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第二辑特稿 | 区域国别研究视阈下的田野调查——以越南中资企业综合社会调查为例

文摘教育 2024-09-14 19:01 北京

摘要：田野调查是区域国别研究最具创造性的重要内容及方法，且贯穿于其研究的始终。针对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境开展综合社会调查，初步建立起功能完备的数据信息采集分析系统，全面了解和掌握越南营商环境和劳动力素质，从而为扩大中越经济合作、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区域国别研究提供更精准的数据支持。为深化区域国别研究，研究者需要秉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回归“真正的权威在于田野所获数据”这一基本立场，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的田野调查这一“理论+实践”体系。为高效完成在国外的田野调查，研究者需要制定详细的调查计划，循序渐进，防止视野狭隘的在地化田野调查和偏重定量理论研究的极端，并牢记要将所获知识反馈给田野当地。研究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要时刻怀抱同理心与自省精神，在理解的基础上尊重他者，并和当地受访者及机构保持密切关系，避免单方面垄断在田野中获取的信息，要主动促进与受访者之间的知识共享，继而实现在两个不同世界之间的互联互通。

关键词：区域国别研究；田野调查；越南中资企业；综合社会调查

作者简介：

毕世鸿，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周边外交研究中心、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区域国别问题；

林友洪，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国际关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3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东南亚现代国家发展历史》（23VLS026）、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工作站（2022GZZH01）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原为二级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2022年9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将区域国别学纳入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目录，可授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1]至此结束了长期以来区域国别研究没有明确的学科归属的历史，这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大发展按下了快进键。

区域国别学是基于地域的领域之学。[2]区域国别研究内容丰富，涉及对象国或对象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增进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学习借鉴别国文明成果和发展经验、促进中外人文社会科学交流，以及对国家战略的咨政作用。[3]想要对区域国别的某一个方面有深入的把握，仅仅凭借文献阅读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研究者全方位地亲身体验当地生活，这凸显了田野调查工作的基础性和重要性。熊谷圭知认为，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田野调查指所有在对象国实地参与现场的调查研究工作，研究者将自身置于和对象国受访者相同的空间，据此得以深入了解当地居民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4]甚至可以说，区域国别研究本来的研究场所就在田野之中。

有鉴于此，本文“以案说法”，借助笔者所参与的越南中资企业综合调查这一案例，复盘课题组赴越南开展田野调查的全过程，以此阐明区域国别研究有关田野调查的基本步骤、内容及方法等初步结论，阐述若干启示及反思，继而提出一些有关区域国别研究视阈下如何开展田野调查的思考。

二、田野调查的基本要求及研究综述

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研究者在开展田野调查时，通常具有五个愿望：一是想外出到对象国；二是想确定立足点；三是想看到书本上无法获得的信息；四是想和受访者（他者）面对面交流；五是想要做出与受访者相类似的表现。[5]而如何通过“格物致知”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则对田野调查提出了较高要求。

（一）田野调查的基本要求

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研究者必须具备从事田野调查的扎实能力，能够长期地深入对象国的社会生活之中，通过自己全身心介入受访者所处的空间，通过参与式观察、访谈、问卷调查和案例研究等方法，与受访者共享其体验，并与受访者所属的当地社会和个人之间形成某种相互作用，继而收集文献或一手数据。研究者一般至少要有在对象国一年以上的生活经历，以及多次的往返。唯此，研究者才能获得与受访者在其所处空间相类似的现场感受，继而延伸到试图理解田野乃至对其加以诠释的层面。

研究者应当具有清晰的问题意识、掌握熟练的田野调查技巧，在田野调查中搜集必要资讯，以期对所研究的问题达到深入、细致的了解。[6]例如，克利福德·格尔茨（Cliﬀord Geertz）所开展的田野调查主要在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进行，其文化理论就是在区域性田野调查基础上提出的，即从区域的细部出发，经由对细部的深入考察，再通过比较而升华出更具一般意义的理论学说。[7]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也正是基于其在印尼的田野调查，对印尼民族主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最终总结和提炼出了“想象的共同体”这一经典理论。[8]

迄今为止，“区域国别学就是田野科学”，这句话作为金科玉律不断被颂扬传唱，或是作为内心独白被不断强化。在区域国别研究中，以田野为实验室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朴素的现场主义。区域国别研究成果一直被认为只要通过田野调查，即可通行于学界，这种观念延续至今。区域国别研究需要设定一定的目标框架，其方法多种多样，因人而异。其要素包括：一是如何提出问题；二是为了系统地阐明所提出的问题，哪些研究假设是有效的；三是在验证上述两个要素的基础上，需要进行田野调查。[9]为了顺利进行分析和评价，需要对上述研究计划进行严密的论证。但在开展田野调查前的提出问题和设定假设阶段，二者密切相关，而假设的设定，也需要以在当地的事实观察并收集一定量的信息为基本前提。当采取这种方法时，一些研究者为了验证事前所设定的假设，有可能只收集对验证其研究假设有利的信息，从而陷入事后无法拓展验证的困境，这值得反思。

