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叫肯尼的古巴年轻人决定离开 | IIAS《田野日誌》第8期
文摘
教育
2024-09-26 19:02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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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永艳，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生，研究地区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研究国家为古巴，研究兴趣涉及华人华侨，食品政治。与巴勃罗的家庭深交已两年多，作为他们的“中国女儿”，我的古巴父母日常交谈总离不开那位与我素未谋面，远在美国的“古巴哥哥”——肯尼。他似乎离我很远。巴勃罗父母口中的他在美国“夜以继日”的工作和“锦衣玉食”的生活，是90英里外古巴人的遥远想象。他似乎又离我很近，两年来，古巴社会的变迁以及美古关系等政治环境变化，都在他身上凝结成缩影，牵动着巴勃罗父母的日常。肯尼决定离开是一件意料之外但情理之中的事。2021年前，他拥有很多古巴年轻人羡慕的生活。他工作体面，收入较高。22岁在哈瓦那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毕业后，父亲巴勃罗协助他进入古巴唯一的国家电信公司ETECSA工作。该公司是古巴社会中声望和薪资待遇最好的地方之一。除高薪外，公司提供充足的食物礼盒和工作制服，他的工作职位还让他有机会购买到很多廉价物品。工作之外，他还能接到一些修理电话和手机的私活。
肯尼家的生活水平一直相对较高。巴勃罗曾是军队中尉和掌握国家软件技术核心的工程师。苏联解体前一年，巴勃罗退休，此后一直领取着军队的较高额补贴。1994年古巴政府开放部分自由职业之际，他申请到个体营业执照，成为古巴第一批个体户工程师之一。当下每月仍有8000比索的退休金（古巴平均退休金约1 528 至1 733比索）。此外，他与前妻所生的两个子女都在美国，几乎每月都会寄回食物和“绿钱”（古巴民间对美金的叫法）。母亲塔尼娅是高级护理师，往返于美古两国，在美国从事看护工作，同时在古巴兼职电影演员，并经营二手服装买卖的生意。两人虽在结婚35年后离婚，但一直住在同一屋檐下，相互照料。促使肯尼离开的原因，与新冠疫情的影响和2021年双轨制货币统一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2020年年底，面对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古巴政府选择改变经济政策而非政治政策，决定将维持了30年的双轨制货币制（1994年实施）统一，试图纠正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扭曲。然而，古巴国内的任何改革都是在美国政府的敌对政策，以及系统性且不断加强的封锁下进行的。2019年至2021年间，特朗普政府对古巴实施了上百条经济制裁政策，包括限制汇款、旅行、医疗服务和外国投资。再加之新冠疫情下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古巴面临着包括旅游业的崩溃、外汇收入减少、全球供应链断裂和进口商品的严重短缺等经济困境。在以上背景下，双规合并这项被众多经济学家认为不合时宜的经济措施，最终导致了积累的社会矛盾爆发，最明显的表征是通货膨胀的加剧。图1 一家小商店外的物价表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尽管自苏联解体后古巴的社会分化日渐明显，但2021年以来的社会危机对古巴社会主义“平等”承诺的冲击是空前的。在逐渐放开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被放弃，但还未生成新的替代性的、系统性的政策来推动社会公平的实践。新旧两轨的政策遗产依旧明显。在低工资和高物价的压力下，那些留在古巴社会主义官僚机构和社会主义分工体系中的人，成为这场经济危机中受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这导致大量受过或正在接受大学教育且有能力从事复杂工作的个人，被迫离开传统上的好部门，如医学和科学等国有部门，转而倾向于从事可以获得美元的非技术性职位。新兴职业如司机、外卖员、餐厅服务员等，以及在双轨制下有利可图的职业——如旅游业和外资公司，成为年轻人趋之若鹜的就业选择。他们大部分遵循相同的轨迹：借钱、存钱，然后离开。肯尼在ETECSA的收入日渐缩水。他抓住新冠疫情作为古巴社会转折点的契机，向父母借钱在黑市买了一辆摩托车，加入外卖员这一新兴职业大军中。巴勃罗和塔尼娅表示理解和支持。他们了解古巴当前的经济情况，也清楚肯尼这一代人与他们的不同。他们那一代人生活在激情燃烧的“红色年代”，可以为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千万吨目标”奔赴全国田地中收割甘蔗；为了响应菲德尔自由和解放非洲的号召，奔赴非洲安哥拉血战沙场；为了国家建设，游走苏联同盟国交流合作……精神奖励排在物质回报之前，他们是切格瓦拉革命主张的“新人”一代。图2 外卖行业的兴起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但肯尼这一代人早已不同，那些已是过往的历史在他们眼中只是书本中的“红色口号”。