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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慧玲，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巴西，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巴西的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以下简称“里约”），直译“一月的河”，原名比其音译更能体现这座城市的意境。里约背山面海，优越的地理环境让其获得“上帝之城”的美誉，常言“上帝花了六天时间创造世界，第七天创造了里约”。巴西最知名的象征之一基督像（Cristo Redentor）便坐落于此，他张开双臂拥抱整座城市，仿佛一切尽在其庇佑之下。然而，巴西的同名电影“上帝之城”（Cidade de Dues）展现的却是里约贫民窟的贫穷、暴力、危险与混乱，让人对其望而却步。但“纸上得来终觉浅”，出于对贫民窟的兴趣，我提前约好了向导，走访了里约两个贫民窟罗西尼亚（Rocinha）和维迪加尔（Vidigal），用脚步丈量这座城市的另一维度。
在巴西，贫民窟并非里约所独有。据2019年的数据统计，巴西总计有13151个贫民窟，分布在734座城市，其数量在过去十年间翻了一番。[1]有1700万居民住在贫民窟，如果将这些人口组成一个州，将成为巴西第四大州。[2]里约陡峭的山坡上房子层层叠叠、密密麻麻，让哪怕刚来里约的人都能一眼认出那里是贫民窟。独特的地理特征和社会属性使得里约贫民窟成为巴西独特的文化地标。在我准备打车去贫民窟维迪加尔时，根本打不到车。接单的司机很快都取消了，在经历几次失败后，我只能定位到附近的喜来登酒店，然后走路到贫民窟。是的，里约一些贫民窟与富人区或豪华酒店相邻，而且只是步行距离。贫民窟维迪加尔就紧邻里约最富裕的街区之一——莱伯伦（Leblon）。在我目前走过的巴西城市中，里约给我的贫富差距冲击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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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窟维迪加尔坐落在“两兄弟山”（Morro Dois Irmãos）上。到了贫民窟入口，我们准备坐摩托车上山。摩托车是贫民窟最主要的交通工具。贫民窟一般有一条主干道可以通车来上下山，其宽度基本只能单行一辆小汽车或小货车，两边还要留下通道给摩托车。我在贫民窟唯一能看见的“豪车”是带着奔驰车标的校车，平时也被当地居民用作上下山的重要交通工具。此后我特意留意了下，哪怕是在市区，我都再也没碰到过奔驰车标的校车。除了主干道外，周围是无数不规则的岔路。这些路可能是山间小径、可能是高低不等的台阶、可能是拿轮胎堆叠出的小路，也可能只是房屋间的缝隙。最狭窄的缝隙只够一个人侧身而过。这些小路只能依靠步行，只有一些好点的路能走摩托车。如果没有向导带路，外人是无法知道怎么在这座“房屋密林”里通行的。图2 里约贫民窟罗西尼亚中的主干道一角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然而，里约贫民窟比我想象中的整洁，也比我想象中的有秩序。这里的生活配套相对齐全，是个自成一体的“微型社会”。主干道两边有很多沿街商业，还有不少小店隐匿在内里的房屋之间。餐厅、酒吧、杂货铺、面包店、甜品店、24小时便利店、药店、理发店、美容店等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是个活跃的小型经济体。而且，巴西的在线支付Pix也深入贫民窟，这里的商店到处都粘贴着Pix的二维码。贫民窟里还有托儿所、幼儿园和社区诊所。其中，贫民窟里的“维迪加尔学校”（Escola Vidigal，为非政府组织）坐落在山上的一块大平地，还配备了崭新的足球场、篮球场、观众席和儿童游乐区，拥有这座贫民窟中最好的地段、最现代的建筑和最完备的设施，让我感慨无论在哪，教育果然都是最被重视的。而贫民窟罗西尼亚作为里约最大的贫民窟，其配套则相对更为齐全，里面有成型的商业街，而且山下就有地铁站和大型商超。同时，得益于里约的山海相连，这些贫民窟与富人区共享着同一片无敌海景，共享着上帝馈赠的阳光与沙滩。视频1 走进里约贫民窟维迪加尔和罗西尼亚