田野调查的方法并非单纯止于调查技术本身，还和研究者与当地受访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密切相关。通常情况下，研究者在开展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会无意识地开展比较文化的工作。而正确理解对象区域国别的目的，就是研究者为了理解不同文化而超越自我，即并非单纯地将自己的世界映射在不同的世界之中，而是自觉融入并深刻理解他者的文化体系，以此来深化对本国文化脉络的理解。[10]如果不经过这一过程，田野调查不仅名不副实，且由此所得一手数据的可信度也会大打折扣。而基于这些数据所建构起来的假说或理论，尽管会经过精密的统计学数据处理，却也只能算作空中楼阁。[11]正如格尔茨所言，为了在详细记述的技术上构建坚实的研究体系，需要明确展示作者自身的田野体验，并将其与现有的科学方法实现有机的结合。[12]在田野调查阶段所收集的数据及其解析，是区域国别研究最具创造性的部分。唯此才能彰显区域国别学作为田野研究的最高境界。[13]但与数据的收集及对其解析相比，我们经常满足于对所获数据的处理及其推论。很多区域国别研究的成果，能否通过上述检验，尚存疑待考。

（二）有关田野调查的研究综述

对于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田野调查，学界已有诸多讨论及成果，均强调田野调查的重要性。例如，麻国庆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在重视文本研究的基础上，更应重视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民族志方法论。[14]房宁强调，研究者应采取“现场观察法”进行现地调查研究，这有助于获得许多现地知识，如果不亲自到现场做调查研究，则所获取的信息和资料实际上是经过别人取舍的二手资料。[15]格尔茨认为，研究者必须具备预调查、正式调查、回国后的资料整理、分析框架等一整套工具。[16]中村光男强调，在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应能够使用当地语言收集和利用第一手资料和文献，重视田野调查和实地生活体验。[17]任晓和孙志强表示，区域国别研究应当着重考虑三大因素，即研究者的语言能力、社会科学专业训练及“同吃同住同劳动”式的田野调查。[18]大卫·桑顿（David Szanton）也把区域国别研究的特点概括为“精深的语言学习、运用方言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密切关注地方性历史与观点解读、借助细致的观察来验证或批评宏大的理论”[19]。赵蓉晖和冯健高强调，区域国别研究有赖于研究者对当地语言材料的掌握和解读。[20]莱斯利·皮特曼（Lesley Pitman）继而指出，在田野调查中对一手资料进行深入解读，也可避免因翻译导致的信息遗失或曲解，有助于建构深度本土知识。[21]而哈里·F. 沃尔科特（Harry F. Wolcott）则认为，田野调查与数据收集之间的联系是需要考虑的重点，数据采集可以用科学方法完成，但田野调查工作还包含数据采集之外的东西。[22]

就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而言，迄今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相比，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短板包括缺乏长期扎实的田野调查、一手数据和资料、对广大欠发达国家的研究相对不足等。[23]其中，一手数据为研究问题服务，用以支持或反驳现有的研究结论，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学者和学术机构热衷于在区域国别研究对象国开展大型社会调查的主要原因。到目前为止，涉及区域国别研究国内外学者可免费申请使用的社会调查主要由欧美国家和中国台湾所主导。从现有的可以免费获取的调查数据库来看，与区域国别研究最为密切的当属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实施的亚洲晴雨表调查（ABS）、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态度调查项目（PGAP）、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两相比较，这凸显了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因缺乏社会调查数据所造成的短板。[24]上述不足，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专业化、学术化发展道路。

关于田野调查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前述研究成果已经给出毋庸置疑的答案。但既往区域国别的田野调查多强调量化数据，而忽视真实的过程与人；或仅强调研究者在场，而未能对研究者角色、研究路径与反思展开系统性讨论。而中国学界通过田野调查系统收集各国一手数据的尝试也尚属起步阶段，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加之近年来受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中国部分产业链和供应链对越转移、越南制造业崛起等话题持续成为各界议论的热点。[25]越南作为中国“双循环”的重要合作对象国，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赴越南投资建厂，但企业的投资风险和机遇并存。[26]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新形势下，中国尚未建立有关投资越南的完备的数据信息采集和分析系统。有鉴于此，针对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境开展综合社会调查，全面了解和掌握越南营商环境和劳动力素质并建立数据信息采集分析系统显得非常必要，这为以投资越南的中资企业为切入点，探究越南营商环境及中国企业对越投资的实际情况提供了契机。同时，借此了解越南民众对区域合作和双边、多边关系的态度与看法，对于中越两国共同建设好“一带一路”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越南中资企业综合社会调查计划的实施

在云南大学的支持下，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笔者等组建越南中资企业综合社会调查课题组并赴越南开展田野调查，全面调研当地营商环境，了解当地员工对区域合作和双多边关系的态度以及掌握当前中资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初步建立起了功能完备的数据信息采集分析系统，以期深化中资企业赴越南投资、改进投资方法、提升投资水平和质量，从而为实现“一带一路”建设“共商、共建、共赢”的目标提供参考。

