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夏方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清华大学地区研究丛书”由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推出，包括专著、译著和编著三个系列。“清华大学地区研究丛书·专著”系列丛书现阶段主要收录“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学者的博士论文研究，集中展现了项目在地区研究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上做出的努力。“清华大学地区研究丛书·译著”系列丛书致力于将国际前沿的区域国别研究成果译介到中国。“清华大学地区研究丛书·编著”系列丛书是由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教师主持编写的一批集体成果，主要包括清华地区研究论坛文集和田野文集两大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多民族国家在应对分离挑战时，为什么有的政府长期贯彻一种策略，有的政府却频繁更替策略？对此，本书搭建了“经略剿抚”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动员强度”和“政权控制”的概念用以解释东南亚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政府行为逻辑。研究发现，分离问题深深受制于政权内部的互动和角力：其一，军政关系的失衡导致领导人在安全政策上极易遭到军事精英挟持；其二，否决政治让分离问题成为领导人转移矛盾、争取支持的潜在政策抓手，导致政府应对策略发生显著分化。剖析多方行为体在复杂互动过程中的“剿抚难题”，对于理解多民族国家整合中的政府选择逻辑及其效应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夏方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毕业生，政治学博士。研究领域为东南亚比较政治、内战与族群冲突、印度尼西亚内政与外交。曾长期在美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开展访问研究和田野调查工作。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东南亚研究》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相关成果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以及多个省部级课题研究。
第一节 分离主义问题与政府回应: 主权与治权的双重竞争第二节 “叻塔尼永” 与泰南马来穆斯林分离运动的起源第三节 “政教之争” : 印尼亚齐分离运动的起源与动员第一节 摩洛分离运动与马科斯独裁时期（1972—1981年）的政策选择第二节 泰南分离运动与他信政府时期（2001—2006年）的政策选择第一节 摩洛分离运动与拉莫斯—埃斯特拉达政府时期（1997—2001年）的政策选择第二节 亚齐分离运动与哈—瓦—梅政府时期（1998—2004年）的政策选择第一节 亚齐分离运动与苏西洛政府时期（2004—2005年）的政策选择第二节 摩洛分离运动与杜特尔特政府时期（2016—2019年）的政策选择
从理论推进的角度来看，既有研究对经验事实、变量关系以及理论逻辑等方面的探讨为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和空间。总体而言，既有解释分离主义运动中政府策略选择的理论需要厘清以下问题：第一，分离运动的内部动态对于政府选择有何种影响？基于上述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分离运动内部动态的作用问题存在矛盾乃至针锋相对的观点。二战后掀起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浪潮，使得探析分离主义运动的源起问题成为重中之重，并激发了众多学者对族群关系、精英互动以及身份建构等方面探讨，在内战研究中进一步引入了叛乱组织建设的视角，然而在回答政府在特定情况下究竟如何选择应对方式的问题上却仍然莫衷一是。朴素的族群关系研究大都将国家镇压视为政府行为选择的常态，对于政府策略的内在变化并不是十分关心。在詹姆斯·费伦系统性地阐述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之后，新一代的分离冲突研究者受到启发，开始关注分离运动内部动态如何影响政府选择，代表之一为凯瑟琳·坎宁安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她尝试打开分离运动内部动态的“黑箱”，并结合内战研究对叛乱组织的研究，尤其是“行为体分裂理论”（Theory of Actor Fragmentation），提出了经典的“分化—妥协”解释，为在理性选择范畴内思考政府行为提供了新的基础。但是，坎宁安的研究遭到了后续理论探索与实证检验的挑战，如朱利安·武赫尔芬尼希、埃莱诺拉·斯巴达等，前者认为“分化—妥协”理论中政府的妥协策略很可能正是导致分离组织内部分化的原因，而不是组织分化的结果；后者则通过新的数据集发现内部分裂的分离运动中的派别竞争和分歧制约了政府通过满足所有相关行为者的方式谈判让步的能力，从而产生了镇压运动的动机，构建了“分化—镇压”解释。为何众多学者的理论直觉和实证证据产生如此对立的看法？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方面，现有研究对于政府策略选择的时间定序存在模糊地带，政府策略作为因变量的因果关系识别和检验需要首先明确其定义和时序，说明为何特定策略是受到分离运动内部动态的影响，而非政府政策形塑了分离运动的状态。