

不得不承认的是，A同学的田野调查虽暂告一段落，但系统分析工作尚未完成。立足于何种脉络回应基础理论问题，如何更好地平衡企业关切、文化冲突与理论发展间关系等，这些挑战仍然存在，但他在田野研究中体现出来的学术自觉和反思能力让我们看到了成功的可能。

（二）中国对非的农业援助：B同学的田野纪实

同一时间到达卢旺达开展海外田野研究的还有B同学，他关注的是一家已在当地扎根十余年的中国对非农业援助机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以下简称农技中心）。农技中心于2011年在卢旺达正式运营，主要开展水稻技术、菌草种植、水土保持和蚕桑养殖等特色农业项目，希望通过教授当地农民先进技术带动当地农业产业化。显而易见，中非间存在自然条件、农业技术传统与习惯、农民认知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在西方援助长期存在的背景下，作为新进力量的中国农技中心会面对何种文化冲突、又如何应对，B同学对此疑问重重。

其实在进入非洲前，农技中心曾在国内西部地区长期开展对口农业扶贫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考察农技中心对非农业援助与国内扶贫看似相同的工作背后是否存在差异、如何从比较中找寻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特点，也成为研究设计中的重要关照。为此，B同学在开展海外工作前，也曾在农技中心甘肃菌草推广项目点上做了为期数月的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他形成了初始研究问题：农技中心如何在非开展技术推广，当地人如何看待来自中国的农业技术，二者在互动中存在何种冲突，如何化解、规避冲突或继续扩张等。

海外田野准备期间，B同学围绕上述议题综述了相关领域的文献，以进一步明确研究定位。他主要搜集整理了三类研究，并发现了其中的不足。其一，中国对外援助的一般形式、管理制度、运行方式、实际困难等科普式研究，虽然可以帮助读者建立大致印象，但这些文献多属于浮光掠影式的初步介绍，不仅缺乏明确的学术问题，也没有较好的论证。其二，与当地社会互动的田野经验报告、初步机制分析和针对特定群体（农技专家等）的观察等研究，这些文献虽然从群体互动视角解读对非援助，但仍停留于经验描述和实践总结，通常借用管理学和人类学的既有概念，尚未形成具有知识增进意识的分析性理论框架。如果说前边两类文献偏重经验议题，那么第三类文献则是更具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其中，既有斯科特对东南亚农民的系列著作，也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班纳吉和迪弗洛对非洲援助中当地居民境况的解释，还有恰亚诺夫和波普金等学者针对小农经济和农民行为的相关讨论。

虽然这些文献观点清晰、见解深刻，也极具启发价值，但是对援助实践中社会过程机制的挖掘与呈现仍不尽如人意，与IESM研究团队所期待的社会学理论解释尚有距离。基于对既有文献的述评，B同学试图引入“利益—规范”双重博弈模型，以农技中心在中卢两地的援助实践为案例，在比较分析中透视海外发展援助机构的基础行为特征和特定社会后果，由此实现知识增长。

与A同学的经历类似，虽然B同学在理论储备和案例资料上做了不错的准备，但面对即将展开的海外田野时，他对理论发展可能性、经验资料可汲性等未知因素的紧张感依然萦绕于心。对此，他回忆到，“当时的主要感受是，如果双重均衡的思路是对的，那么在田野调查中一定是存在的，而且是可以被观察到的；如果暂时还没发现，那么应该是方式方法有一些问题，需要有一些方法上的调整；但是至于怎么调整，在出发之前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只能不断提醒自己，互动是在双方之间发生的，这个可能是一切发生的根本”。带着对援助者与受助者如何在文化迥异的情境互动中理解农业技术、发展预期乃至援助本身等现象的经验好奇，B同学到达了位于卢旺达首都基加利远郊的农技中心。

