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第二辑栏目：田野案例研究 | 城镇、移民与历史记忆——一项基于苏格兰百年家屋的田野调查

文摘教育 2024-09-20 19:00 北京

摘要：本文以人类学的视角记录了苏格兰高地乡镇一座百年家屋主人的日常生活和家族变迁的故事，通过可感知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屋主对生命中人、事、物的记忆，探讨人与环境相互交织并相互形塑的关系。论文田野点位于英国苏格兰珀斯郡东北部，一个名为皮特洛赫里的城镇。作为苏格兰低地和高地的中间点，皮特洛赫里长期扮演着游客中转集散地的角色，而其丰富的地方历史特色的城镇文脉往往容易被忽略。笔者入住了当地一座建于1882年的家屋，通过对房子的第四代主人进行长达六年的追踪访谈以及与其长期的交流，简要地梳理出这座百年家屋里的苏格兰人移民史，以及在社会变革时代中，家庭内部能源技术的更新迭代和适老化改造的故事。历经六代人的房子见证了社会的变革、七朝英国君主的换代，以及不同家族成员离家又回家的故事。家屋不仅是这个家族有所依存的住处，更是家族成员安身立命的象征。

关键词：田野调查；海外民族志；苏格兰研究；家屋研究

作者简介：梁忻怡，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人类表型组研究院人类学博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阿尔茨海默病、精神医学、建筑人类学。

一、研究缘起及问题

人类学对于建筑呈现方式的物质情境，即它们的物质性，是如何促进人类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以及人类关系的形成，有着长期的研究并形成了深刻的见解。在笔者看来，建筑空间和场所的精神性是一种符号，而空间和场所的功能性也体现了人类对环境的适应与再造，以及生活物资的变化、流动和转移。本文通过家庭内部微观的、细节的、具体化的田野数据，梳理出人与环境如何相互交织并形塑的过程。结合当地发展历史，本文尝试解读社会环境是如何推动一个家族成长的。

二、文献综述

许多学者围绕家屋建筑展开的人类学研究通常会把目光聚集于墙内的故事，特别关注家庭内部的物质文化、人员流动以及消费习惯等议题。除此以外，空间与场所作为横跨人类学和建筑学的两个概念，不少学者也展开过论述。本部分将就上述提到的议题做相关的文献回顾。

（一）处于流动状态中的家屋与人

马塞尔·莫斯（MarcelMauss）在《礼物》（The Gift）当中提到，物资在维系日常生活交换和流动中具有道德建构的作用，它们所引起的涉身化反应在形塑亲属关系，以及人与物的关系中始终占据重要的位置。[3]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在《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Houses and House-Life of the Ameri- Aborigines）中所罗列的日常生活、家屋以及家庭生活的细节，明确了人类日常居住生活作为社会及技术发展索引的重要性，[4] 摩尔根的核心观点认为，居住环境是生产、维系和管控物质资料一系列流动的关键场所，也是社会生活的缩影。

关注家屋建筑的物质性（materiality）和历时性（diachrony），对于理解社会关系再生产中的建筑形式来说十分重要。受摩尔根的启发，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生活的变革由物质基础的改变所引发，每个时期的社会机制都是特定物质及技术条件的产物，正如摩尔根表明，社会不平等是历时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生产关系是具有历时性的。[5]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同时也强调，关注建成环境的历时性是认识家屋的重要途径之一。

而对于家屋模式和社会结构的理解，列维-斯特劳斯把家屋社会（société à maison）解读为一个道德主体，是由物质和非物质财产共建的产业，通常以亲属或姻亲的关系合理地延续下去。[6]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在“家屋社会”这一概念下，建筑及环境不仅是社会关系的反映，同时还对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起到了建构作用。正如托马斯·吉布森（Thomas Gibson）所说，家屋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实体。[7]珍妮特·卡斯腾和斯蒂芬·休-琼斯（Janet Carsten and Stephen Hugh-Jones）认为，家屋的本质是社会关系虚幻的物化，人们创造家屋并用以解决社会矛盾。[8]家屋及其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作为一种物质转化的特殊呈现形式，通过制度和实践，控制着物质生产资料的流动，促进了社会的再生产活动。

维克托·布克利（Victor Buchli）的《建筑人类学》（An Anthro-pology of Architecture）特别关注建筑中关于“流动”的议题，他认为建筑能够为人类“做什么”是一个伴随时间的物质变化过程。建成形式的物质呈现方式可以被理解为文本、符号系统和涉身化的体验，从视觉、触觉和听觉上解读之余，也可以从不同配置的物质形式、建筑的使用情况、建造传统和模式等方面进行解读。[9]当代人类学对建筑问题的关注焦点，正逐渐从建筑物所承载和再现的社会文化意义方面，转至讨论“能动性”（agency）的问题。建筑的能动性，即借助建筑自身的物质和文化属性，建构、转变或废除不同社会实体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新旧关系的迭代变化。

