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性别”之名：美国对肯尼亚社会的渗透 |《区域动态》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024年10月期

肯尼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拥有超过70余个族群群体，这些族群既包括只有约500人的埃尔莫洛族（El Molo），也包括约700万的基库尤族（Kikuyu）。基库尤族是肯尼亚规模最大的族群，其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0%。该族群不仅在肯尼亚独立运动和茅茅起义（Mau Mau uprising）中表现尤其活跃，还在肯尼亚当今的政府、商业和技术等公共领域占据相当比例。考虑到基库尤族在肯尼亚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影响力，本部分以基库尤族为例，探讨肯尼亚社会的传统结构和性别分工。

基库尤族社会是一个典型基于父系制度组织和运转的社会，实行传统的性别分工。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和农业活动中承担不同的角色和责任。在家庭内部，男性负责重体力劳动（如建造房屋，搭建围栏，夜间守卫等）以及管理和保护家庭财产（土地和家畜）。女性则主要承担家务劳动（如做饭，取水，洗衣服，捡柴火等），管理家庭用品、耕地和谷仓。在农业生产中，男性负责清理灌木丛，砍伐树木，开垦荒地，修建排水沟，种植作物（香蕉、山药、甘蔗、烟草等）。女性则负责喂养家畜，分发肉类，处理兽皮，制作服饰、陶器和编织篮筐，以及种植玉米、豆类、小米、甘薯等。在社会生活中，男性通常是基库尤家庭和社区的主要决策者，并在公共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根据基库尤人的劳动分工习俗，除非紧急情况，男性不能插手女性的家务活，否则便会被称作“好管闲事的人”（kehongoyo或moburabureki）。

就家族延续和社会稳定的角度而言，基库尤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分工具有一定互补性。男性在外务农和管理家庭财产，确保家庭的经济安全；女性则在内承担家务和照顾子女，确保家庭的生活质量和家族延续。这种分工有助于家庭成员各司其职，提高家庭运转的效率和稳定性。此外，通过明确的性别分工，基库尤族社会能够有效地传递和维护其文化和价值观。例如，男性通过参与公共事务和社区决策，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女性通过家庭内部的管理，确保家庭的和谐和延续。

虽然肯尼亚传统性别分工在维护家庭和社会秩序方面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性别不平等。基库尤族社会中的女性在土地继承、经济地位、文化观念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均处于不利地位。

在土地继承层面，基库尤族社会遵循严格的父系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女性的土地继承权。农耕是基库尤人唯一有效的生产方式，因此土地往往被视为族群经济的基石。每个基库尤男性都渴望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建造家园，养活自己和家人。肯尼亚开国总统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在其著作《面向肯尼亚山》（Facing Mount Kenya）中曾经详细记录过基库尤族的土地继承制度。他发现，当一个男人去世后，他的土地会传给他的儿子们。长子通常会取代父亲的位置，成为“莫拉马缇”（Moramati），即名义上的家族领袖或管理者。但事实上，长子所拥有的权利并不比兄弟们多。兄弟们对各自耕种的土地及各自母亲耕种的土地，都享有土地种植权。因此，没有兄弟们的同意，长子不能擅自出售土地。对于女性而言，尽管在传统意义上她们并没有直接的土地继承权，但可以通过婚姻获得家庭土地的使用权。但是，这种使用权并不等同于所有权，女性在离婚或丧偶后可能会失去对土地的使用权。

在经济地位层面，基库尤人认为男性的价值远高于女性。一名男性的生命损失赔偿数额为一百只绵羊或山羊，或十头牛；一名女性的生命损失赔偿数额则仅为三十只绵羊或山羊，或三头牛。该规则适用于所有男性和女性，无论长幼和贫富，赔偿数额标准都与上述相同。这种差异反映了基库尤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社会贡献的衡量标准。男性被视为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库尤人假设他们一生都为家庭利益服务，因此每一位男性带来的价值等同于一百只绵羊或山羊，或十头牛。而女性在结婚后则被认为无法继续服务原来的家庭，因此，她们每一个人的价值被衡量为三十只绵羊或山羊，或三头牛。

从语言规范的角度看，女性在基库尤族社会也处于弱势地位。例如，谚语“Aka na ng’ombe itiri ndugu”（妻子和牛没有朋友）反映了女性在基库尤族社会中被物化。牛不仅是农业生产的工具，也是财富的象征，将女性与牛相提并论，反映出基库尤女性被视为男性的财产，缺乏自主权。此外，谚语“Mutumia na kionje ni undu umwe”意为“女人和无能的男人是同一回事”也体现出肯尼亚传统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贬低。谚语“Mundu muka ndoragagwo”意为“女人不得被杀”，虽然它强调了基库尤族社会对女性的保护态度，但也反映出基库尤女性处于弱势地位的状况。