（一）调查的背景和宗旨

在中国与沿线各国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越南的存在十分重要。一方面，越南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中唯一与中国海陆相连的国家，是中国西南出海通道的必经之地，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第一个途经的国家。[27]另一方面，中越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各种合作对于推进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越南作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重要支点，承担起促进中国与东盟发展的桥梁作用。中国与越南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对巩固东盟成员国对“一带一路”的共识、拓展合作空间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2022年11月，中越两国领导人同意，加快推动商签两国政府间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两廊一圈”框架对接合作规划，开展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合作，[28]这将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形成一个良好的合作典范。

目前，越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属于连通型国家，[29]“一带一路”建设在越南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中越两国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上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具体到中国企业对越投资层面，基于中越两国政府的推动、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两国合作的巨大潜力和互补性以及越南丰富的天然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充沛的劳动力资源，此外还基于越南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自贸协定，其进出口成本明显降低，面对一些欧美国家频繁针对中国设置各种贸易壁垒的情况，中资企业“落户”越南可以绕开反倾销等种种限制，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获得经济效益，争相赴越南投资。但目前中国企业在越南投资呈现出规模有限、难以扩大的局面，主要由以下几个层面的原因造成：在政治层面，一方面，南海问题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冲击着越南投资和营商的整体环境；另一方面，越南政策多变，法律透明度不高，行政效率低下，腐败案件时有发生。在基础设施方面，越南交通基础设施不够发达，运输和物流系统不够完善，造成运输和物流成本较高。在产业链方面，由于越南人口和国内市场有限，加之缺乏完整的产业链和行业体系，无形中造成成本增加。在企业层面，中资企业在越南陷入无序竞争和内部竞争，对当地营商环境不够了解，对长远利益考虑不周，并且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

为实现本课题研究的目标，课题组确立了以下调查研究宗旨。

第一，建立完备的投资越南的数据信息采集和分析系统。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图书文献、网络、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加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化平台。”[30]此前，中办、国办于2015年初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要求新型智库要具备八大基本标准，其中之一便是“具备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31]。教育部《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也明确提出，要实施社科专题数据库和实验室建设计划，促进智库研究手段和方法创新。[32]围绕内政外交重大问题，重点建设一批社会调查、统计分析、案例集成等专题数据库和以模拟仿真和实验计算研究为手段的社会科学实验室，为高校智库提供有力的数据和方法支撑。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数据可以用来对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境进行分析。因此，通过综合调查，可以建立完备的投资越南的数据信息采集和分析系统。

第二，对越南中资企业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了解和把握中资企业在越南的营商环境以及企业自身运营的实际情况、遇到的风险和面临的困难，主要调查内容包括越南中资企业的行业分布和生产经营基本情况、运营环境（包括主要风险和制度性困难）、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情况和对中国形象塑造的影响等。

第三，对越南中资企业工作的越南员工进行全面、系统地调查，了解和把握越南员工对中资企业的态度和看法，从一定程度上把握越南的社会基本情况和特征，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员工的个人信息、目前工作状况与工作环境、个人与家庭收入、家庭耐用消费品的使用情况、企业对本地社区影响的认知与评价、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看法、各大国在当地的软实力影响评价等。

第四，以有限的研究成本、最快的速度和最优质的数据质量提供开放、共享的越南中资企业调查数据，为关注和研究越南问题的相关机构和各界人士提供优质调查数据，为稳定持续地发展与越南双边关系开展决策咨询研究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同时为在越南投资的中资企业以及即将向越南投资的中资企业提供基础数据。

（二）调查的主要内容及方法

关于此次田野调查的主要内容，课题组在听取各方专家建议后，设置了企业问卷与员工问卷，两套问卷相互匹配，即将每一个企业问卷设置为甲问卷，该企业的员工问卷为乙问卷。

企业问卷的调查内容具体由以下四个方面构成：一是基本信息，包括企业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和企业基本信息；二是企业经营状况，包括企业生产经营、融资、固定资产、绩效等方面信息；三是企业运营环境，包括企业在越南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情况、企业投资风险、企业公共外交开展情况、企业活动对中国国家形象影响等；四是企业具体指标，包括公司人员构成和具体经营状况指标。

员工问卷的调查内容具体由以下六个方面构成：一是员工信息，包括婚姻、民族、教育和宗教信仰等；二是职业发展与工作条件，包括职业经历、工作环境、职业培训和晋升、工会组织、社会保障；三是收支，包括个人和家庭收入、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地位、耐用品消耗等；四是社会交往与态度，包括社会交往、社会距离、企业评价、公共议题等；五是企业对社区的影响；六是员工对大国软实力评价，包括媒体使用行为、大国影视文化产品接触、家庭耐用消耗品产地、对中国制造的认知和评价、各大国影响力评价等。