而在阿摩斯·拉普卜特（Amos Rapoport）看来，由于建筑的建造和使用离不开人类的活动，因此建成环境，包括环境里的景观都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体。[10]提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认为，景观是“当地居民所认知的环境世界”，并把技能（skill）、实践（practice）、在环境里（involve）、发展（development）、具身（embody）和感觉（responsiveness）总结为“栖居视角”（skilled practice involves developmentally embodied responsiveness，简称 SPIDER）的概念[11]，这个概念很好地阐释了在人类所能感知的生活环境里，环境及其功能持续地渗透和互塑人类的生活实践，二者在共同依存中不断发展。《景观人类学》（An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The Extraordinary in the Ordinary）中提到，景观的建构离不开个人、道德、伦理、社会、情绪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同样地，这些因素的变动也随景观的改变而发生变化。[12]建筑物、景观物和建成环境不是某种意识形态、集体情感或理论观点的被动体现，而是作为“行动者”（actor）发挥着各自的作用。[13]正如卡斯腾和休-琼斯所强调的，建成环境的各种要素与居住者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居住者生命的每个时刻都与其所处环境中的各种要素发生联系。[14]

基于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对北非卡拜尔人的房屋的研究及其著作《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他提出了“惯习”（habitus）的概念，这个概念也很好地阐述了个人际遇与社会环境是如何相互交织并形塑的。布尔迪厄认为，惯习是“历史的产物”（a product of history），它不仅拥有“具身化的历史”（an embodied history）过程，还包含着“个人历史”（an individual history）的色彩。从布尔迪厄的观点中可以发现，惯习“作为一种认知和动机的结构系统”（acting as a system of cognitive and motivating structures），十分强调历史实践对个体或群体内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历史和当下的社会实践总会潜移默化地塑造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阶级品味，尽管人们有时候可能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举止。[15]布尔迪厄指出，家屋里的家具和装修结构与居住者的身体和精神相互形塑，人与物一直都处于持续不断地互动当中。在动态的、有限的空间里，个体的精神意象和社会习俗都在其中产生，每个人都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惯习和文化体系，并在这个系统里进行日常生活实践。[16]

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在其英国伦敦家庭和家居的民族志中写道，家庭生活是当下社会秩序和文化规范的缩影，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关系网络，这个关系网当中不仅有人际间的关系，同时还包括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对此，米勒使用了“美学”（aesthetics）的概念。但这个“美学”并不是艺术上的概念，而是代表着一种原则、模式、秩序或生活方式，每个家庭的环境和秩序都有着自身的美学形式。[17]《建筑与仪式》（Architecture and Ritual）中也提到，“建筑通过自身的组织逻辑协助保存了社会关系上的记忆”，空间秩序不仅反映了社会秩序，同时也帮助我们创造社会秩序。[18]

（二）相互交织的“空间”与“场所”

角田辛彦认为，“场所”（place）在语感上是比“空间”（space）更狭小的地点，“场所”是立体扩展而来的生活世界，其中的社会关系编织着不一样的意义。而“空间”则是更为广阔的平面，其中具有意识形态。[19]而在河合洋尚看来，“空间”与“场所”属于相互补充的关系，即“空间”是根据“场所”里的部分事实有意挑选出来才得以成立的，而“场所”的景观是经由对“空间”意识形态的利用或再造才得以建构。[20]

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将社会空间称作是“社会关系和价值观等均质性投影其中的空间”[21]。而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社会—历史—空间”三元辩证法则认为，空间是意识形态投影其权力的容器，空间不仅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还是有目的的社会实践。[22]而李耕在讨论空间的物质性怎样塑造社会的具体机制时发现，空间的物质性会对身体和记忆产生影响，同时建成环境的空间使用规矩、具体空间诱发人们特定行为的倾向和空间氛围或场所精神对社会、记忆以及身体是一直发挥着作用的。[23]她强调，建筑空间除了其物质实体的功能性本身，还带有精神、审美、意识层次的特性，这种特性不仅依附于独特的社会形态而存在，也依附于生活与人的记忆而存在。

而针对建筑空间和场所中物质性与具身性的讨论——温度，是一个容易被忽视但却很重要的议题。建筑师丽莎·赫崇（Lisa Heschong）在其著作《建筑中的热情趣》（Thermal Delight in Architecture）中认为，长期处于恒温恒湿的环境容易让人们失去感知自然和温度的能力。建筑空间应该具备多样化的温度体验，场所与温度也应该相辅相成。她提到，人类身体微调可变的体温适应能力和新陈代谢的反应，往往体现在人类在不同气候地区间迁徙的过程中，总能选择和改造出适合自己的“微气候”（microclimate）。[24]关注人类对建筑空间和场所微气候的创造，实则是在关注人类与在地气候及当地社会文化习俗相互适应和交织的过程，这也体现了建造技术的创新如何影响人类行为和身体感知的过程。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结合了参与式观察、线上和线下的半结构式访谈、随机访谈以及文本图像分析四种方法。本篇文章是在笔者2015年至2016年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 UK）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撰写的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又于2016年4月至6月、7月两次开展田野调查后所写。在本研究期间，虽然笔者硕士毕业回国后未曾有机会踏足皮特洛赫里的土地，并且个别受访者或年事已高或由于意外或由于疾病已经离开人世，但笔者一直与曾参与帮助过这项研究落地的研究对象及其家庭成员保持着邮件联系，相互了解着各自的生活状况。