此外，在社会地位层面，尽管基库尤族女性成为母亲后，在家庭中享有一定的尊重和地位，然而，这种尊重主要基于她们的生育能力和对家庭的贡献，而非个人能力或社会贡献。杰西·罗杰斯（Jessie Rogers）和塞缪尔·卡雷伊西（Samuel Kareithi）通过分析基库尤族的传统性别规范也曾指出，基库尤族传统性别观念根深蒂固，女性可以通过婚姻和生育获得荣誉，但她们永远无法达到男性所拥有的社会地位。

可见，在肯尼亚，无论是家庭和农业生产活动，还是社会和公共生活，都延续了传统性别结构下的劳动分工模式。虽然这种方式能够维持肯尼亚社会的稳定运行，但是也遭到了西方国家发展视角下的批评。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看来，非洲大陆普遍存在的传统性别分工和父系权力结构是社会发展的障碍。“贫困的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这一观点普遍被西方学者和发展机构强调，即性别不平等是导致贫困和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之一。因此，考虑到改善由性别问题造成的结构性影响，发达国家在非洲的各类项目往往将性别平等纳入议程，试图通过赋权女性实现非洲社会的整体发展。例如，在2022年的美非峰会中，拜登-哈里斯政府发布了《美国与非洲在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方面的伙伴关系》（U.S.-Africa Partnerships in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情况说明书，从促进女性经济赋权、加强女性在领导和决策中的参与、预防和应对性别暴力、制定支持女性教育和健康的计划、帮助非洲国家制定和实施性别平等政策和法律等五个方面加强美国与非洲的合作。

具体到肯尼亚，USAID多次在有关肯尼亚的事实核查报告书中指出，肯尼亚女性是该国最脆弱的群体，她们极易在家庭和社区层面陷入贫困，并因遭受性别暴力、负面文化和性别角色规范而加剧贫困状况。事实上，传统社会的性别分工的确限制了肯尼亚女性的经济独立性和社会参与度。与肯尼亚男性相比，女性对土地和其他资源的控制有限，加之繁重的育儿和家务劳动，她们少有机会通过教育、参与公共决策或市场经济等方式来实现自我提升。曾为亚洲开发银行、USAID、世界银行提供性别顾问的美国学者玛丽·H·克拉克（Mari H. Clark）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研究了肯尼亚女性领导的家庭（woman-headed households）。她发现这种家庭模式存在两种成因，其一已婚女性在丈夫外出务工时不得不承担起管理家庭的重任，其二女性因守寡、分居或未婚等原因独自支撑家庭。在这种模式之下，女性领导的家庭往往遭遇传统性别分工的挑战，她们经济资源有限，家务劳动负担重，社会支持网络不稳定，甚至还会遭遇更为严重的社会偏见和歧视。

尽管近半个世纪以来，肯尼亚颁布了一系列促进性别平等的法案并不断打击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现象，但肯尼亚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仍然较为严峻。由世界银行资助的《2020年妇女、商业和法律报告》（Women, Business and the Law 2020）调查发现，肯尼亚该年度的相关得分在全球153个国家中排名第109位，凸显出该国在教育、健康、议会代表和劳动力市场参与等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不平等。

由于性别不平等不仅发生于家庭或社区内部，还涉及到民主政治、农业赋权、健康医疗以及自然保护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USAID在肯尼亚推动性别平等项目时，往往将其嵌入多个关键领域。在民主治理项目中，肯尼亚崛起信托（Inuka Kenya Trust）等机构反思了男性和女性在性别领域的困境，通过实施基层项目促进社区的性别包容度。在农业与食品安全项目中，肯尼亚红十字会（Kenya Red Cross）等社会组织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巴林戈（Baringo）、纳库鲁（Nakuru）和纳罗克（Narok）等省提供了支持性别平等的社区服务。在健康项目中，USAID同“母亲互助组织”（Mothers2mothers）深度参与肯尼亚的母婴健康、性别暴力预防和艾滋病防治。在自然保护区项目中，北部牧场信托（Northern Rangelands Trust）等社会组织通过讲述女性领导人的故事宣传性别平等的理念。可见，USAID通过与肯尼亚的社会组织合作，实施了多个领域的项目，将性别平等嵌入到不同的发展主题中。