此次调查以中国商务部境外（越南）投资备忘录名录中的企业作为抽样的总体参考样本，课题组选取在越南运营时长超过一年的中资企业进行访问，其中受访者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企业问卷选取熟悉本企业情况的高层管理人员；另一类是针对越南员工问卷选取在该中资企业连续工作至少3个月以上，且年满18岁的越南员工。通过实地调查，课题组最终共获得合格问卷1061份，其中企业问卷36份，越南员工问卷1025份。[33]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辅以访谈法、案例研究法、参与式观察法等方法，且并非将上述方法做明确的区分使用，而是结合上述方法的长短，根据当地彼时情况临机应变加以使用。问卷调查法适合于速战速决型的调查，利用整齐划一的问题，可以在短期之内大量集中收集数据，适合于对单纯的事实关系进行定量调查和分析。[34]但问卷调查法最大的缺陷在于，在多数场合，由于将实现设计的问卷机械地套用在受访者身上，容易导致访谈对话流于形式。且在问卷调查过程中，从当地政府部门到基层，由于各级官员的影响力贯穿其中，很可能只是听到一些冠冕堂皇的论调。在此场合，需要时时考虑到问卷中的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收入等栏目，不断更换受访者进行询问，以确保数据的可信度。

为避免上述弊端，首先，课题组成员采用非指示性的自由访谈法。这种方法不对受访者使用整齐划一的问题，而是在现场通过观察受访者的心理变化情况，适时改变对话的方式及内容，使受访者乐于对话，即表面上像在漫谈，但最终在不经意之间完成了问卷调查。其间，需要常常提及“你的态度是什么”，虽然耗费时间，但在不知不觉之间，也能获取问卷调查法无法获取的基于生活实践的诸多信息。其次，课题组成员还相机采用集中面谈法和集中案例研究法，甚至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即将研究者计划询问问题的主题设定在一个宽泛的范畴之中，针对相关问题，根据受访者的立场和态度等因素加以适当控制，从而收集有用的信息。在此过程中，研究者需要与“因人制宜”相反的一种资质，即根据不同的群体规范来测量对方。测量事物的尺度通常掌握在受访者手中，如果让研究者根据自己的尺度来进行测量的话，只会得到相反的效果，这反而不利于调查。

值得一提的是，技术进步助力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社会调查。尤其是计算机辅助面访系统（面访系统）技术的日益发展，为在国外开展综合社会调查提供了技术支持，课题组成员带着平板电脑入户访问，受访者回答的数据通过指尖输入电脑，访问结束后通过电脑系统传回国内服务器。面访系统在提高调查效率的同时，极大地保证了数据的系统性、完整性、可靠性和安全性。此外，数据审核技术的加入，也大大降低了数据整理与审核的难度。[35]本次越南中资企业综合社会调查开展过程中，调查组所有成员均使用面访系统，从而在质量管控等方面得以实现同步监测。

（三）调查的模式、路线及行业

此次综合社会调查模式以“1+1+1+X”的模式（1位组长、1位访问督导、1位后勤人员、多位越南语访员）分成若干个调查小组，按照受访中资企业的规模和越南员工的人数灵活安排越南语访员的人数，由课题组长带领前往越南各地的中资企业进行入户调查。

为确保调查的顺利进行，一方面，课题组在招募访员时，没有招募越南籍访员，而是以云南大学相关学院的师生作为访员、督导和后勤人员；另一方面，课题组分两次赴越南进行调查，第一次为预调查，根据调查的初步结果，总结经验教训，改进调研方法，提升调研效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参与调查的人数，赴越南各地进行大规模的第二次调查。

越南课题组第一次的调查区域以河内市和北江省为主。其中，河内市的受访中资企业由工业行业中的电力、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行业中的娱乐业、金融业、运输业相辅相成，北江省主要以经济开发区内的制造业为主。

越南课题组第二次的调查区域以海防市为中心及其周边省份为主，包括海防市、海阳省、义安省、北宁省、太平省及北江省等地。海防市主要以服务行业中的批发和零售、宾馆和餐馆为主，海阳省、义安省、北宁省、太平省及北江省则以经济开发区内工业行业中的制造业、建筑业为主。

（四）调查的质量控制及其成效

本次综合社会调查主要通过事前质量控制、实地质量控制和后期质量控制来保证调查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完整性。同时，调查使用了计算机辅助面访（CAPI）的数据收集方法来提高质量控制水平，并通过减少数据录入、编辑和运输硬拷贝问卷到总部的时间加快数据的收集。

在事前质量控制方面，课题组一是高度重视访员培训，为确保调查的质量和效率，课题组在出访前对访员进行了为期4天的系统培训，培训项目的主题和主要内容包括：详细解释调查项目的目的；解释、说明问卷结构和内容；调查所用的CAPI系统的使用方法；访员的基本行为规范；访员的职责与要求；调查过程中的访问技巧，项目团队对访员质量的控制；模拟访问练习，包括督导与访员之间的信息传递练习、每个访员尝试扮演采访者和受访者进行访员之间的调查练习；实地访问练习，每个访员都进行一次室外实地采访，以检验问卷和系统的熟悉程度；对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受访者可能提出的疑问进行讨论；调查的后勤保障工作。二是重视雇员问卷的翻译。为了确保访问过程中不出现语言偏差，课题组将中文版的雇员问卷委托云南大学的越南语教师对问卷的各模块进行翻译和交叉互校。