视频来源：作者拍摄与制作
配乐：Mas Que Nada
然而，山上的贫民窟与山下的富人区是两个世界。山上的世界是“未被上帝庇佑之地”，这里无处不彰显着贫民窟居民的匮乏。就居所而言，这里的房子多为砖房，很多都裸露着砖墙，好点的在表面铺了一层水泥，再好点的涂上一层彩漆。高的楼房大约有四五层。跟着向导，我走进一户人的家里，跟平地的自建房不同的是，里面的布局错乱，谈不上什么“户型”，而且楼梯随着山地走势更显曲折与陡峭。总的来说，这里的房子盖得密密麻麻，毫无章法可言。这一景象也造就了大众对贫民窟最直观的印象。
据向导介绍，贫民窟的房子也对外出租。邻近街边的房子月租大约900雷亚尔（约合人民币1200元），而处于山上较高的地势则需要月租大约500雷亚尔（约合人民币600元）。听到这我的第一反应竟是能住在贫民窟的还不是巴西最贫困的人，毕竟巴西还有很多交不起房租的流浪汉睡在不起眼的马路边或天桥底等地。不过，相较于里约市区其他地方，贫民窟较好的地理位置、低廉的房租和更低的生活成本使得这里成为一些底层人在城市最好的落脚点，或许也是唯一的落脚点。据统计，里约市中贫民窟的住宅多达45万套，占该市总住宅数约19.3%。其中，罗西尼亚的住宅近2.6万套，为全国贫民窟之最。[3]![]()
图3 里约贫民窟罗西尼亚一角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与此同时，贫民窟里杂乱交错的电线也预示着这里电力基础设施的不完善。此时如果谈电力安全或消防安全似乎成为一种奢望。而且，这里家家户户的楼顶都配备有蓝色的蓄水箱[4]。在贫民窟，居民缺水是常有的事。这里的供水并不稳定，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停水，所以家家户户都有蓄水的习惯。在贫民窟长大的向导介绍，她小时候家里没水时都是靠邻里之间互相借水度日。另一方面，尽管贫民窟的公共区域较为干净整洁，主干道也配有垃圾箱或统一的垃圾堆放区，但是这里依然缺乏成熟的污水处理系统和垃圾处理系统，路边难免会有些臭水沟或未被妥善处理的垃圾散发异味。然而，贫民窟居民的收入有限，私营公司很难有意愿在贫民窟投资公共服务。而巴西的公共服务私有化进程更是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这里陡峭的地形结构与杂乱的房屋布局，也决定了更高的投资成本。要在山地上建立起这些日常生活中最需要的公共服务，无疑是困难重重。图4 贫民窟中家家户户楼顶都配备的蓄水箱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通过走访可知，政府在贫民窟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上是缺位的。尽管里约市政府在贫民窟中设有社区幼儿园或诊所，但是这些设施都非常陈旧和简陋。而且，由于贫民窟聚集了大量的贫民，这里滋生了非法的毒品贸易及其衍生的一系列灰色产业链，这背后的团体构成了人们所熟知的“黑帮”。在里约，关于黑帮与警察之间冲突的新闻屡见不鲜。到了贫民窟特定的地点，向导会特意提醒我们此处严禁拍照，就是为了防止拍到黑帮成员或者毒品交易现场。同时，在贫民窟里也可以瞥见背着枪的小哥，提醒着我们这其中暗含的危险。由于政府在贫民窟管理上的缺位，黑帮成为了贫民窟里的规则制定者和秩序维护者。在走访过程中，可以看见路边粘贴着落款为“董事会（Diretoria）”的告示，禁止居民在此地吸食大麻或违规停车，并配有相应的处罚措施。在新冠疫情期间，黑帮在里约贫民窟实施了宵禁等应对措施，更是突出了他们的社区管理角色。![]()
图5 里约贫民窟维迪加尔中“黑帮”张贴的告示
“居民及访客严禁在此地吸食大麻，违者将受到处罚。
——董事会”