（一）参与式观察

笔者在进入皮特洛赫里之前，通过脸书（Facebook）找到了一个名为“皮特洛赫里，记忆中的路”（Pitlochry, Down Memory Lane）的社交账号，并与账号负责人乔伊斯（Joyce）取得了联系。而乔伊斯也是唯一愿意回应我的当地居民。笔者在第一次抵达皮特洛赫里之前，已经与乔伊斯在线上沟通了两个半月，以便双方了解彼此。

在一次与乔伊斯的聊天中，笔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心——田野调查变成观光旅游。而且笔者还担心住宿费用问题，因为即将进入旅游旺季的皮特洛赫里，当地单日住宿费用也日渐增长。乔伊斯建议我在“皮特洛赫里，记忆中的路”的页面上发一个廉价求租的小广告，看看是否有人愿意提供住宿。在我发帖后仅一个小时，芭芭拉（Barbara）就给我打来了电话。“我想邀请你去我家”，芭芭拉热情地说道。

笔者当时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芭芭拉的邀请，立即就答应了下来。但芭芭拉建议笔者可以再仔细考虑比较一下，在笔者做出最后决定之前答复她就好。在出发前的10天，笔者向芭芭拉确认了住宿并询问了一些关于住宿的注意事项和应付款项，她的回答令笔者有点惊讶且感动，“我不是为了生意，为你提供住宿是因为你需要，”芭芭拉说。笔者与芭芭拉和比尔（Bill）一家的故事由此开始。

（二）半结构式访谈和随机访谈

在田野调查期间，访谈形式主要分为线下的深度半结构式访谈和随机访谈。而在往后的补充研究期间，笔者与受访者们的交流方式主要集中于邮件和Messenger[25]。笔者留宿芭芭拉和比尔家时，对他们进行了两次深度访谈，主要了解了其家族历史、工作经历、房屋改造历程，特别是芭芭拉在家中经营民宿的经历。在交流过程中，他们也会因为想要更好地了解笔者和中国社会文化，而提出许多有意思的问题，比如中国的孩子如何学习英语、高考和隔代养育等。其间，由于5月份有一年一度的自行车比赛，镇上会聚集大量居民和游客。乔伊斯带着笔者结识了她的许多朋友，并与他们进行了较为休闲的随机访谈。大多数谈话内容都与课题不大相关，并且当地居民对来自异文化的笔者似乎更感兴趣。但这种随机访谈让笔者有了更直观的机会深入地了解当地民情，很好地避免了田野调查变成观光旅游的风险。

（三）关于田野调查中的伦理问题

首先，关于受访者的匿名的问题。笔者曾多次向受访者们确认是否需要使用化名，但他们都非常乐意让笔者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不过笔者为保证他们的基本隐私不受侵犯，还是隐去了其姓氏。其次，每次访谈在录音时都事先经过受访者同意，但只有两次面对面的深度访谈进行了录音，所有随机访谈都没有被任何电子设备记录下来。笔者在访谈过程中发现，使用录音设备是一个较为尴尬的问题。尽管录音有助于笔者确保谈话细节的准确性，但录音设备的使用有时会让受访者略微感到紧张或拘束。为了及时记录下田野中的数据，笔者会每晚撰写田野日记，方便日后写作时查阅相关材料。

最后，关于屋内拍摄的事宜。尽管笔者总是能够被允许在房间内部拍照，但出于对研究对象的尊重，笔者并不会在屋内对所有物品都进行影像记录。并且屋内有两个房间不允许笔者进入：一间是男女主人专用的卫生间，另一间是女主人母亲生前的卧室。笔者与屋主共处一个屋檐之下，但其实我们的活动区域被一条过道和一扇门巧妙地间隔开来。这扇门平时是关上的，但并没有锁。这样一来，既保留了双方生活起居的一定私密性和社交距离，也不至于将笔者和研究对象们完全地隔离开来。

四、田野发现

论文田野点位于英国苏格兰珀斯郡东北部的皮特洛赫里镇上一座建于1882年的家屋。该镇的地理位置及第一条铁路的诞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皮特洛赫里的经济角色和镇上大部分居民的收入来源。而苏格兰作为欧洲移民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人员的迁徙以及物品的流动亦贯穿在笔者与研究对象的对话当中。

本部分将首先简要地梳理皮特洛赫里的城镇文脉的基本发展路线和这座百年家屋里的苏格兰人移民史，并对其中关于记忆、家庭内部能源技术的更新迭代和适老化改造的故事做重点论述。

（一）皮特洛赫里发展史

皮特洛赫里地处苏格兰首府爱丁堡（Edinburgh）与高地地区首府因弗内斯（Inverness）的中间点，也是苏格兰低地和高地地区的交界处。因此，皮特洛赫里也被称为通往苏格兰高地的入口。据当地居民讲述，苏格兰地区的多数英语地名由盖尔语音译而来，皮特洛赫里的盖尔语名字Baile Chloichridh，意为哨兵石所在的地方（the place of the sentinel stone）[26]。