在实地质量控制方面，在受访企业调查过程中，访员在督导的监督下进行面对面访问。督导主要通过考察拒访率、问卷完成时间、随机陪访监督等对访问数据质量进行控制。同时，督导就访员访问过程中实际遇到的困难及时与访员沟通并加以解决。其间，课题组一直强调访员要极力避免使用诱导性问题，以避免出现延滞效应（carryover eﬀect）。

课题组根据调研计划的总体要求，每天撰写调查日志和报告，对当天工作进度进行报告。访问督导在当天总结会议上，对访员每天撰写的田野调查日志和报告进行总结，并监督访员将问卷数据进行核查与回传。上述工作均做到日清日结。此外，为保证问卷数据质量，课题组所有成员在完成6天的实地数据调查工作后，获得1天的休息时间。

在后期质量控制方面，第一，调查期间数据回传后的质量控制：在云南大学访问终端后台，针对越南课题组，设置了由专门的技术人员、越南语专业学生组建的核查、质控小组。每天对回传回来的录音文件及问卷数据按照15%的比例进行重听及核查，减少出现由于误听、误填等情况而导致的误差，并每天将所发现的问题与相应的访员进行联系，提醒其访问过程中存在的错误，以便及时改正。第二，在总的调查项目结束后，课题组的编辑团队同核查、质控小组对调查问卷进行第二次检查，以确保调查数据的准确性。[36]

其后，课题组在对调查数据进行系统集成的同时，着力开展分析研究，由此出版了《企聚丝路：海外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调查——越南》，展现了越南中资企业的经营与发展状况、面临的困难与风险。本次综合社会调查力图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等维度全方位采集个体层面的微观数据，尤其是把重点放在各界所关注的中越产业链和供应链转移及中资企业对越投资，为中国开展区域国别实证主义的研究，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提供了一些一手数据。上述调查数据不仅可以用来进行不同领域的越南研究，也可以通过与其他相关数据库合并交叉，进行特定研究议题的区域国别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12月，云南大学以上述数据和一系列成果为依托，申报并获批设立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该实验室是目前中国高校唯一涉外的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该实验室在区域国别研究中融入“新文科”思路，采用区域国别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促进相关学科的深化融合，着力建设数据库并开发计算机面访系统、线上数据挖掘（含门户网站）、智能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可视化系统等，着力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志调查数据集成平台、“一带一路”中资企业调查数据库，以及跨境生态安全与生物多样性跨境保护数据库，持续推动高水平成果产出，[37]继而为扩大中越经济合作、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越南国别研究提供更精准的数据支持。

四、越南中资企业综合社会调查的启示及反思

通过前述综合社会调查，课题组获得了几点与区域国别研究视阈下田野调查有关的启示及反思。

（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是顺利开展田野调查的基本前提

课题组在赴越南开展中资企业综合社会调查之前，组织相关专家多次讨论，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涉及研究课题、田野调查对象地区的选择、团队的组建、调查经费的申请与确保、当地的支持保障等诸多问题。

具体而言，首先，田野调查计划贯穿于调查准备、田野调查、回国后资料整理和分析及研究成果发表的整个期间，必须制定周密的人财物、行程安排与协调等整体计划。田野调查的成败，在于能否在调查的整个过程中贯彻整体计划，并根据当地情况灵活调整，从而保证调查计划的顺利实施。而整体计划是否有效，在实施阶段即会得到验证。在调研和访谈过程中，根据商务部对越投资企业备案名单，课题组从问卷的设计到样本抽取都严格按照社会调查的科学标准，以电子问卷和一对一访谈的方式进行，确保了调查数据的真实可靠。

其次，在课题组组成和田野调查过程中，课题组负责人应集思广益，防患于未然，与课题组成员一同研究如何确定共同调查的范围，即事先明确课题组中的哪几位成员在哪个调查阶段，在何种范围之内就哪个主题开展共同调查。当田野调查是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时，尤其需要重视提供区域国别研究的比较方法，从而引领课题组全体成员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再次，田野调查要重视密切与当地相关机构或人士之间的合作关系。课题组先后得到越南相关高校、越南中国商会及受访中资企业的大力支持，这不仅与当地机构或人士对田野调查提供多少便利密切相关，也关系到双方的学术交流，不可等闲视之。在越南开展中资企业综合社会调查的过程中，当地相关机构不仅就课题组在当地的调查提供建议，还在与当地政府部门的交涉、酒店餐厅预订、车辆安排等方面提供便利，在正式调查时还参加预调研、正式调研以及补充调研，针对数据交换、资料补充、讨论、假设以及理论框架设计等提供了重要帮助。各部门紧密协调，受访企业与课题组相互配合、共同努力，确保了调查问卷完成的数量和质量。