“严禁在此地停摩托车，违者将被罚款和拖车。——董事会”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一般而言，“黑帮”在我们眼中是暴力与危险的化身，那为什么巴西黑帮能一直盘踞并掌控贫民窟？这其中的原因体现在多方面。首先，贫民窟的产生及存在本身就是一部抗争史，“黑帮”在特定时候担任了贫民窟居民对抗公权力的“代理人”。贫民窟最初源于巴西无地黑奴及其后代对土地的“占领”，这一过程并没有官方的认可，自然也就没有“产权”的保护，因此历史上他们经常与土地掠夺者乃至政府之间对“土地所有权”的归属问题进行博弈与对抗。即便到了近现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贫民窟被认为折损了所在地的地产价值，政府和房地产利益集团不时地推动贫民窟的改造升级（gentrificação）或“去贫民窟化”（desfavelização）。2023年12月，巴西颁布第158号法案明确规定对城市非正规社区和贫民窟实施土地正规化，授予贫民窟居民土地所有权，并于今年启动了相关工作，然而这无疑是一个漫长和艰辛的过程。在贫民窟居民眼中，他们面临潜在的被搬迁、驱逐或镇压的危机与风险，这迫使他们需要维护自身利益的“暴力机关”来对抗公权力。而黑帮成员往往出身并扎根于贫民窟，他们可能就是贫民窟居民的孩子、亲友或邻居。同时，黑帮有贩毒产业的持续供养、拥有武力设施，及其维护自身组织利益的需要，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贫民窟居民抵御生存危机的代理人。其次，黑帮填补了贫民窟的“权力中空”，而且暂时无法被其他自治组织或警察取代。由于政府长期缺席贫民窟的治理，而贫民窟有其自治的需要，黑帮成为了实际上的“自治实体”。尽管黑帮的局限性注定了他们对贫民窟的管理存在天然缺陷，也无法避免黑帮本身会在贫民窟制造暴力。但是在贫民窟居民眼中，公权力往往不保护他们的权益，甚至可能没收他们已有的土地和房产（可能是他们唯一的资产或出路）。而警察作为政府意志的执行者，有时在一系列的利益冲突中在贫民窟造成暴力和流血事件。在这一过程中，警察不仅没能获得贫民窟居民的信任，甚至可能成为居民的仇恨对象。据统计，在所有公共服务中，贫民窟居民对警察的评价是最低的。[5]尽管里约市政府自2008年起组建“维稳警察部队”（Unidade de Polícia Pacificadora，简称UPP），试图通过社区警察来维护贫民窟治安，但是由于诸多复杂的因素，警察在贫民窟暂时无法取代黑帮的作用。因此，贫民窟居民的脆弱性决定了他们既没能力对抗公权力，也没能力对抗黑帮。对他们而言，尽管黑帮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目前没有更好的选择。最后，站在政府的角度，由于贫民窟聚集了大量的“光脚”贫民，这些贫民一旦失去唯一的生存依赖（土地），无疑会成为城市中最不稳定的因素，甚至可能引发种族主义危机。在有可行的替代方案之前，“黑帮”的存在或许是现阶段各方博弈的唯一解。从巴西历史上看，非洲奴隶及其后代一直处于社会边缘，他们的公民权利并未被正视。在殖民时期，黑人奴隶及其后代居住在被称为“奴隶宿舍”（senzala）的地方，这些宿舍形态各异，但都极其简陋和压抑，最终是为了便于奴隶主的控制与压迫。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些逃亡奴隶与自由人一起逐步形成互助团体和自治空间，形成“黑人社区”（quilombo）。巴西在1888年废除奴隶制后，这些社区得以保留和发展至今。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大批黑人、混血人及其后代进入城市，逐步形成新的空间形态——贫民窟（favela）。这些空间随着时代的发展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但其核心都是社会边缘群体被挤压的生存空间所形成的社会空间区隔（segregação sócio-espacial）。如今，贫民窟中67%的居民（近1150万人）自称为黑人，高于巴西平均水平[6]。就现场走访来看，贫民窟里居住的基本都是黑人及混血人。即便如今公然的种族歧视在巴西被视为犯罪，但是这就如一层没有被掀开的遮羞布，空间区隔的存在已经注定了生活在贫民窟的社会底层无法享受同等的公共资源和服务，这其中的差距可以说是天差地别的。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社交距离上，我常常讶异于巴西不同肤色群体之间的友好和融洽程度。他们之间的交往常常表现出“自来熟”。例如，我在巴西打过几次顺风车到不同的城市，一两个小时的车程巴西人（陌生乘客之间）可以聊一路，最后哪怕是最沉默的人也会被拉入到他们的对谈中。这种感知上的社交距离的亲近与现实中空间区隔的存在，常常让我感到一种割裂感——它们矛盾，但是共存。