根据相关历史记载，高地（highland）一词在中世纪左右才正式编入苏格兰的词典当中，在公元1400年前，“高地”一词并未见于书面记录。[27]回溯历史长河，地处高地的皮特洛赫里抓住了三次发展的机会，这一切都得益于乔治·韦德将军（General George Wade）所修建的军用道路（Military Road），这条路也被称为韦德将军的北方大路（General Wade’s Great North Road）。

1724年夏天，韦德将军奉当时英王乔治一世的命令前往苏格兰高地调查当地民情。同年12月，韦德将军向乔治一世报告称，高地有超过半数的居民持有武器，以随时发起起义，反抗英格兰政府和来自雅各宾派的威胁。面对内忧外患的国情，韦德将军建议在制定新的《解除武装法》（Disarming Act）同时，在高地修建道路和桥梁方便军队进出。1725—1740年，韦德将军作为当时的苏格兰总司令，在高地广泛兴建道路网络，而这些道路也成为今天高地许多公路的基础。[28]

受益于这条高地道路的建立，皮特洛赫里很顺利地融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扮演着“大规模运输工具”的角色。[29]公共交通和基础设施的创新也促进了当时人口和经济的急剧增长。1800年后，大量移民拥入苏格兰。19世纪20年代，高地西部出现了大规模移民潮。值得注意的是，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50年代，高地居民的移民率明显高于苏格兰其他地区。在19世纪和20世纪，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立陶宛人、犹太人、波兰人、英格兰人和亚裔移民纷纷来到苏格兰定居。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荡时期，苏格兰对外移民的数量也是英格兰的近两倍。也许苏格兰人在传统上就乐于迁徙，习惯在英格兰和海外寻找工作机会与发展机遇。苏格兰在近代欧洲的语境下不但拥有超高的移民输出率，移民输入也异常活跃。[30]

到了20世纪中晚期，英国许多旅行社开始用“拥有山川流水之地”的标语宣传苏格兰高地的自然风光。苏格兰社会内高度城镇化的实质与宣传册上充满乡土气息的外貌所反映出的强烈对比，吸引了来自英国其他地区和欧洲国家的游客。[31]苏格兰高地在每年4月初气温逐渐暖和到10月末开始进入寒冬前，气候景色都非常舒服宜人。这期间还有不少节日活动，比如5月上旬的自行车赛（Etape）、8—9月的苏格兰高地运动会（Highland Games）、10月下旬的森林灯光秀（Enchanted Forest）以及圣诞节到新年期间，苏格兰各地区传统的跨年活动霍格莫内（Hogmanay）。因此，每年4—10月都会是高地的旅游旺季。

皮特洛赫里处于苏格兰高地与低地中间的特殊位置，成为许多游客选择短暂停留、休整的绝佳地方。许多当地居民利用自己的住所，为游客提供“一张床，一份早餐”（Bed and Breakfast, 简称 B & B）式民宿服务。时至今日，皮特洛赫里的许多B & B式民宿已经发展成为有规模的正规的酒店式管理。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英国曾数次进行不同程度的境内封锁（Lockdown），餐饮、住宿、娱乐和旅游等行业受到严重冲击，旅游目的地的灵活性、安全性和卫生要求成为后疫情时代英国民众选择出行的三大理由。为此，苏格兰旅游局推出一系列政策，让旅游从业者意识到产业转型的重要性，当地旅游局推出了带有“可以走起”（Good to Go）标识的旅游产品，这个标识旨在强调该苏格兰旅游业商家坚持遵守政府和公共卫生的安全准则。[32]

（二）百年家屋里的苏格兰人移民史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苏格兰高地的移民率一直明显高于苏格兰的其他地区。即使在20世纪的战乱年代，苏格兰的移民输出率和移民输入率都十分活跃。正如前文所述，历史上的苏格兰民族是一个乐于迁徙、勇于开拓未知疆土的民族。作为苏格兰移民历史洪流中的一员，芭芭拉家族在皮特洛赫里的房子很好地记载了家族成员背井离乡后又荣归故里的故事。

自19世纪以来，许多英国人选择结束在印度或其他殖民地的生活和事业，纷纷回到英格兰定居。芭芭拉曾姑婆的父母（The parents of Barbara’s great-grandaunt on her father’s side）便是其中之一，他们离开东印度公司回到英国后，在英格兰西南部伯恩茅斯（Bournemouth）居住了很多年，尽管他们的老家在苏格兰的皮特洛赫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皮特洛赫里成了芭芭拉家族一个回不去的故乡。1882年，在苏格兰邓凯尔德（Dunkeld）经商的芭芭拉的曾舅公（great-granduncle），也就是芭芭拉曾姑婆的哥哥，决定出资在皮特洛赫里修建一栋带花园和马厩的房子作为他们家族衣锦还乡的标志。由于曾舅公没有自己的孩子，在其过世后，他的妹妹，也就是芭芭拉的曾姑婆继承了这座建筑，而曾姑婆生前又将房子赠予芭芭拉的祖父母。当家族第一代和第二代成员都去世后，芭芭拉的父亲作为家族第三代成员里的唯一继承人继承了房子，这所房子也是芭芭拉出生的地方。如今，这里是芭芭拉和她先生比尔的家。但在回顾芭芭拉过去80年的人生时发现，这里并不总是“她的家”。