在最新的美国肯尼亚合作策略中，USAID依然将性别平等策略与肯尼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相结合，主要从三个方面促进肯尼亚的性别平等，包括：提高女性领导力，完善女性领导人问责机制；为女性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促进女性经济赋权；支持多项针对性别暴力的项目。在政治领导力层面，由于缺乏行政机制保障政治领域“三分之二”性别规则的实施（该规则指无论政治选举还是行政任命，不允许同一性别的参与人员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USAID支持了《肯尼亚包容性治理、问责、绩效和参与计划》（Kenya Inclusive 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 Performance and Participation, Kenya-IGAPP），通过评估2022年肯尼亚大选中女性的参与和表现，与其他相关行动者在各个层面上合作，探索女性参与和影响决策、提升领导力的措施。在经济赋权方面，USAID则通过“未来粮食保障行动计划”（Feed the Future）等活动为妇女和儿童提供饮食营养培训，减轻肯尼亚女性的儿童养育负担，为她们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信贷机会以及业务培训机会。在预防和应对性暴力方面，USAID将医疗、法律和心理支持服务整合社区服务中，特别关注脆弱和高风险人群，如青少年女性、女性性工作者、毒品使用者和高风险男性等。

美国不仅在肯尼亚成功推动了性别平等项目，还在多个层面上深化了在肯尼亚社会的影响力。本部分以USAID和权利教育与意识中心的合作为例，分析美国通过性别议题“渗透”肯尼亚社会的过程。

首先，在肯尼亚民间层面，美国通过文化宣传增强影响力。2011至2014年期间，权利教育与意识中心在USAID的资助下开展了“我是解决方案”（Suluhisho ni mimi）项目。为了开展宣传教育活动，2013年USAID在基贝拉（Kibera）的五处公共场所支持了一项反对性别暴力的壁画创作活动。这些壁画描绘了在发生性别暴力事件后人们应该如何处理，并配有言简意赅的斯瓦希里语，成功吸引了周边学校学生及社区居民参与互动。其中一幅壁画绘制于当地中学门口，该学校的学生在权利教育与意识中心的指导下参与了壁画绘制。结束后，该中学副校长对此十分满意，“这些信息将警醒每一位路人”。其他社区成员也对于USAID表示支持，“USAID终于来到基贝拉了，这真是太好了”。可见，通过社区教育互动，美国不仅促进了基贝拉社区对性别暴力问题的认识，还在民间层面增强了“USAID”及其相关标识的影响力。

坦桑尼亚中学生欣赏由USAID资助的反对性别暴力壁画

图源：USAID Kenya and East Africa

其次，美国通过支持公民社会提升在非洲性别领域的权威地位。权利教育与意识中心的项目官员梅西·杰利莫（Mercy Jelimo）在接受《欧亚评论》（Eurasia Review）采访时，引用了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的话：“不要告诉我你重视什么。展示你的预算，我就能知道你重视什么。”她进一步指出，美国总统的话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东部非洲性别问题的现状。她认为，尽管东非各国不断制定和改革法律和政策框架，但大多未能得到有效实施，主要原因在于这些项目和政策缺乏必要的执行资金和问责机制。政府如果希望推进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就需要从口头承诺转向优先考虑性别平等项目，并投入充足的资源。这段访谈发布于2021年2月20日，即拜登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后不久。梅西·杰利莫作为该社会组织的项目负责人，她的言论代表了权利教育与意识中心的性别理念和政策，也意味着该社会组织对美国政府的认可。而总部位于美国的《欧亚评论》的全球发行使得梅西·杰利莫言论被更广泛的国际读者所知悉。这不仅向全球展示了美国在性别平等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还强化了美国在非洲性别领域的领导地位。

第三，美国通过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声明，增强项目的可持续性和影响力。2024年6月，USAID宣布同由权利教育与意识中心领衔的社会组织在肯尼亚海岸地区开展“响亮心声”（Elevate Voice Yake）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放大女性的声音和意愿，打击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对于美国推动保护和提升肯尼亚女性权益的项目，蒙巴萨副州长、基利菲副州长等公开发声支持USAID在当地开展工作。实际上，这一公开声明不仅表明了当地政府对项目的认可，也向公众传达了积极的信号，即这些项目得到了官方的支持。通过这种方式，USAID在当地社区的信任度和接受度得以增强，能够有效提高项目效果和影响力。

可见，美国通过与肯尼亚社区成员、非政府组织与地方政府的多方合作，巧妙地利用性别平等项目深入“渗透”肯尼亚社会，实现了其在多方面的战略目标。首先，通过文化宣传活动，如在基贝拉社区绘制反对性别暴力的壁画，USAID不仅提高了当地社区对性别暴力问题的认识，还通过艺术形式增强了美国在肯尼亚民间的正面形象和影响力。其次，支持公民社会的发展，通过资金和资源的投入，增强了美国在非洲性别领域的权威性和领导力，展现出美国对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的坚定承诺。最后，地方政府的支持声明不仅巩固了项目的合法性，还提升了项目的可持续性和影响力，确保了USAID项目能够得到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支持。通过这些策略，美国不仅有效推动了性别平等项目在肯尼亚的实施，还能够深化美肯两国在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的联系，为构建更加紧密的双边关系奠定坚实基础。