当置身于陌生的异域世界，理论和田野的模糊感让初入田野的调查者从紧张升级为焦虑，此时抓住核心人物及其交往关系，或许不失为一种有益的破冰方式。初入田野时，B同学如此描述自己的心理处境，“一切都是新的，需要慢慢探索，但是很容易陷入迷茫……在这个阶段，理论是不太清楚的，现实情况也是不太清楚的，两边总得有一边有所进展，才能促进另一边的进步，而现在处于田野之中，能做的只有做好资料收集和观察，寻找蛛丝马迹”。当理论不在场，B同学与研究团队交流讨论后选择暂且采取“拼图”方式，尽其所能地编织眼中的世界，进而摸索和检验理论预设中所涉及的核心要素。他补充到，“对多个援助项目的过程有所了解后，对水稻、菌菇技术过程的掌握，以及对农技中心及周边当地人群（农委、合作社、村民、农技中心工人等）的信息掌握，会慢慢形成一张网络，交汇之处可能就是理论中抽象的利益和规范之处”。

当理论工作尚不清楚时，细致的田野观察可以先行，在农技中心工作约有十年的Z老师，自然是不可绕过的关键突破口。基于Z老师对项目历史、当地关系、日常运作的描述，加之自己与本地工作人员、当地村民等群体的日常互动，B同学捕捉到了农技中心运营背后诸多的暗面，诸如与国内总部的矛盾、跟当地农委的复杂纠葛、与当地派驻协调员的彼此挑刺、本地员工间的明讽暗讥等。但是短时间内，他无法确定上述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及理论价值，又陷入了新的未知感中，“我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来思考理论和田野的匹配性，只能有一种隐约的感觉，即农技中心的运转与人际关系是分不开的，人际关系如何勾连需要迅速通过田野调查来获得”。

可以看到，即便带着理论问题和分析思路进入田野一段时间，研究者也很难马上进入状态。此时的B同学不仅尚未找到可行的理论与经验对应点，又陷入了多头并进的日常活动之中，如何深入成为接下来的难题。面对这些挫折，他一度陷入低落情绪中，田野工作陷入程式化泥淖。在与研究团队的讨论中，我们建议他尝试转向当地人视角，峰回路转得以出现。B同学逐步意识到从田野反向审视理论的重要性，细致观察则是第一步，“一方面需要对整体结构有所把握，这样才不至于迷失于局部，并能够查漏补缺，同时还需要体察相对细微的互动”。随后，他借助周末徒步的机会感知当地的风土人情，尝试更广泛直接地接触村民。围绕“家户之间是否互相帮工、更喜欢种植哪种稻米、怎么耕种稻田、日常饮食习惯和家庭经济安排情况怎么样、如何评价农技中心”等看似琐碎的问题展开交流，农民们的讲述解答了很多疑惑。他对此这样回顾，“这一部分的发现和感受可能没办法直接放到论文里面当做材料使用，但是丰富了我对当地社会的感知，比如随处可见的大屠杀遗迹（森林里的万人坑、村里的纪念堂、对面山上的遗孀民居等），当地人对于宗教的虔诚，周末在森林里开会的省钱俱乐部，拜访厨师家”。B同学的经历提醒我们，当田野调查陷入僵局，感性认知带来的灵感刺激有时会成为激发理论想象的钥匙。或者说，理论思考暂且停滞时，不妨先去真切体味当地社会中作为主体的“人”的过往与今生、喜怒与哀乐、欲望与无奈等主观表达。

随着田野工作深入，“援助项目何以良性持续”的思考开始浮现于B同学的脑海中。这与偏向行动机制与社会后果的原初问题意识息息相关，视角却从组织层面转向微观行动者的经历与意义世界。在与中国农技专家们朝夕相处数月后，B同学发现他们因置身海外、长期远离家人，经常表现出较大的情绪波动，孤独感、失落感与无意义感时常涌上心头，非常需要获得当地村民的情感支持。这个问题看似旁枝末节，实际上深刻影响了援助的结果。当项目进入中后期，农技中心对当地村民的监督和激励举措已经很少，专家们能否在互动中与他们建立起信任和情感联系往往关乎项目的可持续性甚至最终成败。但是，B同学却观察到，“在大量的互动情境中，双方是不自觉的，或者说往往是及时性的反应，并未能实现理想中的相互体谅和充分共情”。

