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只有一个故事 | IIAS《田野日誌》第9期
文摘
教育
2024-10-08 19: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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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水北，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卢旺达，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政策。如何进入一个充满伤痛的田野，如何面对一群经历人间惨剧后仍例例鲜活的人。这是每一个研究卢旺达的学者都需要直面的问题。卢旺达，一个非洲中部面积仅26338平方公里的小国，在1994年4月7日到7月中旬的约100天时间里，爆发了惨绝人寰的针对图西族的种族灭绝。卢旺达人说，在这场邻居、朋友挥刀相向的大屠杀里，有100万图西人和温和派胡图人惨遭屠戮。其后更有300万民众在被报复的恐惧和前政府的裹挟中逃离卢旺达，成为颠沛流离的难民。而当时的卢旺达总人口，仅有790万。我可以触碰这个国家最深层最沉痛的记忆吗？在我于2022年来卢旺达进行田野调研后，就常常困惑于此。我知道，这意味着我即将前往的国家里，几乎所有28岁以上的人口都曾亲历过这段历史。他们可能是我的老师、同学，也可能是服务员、保安，或是任何一张在街上碰到的脸孔。那时的他们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是直面亲人被害还要在惶惶不安中逃命的受害者？还是沾满鲜血、举着砍刀猎捕同类的罪人？亦或是在尸横遍野中努力维持生活的旁观者？我不知道这样切近和普遍的人道灾难，会给生活其间的人带来怎样的影响，也不知道作为一个研究者，我应当以怎样的姿态，来面对他们。如今30年过去，卢旺达到底怎样？图1 今日的卢旺达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从登上飞机开始，第一次来卢旺达的旅人都会频频感到惊讶。飞机、大厅、广场上的卢旺达人是安静温和的，绿荫掩映、鲜花盛开的基加利街头，几乎看不到一点垃圾和污迹。人们慢悠悠地穿着五彩的衣服走在街上，道路两旁都是装饰讲究的小房子。望着蓝天白云，会让人以为这是哪处世外桃源，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过着清贫但体面的幸福生活。初入田野的我每天在悠长的日头里看着周围的人们辛勤工作，和朋友热情打招呼，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问候“你好吗（Umeze ute）？”“怎么样（Amakuru）？”。等到夜晚来临，再在城市的灯火中看着人们归家，或是聚集在大大小小的酒吧里喝着啤酒、兴高采烈地结束一天。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以为在卢旺达的日子就会一直这样平静流淌下去。毕竟对于这个二十年来GDP增速保持在8%左右的国家来说，好像没什么新鲜事会发生，一切都欣欣向荣得甚至有些平凡。我在卢旺达大学结识的第一个朋友雷内，是一名中学教师的儿子。凭借优异的成绩和父亲教师身份所带来的学费优惠，他顺利进入卢大求学。虽然有着卢旺达年轻人普遍的矜持内向、谨慎寡言，但我们还是在一次植树活动上慢慢熟络起来，一起在大学附近的小山上种下了几颗牛油果树。之后他也会带我熟悉熟悉校园，认识认识朋友。一次参观完篮球场，我们散步在林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他的中学课程，他突然转过头问我：“你有父母吗？”我先是一怔，然后不禁笑出了声：“当然了，不然呢？我是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么？”我想当然地用《西游记》的段子回答了这个非洲人。他稍微低了低头，然后平静地解释说：“我们平时会问这个问题的，因为周围很多同学没有双亲。”我一下子语塞，意识到了什么，脸颊涨红，无法追问，也不好道歉，只能喏喏。大屠杀的震荡是横亘在卢旺达历史深层的裂缝，常在人不经意间一脚踏空。我在此之后学会了交流中应该避免“父母双全”的预设，但这种文化冲击还是像尖刺一样，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露丝女士，一个流利使用英法双语、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卢旺达精英，在国际组织任职之余还兼任一处公寓的房屋中介，我是租房时认识她的。她两份工作的收入在当地颇为可观，还嫁与一个独自开公司的丈夫，日子很是阔绰。夫妻两人每年必会去欧洲、美国、澳洲的某地度假一番。这样一个完美的卢旺达家庭却选择丁克，这在普遍多子的非洲社会显得格外稀奇，我追问她缘故。“我不喜欢小孩，意味着太沉重的责任，”露丝说，“而且，我的父母都去世了，我丈夫也只剩他父亲，我们没有长辈可以帮忙照顾小孩，保姆代替不了的。”失去，是一代卢旺达人共同面对的生活主题。他们平淡地谈起失去，只是简单地描述着一种生活状态。伤口被层层叠叠的血肉覆盖，不再会显露。他们并没有谈起大屠杀，但是句句都在讲大屠杀。![]()