生于苏联解体后的肯尼，将美国封锁视为既定的社会事实，这构成他们成长的背景。而互联网逐渐开放和旅游业日渐兴起，尤其是后疫情时代带来新的社会因素，如食品药品愈发匮乏，国家监管所有社会进程的能力明显下降，大量私有财产迅速聚集，财富和消费促生的社会等级制度差距日渐明显等，也是他们面临的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对这一代年轻人来说，个人利益与社会主义国家目标之间的冲突更加激烈，非技术性工作更加有利可图，而服务国家的理想则面临更大挑战。如果说外部封锁和内部改革等政治背景是影响个人选择的社会因素，而亲密关系的破裂则是导致肯尼离开的直接原因。2022年年初，肯尼的女友突然告诉他，她第二天要离开古巴前往美国。她似乎筹划已久，没有向任何人透露细节。巴勃罗父母虽知道她和肯尼对古巴现状不满并计划离开，但他们没想到事情会来得如此迅速。她对肯尼说：“我走了，很抱歉。” 没有多加解释，她整理好行李，第二天一早便启程前往美国。
浪漫爱情在个人主义追求面前显得脆弱易碎。肯尼独自一人在房间里哭泣，餐食不进。如此家庭变故前，巴勃罗父母对肯尼想要离开的决定，展现出加勒比和古巴的大多数家庭的普遍特征——即母子关系的亲密⼒量，及⽗系和姻亲关系的相对边缘地位。巴勃罗父亲选择沉默应对，他认为肯尼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不理智且莽撞。而塔尼娅母亲心痛不已，她理解肯尼被爱情折磨的痛苦，并决定付出一切支持他离开。这也正是她的个人经历。当时她年仅20岁，为了与巴勃罗结婚离开了原生家庭，后来更是出售了母亲留给她的房子，义无反顾。为支持肯尼，塔尼娅母亲动用了她所有的积蓄。在过去十多年里，她频繁往返于美古之间，在美国帮助看护独居老人和看管房子，每月大约能赚取到两千美元，大约十一个月的工作就攒够了这笔钱。她几乎全部借给了肯尼，作为他“走线”的资金。所谓“走线”，在古巴语境中与美国关闭古巴正常移民渠道密切相关。2017年底，美国官方以美驻古使馆人员受困于“哈瓦那综合症”（Havana Syndrome，指自2016年以来，驻古巴哈瓦那的美国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经历的一系列不明原因的健康问题和症状）为主要原由，紧急撤回大量驻古使馆工作人员，暂停常规签证服务，这意味着关闭了古巴人正常移民美国的渠道。紧接着，在新冠疫情和古巴国内政策调整的背景下，尼加拉瓜于2021年11月22日宣布允许古巴公民无需签证入境，理由是“促进商业、旅游和人道主义家庭关系”。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墨西哥—美国”这条中美洲移民路线的形成。在这条路线的终点，古巴移民在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历史遗产下仍显示出进入美国的某些特权。尽管自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以来，美国出于政治经济利益考量对古巴移民政策进行了多次调整，从最初的“完全开放”到如今的“限制准入”，古巴人移民美国的特权明显消失，但相较于其他国家移民，古巴人仍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一旦到达美墨边境，古巴移民几乎都可以通过提交美国家人接待函件合法进入美国。女友走后第三天，肯尼也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旅程。那时，古巴海关已经对大规模移民潮警觉备戒，为安全起见，肯尼与另一位偷渡者一起出发，他们先到达圣多明各，再转机到牙买加，接着再从牙买加转到尼加拉瓜。到达尼加拉瓜后，他联系上一名“土狼”（coyote），负责帮助他穿越整个中美洲，最终抵达美墨边境。整个过程进行得相当顺利。约15天时间里，肯尼使用了骑马、坐卡车、公共汽车和巴士等多种交通工具。第15天时，他抵达美墨边境的一个名为“彼德拉斯内格拉斯（Piedras Negras）”的小镇。在那里，他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上巴勃罗在美国的儿子亚历杭多。亚历杭多随后为肯尼预定了一张从彼德拉斯内格拉斯到迈阿密的机票。肯尼顺利通过了美墨边境的安检，并由美国移民局的人员送他到机场。抵达迈阿密后，亚历杭多接他回家。由于担心旅途中的敲诈勒索，肯尼只带了一点零用钱购买必需品。因古巴不支持美元的汇款账户，为了支付肯尼旅途中的费用，塔尼娅只能依靠去美国的朋友们将现金带到肯尼的哥哥亚历杭多处，再由亚历杭多按照旅程节点分期支付给“土狼”的账户。每段旅程都有土狼接送，他们负责带领人员穿越国境和边境，确保其顺利过境。这成为中美洲当下的热门生意。图3 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
—墨西哥—美国的中美洲移民路线
图片来源：谷歌搜索，作者简单标注