正是课题组高度重视以上3个问题，精心筹备，分工协作，适时调整，才能获得前述大量精准的一手数据。换言之，课题组通过制定以人财物为轴心的整体调查计划，确定各调查阶段的实施方案，然后对照整体计划进行核查，从而加快了调查和研究的进度。如能通过这类集思广益的方式来开展准备工作，则能够更加明确课题组成员的问题意识。其后，在技术和后勤等各组的高效保障之下，同时借鉴、吸收了有关专家学者的宝贵意见，课题组对调研所得数据做了详细分析，适时调整原定的研究框架，积极撰写研究成果，继而产出了最终成果。

（二）田野调查需要遵循“运筹帷幄、有的放矢、由浅入深”的原则

在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过程中，尽可能将田野调查对象限定在通常能够理解的领域，即能够进行观察、从自我经验能够认知的领域来考察相关问题，这样有助于深化对研究主题的思考，继而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构建。赤手空拳、毫无目的地在对象国田野到处乱转，或者将尚未消化吸收的既有概念滥用于当地，这两种做法均非睿智。明确的问题意识是开展田野调查的前提条件，没有任何目标和路径，很难完成田野调查及区域国别研究。

为了明确问题意识，我们可以把人类学和民族学这两个相邻学科的田野调查作为比较的对象。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民族志是民族学研究的第一阶段，这是基于田野调查所进行的，其后是将针对特殊文化现象或分类、描写及分析等基础工作与“就人类群体的特殊性进行观察和分析”工作平行推进。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忠实地复原群体生活。对此，民族学则体现了面向综合的第一步。虽然并非将直接观察排除在外，但通过比较方法，发现仅靠单个学科的知识无法打牢基础，必须充分拓展至其他学科，例如社会学、人文地理学、历史学等。为了实现这一综合性目标，需要探索将地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作为研究第二阶段的3个方向。在第三阶段，才能在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领域进行第二次综合，[38]继而形成对田野在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整体印象。

斯特劳斯继而强调，民族志、民族学和人类学不是3个不同的学科，也并非是对于同一研究的3种不同的构想。它们实际上是同一研究的3个阶段或3个时刻；对于三者当中任何一个的偏爱只意味着将主要注意力投向其中某一类型的研究，但从来不可排斥另外两者。[39]证明这一论断的研究案例数不胜数。在广义的民族学和人类学中，研究的第一阶段往往是根据当地的田野调查形成的民族志式记录和资料，以此为出发点，个别的、特殊的数据被加以综合化，从而提炼出一般规律。戈弗雷·林哈德（Godfrey Lienhardt）还指出，人类学家只有亲自收集作为理论源泉的原始数据并达到一定量之后，才能知悉构建理论体系的必要性及其发展方向。换言之，持续重复的田野调查有助于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构建。[40]

（三）田野调查需要谨防视野狭隘的在地化田野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一些研究者在对象国进行田野调查时，虽然注意倾听当地居民的声音，但只是重点收集预先所设想的能够支持假设且对己有利的数据，也不介意给当地及受访者所造成的麻烦，只是一味地提出问题并在空栏内填上相应的数据，继而以此来验证假设。如果急于进行自我限定，把田野想象为实验室那样收集资料并加以解释的话，这就等同于区域国别研究凭借自己的意志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强行隔离。来自田野的亲身体验的确是研究者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质量证明，但如果拘泥于此，继而只是机械地理解区域国别的现象，就会变得本末倒置。研究者的视野狭隘，多数源于其过分自我限定。遗憾的是，此类研究现在仍在继续，但田野调查并非只依赖于制作调查问卷，更不能使访谈对话流于形式。

课题组在越南各地开展中资企业综合社会调查过程中，虽试图极力避免，但亦难以完全摆脱各种弊端。例如，由于信息收集网络过于粗大，尽管同时开展密集调查和广域调查，当调查所得数据与当地文化及现状脱钩之后，也会存在数据失真和缺失等问题。其原因在于，一是开展调查的时间过短；二是调查地点错位；三是集体行动有可能引发在当地面临一些危险；四是过于依赖于当地提供调查便利的机构，这使得数据收集工作顺利，但也会出现数据超载的问题。

换言之，如果只是重点收集研究者最想知道的数据，其结果将导致研究者也只能收集到上述数据。为使所调查的问题更加系统化，除了强调田野的在场以外，更要重视真实的人和过程，并再度检出遗漏的信息并重新评价其价值。可以验证假设的有力数据，来源于深深融入当地共同体社会的受访者所给予的信任，事关重大。但采取上述方法所撰写的学术成果，确实因开展了相应的田野调查而获得了质量证明，并作为“脚踏实地的原创性论文”而获得发表，继而流通于学界这一“市场”。这种所谓的原创性，大多只限于作者周边群体，进而造成研究产品缺乏“张力”，难以产生广泛共鸣、反思或讨论。但只要将视野拓宽至相关的领域，并根据研究成果主题搜索既有成果，就会明白该成果缺乏原创性。如果不对此类“惯习”加以整治，就无法创作出经得起后人检验的研究成果。换言之，上述做法缺乏人文主义精神，也没有进行充分的文献批判，更无法获得通过科学论证来检验假说所带来的喜悦。[41]