基于换位思考后的上述体会，B同学越发感觉到情感互动在援外项目中的作用不容忽略。他由此略微调整了之前的理论思路，将分析从援助方（农技中心）的组织行为暂时转向了援助者（农技专家）与被援助者（当地村民）间的情感构建、维系及其后果。通过重新梳理对外援助效果的成因解释、情感理论的经典脉络等文献后，他得以引入双重博弈模型工具，搭建起由援助互动中情感关系演化来解释项目绩效的分析框架。不难看到，B同学的这项阶段性学术成果来自田野观察的反哺，正是有了对互动双方主体的持续观察与深切理解，情感互动与项目成败的内在联系才得以被研究者所发现。同时，这也呼应了前文所述的评价“理论—田野”耦合时的“可能性标准”，即在透视田野新现象和新体会的基础上，重新给出具体的真研究问题与核心对话点，并搭建分析框架。

理论与经验双向审视工作完成后，B同学重新回到最初确立的对外援助方实践逻辑的追问。如果情感互动尚属于微观截面讨论，那么考察农技中心在非的历史演进，则是打开其底层行为逻辑的突破口。在田野调查中后期，B同学更深切地感受到“关系运作”是农技中心在当地长期扎根的关键，他说到，“大概在8月份，已经对一些案例的走向有了更进一步的把握……所以，现在又进入了通过材料来倒逼理论的阶段，因为现阶段要把结论完全想清楚是不可能的，但是事件如何发生，一定是有逻辑和原因的……我感觉到农技中心表面上是在技术推广，但是实际情况中有赖于各种关系运作，只不过关系运作存在多种机制或者可能性”。

在引入历史维度后，B同学发现农技中心的合作对象先后经历了从农委到合作社再到农民的变动历程，机构试图在不断摸索试错中找到最能契合自我诉求的合作者。此时，国内部分的田野感受也被激活了——农技中心在国内西部农业援助中也曾频繁更换合作对象。经过审慎比较，B同学察觉到二者间的共性背后可能隐藏着援助实践相对一致的社会机制，即便其互动对象与社会环境存在差异。进一步来看，农技中心对非援助的纵向变迁过程，其实是援助者与受助者基于各自诉求而相互博弈的过程，均衡则是双方达成的合作。但是对于农技中心来说，与哪个对象合作以促成项目落地并非事先的理性决策使然，而是适时调整自我利益和规范诉求并获得对方认可的结果。结合双重博弈模型、有限理性和默识互动的分析工具，将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援助活动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

在理论与经验间不断往返的历程中，B同学的海外田野也悄然进入了尾声。虽然反思贯穿着始终，但是此时做系统回顾更利于研究的后续深化。基于农技中心对卢旺达和国内西部援助的两项田野对比，并结合既有文献所揭示的西方国家在非援助的行为机制，他开始将理论思考进一步提升，尝试指出对外援助其实是一项通过多方参与来增进全球福利的系统工程，携带不同认知的援助方和被援助者之间的微观互动则是这项事业的根本推动力。在重新检视上述海外田野经历时可以发现，B同学没有简单地舍弃碎片化的经验发现，而是抓住情感互动的真实感受，合理地将其理论化并纳入整体思考；也没有自我顽固地延续理论优化的路径依赖，而是尝试从历史与比较维度中修正之前的理论预设，找寻援助研究内新的学术突破点。

目前，B同学正在重新回顾发展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方面的基础研究，尝试引入双重博弈分析以形成新的理论模型来推进知识增长。尽管新尝试与最初设想的逻辑联系已然清晰，但若没有对田野观察的反刍，尤其是文化感知层面的持续自我质检，推进尚不成熟的理论范式将失去灵感源泉。正如B同学重新回顾海外田野工作时所言，“双重均衡的理论，其实不需要时时刻刻挂在心里，考虑互动的相互性和决策相依性，以及所谓的‘将心比心’和‘通情达理’，遵照这些原则去开始田野调查，可能更有助于在有限时间把握事情的发展逻辑和我们分析所需的利益规范细节及其内涵”。

至此，我们分别介绍了A同学和B同学的海外田野研究历程，并借此机会呈现了IESM在探索经济社会学新范式中的种种尝试，从中既能发现当代社会科学工作的共性，也能看到研究者的独特经历与个性风格。对于任何一位研究者来说，进入海外田野前需要明确问题意识并梳理相关文献的进展，找到可能的突破口。即便初始计划在田野中会发生变动，甚至完全更改，理论预设对观察与思考的牵引作用仍然不可或缺。同时，服务于理论生产的田野调查不仅是一项学术工作，更是研究者的自我修行之路。问题锚定、文献回顾、框架搭建、资料准备等工作固然重要，研究者的心理准备与适时调适同样不可或缺。当来自理论或田野的困境造成压力和迷茫之时，团队协助的支撑力量也就不言而喻了。