芭芭拉的生活史是一个关于回家的故事。

1967年，23岁的芭芭拉离开皮特洛赫里前往位于英格兰埃克塞特（Exeter）的皇家空军驻地的气象办公室担任气象员，她在那里遇到了当时在空军驻地里负责维修直升飞机的比尔，并与之坠入了爱河。在他们恋爱后的第四年，芭芭拉和比尔结婚，三年内生了一儿一女。但就在芭芭拉怀上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空军驻地便以健康为由辞退了芭芭拉。为妻子打抱不平的比尔也放弃了工作，转去大学攻读社会工作的学位（BA in Social Work）。从相遇相知，到成家立业，夫妇二人在埃克塞特度过了十年光阴。如果没有那场车祸，他们可能会一直定居在埃克塞特。1977年某个夏天的午后，芭芭拉接到母亲的电话，得知父亲出了严重的车祸，家里需要他们照顾车祸后坐上轮椅的父亲。

历史上总有一些巧合，芭芭拉的祖先从英格兰回到皮特洛赫里，她亦如此。离家时，她本是一个正值妙龄的单身女郎；回家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并带着爱人、一双儿女及她的婆婆—比尔退休多年的老母亲。当一大家子在皮特洛赫里安定下来以后，比尔在当地谋得一份社区管理的工作，直到 2002年退休。而芭芭拉则在家里经营民宿生意至1999年。

从20世纪70年代到 90年代，在自家经营民宿是皮特洛赫里的一种潮流。芭芭拉的民宿一直是皮特洛赫里最受欢迎的民宿之一，她也因此成为皮特洛赫里地区旅游协会的成员，并在1993—1997年，连续5年出现在珀斯郡旅游局皮特洛赫里地区的旅游宣传海报上。在她经营的22年里，住宿和食物的费用从每人每晚两英镑上涨到20英镑。这十倍的增长也恰恰是当地旅游业高速发展时期的真实写照。但收入的增加并没有给芭芭拉带来快乐，她始终认为不停上涨的住宿费用不过是当时英国经济高通胀所致。为此她总是与当地旅游局局长争论，但争论无果，于是，在1999年，芭芭拉决定结束民宿经营，“当这份事业无法让你拥有成就感，不如趁着最美好的时候结束它，”芭芭拉讲道。房主花园里的一座平房，是芭芭拉民宿事业的开始。

这座平房曾经是一个马厩，当芭芭拉和比尔从埃克塞特搬回皮特洛赫里后，这对年轻的夫妇希望有一个独立的空间保留隐私，但又不想离父母太远，因此，他们把马厩改建成了平房。后来，他们的双亲相继离世，夫妇俩就从平房搬进了楼梯房，并把平房租了出去。这座平房前后租给了来自英国、美国、波兰和捷克的7个家庭。

在经营民宿的22年里，芭芭拉遇到了从事不同行业的人，如医生、律师、教师、银行家甚至是嬉皮士，接待了来自英国不同城市，以及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的游客。民宿就像一座桥梁，让芭芭拉连接到了外面的世界，形形色色的人让芭芭拉克服了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尽管皮特洛赫里不乏游客，但大部分人来自欧洲的不同国家，亚洲游客并不常见。就连一辈子经营民宿的芭芭拉也说，笔者是她见到的第一位中国人。而芭芭拉民宿生意的大部分记忆都写在一本独特而宝贵的留言簿上，它见证了芭芭拉的事业，当她每次翻开留言簿时总能回忆起许多故事。

（三）正在生成的记忆之场

在芭芭拉和比尔的家里，充满了“人为的景观”（Landscape of Memory）和“作为人的景观”（Landscape as Memory），前者指人为制造的景观，后者指储存在自己记忆深处的景观。[33]但无论是哪一种景观，都是人在景与物的触发下产生的情感、体验和记忆。

房子里的一些家具在芭芭拉出生前就已经存在了，比如一个制作于19世纪的黑胡桃木木雕餐边收纳储物柜和一个百年红木石英落地钟。其中，这个木雕餐边收纳储物柜比这座房子还要老，是芭芭拉曾姑婆的父母从印度运回皮特洛赫里的。芭芭拉介绍道，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总是喜欢问她的父母，家里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有些东西父母知道就会跟她介绍，但有一些他们也不知道为何出现在家里。在芭芭拉23岁离家之后的时间里，她似乎不再对家里那些物品感兴趣，但其实这些东西早已融入芭芭拉的成长之中，并在她往后的人生里继续发挥着作用，比如房间里的镜子。

除了两个厨房之外，这座房子里的每个房间都至少有一面镜子。芭芭拉一直不明白房间里为何有如此之多的镜子。但由于镜子们比芭芭拉早出现在这个家里，因此她猜测，在电灯发明使用前，这些镜子是辅助照明的，通过反射太阳和蜡烛光线来照亮房间。特别有趣的是，这些镜子现如今仍然在照明方面发挥着作用，比如当芭芭拉举办正式晚宴时，她就会在餐厅里点上蜡烛，继续利用镜子对烛光的反射烘托就餐氛围。