（四）田野调查需要防止走抛弃田野调查并偏重定量理论研究的极端

导致脱离田野调查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引入了西方的计量研究方法，电脑和网络的普及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事区域国别学理论研究的研究者开始抛弃传统的田野调查，转而通过分析现代通信产品中记录的海量数据，以此来发现普适性理论。而针对信息处理的数据的收集及其解析，出于社会分工的需要，反而没有成为研究者的工作内容。区域国别学界出现的此类定量研究，急于寻求有助于解释现象的普适性理论，将区域国别学定位为常规法则研究科学，称之为“作为社会科学的区域国别学”，导致对辛苦低效的田野调查的反作用以及急于摆脱区域国别学现象的出现。区域国别学中出现的定量研究得益于现代民族国家统计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学科的日益细化、分化，然而这种研究方法造成研究者的作用大打折扣。因此，采用二手数据和分析方法，抑或不去田野调查而是依靠统计数据的动向，值得警惕。

因此，通过田野调查正确理解对象区域国别，是研究者为了理解不同文化而超越自我，自觉融入并深刻理解他者的文化体系，以此来深化对本国文化脉络理解的过程。如果不经过这一过程，田野调查不仅名不副实，且由此所得数据的可信度也会大打折扣。而基于这些数据所建构起来的假说或理论，尽管经过精密的统计学方法处理，只能算作是空中楼阁。[42]即便笔者所属团队建成了前述数据库，但缺乏跟踪调查，田野反思不足，对田野调查所获数据的解析也尚属起步，需要重归田野调查的原点，使用不同的方法反复加以印证。

关于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开展田野调查和研究确实条件艰苦。既缺乏高精度的统计图表资料，也缺乏当地地图，有时只能借着微弱的月光核对真假难辨的数据。对于研究者而言，能否提高自己田野调查的效率，以及能否掌握有用的理论方法，是其最大的诉求。一旦获得有可能支持自己所提假设的数据，即可从繁重的田野调查中解放出来。在收集数据过程中，如何解读对象国资料中所蕴藏的语法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些资料中，包含了诸多当地居民生活的时间、空间、领域以及人际关系等诸多信息，也无法将数据和这些背景信息进行切割。[43]对于研究者而言，如何将田野调查的程序及其所得数据与相关理论进行有机的结合，从而实现系统集成研究，应成为讨论如何深化区域国别研究的重点。

（五）研究者需要常怀感恩之心，时刻牢记将所获知识反哺田野

在对象国的田野调查无论是资料收集还是调查结果，均包含了研究者所属群体所考量的地缘政治等因素，也体现出一种权力结构。[44]研究者通过田野调查获取自身所需的数据，并以此为基础撰写研究成果，包括撰写学术论文、学术著作及决策咨询报告，继而从自己所属的学术圈子或决策部门获得相应的评价。换言之，研究者与自己的学术圈子及决策部门之间属于“等价交换”，即做好研究工作就能获得好的评价。一方面，研究者在田野长期开展参与式观察，但并非“参与”田野的各项事务，这种观察不能为田野做出多少贡献，甚至给人增加不快。因此，在开展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研究者和田野及受访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不等价交换”。但受访者并非单纯的客体，也是影响田野调查的可持续性及相关成果的原动力。从田野调查的实践来看，对在研究者和受访者之间生成的主体与客体反转的过程进行论述，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课题。[45]因此，对于研究者而言，在其研究成果发表之后，将直面“回馈什么以及如何回馈给田野”的课题，需要以某种形式回应受访者提出的要求或期待。

如何对受访者所在地做出贡献，主要可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使用对象社区的语言，把研究成果面向对象社区给予公布。例如，田野调查所形成的照片、图表或文字、以及记录当地传统文化或口述史的存储媒体等，均可考虑提供。特别是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所拍摄的访谈对象的个人或家庭成员照片、村落照片等，如能在田野调查工作结束后提供给受访者，也将为拉近相互间的感情发挥一定作用。二是研究者向对象社区直接提供物质利益，诸如赠送礼品、协助当地发展等。例如，研究者可对当地提供教育技术、所需工具和职业继续教育等支持，对当地相关机构提供咨询等服务。三是将调查研究成果在研究者所属社会给予公布，通过宣传等方式，从而给调查对象社区带来某种利益，诸如增进理解、形成共识、获得经济援助等。例如，研究者可对涉及当地的援助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也可提供之前到访的其他区域的信息，为当地居民将自己的思考与其他区域进行对比提供抓手。四是研究者尝试对阻碍他者理解的根源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从而持续地激发当地社会的活力。[46]例如，研究者可协助当地开展物质文化的收藏展示，将以年为单位的区域作为全景式舞台进行展示，或对在技术进步过程中消失的日常用具进行收集和展示等。通过回顾作为观察对象自己的日常生活，研究者以收藏的展品为媒介触发当地居民之间的交流与讨论，继而重塑其集体记忆，以此来强化当地社区的社会性纽带，最终实现增强共同体意识的目标。