和两位研究者类似，置身海外的不同观察者在理论和经验的侧重上总会选择具有自身特点的应对方案。A同学更偏向于遵循理论预设来审视经验发现，但他的田野工作也不仅仅是对理论预设的简单举证检验，丰富的现场观察与文化感知还会溢出理论预设，形成修正、发展和创造理论的契机。与之不同，B同学更多呈现出以田野观察激发理论灵感的路径，但是他的工作也不是简单地对经验观察做无差别扫描概括，而是通过在对当事人“将心比心”的理解中找寻理论发展的可能，田野工作同样溢出了理论预设。带有理论意图的海外田野工作并没有完全一致的定式方案，不同研究者在共享学术规范与知识增长目标的同时，也始终拥有各自的探索自由与独特心路历程。

五、结论与讨论

在新方法与分析技术层出不穷的当下，田野研究对于追求经验解释力的现代社会科学是否仍有不可取代的价值？本文的答案是肯定的。基于抽象概念讨论与实践经验归纳，我们系统辨析了社会科学中理论与田野的关系，明确指出发展理论是田野研究的方向与唯一目的，田野实践是生产和完善理论的核心动力。优秀的田野研究应当是科学的，但并不等于固守理论成见的僵硬叙事。优秀的田野研究往往充满启示，甚至不乏艺术感，但也绝非意象神谕或修辞狂欢。它是求知路上重要的“未完成”，从中得以窥见社会科学的未来。理论导向的田野研究与当代社会科学的规范流程并不矛盾，同样需要经历提出研究问题、文献综述、确定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搜集并分析资料以得出结论的完整过程。但是，田野工作的不确定性能够激发研究者不断反思既有问题意识，在经验与理论之间来回穿梭以实现双向耦合。较之规范流程，这种工作后台的丰富性是更多成功实践者的真实体验，却往往属于被专业教学与训练忽视的缄默知识，这正是本文系统呈现IESM研究经验的原因之一。

围绕“利益—规范”双重博弈理论与非洲田野工作的关系，可能存在一类批评认为该模型具有宏大理论特征，因而与基于一时一地的田野工作并不兼容，更适合采用定量方法科学地检验其有效性与普适性。同样，关注中国企业在某国经营活动的田野研究只能发展针对具体情境的中程理论，而非生成覆盖性解释。我们对此的看法是，双重博弈模型不是结构化的宏大理论，并不试图提供覆盖全部事实的概念维度和指标体系。它是一种基于个体行动与群体互动机制的分析模型，[89]恰恰需要利用田野经验对核心概念进行赋值，从而实现对情境性现实的中程解释。由于其尚处于发展初期，理论涉及的核心变量与机制要件同样需要在不同的田野研究中得到完善。概而言之，双重博弈模型旨在成为研究和比较不同社会现实的基础工具——只要它们存在从微观行动、中观互动到宏观结果的涌现结构，而不等于任何一种确定的宏大或中程结论。正如产权理论已经成为一种分析经济组织的普遍范式，却并不妨碍它体现在具体研究中的差异化应用与结论。[90]

对于以处理跨文化议题为内生之意的区域国别学来说，田野与理论（尤其是基础理论）的关系格外重要。有研究者在回顾了美国区域国别学发展史后指出，当前的共识是以定量分析为主要方法，检验并发展针对单国的中程理论，这在处理复杂因果与历史背景上具有独特优势。[91]诚然，从应对实证检验的学科压力角度来看，这种选择是合理的。但是，它仍然不能替代田野研究生产并优化原创基础理论的功能。尽管佩平斯基（Pepinsky）承认单国定量研究并不排斥理论上的比较，但却无法确定中程理论之间的假定前提差异，使之成为不同思想脉络下拟合分析的具体解释力比拼。这种与历史社会学情境、饱和主张[92]不谋而合的倡导，同样面临知识“孤岛化”的诘问。我们认为，当代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的独特机遇正是近距离跟踪观察被中国深刻影响的世界。比在单国定量检验经典理论的中程命题更重要的是，利用田野工作发展新的基础理论，并在多国比较中推动其不断完善。