较为有效的方法是清楚地界定政策变化的分期和差异，将政府在某一时期策略选择的解释起点落在这段时间之前，通过时间定序避免因果倒置的问题；另一方面，既有强调行为体分裂视角的理论解释缺少了“政府动力学”的分析维度，所谓“分化—妥协”与“分化—镇压”的争论都服从同一个假定——政府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该假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政府政策选择不同解释之间的矛盾问题。例如，美国对外使用武力的政策变迁也体现了上述问题。奥巴马政府为了镇压塔利班在2009年增兵阿富汗，却在2010年12月开始转向撤出阿富汗，力图放弃针对塔利班的直接军事干预。后续研究发现这一转变实际上受到了奥巴马政府国内财政改革、美国国内舆论民意转变以及奥巴马不信任持强硬立场的美军高层等因素的影响。对于“分化—妥协”的解释而言，在打击对象状态未发生明显变化（甚至内部变得更为团结）的情况下，政府政策的急剧变化是其无法回应的经验事实，这提醒我们需要关注政府自身变化对其选择的重要影响，可以成为解决既有解释互相对立问题的“理论突破口”。第二，政府如何认知（思考）分离主义挑战并做出相应选择？既有研究大多承认政府会对分离主义运动进行领土价值、主权利益、国家信誉、军事实力等方面的思考，这一类研究以芭芭拉·沃尔特的“国家信誉理论”为代表，认定在分离主义运动威胁国家主权或可能产生示范效应的情况下，政府更倾向于选择镇压。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推断符合一般直觉，但是如果观察多民族国家进行国家建构的过程，可以发现其反而对于族群关系有着更为谨慎的处理方式。尤其是在主导族群无法构成人口大多数的情况下，领导人会有意避免采取过于强硬的方式镇压争取政治权利的地区或族群，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多民族国家都必须或者必然会将维护国家信誉、避免潜在挑战者作为第一要务，现实情况更多的是在维持主权完整的前提下与分离地区或组织进行对话甚至是实施妥协，这是沃尔特等学者开展定量研究所无法回答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同样体现在军事实力、国家能力等解释之中。归根结底，政府如何认知分离主义挑战并做出反馈的过程存在多个维度因素的影响。例如，政府领导人的个人经历和意识形态，执政党对立法机构的控制程度和政党政治纲领，强制力量的职业化程度（文武/军政关系），国内社会的民意走向以及政治反对派的行动，等等。多元行动者的存在及其影响是目前推进政府动力学的难点和突破口所在，既有研究尝试提炼了诸如领导人任期、政体形态、政府稳定性、军政关系等变量，在特定维度上推进了我们对政府选择的理解，但是仍然存在顾此失彼的问题，难以适应多案例比较的检验。不过，如果寻找到更具统合性或者适应性的核心变量以完善对政府选择的分析，能够为这一领域研究提供新的创见。这提醒我们，为了推进这一解释，需要探寻能够准确反映多元利益互动以及政府政治过程的关键变量，并在因果链条上发现相关的中间机制，从而搭建起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三，国际政治中的干涉如何作用于政府的策略选择？既有研究大都认同国际干涉对分离运动命运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发现凡是得以成功独立的运动无不存在外部干预的作用。这一探讨是值得肯定的，毕竟建立新的民族国家需要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和接纳，如果存在国际合法性，母国政府接受自决的可能性更高。那么，是否意味着外部干预的存在就一定能让政府采取妥协呢？答案是否定的。相反，国际干涉往往容易成为领导人开展国内政治动员的最佳借口，如前文提及的，苏加诺时期针对美国在苏门答腊支持反政府武装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可见，外部干涉既可能成为迫使政府妥协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可能成为促使政府实施强硬镇压的“催化剂”，其对政府策略选择的作用方式取决于政府自身的状态、认知和反应，而不是外部干涉单方面决定的产物。因而，在后续研究中需要将国际干涉与母国政府联系起来分析，才能得出更可靠的结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抛弃分离群体的作用。在文献综述中大量研究表明分离组织实力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国际干涉在很大程度上既可能限制或催化母国政府的选择，也可通过增强/弱化分离组织发挥影响，其具体方式需要结合案例进行具体分析，难以一概而论。实际上，既有内战研究已经发现国际干涉对叛乱组织的影响同样具有策略性，国际行为体通过输入物质性资源塑造叛乱团体，如果其有助于叛乱组织的集权制度，则叛乱组织更有可能维持凝聚力，而如果其旨在构建内部制衡，那便可能引发叛乱组织的分裂。外部支持者的选择取决于其利益诉求与叛乱领袖是否一致，其同样可能将外部支持作为控制叛乱组织的“胡萝卜与大棒”。不过，是否有必要将国际干涉的策略性纳入解释框架之中需要慎重考虑。因为母国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很难掌握外部干涉如何影响分离组织的完全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母国政府更多地依靠自身对分离问题的认知结合政府内部互动进行最后的策略选择。需要指出的是，阿赫桑·巴特提出的“地缘安全理论”为我们思考政府对国际干涉的反应模式提供了一条可借鉴的路径，国家会衡量分离地区未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依据族群身份和地区局势判断），如果分离地区独立后会威胁母国所在地区的力量平衡并引发权力转移，那么国家将选择镇压（镇压力度依据第三方支持分离运动的程度），实际上提醒我们改变地缘格局的外部干涉更有可能是母国政府实施镇压的“增压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