图2 卢旺达大屠杀纪念30周年，基加利上空燃烧百日的火炬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在卢旺达，“大屠杀”也可以作为时间指示词，将一切生活中的变化与这段种族灭绝历史相关联。比如我问起本地人对于炸土豆作为主食的饮食偏好时，他们会很自然地以大屠杀为节点开始回忆：“大屠杀以后，卢旺达人越来越爱吃土豆了。”无论是城市建设、国家管理，还是家族历史、个人学业，“大屠杀”都是一切变化发生的时刻。
卢旺达人有着含蓄内敛的文化，很多内心苦痛和生活艰辛都不会宣之于口。当你问他们过得怎么样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回答“我很好（Meze neza）”，哪怕他穷困潦倒或者正在生病。什么样的苦难会使卢旺达人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不堪回首的往事？卢大的老师们喜欢在上班的时候串门寒暄，我已经习惯同他们聊聊天气、家庭和工作。有次一个男人走进我的办公室，大概四十岁的年纪，下巴右下方有一个可怖的刀伤，陈年的伤口周围皮肉已经紧缩地塌向中央。我努力直视对方的眼睛，避免任何不礼貌的眼神游移，去维持一段寻常的对话。他正和我畅谈去加拿大读硕士的留学计划，如此这般申请，如此这般的好专业。忽然他猛地停下话头，侧过身，把左耳露出来指给我看，说是大屠杀的时候耳朵被搞聋了，听不到声音了。他甚至有些兴高采烈、中气十足地说现在他戴着助听器可以听到。这个话题骤然开始又戛然而止，他完全没提起下巴上的刀伤，好像聋了的左耳才是最明显的那处。然后他又在办公室里小坐了一会儿，同我约定好将来教他几句中文，就翩然离去了。我后来发现，主动同我谈起大屠杀的，往往是身边的幸存者朋友，以及那些在大屠杀结束后从外国返回的老图西难民。卢旺达政府早已终止在身份证上标明族群归属的种族分裂政策，公共场所也禁止讨论族群身份，但其实只要聊起些家族史，就不难判断对方曾是图西族。同学莉莉就来自于一个图西族返回者家庭，她的母亲全家早在1959年卢旺达革命时期就因胡图族与图西族的冲突逃往乌干达，放弃了基加利的大片土地。而她母亲本人出生在60年代的乌干达，大屠杀结束后才返回基加利定居，因此“幸运地”躲过了这次灾难。她的父亲则悲惨得多，家人全都生活在卢旺达。大屠杀前几年，她父亲带着一个兄弟去乌干达讨生活，想谋谋其他出路。就在这期间，他父母和剩下的所有兄弟姐妹全部死在了大屠杀里。虽然没有亲眼目睹亲人的死亡，但这种冲击依然给了他痛彻心扉的记忆。年轻的莉莉说，母亲和她自己可以“相对客观地面对大屠杀”，并选择原谅，“为了国家发展和民族团结而放下仇恨”，但对她的父亲而言就不那么容易了。莉莉自己也承认，如果亲眼见到自己的邻居，平时互相关照的好友、曾经照顾提携的下属和保姆们，忽然有一天拿起屠刀杀害自己全家，那的确很难从这种不信任感中脱离。她提起自己一位同学的母亲，是真正经历大屠杀的幸存者。每年卢旺达大屠杀纪念日广播响起的时候，都会把她带回到30年前的那场噩梦，她把自己锁在家里闭门不出，嚎哭终日。这种创伤，依然新鲜。住在三十年后安静祥和的基加利，虽然生活中处处能寻到一丝大屠杀发生过的痕迹，但那都不是对于大屠杀本身的直视。大屠杀到底是什么？
“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种有些浪漫主义色彩的说法，其实让我们很难对暴力、死亡有切身的体验。遍布卢旺达全境的各种大屠杀纪念馆里直白真实的影像资料和实物陈列让我学到，原来头颅被刀砍过以后，会留下一道明晃晃的雪白口子，掀开的皮肉是可以看到头骨的。即便是这样，人也不一定会死。卢旺达大屠杀里，刀口和棍棒扫过的地方，可能是人的头颅、躯干、四肢，也可以是下巴、耳朵甚至任何一处其他地方。这段历史里的死亡生产，并非是工业文明下流水线式的标准、一致，而是更直接的、赤裸的、残暴的狂欢与集体的疯魔。基加利大屠杀纪念馆有一处单独的展室，名为儿童室。我第一次看到这牌子的时候，以为是方便哺乳期妇女照顾婴孩的设施。从另一侧的出口误入儿童室，才发现这里是专门记述大屠杀遇难儿童的展览。展览很简单，陈列了小朋友们过去拍下的大幅照片。非洲孩子的笑脸总是很有感染力的，黑黑亮亮的眼睛，露着一口洁白的牙。漂亮可爱的照片下面，摆了黑色的板子，上面细密的白色小字写着：大屠杀从来不是势均力敌的对抗，一切道德与原则都在此彻底沦丧，妇女、儿童没有幸免于难的资格，反而是罪恶收割的目标。位于基加利以南约30公里的尼亚马塔教堂大屠杀纪念馆就是这样一个见证。基于宗教信仰，大屠杀期间图西族居民认为教堂会是一个安全的庇护所，周边地区大约近万人聚集在了尼亚马塔教堂，将自己锁在里面，寄希望于人类不敢在上帝面前杀戮。然而荷枪实弹的军队用枪支和手榴弹攻破了平民虚无的防守，紧随其后的联攻派民兵一同涌入教堂，用枪支和砍刀杀死了教堂里的所有人。