当然，在上述知识回馈的几种方法中，何种方法适合当地并无定论。目前，也难以界定上述方法一定有助于知识回馈，需要根据不同的场合来尝试不同的方法，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归田野，在与受访者共同生活的过程中不断加深理解，达到共情，并借此培养当地居民的主观能动性。同时，研究者还要时刻提醒自己只是一个他者，要认识到自己所提供的知识回馈也只是诸多选项之中的一个，如此才能事半功倍。[47]

五、余论

当前，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其繁荣将会在21世纪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使得中国学者在研究对象国持续开展田野调查既成为必需，也成为可能。在学科日益细化的当下，区域国别学更加凸显了其交叉学科的特征。我们有必要摒弃轻视田野、偏重理论的论调，秉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回归“真正的权威在于田野所获数据”这一基本立场，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的田野调查这一“理论+实践”体系。在深化区域国别研究的过程中，应重归创造性的田野这一原点，使用学界通行的方法详细收集数据，在此基础上，不断追问此处是何处，为何出现此种现象。就田野调查本身而言，这种基于文献又超越文献的现场求证，和逻辑严谨的案头推导一样，应遵循基本科学规律的要求规范作业，且“魔鬼在细节”，只有始终严守严格、严谨、严肃的工作态度，保持田野调查内容的稳定信度，才有可能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效度。

从受访者角度来看，研究者只不过是擅自闯入自己人生中的外来者（他者），但也期盼研究者可能会为当地做出某种贡献。对于田野调查而言，重要的并非结果，而是如何与研究对象维持长期交往，其过程最为重要。研究者是在自身所属世界与田野之间，或在学术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间不停往返，成为生存在两个世界之间（过渡空间）的一个存在。在深化区域国别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需要重新审视田野调查的知识生产模式，重视研究者自身的“定位”，进一步理清研究者与受访者的关系。[48]研究者与调查对象和合作者不单通过共同理解，还要通过共同存在的关系，从而构建超越数据的分析、解释和理解的“创造性空间”。换言之，田野调查绝不是把当地看作是“人类动物园”或“历史试验场”，而是要时刻怀抱同理心与自省精神，视“他者”为“自我”，并直面其活力，以比较研究的视角，通过代入式观察，发现我们的过去、检视我们的现在、估测我们的未来。[49]同时，研究者在自我怀疑和自我反省的同时，需要改变自己所处的日常及学术世界，努力将自己单方面垄断的知识改变为双边共享，继而通过上述实践来实现两个不同世界之间的互联互通，这才能够真正体现研究者自身及其研究成果存在的价值。唯如此，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区域国别研究才能达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境界，并实现“促文明互鉴、致合异之美”的终极目标。

因此，我们有必要广泛涉猎基于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世界史、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田野调查的相关领域既有研究成果，采用复合的研究工具与研究方法，并结合本土实际，对既有方法进行反思，探索各种研究方法的可能性，据此来改进区域国别研究的田野调查的方法，[50]且不必拘泥于田野调查的某种方法。[51]只要我们坚持使用区域国别研究相关方法来聚焦于理论和田野，并检验理论的现实妥当性，就不会脱离区域国别研究的正道。如果我们的田野调查对于构建正确的区域国别意象能够提供合适的舞台，且学界和社会也有此期待的话，则此类问题切不可等闲视之。如能将基于扎实田野调查的区域国别研究探细究透，则有可能助力社会科学研究进入“蓦然回首”而有所顿悟的境界。[52]

再者，田野调查之所以体现出一种权力结构，并非只是因为研究者和受访者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差距，还由于田野调查将研究者的世界和受访者的世界进行了分割，继而导致前者单方面的知识积累。研究者对受访者进行分割、分析和理解，只会导致两个世界之间的经济和知识差距不断扩大，甚至出现分裂或对立的局面。而这种知识权力只会单方面积累在研究者所属的世界。[53]围绕田野调查是单方面的知识掠夺、科学知识形成的状况依赖性以及知识的解释等当地居民的多种意见，必须将科学知识相对化。在这种现状下，或者将知识回馈作为一种回避基于社会进化主义尺度的批评的行为，继而考虑到当地居民的未来发展，也必须和当地受访者保持密切关系，并将创造性交流场合作为保证田野调查工作顺利开展的条件。田野调查并非像游客根据其他信息来确认既有的区域国别印象，对于研究者和受访者而言都是一种新的知识创造。无论愿意与否，田野调查工作会被纳入当地环境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之中，而田野调查所形成的知识则是这些关系的产品。推而广之，田野并非研究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单向式工作的场合，而是在这个场合中的所有人员进行日常对话和自由讨论的空间。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曾指出，与其尝试在一个特别重要的时间段内解决某个问题，不如很好地提出当下的问题。[54]这对于区域国别研究的田野调查而言，可谓意味深长。新冠疫情过后，为了深耕耳熟能详的各国田野现场，我们需要以背水一战的精神，绝不言退。这虽是个人迈出的一小步，却有可能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和社会进步的一大步，更能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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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姚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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