在这个问题上，极度推崇实证研究的经济学家反而走在了前面。在一项关于社会科学多元方法实践的研究中，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及其团队讨论了实地（案例）研究的独特意义。[93]他们认为，实地（案例）研究是缺少数据且理论发展不完善时最值得推荐（甚至是唯一可选）的方法。与流行的定量统计分析相比，它能够有效地促进概念和理论的发展，协助识别一般关系的局限性、反驳确定性假说，并通过比较控制干扰效应来厘清因果机制，因而对理解复杂过程非常有利。同时，为了评估单个观察给出的各类理论假说，还应采用多案例广泛比较等多种方式推进研究。正是基于上述原因，IESM在发展经济社会学新范式——“利益—规范”双重博弈理论时，采用了多点海外田野研究方法。相信对于任何一个有理论生产与学科建设诉求的研究团队来说，在成规模的理论模型化过程中，田野调查都将成为极具潜力的备选方案。

与奥斯特罗姆团队关于广泛比较研究难度的看法不同，我们不认为关键问题在于数据搜集成本。事实上，对象趋同的多国田野研究数量仍在不断增长。影响比较的真正障碍来自理论追求的明确性不足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话意愿缺失。当代中国正逐步回到世界中心，研究者的步伐却远远落后于实践者。无论来自社会学、人类学，抑或区域国别学，中国田野研究者对人类共同知识的独特贡献，不应只有“小而美”的民族志，还需探索兼具自我特色和发展潜力的基础理论视角与原创性解释体系。

参考文献:（滑动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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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etterman David, Ethnography: Step-by-Step, Newbury Park, C. A.: SAGE Publications, 2019.

3.刘成斌：《盆景主义及其超越——论田野调研中理论与经验的关系问题》，《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00—105页。

4.谢宇：《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3页；赵鼎新：《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4期，第3—18页。

5.上海大学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成立于2019年7月，旨在通过实地调查海外中国企业的经营活动来发展经济社会学新范式——“利益—规范”双重博弈理论。目前，我们已在加纳、卢旺达、埃塞俄比亚、埃及、缅甸等国的多家中国企业开展较为系统的田野研究。

6.需要指出，虽然本文议题涉及基础方法论，但在论述方式上却偏向经验归纳。采用这种做法一方面为了规避涉及学者个人价值的无休止争论，另一方面因为我们赞同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的方法论态度。参见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20页。

7.Robert G. Burgess, In the Field: An Introduction to Field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1984, p. 43.

8.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9.杨善华：《田野实践中的历史社会学》，《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第64—71页。

10.典型方法包括话语/ 文本分析及相关数据处理软件运用等。参见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 A.: SAGE Publications, 2017.

11.Robert G. Burgess (eds.), Field Research: A Sourcebook and Field Manual, London: Routledge, 2003.

12.Nelson Katie, “Doing Fieldwork: Method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Nina Brown, Thomas McIlwraith & Laura Tubelle de González (eds.), Perspectives: An Ope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 Arlington: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2020, pp. 46-69.

13.Jarvie Ian Charles, “On Theories of Fieldwork and the Scientiﬁc Character of Social Anthropology”,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34, No. 3, 1967, pp. 223-242.

14.法比昂：《人类学与社会理论》，载布莱恩·特纳编：《Blackwell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页。

15.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姚伟、王黎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10页。

16.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姜建强、罗长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14—318页。

17.赫伯特·金迪斯：《理性的边界：博弈论与各门行为科学的统一》，董志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乔治·阿克洛夫：《一位经济理论家讲述的故事：关于经济理论新假设有趣结果的论文集》，胡怀国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18.Ostrom Elinor et al., Rules, Games, and Common-Pool Resourc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Abhijit V. Banerjee & Esther Duflo, 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 New York: Public Aﬀairs, 2011; Joseph T. Mahoney et al., “Oliver Williamson: A Hero’s Journey on the Merit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Vol. 18, No. 2, 2022, pp. 195-207; 罗俊、汪丁丁等：《走向真实世界的实验经济学——田野实验研究综述》，《经济学（季刊）》2015年第3期，第853—884页。

19.Amy R. Poteete et al., Working Together: Collective Action, the Commons, and Multiple Methods in Practic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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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Bourdieu Pierre, Algeria 1960: 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The Sense of Honor, The Kabyle House or The World Reversed, R. Nice (tran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2.阎明：《一个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3.杨善华：《田野调查：经验与误区——一个现象学社会学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3期，第59—65页。