房子的花园也是芭芭拉生活里最重要的场所之一。

在芭芭拉的童年记忆中，家里雇用了一位勤劳的园丁负责打理花园和马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的父亲带着年幼的芭芭拉离开皮特洛赫里搬到了英格兰东部。而这位园丁却坚持守护着这个花园，直到战争结束。“我到现在都记得儿时和他玩耍的场景，”芭芭拉回忆道。自从芭芭拉搬回家住以后，她就沿着童年回忆里的路线，开始学着记忆里园丁的方式去重新修缮和打理花园，不久，比尔也加入了花园的打理工作。现在，花园被分成了花艺区、蔬菜区和娱乐区。娱乐区如今主要由一个小木屋、两座秋千和一条小溪组成，这个配置是芭芭拉和比尔三个孙子出生后才逐渐组成的。而这个花园曾是芭芭拉童年的游乐场，再后来，成为她的孩子和孙子玩耍的地盘。不过，花园里早已没有了孩子们打闹的身影，只剩下三个象征孙辈的石头天使雕像陪伴着芭芭拉和比尔。

芭芭拉和比尔特别喜欢聊孩子们成长的故事，尽管他们的孩子和孙辈们很少回皮特洛赫里，但一楼的书房里依旧很好地保留着儿子、女儿和三个孙子的毛绒玩具、手工制品及读过的《哈利·波特》（Harry Potter）全系列图书。最年长的孙子亚历克斯（Alex）2016年高中毕业后考上了爱丁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2020年毕业后留在了爱丁堡工作。另外两个孙子，詹姆斯（James）和杰克（Jack）分别在2018年和2020年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和阿伯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尽管笔者从未见过芭芭拉和比尔经常提及的孩子们，但房间里随处可见他们不同阶段的全家福、结婚照及各种学校的毕业照。一楼楼梯间的墙上还有两张拍摄于芭芭拉出生前的照片，一张是拍摄于1825年芭芭拉曾曾祖父的照片，另一张是拍摄于1882年这座房子建造前土地原来的样子。“有一天人们会去世，但记忆会一直保留在照片里，”芭芭拉说。其实在往后的每一年里，房间里总会新添几张照片，比如亚历克斯、詹姆斯和杰克的大学毕业照，芭芭拉和比尔在2021年拍的结婚50周年纪念照。“未来可能还会有孙子们的结婚照，”芭芭拉在一封邮件中写道。

流动的经验和记忆之间的关系总是如影随形，人们在家中如何保留或丢弃物品是一个选择的过程。[34]的确，从芭芭拉和比尔在家居用品的选择、布置、使用，甚至在居住环境的改造上都流露着他们对生活的创造和记录，他们没有停止过制造属于自己的小宇宙。[35]在芭芭拉的宇宙里，她不仅喜欢保留记忆，而且还喜欢创造记忆。这些记忆不仅来自他们，也来自他们的前人与后代。

（四）新旧交替和适老化改造

凌乱也可看作是一个家庭里生命力和记忆的体现。在这座房子里，笔者时常会惊讶地发现产自不同年代的各种技术性物品，如19世纪的木质梳妆写字台，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的电视，20世纪70年代和2000年的烹饪凳，2016年最新款的面包机等。这些经历了六代人的物品，也见证了这个家族142年的发展。

在入住的头几天，房子里的一些电器、供水设施和烹饪设备如同“宝藏”般等待我这个 20岁出头的小年轻去探索和了解。当笔者向芭芭拉和比尔请教和学习如何使用它们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有趣，并开玩笑说这些“旧东西”对笔者来说就像是“新玩意儿”一样。至于芭芭拉多长时间会处理一次闲置下来的旧东西，她表示会竭尽所能地“保鲜”她所喜欢的物品。

其实，芭芭拉和比尔在20多岁的年纪时，也曾对父辈们使用的老物件充满了好奇和不解。在这对夫妇搬进他们的“新家”时，曾大刀阔斧地对房子内部进行了装修，他们把窗帘、地毯、墙纸、家具和电器都换成了当时最流行的款式。如果不是家里已经有数不清的杯子、碟子、盘子、叉子、勺子、刀具和饭碗，芭芭拉和比尔极有可能又再添置一番。

在两代人里，“新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芭芭拉说，她父母曾抱怨过她和比尔换东西太快了，但她年轻的时候从不这样觉得。直到芭芭拉的孩子们成家后，她也开始像她父母一样，吐槽孩子买太多的东西，甚至有些东西还没用坏就买新的。在芭芭拉的观念里，那些来自18世纪以前的东西才可以称为“老物件”，房间的窗帘、地毯和墙纸也都“刚换没多久”，“1999年才买的，”芭芭拉说。

芭芭拉和比尔其实并不排斥接触“新的”或“现代”的事物，只是他们可能需要20年才会置换一个“旧东西”，然后再用10年的时间来接受一样“新东西”。但人们如何保留或放弃一样旧事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标准。比如，小厨房里1970年生产的灶台在当时是一种时尚，然而，以21世纪的标准来看，它可能是“落后”的，或者被认为是工作效率低下的。但对于芭芭拉和比尔来说，他们已经很习惯使用这样的灶台烹饪。只要能用并且能让他们用得顺手，上世纪70年代的灶台就会一直在厨房里发挥作用。芭芭拉说，她觉得她家最“先进”的东西是一楼的路由器。因为有了路由器的存在，她和比尔的手机与平板电脑才能连接Wi-Fi，也正是因为网络的接通，夫妇俩才会在脸书上看到笔者登的求租广告。