如果将里约的贫民窟与国内的城中村进行对比，其有一定共性，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共性体现在：它们都是嵌套在城市中的与富裕社区相邻的独立社区，都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不断壮大的低收入群体聚居区。社区内扩建的房子和成体系的生活服务配套为这些群体提供了更低廉的房租和物价，为他们在城市的生存和谋生提供基础，反过来也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最终又促进城市化的发展。其差异性则是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一，国内的城中村基于原始的村落形态演变而来，而里约贫民窟则是无地黑奴及其后代在城市中的无人山地（或平原上的“边缘”地带，这些地方最初往往是围绕核心功能区的边缘，但是随着城市的扩张可能变成了城市中心区）逐步开垦发展起来的。正如美国学者詹姆士·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东南亚的研究提到，山地本身就会构成“地形阻力”（friction of terrain）[7]。其二，国内的城中村与外界是交流和相融的，但是在里约，非贫民窟居民往往不会进入贫民窟。因此，里约贫民窟相较而言更为封闭。其三，国内的城中村与城市的其他地带共享同一套治理逻辑。然而，里约贫民窟则处于政府和“黑帮”两套治理逻辑的交错与博弈中。而且，政府对贫民窟缺乏统一管理，以至于贫民窟的供水供电和治安管理等自成一体。加上历史原因，贫民窟处于一种介于自治需求和融入城市发展的张力之中。无论是“黑人社区”还是贫民窟，其存在本身就是无地黑奴及其后代抵抗社会不公的产物。因此，他们天然地存在自治的诉求，来捍卫自身的生存空间和社群权益。另一方面，贫民窟居民的局限性注定了他们无法仅仅依靠自身生产一切公共服务，而是迫切需要政府提供基本的教育医疗等服务。同时，贫民窟居民不像国内的农民工，如果在城市混不下去还可以回乡下的宅基地，他们往往没有退路。很多从巴西东北部来到里约贫民窟的居民往往只能选择扎根城市。这些在世人眼中脏乱差的贫民窟，其中的居民却对社区拥有相当的归属感。据统计，即便月收入提高三倍，依然有60%的居民表示不愿意离开贫民窟[8]。尽管存在自治的需求，但是作为闹市中的社区居民，他们不可能像一些深处亚马逊雨林的原住民部落那样远离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逃避统治”。相反，他们迫切需要依附于城市的发展来哺育社区，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
就我个人并不愿意简单地用“贫民窟”这种一维的、冰冷的标签来界定这个社区，也抗拒仅仅以贫富差距这种单一的价值体系作为划分空间与人群的标准，这无疑会强化人们对身在其中的“贫民”的心理排斥，加剧“贫民窟”与外界之间的社交距离，掩盖了社区及其社群背后更丰富的内涵及更多的可能性。对于住在这里的人们而言，这是他们的“家”，是他们难得的落脚点，是这座城市唯一包容他们的地方，这里同样承载着他们的尊严与希望。在巴西葡语中，这里被称为“favela”，原意是一种植物，而这里的人同样开荒辟地，在夹缝中求存，把“根”扎在这里。除了黑帮外，这里更多只是成千上万的努力生活的普通人。除了毒品贸易和灰色产业外，贫民窟的居民往往通过做小生意、开摩托车、在城里打工、出租房屋、开设民宿等渠道赚钱。部分贫民窟也对游客开放旅游，以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不断扩张的集中社群，年轻化的密集人口，这里完全有可能成为最有潜力的小型经济体。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贫民窟居民利用Tiktok（海外版抖音）等社交媒体对外展示贫民窟的生活。同时，这里也走出一些大学生，最终依靠他们的知识与才能反哺于贫民窟。当然，也有一些著名的巴西球星[9]通过足球从贫民窟走向世界。