如今，教堂和周边地区惨遭杀害的共计5万遇难者一同被埋葬在了尼亚玛塔教堂。走进教堂内部，一排排的长椅上堆满了消过毒的遇难者衣物，在他们曾经祈祷、歌唱的地方。三十年过去，尘土已经让所有五颜六色的衣服覆盖上了一层黄调，空气中有阴暗、潮湿、腐旧还混合着一丝石灰粉的味道，让我感到窒息。导览员讲了一口流利的英文，他严肃但颇为流程化地陈述着这里发生的一切。从避难、围攻、军队突破，到集中杀戮。他指点着教堂破烂木门上的弹孔和劈砍过的孔洞，力图绘声绘色地描述出最后一道防线被攻破的情景。他讲到，大屠杀期间存在着普遍的针对图西族女性的身体暴力。尼亚马塔教堂被攻破后，很多图西女性被联攻派民兵强暴、虐待，有一个样貌美丽的可怜妇女生前被人用木棍从下体插入贯穿全身，立在尸堆中以示恫吓，最终饱受凌虐而死。“她就葬在你身旁”，导览员指了指我脚边摆着的棺材。“为了纪念她，我们单独把她葬在了这里。”导览员继续介绍。按着纪念馆参观的一般流程，他极力建议我下到教堂下方的几处墓室里再参观和祭奠一下受害者遗骸的埋葬之所。这里除了一两处棺材之外，其余尽是白骨森森。我完成任务似的目不斜视，沿着一间地下室的线路快速趟过。之后同行者和我无论如何都不愿再去钻入其他墓室了。导览员看着我们强烈的情绪反应，也见怪不怪地继续流程。先是耐心听我们表达震撼的心情，然后建议我们可以向其他参观者一样在纪念馆的笔记本上写下感想启示，如果希望做点什么的话，旁边还有捐款箱。之后，他礼貌微笑着把我们送出纪念馆，就像他送走的无数批客人那样，又一次顺利结束了无数次对于苦难的专业讲解。每个人都知道，对于苦难本身而言，该发生的都发生了，事后的悲悯，没有意义。如今卢旺达的很多纪念馆里，会有一些幸存者担任工作人员。专业，成为他们得以日复一日面对历史的屏障。我们走进、路过、又离开，他们则一直生活在那里。纪念馆隔壁，盖起了一座崭新的尼亚马塔教堂，我参观的时候正值礼拜日，周围的信徒们复又聚集在气派敞亮的新教堂里，穿着体面的衣服，放声歌唱。无所事事的孩子们站在教堂门口，东张西望。视频1 新尼亚马塔教堂礼拜日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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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大屠杀结束四年后的一天，一群叛乱分子从刚果（金）越境闯入了卢旺达的尼杨戈中学（Nyange Secondary School），威胁年幼的学生们把自己分成胡图人和图西人。学生们拒绝了，说：“我们都是卢旺达人。”叛军向这群没有背叛自己朋友的中学生开火并投掷手榴弹，最后6名学生丧生，20余人受伤。
经历过地狱的人们，知道人类最恶劣的底线在哪里。被抛弃、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一旦拥有对未来的希望，会誓死向前，哪怕是孩子。在死亡威胁面前，为了守护彼此的缔结而至死不渝。这种对民族团结的未来的坚持，成为大屠杀后闪耀在卢旺达的点点微光，细密、坚韧。我能感受得到，身边的卢旺达朋友们远比我要坚强，那是一种在苦难中幸存，在煎熬中成长的灵魂底色。这也常常让我在同他们关于大屠杀的交流中感到怯懦，不敢开口深问。也许作为研究者，保持距离的客观比简单的共情更有价值，“田野”这个词语本身就意味着研究对象的客体化。但是身处其中，面对鲜活的人和切近的历史，我无法一直保持冷静。这种灵魂的震栗经常在长久的历史材料阅读里，成为一种折磨。也许研究者应该学会用专业的惯习来理性应对，但是我觉得，这种“田野”与“我”的拉扯，这种生活在其中直面人性与人心的伤痛，也是田野的一个真实面向，是真正理解研究对象的一条路径，尤其是理解卢旺达的今天与未来。卢旺达只有一个故事，那就是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故事。卢旺达的书店里关于本土内容的书架上摆满了大屠杀史和大屠杀的伤痛文学，卢旺达最为盛大隆重的节日是大屠杀纪念日，卢旺达最著名的影视作品都是关于大屠杀的故事。大屠杀是卢旺达的过去，印刻了卢旺达的今天，也指引着卢旺达的未来。国家与民族被大屠杀所重塑，不管是不是官方叙事，每个卢旺达人都知道，自己要活，要好好地活。卢旺达也需要新的故事。也许是底层小人物挣扎求生、逆风翻盘的故事，也许是乡野村民简单生活的田园故事，也许是受害者历尽千帆最终在琐碎中平凡的故事。我希望小国可以有新故事，而这个新故事，是个好故事。图4 来非洲的旅人总爱拍些孩子的照片，因为希望在他们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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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霆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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