24.杨善华、孙飞宇：《“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社会》2015年第1期，第74—91页。

25.折晓叶：《“田野”经验中的日常生活逻辑：经验、理论与方法》，《社会》2018年第1期，第1—29页。

26.应星：《“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社会》2018年第1期，第30—53页。

27.周飞舟：《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41—62页。

28.法比昂：《人类学与社会理论》，载布莱恩·特纳编：《Blackwell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页。

29.田野研究在这一点上与个案研究类似：除非以搜集具体对象资料为研究目的本身，这类针对“具体而特殊”的研究都需经由理论重构实现一般化。参见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第118—130页。

30.事实上，将社会学换成经济学、政治学、外交学等任一现代社会科学都不会引发具体知识之外太大的问题。

31.到目前为止，关于社会学理论能否成为科学仍是社会学界的争议焦点之一（参见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张茂元等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笔者对此的看法是，在触及各种反思性议题构成的天花板之前，社会学现有理论的精确化与科学化水平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32.应星：《“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社会》2018年第1期，第30—53页。

33.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华夏出版2000年版，第6页。

34.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第2版）》，杨善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张茂元等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35.Craig Calhoun et al. (eds. ), 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y, Hoboken, N. J.: Wiley- Blackwell, 2012; Allen Kenneth, Contemporary Social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Visualizing Social Worlds, Thousand Oaks, C. A.: Pine Forge Press, 2006.

36.Merton Robert,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37.德朗蒂：《社会理论的基础：起源与流变》，载布莱恩·特纳编：《Blackwell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38.Stephen K. Sanderson, “Reforming Theoretical Work in Sociology: A Modest Proposal”, Perspectives, Vol. 28, No. 2, 2005, pp. 1-4.

39.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40.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41.所谓“理论模型”（或称模型化理论），意指在明示或潜在前提假设下，采用清晰界定的概念和机制来描述事实间关系的命题系统。参见王水雄：《在理论模型的平台上思考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个倡导》，《社会》2005年第3期，第187—206页。

42.赵鼎新：《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1—21页。

43.卡尔·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等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

44.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45.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

46.周雪光：《社会科学视角下的田野研究—田野与理论的互动》，2022年11月12日，http://www.ihss.pku.edu.cn/templates/learning/index.aspx?nodeid=121&page=ContentPage&contentid=4812。

47.较之通常使用的“进入（田野）”，周雪光教授使用的“浸入”表述更为精妙，兼具参与式观察所特有的空间、社会角色与文化感受转换的特征。

48.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49.这个过程再次提示读者：田野观察所得作为整体他者世界的组成部分固然是有意义的，但对某个具体的研究而言却未必如此，以发展理论为目标的田野工作必然伴随着信息的取舍。

50.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弓秀英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51.周飞舟：《将心比心：论中国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第37—54页。

52.跨国企业研究或区域国别研究都属于这一类。

53.赵鼎新：《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1—21页。

54.Philip S. Gorski, “The Poverty of Deductivism: A Constructive Realist Model of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Vol. 34, No. 1, 2004, pp. 1-33.

55.Margaret R. Somers, “We’re No Angels: Realism, Rational Choice, and Relationality in Social Scienc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4, No. 3, 1998, pp. 722- 784; Steinmetz George, “Critical Realism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A Review Articl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40, No. 1, 1998, pp. 170-186.

56.杨善华、孙飞宇：《“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社会》2015年第1期，第74—91页；杨善华：《田野调查：经验与误区——一个现象学社会学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3期，第59—65页；杨善华：《田野实践中的历史社会学》，《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第64—71页。

57.周飞舟：《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41—62页。

58.应星：《“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社会》2018年第1期，第30—53页。

59.刘成斌：《盆景主义及其超越——论田野调研中理论与经验的关系问题》，《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00—105页。

60.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61.类似论述可见谢宇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倾向的批评。参见谢宇：《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3页。

62.Philip S. Gorski, “The Poverty of Deductivism: A Constructive Realist Model of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Vol. 34, No. 1, 2004, pp. 1-33.