在这座百年建筑里，主人们对能源的使用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尽管皮特洛赫里5月的气温一直徘徊在20摄氏度左右，但这已经到了比尔为苏格兰高地漫长冬季准备烤火取暖木材的时候了。5月的第三个周日，比尔开始上山砍伐大量木材，他通常会贮藏100多根左右，这些木材通常可以从9月中旬烧到下一年的2月份，但只足够在二楼会客室用。其实，每个房间都有暖气，由于芭芭拉和比尔最喜欢在晚上待在二楼的会客室，因此房间里保留了唯一的壁炉供他们点火取暖。除了在壁炉烧木材，芭芭拉和比尔还会在木材里面加点蜂窝煤，尽管不忍心看到煤炭对空气造成的污染，但于他们而言，这是冬季必不可少的家庭项目。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房子的碳排放和每月水电暖气账单上的数额，芭芭拉和比尔会把空房间的暖气调到最低水平，并时常提醒笔者离开房间时要把暖气关掉。但规范日常生活的环境习惯和能源使用，并不能从根源上减少高昂的家庭支出。因此，芭芭拉和比尔还积极寻求替代性的新能源燃料，比如使用天然气和太阳能电池板。他们并不了解太阳能电池板发电的原理，而且使用新的能源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旧的燃料。在芭芭拉和比尔看来，只要有用和能用，太阳能电池板的具体技术细节也不需要确切地了解。

除了技术的更新迭代，家庭成员的身体变化也影响着芭芭拉和比尔家居改造的方式。

芭芭拉的父亲在遭遇严重车祸后，他的余生都是在轮椅上度过的。因此，一楼食品储藏室被改造成了适合残疾人士使用的浴室。芭芭拉的父亲去世后，她的母亲也因为身体状况不佳而坐上了轮椅。因此，一楼楼梯有一小段台阶被改造成了斜坡方便轮椅的行驶。一楼的一间卧室、餐厅、书房、适老化浴室、两个厨房、正门和侧门，是芭芭拉的父母生前能够活动的家庭空间。现如今，这些被改造后的区域成为芭芭拉和比尔在这座房子里最常活动的地方。适老化浴室距离芭芭拉和比尔的卧室最近，并仅供他们使用，这里也是笔者被告知不能踏足的地方。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偌大的房子也为芭芭拉和比尔提供了足够的“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而作为镇上海拔最高的房子，独特的地理环境似乎也很自然地把芭芭拉和比尔一家从人群中隔离出来。“镇上许多居民都感染了，我们家的这个山头空气好，目前还算幸运没有中招，”芭芭拉在2020年的一封邮件中写道。

但到了2021年，芭芭拉和比尔还是不可避免地感染了。“我和芭芭拉在今年不同时候都感染了一次新冠肺炎，所幸我俩都不严重，就跟得了普通的流感一样，”比尔在2021年年中的一封邮件中写道。“这对于我们这样的七旬老人家来说，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比尔还讲道，家里的两个厨房很好地为他们的分餐提供了场地，两个独立浴室也最大程度地避免了交叉感染，房子里不同的卧室也发挥了作用。“平日里觉得家里多余的空间，在这个时候却特别重要，”芭芭拉在痊愈后给笔者的一封邮件中提到。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曾在《我们从未现代过》（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中批评了自然和文化的割裂，认为人类身处在灯火通明、冬暖夏凉的房屋中会失去对白昼黑夜和气候变化的感受。换言之，现代社会技术带来所谓的便利，其实是削弱了人类对自然的深刻感知度。[36]但技术的更新迭代推着人们不可避免地选择似乎更符合当代生活需求的能源材料，从另一个角度看，人们对自然、光线和气温变化的感知和对能源材料的选择，其实也是在选择让身体更加舒适的技术，如使用天然气才足够供暖整座房子度过寒冬。从对能源的选择中也可以看到，保留在人们身体中的生活习惯和历史印记，如即使有了天然气供暖，芭芭拉和比尔依旧会提前备好冬日用壁炉取暖所需的木材和蜂窝煤。此外，笔者也看到房屋里“向心型”和“离心型”这两种微妙的家具布局。向心型的家具布局强调核心家庭的中心性，当芭芭拉和比尔的父母健在时，且他们的孩子尚未成家立业时，一家人围坐在餐厅的餐桌上共进早餐和晚餐是每天必经的仪式。而当家里只剩下芭芭拉和比尔夫妇俩生活时，他们根据涉身化的体验，将房屋空间进行了分区甚至改造，就餐区域也从餐厅的餐桌转移到了厨房里的餐桌。同时，也进一步地划分了接待外人住宿时烹饪就餐和洗漱卫生的区域。离心型的家具布局，超越了核心家庭之外，朝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公共领域。[37]