一方面，美国在肯尼亚的性别项目不仅挑战肯尼亚的传统性别分工，促使社会重新审视性别不平等的现象，还通过具体的项目和支持措施，促进了肯尼亚的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进程。

首先，此类项目能够促进肯尼亚社会打破对于性别的刻板印象，促进女性实现经济赋权。美国通过支持女性赋权项目，如“响亮心声”项目，鼓励肯尼亚女性挑战传统性别角色，积极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不再局限于家庭内部角色，进入劳动力市场，为自己实现经济赋权。

其次，能够提高肯尼亚社会对于性别平等的认知，减少性别暴力的蔓延。美国通过各种宣传教育活动，如在基贝拉社区绘制反对性别暴力的壁画，提高了公众对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暴力问题的认识，促使社区成员反思性别平等的重要性。一名看过反性别暴力壁画的肯尼亚男性曾说，“你们真的把我们解决了”，这句话意味着基贝拉社区已经教会女性受到侵犯时应该采取怎样行之有效的策略，意图施暴的男性因之受到警醒。

此外，USAID在肯尼亚的性别项目通常能够促进当地建立支持网络。近十年来，权利教育与意识中心在与USAID的合作中，不断扩展支持平台，与肯尼亚基督教女青年会（Young Women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Kenya，YWCA Kenya）和生活技能提升者（Life-Skills Promoters，LISP）建立了广泛的女性合作网络。这些网络为肯尼亚女性提供了交流经验，共享资源和互相支持的平台，增强了女性的社会资本和集体力量。

尽管存在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但美国在肯尼亚的性别项目也频繁遭遇挑战。

一方面，对于USAID等明显带有官方性质的政府机构而言，在实践层面，性别项目往往难于落实，或者效果有限。早在2003年，研究非政府组织与女性问题的肯尼亚学者米里亚姆·W·加查戈（Miriam W. Gachago）及其团队访谈了200人，其研究发现肯尼亚的性别项目往往缺乏长期支持，且覆盖范围极其有限，在战略执行层面很难得到有效落实。例如，2024年USAID最新开展的两个项目“响亮心声”与“你的声音，你的和平”（Sauti Yako Amani Yako）项目主要集中于肯尼亚沿海地区的几个县市，如蒙巴萨、基利菲和夸莱。然而，肯尼亚的性别暴力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USAID难以全部覆盖。此外，USAID在2021年的肯尼亚项目分析报告也承认，尽管肯尼亚的妇女赋权取得一定进步，但是性别暴力现象（包括早婚、女性割礼以及人口拐卖等）仍普遍存在。

另一方面，虽然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各界人士一度曾对非洲的性少数群体权利给予公开支持和声援，但是出于文化敏感性和政治考量，美国在肯尼亚的性别项目上似乎采取了更为谨慎的外交策略。目前，包括肯尼亚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对性少数群体权利的接受度仍然较低，甚至乌干达等国家在法律上仍存在针对性少数群体的惩罚性条款，因此美国在非洲推动性少数群体权利相关的项目时不得不采取为更为谨慎的策略，以防在非洲社会引发反感和抵制。在2022年美非峰会以及2024年肯尼亚总统鲁托（William Ruto）访问美国的公开报告中，美国避开了这一敏感问题，没有直接提及与性少数群体相关的议题，而是将性少数群体权利嵌入更广泛的“人权”议题中。

总体来看，性别议题成为美国在当地社会价值观输入的重要内容，美国长期借此深度渗透肯尼亚社会。首先，性别议题一直是美国在非洲的战略切入点之一，USAID以宣传活动和项目合作等形式，提升了美国在肯尼亚的正面形象和社会影响力。其次，美国借助USAID在肯尼亚开展性别项目，增强了其在非洲性别平等领域的权威性，并持续拓展性别项目在肯尼亚的社会认同。基于此，美国在肯尼亚的性别平等项目不仅意图赋权女性，还借助性别与其他领域项目进行交叉，强化美肯两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各方面的联系，助力美国在非洲的长期战略布局。

值得注意的是，在肯尼亚的传统文化中，男性和女性并非绝对对立。首先，二者通过符合社会需求的劳动分工以合作的形式维持了家庭、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秩序。其次，在基库尤族的传说寓言中，一种名为“mugumo”的神树曾将一位不想承担重体力劳动的小男孩变为了女性。从这一角度而言，当地的性别观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流动性。与此同时，肯尼亚的性别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权利教育与意识中心的调查显示，在2022年肯尼亚至少发生了3762个案件基于性别的暴力，其中2985例的受害者都是女性。基于这种情况，推进肯尼亚的性别平等，反对性别暴力似乎势在必行，但对于美国推行其性别战略与此消彼长的性别暴力之关系仍亟待长期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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