图7 里约贫民窟罗西尼亚中一位在玩足球的少年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同时，贫民窟中也活跃着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儿童教育、社群服务、可持续发展和数据统计等，以不断改善贫民窟居民的生活条件。在贫民窟罗西尼亚中，我还看到了由政府主导建造的现代楼房，这是卢拉政府“我的家，我的生活”（Minha Casa, Minha Vida）住房计划的一部分。卢拉政府在去年也将贫民窟改造纳入到“新增长加速计划”（Novo PAC）中。而且，巴西政府也在不断挖掘贫民窟的文化内涵，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如建立专门的贫民窟博物馆）用作对外展示。图8 卢拉政府“我的家，我的生活”住房计划在贫民窟罗西尼亚中建造的楼房图9 位于巴西圣保罗的贫民窟博物馆中某艺术画的局部贫民窟不仅仅只有暴力与危险，实际上，这里的涂鸦或标语让人感受到的都是重视社区、家庭与关系的温情。这些标语如，“请别忘了带上那些帮您长出翅膀的人一起飞”、“请把时间奉献给您的家人”、“一些人爱权力，而另一些人拥有爱的力量”[10]。在贫民窟罗西尼亚教堂前有一副大型壁画，模仿了达·芬奇的世界名画“最后的晚餐”，但是与原作耶稣与十二门徒间背叛与猜忌的故事截然不同，图中间的黑人大哥双手环抱着两边的十二位不同肤色的朋友，大家吃饱喝足后，脸上洋溢的是快乐和满足，透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团结。有趣的是，这幅壁画中的“神”并不是传统的耶稣形象，而是更接近本地人的黑人形象，这反映的不是对原教旨主义的虔诚或墨守成规，反倒是改造与突破，或许这也更接近于宗教的意义。愿这样的愿望得以成真，愿上帝庇佑里约以及这里的人们。
1.数据来源：巴西地理与统计研究所（Instituto Brasileiro de Geografia e Estatística，简称IBGE）。2019年非正规聚集区：应对新冠疫情的初步分类和健康信息（Aglomerados Subnormais 2019: Classificação preliminar e informações de saúde para o enfrentamento à COVID-19），2020年3月18日。
2.数据来源：Renato Meirelles. Um país chamado favela. Data Favela, 2022.
3.数据来源：巴西地理与统计研究所。2019年非正规聚集区：应对新冠疫情的初步分类和健康信息，2020年3月18日。里约州贫民窟中的住宅总计717326套，占州总住宅数的12.63%，其中里约市贫民窟中的住宅就有453571套，占市总住宅数的19.3%，高于州平均水平。里约贫民窟罗西尼亚的住宅数为25742套。
4.这种蓝色蓄水箱我在巴西亚马逊雨林地区和巴西农村都有见过，只是不像里约贫民窟那样家家户户都配备。
5.数据来源：Renato Meirelles. Um país chamado favela. Data Favela, 2022.
6.数据来源：Renato Meirelles. Um país chamado favela. Data Favela, 2022. 巴西的种族或肤色统计基于受访者的自我认定，一般分为白人、黑人、混血人（Parda）、黄种人和印第安人。
7.詹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8月。
8.数据来源：Renato Meirelles. Um país chamado favela. Data Favela, 2022.
9.如罗马里奥·德·索萨·法里亚（Romário de Souza Faria，简称罗马里奥）和阿德里亚诺·莱特·里贝罗（Adriano Leite Ribeiro，简称阿德里亚诺）等球星都来自里约贫民窟。
10.此句来自牙买加知名歌手鲍勃·马利（Bob Marley）。
责任编辑：刘岚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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