五、结语

从私人住宅到具有公共服务功能的民宿，从居住者随着年纪增长而出现的身体变化，从木材、天然气到太阳能，芭芭拉和比尔家屋的内在结构、空间布局和场所功能在不同时期发生了许多或巨大、或微妙的改变，并在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中一次次地发挥着建构的作用。通过可感知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屋主对生命中人、事、物的记忆，我们可以感受到身体与环境之间紧密的联系，以及各种行动者的彼此重叠、交缠和流动。这些流动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以多元化的和生产性的方式形塑了不同的、符合当下的居住和社会生活的模式。[38]不同家族成员离家又归家，这座房子不仅是家族有所依存的住处，还是家族成员安身立命的象征。

而在笔者抵达皮特洛赫里的第一天，芭芭拉和比尔开着房子的侧门欢迎我的到来，并介绍说，在他们家开正门是欢迎客人的，而笔者是作为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入住的，因此并不是他们的客人。与研究对象共处一个屋檐之下，虽然有助于笔者对细节的深入了解，但对于整体研究的“全景式”把握却并不容易。所谓全景式把握，即研究者在自身与研究之间需要保持一种疏离感。而这样的疏离感，恰恰能够帮助研究者在身处研究当中的每个环节时，都能保持着清醒的自我观察，并让研究者能够保持内在的反思与自省。

参考文献:（滑动查看更多）

1.Victor Buchli, An Anthropology of Architecture,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p. 1.

2.诺伯舒兹：《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施植明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3.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4.Lewis Henry Morgan, Houses and House-Life of the American Aborigin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 3-10.

5.Friedrich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Camelot Press, 1940, pp. 17-21.

6.Claude Lévi-Strauss, The Way of the Mask, S. Modelski (trans. ),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2, pp. 183-184.

7.Thomas Gibson, “Having Your House and Eating It: House and Siblings in Ara, South Sulawesi”, J. Carsten & S. Hugh-Jones (eds.), About the House: Lévi-Strauss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29-148.

8.J. Carsten & S. Hugh-Jones (eds.), About the House: Lévi-Strauss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46.

9.Victor Buchli, An Anthropology of Architecture,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pp. 1-13.

10.阿摩斯·拉普卜特：《宅形与文化》，常青、徐菁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页。

11.Tim Ingold, Making: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Art and Architecture, London: Routledge, 2013, pp. 44-57.

12.C. Tilley & K. Cameron-Daum, An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The Extraordinary in the Ordinary, London: UCL Press, 2017, pp. 1-5, 125-131.

13.陈晋、宋玮：《关于建筑与设计的人类学碎片：对话蒲园陈宅改造》，《时代建筑》2018年第2期，第 83—86页。

14.J. Carsten & S. Hugh-Jones (eds.), About the House: Lévi -Strauss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46.

15.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53.

16.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58-60.

17.Daniel Miller, The Comfort of Thing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pp. 293-296.

18.Peter Blundell Jones, Architecture and Ritual: How Buildings Shape Society,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pp. 2-3.

19.角田幸彦：『景観哲学をめざして―場所に住む·場所を見る·場所へ旅する』、北樹出版、2001年、第72頁。

20.河合洋尚、周星：《景观人类学的动向和视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59页。

21.Émile Durkheim, 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 Paris: L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8 (1912), pp. 13-19.

22.Henri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L’Homme et la société, No. 31-32, 1974, pp. 15-32.

23.李耕：《规矩、示能和氛围：民居建筑遗产塑造社会的三个机制》，《文化遗产》2019年第5期，第63—64页。

24.Lisa Heschong, Thermal Delight in Architecture, Cambridge, M. A.: MIT Press, 1979, pp. 16, 18, 47.

25.一种基于脸书（Facebook）的信息交流软件。

26.2016 年于皮特洛赫里进行田野调查期间根据当地居民口述整理。

27.迪瓦恩：《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徐一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31—285页。

28.Scottish History Org, “Field Marshal George Wade: Commander-in-chief Scotland and Father of the Military Roads”, August 5, 2022, https://www.scottishhistory.org/resources/george-wade/.

29.Colin Liddell, Pitlochry: A History, London: Watermill Books, 2008, p. 177.

30.迪瓦恩：《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徐一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93—595页。

31.迪瓦恩：《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徐一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486页。

32.Visit Scotland’s Trends Team, Navigating the New Normal-Post COVID-19 Tourism Consumer Trends, Edinburgh, Scotland, 2020, https://www.visitscotland.org/binaries/ content/assets/dot-org/pdf/policies/navigating-the-new-normal-post-covid-19-tourism- consumer-trends.pdf.

33.Susanne Küchler, “Landscape as Memory: The Mapping of Process and Its Representation in a Melanesian Society”, B. Bender (eds. ), Landscapes: Politics and Perspectives, Oxford: Berg, 1993, pp. 85-106.

34.Jean-Sebastien Marcoux, “The Refurbishment of Memory”, D. Miller (eds. ), Home Possessions, Oxford: Berg, 2001, p. 70.

35.Celine Rosselin, “The Ins and Outs of the Hall: A Parisian Example”, I. Cieraad (eds.), At Home: An Anthropology of Domestic Space,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4.

36.Bruno Latou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Cambridge, M. 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49-151.

37.Victor Buchli, An Archaeology of Socialism, Oxford: Berg, 1999, pp. 40-53.

38.Victor Buchli, An Anthropology of Architecture,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pp. 12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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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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