肯尼整个旅程花费约为9000美元。单前往尼加拉瓜的机票就耗费了3000美元，因肯尼只能以游客身份前往，航空公司要求必须购买往返票。一旦抵达尼加拉瓜，为继续下一段旅程，他需要支付给“土狼”1500美元，以启动前往危地马拉的行程。到达危地马拉后，又需支付1500美元才能继续前行。类似地，到达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的费用也分别为1500美元。如果未能支付，偷渡者将被滞留，直到收到来自家人的汇款。整个穿越中美洲的旅程共耗费了6000美元，加上飞往尼加拉瓜的机票费用3000美元，总计约为9000美元。到达迈阿密后，肯尼与女友重聚了。他对她非常爱恋，不惜冒险追随。巴勃罗父母一直对她评价很负面，认为她的行为软弱且自私。她在美国的家人帮助下，比肯尼早三四天到达墨西哥，但她没有顾及肯尼。如果没有塔尼娅的资助，他们可能永远分开，或几乎没有概率再重聚。她解决了自己去美国的问题，却抛弃了他。肯尼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但选择了原谅，跟女友重新在一起。到达美国不到一周，他们便在家人朋友帮助下，找到了一份在豪华酒店做维护的工作。据巴勃罗父母说，古巴人在美国找到好工作很容易，特别是在迈阿密，那里聚集了大多数移居美国的古巴人。几乎所有在那里已安顿下来的古巴人都愿意帮助新来者。此外，巴勃罗的姐姐、弟弟们，以及他与前妻所生的两个儿子，还有侄女侄子和许多朋友都热情地欢迎肯尼。不到一年时间，他们便搬到市中心附近的两居室公寓里，有一个大房间带浴室、厨房。2023年年初，肯尼在美国居住满一年的第一天，就向美国移民局提交了永久居留申请。根据1966年《古巴调整法案》（CAA），古巴公民在美国实际居住至少一年并符合特定资格要求后，可以申请成为合法永久居民。审核材料通常需要五到六个月，之后会告知是否通过。肯尼第一次提交材料时被驳回，因为缺少一份文件的翻译件。他重新提交，整个过程因此被延误了一段时间。2024年6月2日，经过一年半漫长的等待，肯尼终于获得绿卡，正式成为美籍古巴人。消息传来，巴勃罗父母在家中设宴邀请我，我们通过视频电话与远在美国的肯尼共同举杯庆贺。虽因网络原因，声音画面时常卡顿和延迟，但肯尼在电话那头的激动溢出屏幕，言语中满是对父母的感激，以及对我替代他陪伴巴勃罗父母的谢意。塔尼娅妈妈不停地擦拭泪水。图4 庆祝肯尼成为美籍古巴人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肯尼获得合法身份后，申请到了正式的工作许可，工资随之上涨。他现在每小时挣19美元，正常工作时间是8小时。高工资激发了他在古巴从未有过的工作热情，他甚至主动要求加班。去年，他在美国不到半年就买了一辆二手丰田车，最近他换了一辆全新的宝马车，信用额度达到25000美元，并游览了纽约、华盛顿和凯岛等多个地方。此外，肯尼每月都会偿还塔尼娅母亲的借款，寄药物给巴勃罗治疗帕金森，为前女友的孩子寄送衣物和洗漱用品。巴勃罗父母对肯尼的改变感到欣喜，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他已经拥有了全新的生活。“几乎每个古巴人都属于多个国家，”留守在古巴的巴勃罗父母总这样安慰自己。根据古巴国家统计和信息办公室（ONEI）的最新公开数据，2017年至2023年间，古巴的总人口逐渐减少。古巴研究组织分析了2021年至今的移民数据，发现20至40岁的人群，尤其是女性，占移民群体的大多数。自2017年以来，古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负，年龄结构趋向老龄化，每天都有更多的退休人员，而0至14岁的人口每年减少，难以补充劳动力。古巴移民局局长豪尔赫·杜安尼（Jorge Duany）表示，2022年无证入境美国的人数超过313000人，这还不包括前往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和欧洲的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而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2024年1月的报告，2023年登记了超过153000名古巴人非正常入境美国，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女性居多。这些数据反映了古巴国内的显著社会现象：劳动力流失、生育率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加剧。最强烈的主观感受是独居老人的明显增多。图5 2023年美国使馆重新开始办理业务，
大量古巴人排队办理移民手续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古巴的家庭支持结构也在重建、积极协商和不断巩固。尽管不少学者断言全球化对跨国网络的阻碍越来越小，但民族国家消亡的问题在古巴的案例中并不明显。相反，由于互联网和手机在古巴普及较晚，且价格对大部分当地人来说较为高昂，古巴的跨境交流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同步，个人必须应对边界和距离带来的护理障碍。跨国关系的维持越来越依赖于物质和技术的使用，特别是获得必要的资金和社会资本等资源。肯尼似乎早已预见了自己必然一路向北的命运，在还陪伴巴勃罗父母时便教会了他们使用多种远程交流软件。巴勃罗父母也因此成为智能手机的受益者。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与肯尼联系，熟知他在美国的一切作息和进展，围绕着肯尼生活展开的话题成为他们每日生活的中心。在日常的跨国交流中，他们塑造了如阿帕杜莱（Appadurai）在“全球族裔空间：关于跨国人类学发展的评论和问题”中描述的“古巴以外的世界”或“祖国古巴”的想象构造，即岛上的古巴人想象古巴以外的地方、生活和人，而古巴的海外移民则想象他们的亲属和祖国的生活。这种想象的社会空间超越了可测量和可量化的社会文化活动和经济汇款价值，在散居海外的游子和留守古巴的亲属间滋养着永恒的亲密关系。责任编辑：刘岚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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