63.社会学的“本土化”倡导也有类似的问题。

64.Rein Taagepera, Making Social Sciences More Scientific: The Need for Predictive Mode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65.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理论的产生过程仍与研究团队之前的田野调查经历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前文关于在田野中生产理论雏形的看法。

66.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67.刘世定教授是IESM的创始人之一，目前担任学术委员会主席。

68.这个判断的依据源于该团队在多项具体研究中的文献回顾，以及对这些工作的汇总思考。

69.理论假定的现实性和可演绎性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因为纳入太多经验事实的假定将过分冗余和具体，从而丧失延展性与覆盖性。

70.传统经济学侧重个体理性决策的精简分析，传统社会学则强调人类的真实行动过程往往受到社会规范、他人行为的多重影响，但理论特征偏归纳与描述。综合两种思路的长项形成新的机制模型是经济社会学的重要工作之一。

71.刘世定、周飞舟：《田野调查的洞察力和想象力——刘世定教授访谈录》，《清华社会科学》2020年第2辑，第191—217页。

72.刘世定：《经济学的经济社会学？》，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荣休学术讲座讲稿（未公开发表），2014年。

73.刘世定、严俊、刘玉照：《“利益—规范”双重博弈：一个基础性探讨》，《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2期，第5—28页。

74.严俊、乐鹏举：《制度环境、工作模式与艺术生产——上海A电影厂的艺术兴衰史》，《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6期，第130—158页。

75.Yan Jun & Lin Weizhi, “Between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Zhanjiang Daoshi and Religious Economy”, in Yang Fenggang et al. (eds.), Shades of Gray in the Changing Religious Markets of China, Leiden & Boston: Brill, 2021, pp. 207-237.

76.刘玉照、王元腾：《跨界公共服务供给中社会组织参与的多重困境及其超越——对长三角流动儿童教育服务领域社会组织实践的考察》，《中国第三部门研究》2020年第2期，第3 —30页。

77.IESM成立的启动资金来自北京四维集团董事长王埏博士捐赠。他的主要意图是希望推动经济社会学参与企业海外并购与经营研究，以新的理论视角弥补现有管理学研究的不足。

78.按照IESM的规划与要求，研究者在海外企业至少持续调查6个月才可被称为一个完整的田野研究周期，短期走访不计入其中。

79.到目前为止，IESM仅获得了加纳大学社会学系一位研究中非经贸关系的学者的帮助。

80.由于文化冲突往往隐蔽复杂且高度情境化，不能一概而论。例如，如果本地员工对侵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外国人财产权有独特历史成因的道德观念，盗窃行为就不再是单纯的管理或法律问题。

81.蒋峥：《社会情境、认知变化与跨国选址决策》，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 年。

82.刘世定：《占有制度的三个维度及占有认定机制——以乡镇企业为例》，载潘乃谷、马戎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83.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4.Yan Jun et al., “Dragon’s Abacus: Developmentalist Strategy and Economic-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Companies in Africa”, Istanbul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0, No. 2, 2020, pp. 745-766.

85.出于篇幅考虑，我们最终没有分析卢旺达的中企情况，只呈现了加纳的田野资料。

86.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87.这一点与有学者提到的田野中的“日常生活逻辑”亦有类似之处，参见折晓叶：《“田野”经验中的日常生活逻辑：经验、理论与方法》，《社会》2018年第1期，第1—29页。

88.这种“标尺”并非用于确定其他跨文化者对地方性理解的绝对正确或错误，而在于作为某种认知原点来定位他们的理解特征。

89.用社会学（尤其是经济社会学）读者熟悉的例子来说，双重博弈模型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完全不同，更接近赫斯特罗姆的“DBO”理论，参见Hedström Peter, Dissecting the Social: On the Principles of Analyt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3。或格兰诺维特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倡导，参见Granovetter Mark, Society and Economy: Framework and Principles, Cambridge, M. 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90.Hart Oliver & Moore John,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No. 6, 1990, pp. 1119-1158.

91.Thomas B. Pepinsky, “The Return of the Single-country Stud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2, 2019, pp. 247-263.

92.Philip S. Gorski, “The Poverty of Deductivism: A Constructive Realist Model of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Vol. 34, No. 1, 2004, pp. 1-33.

93.Amy R. Poteete et al., Working Together: Collective Action, the Commons, and Multiple Methods in Practic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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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刘岚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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