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光未然
堕马折臂去延安
光未然，原名张光年，湖北老河口人。1935年肄业于武昌中华大学中文系。1939年1月，率领抗敌演剧第二队由晋西抗日游击区奔赴延安。同年3月，到延安后创作《黄河大合唱》。早年从事抗日救亡文艺活动，任抗日救亡秋声剧社社长拓荒剧团团长，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中共特支干事会干事，缅仰光《新知周刊》主编，缅甸华侨青年战工队总领队，《民国周刊》北平版编辑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剧本》《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1984年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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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9日，我随同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抗敌演剧第三队一行三十位青年男女同志，告别武汉，乘火车去西安，再从西安转赴第二战区工作。这些队员大部分是湖北人，不少同志家在武汉。离开家乡，离开此前个个全身心投人的“保卫大武汉”宣传周的歌声如海、热血沸腾的大武汉，真是舍不得！可这是一批爱国的革命的青年，前些时以拓荒剧团——全国剧协第七队的名义，在湖北几处旅行公演中经受过政治上生活上的严峻考验。这次要去西北战地，要去游击区，那里离人人仰慕的延安那么近，所以告别亲友登上火车时仍然激情焕发。我也是心情激动的。列车从大智门车站缓缓移动，我站在这节车厢最后一排的座位上，向我的男女战友们发表了一段激情满怀的演说。战友们鼓掌欢呼，继之以同声歌唱。我们在这样振奋的情景中离开大武汉。 这还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时期。我是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年轻官员，是公开的共产党员。带着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同志批下的“军委会政治部西北战地宣传工作视察员”的名义，作为第三队的领队(党内是本队特别支部书记)，从此和全队同志工作在一起，学习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我也觉得生活史上开始了新的篇章。 抗敌演剧第三队从武汉出发时以及整个抗战时期，阵容是不弱的。队长是美术工作者徐世津，王负图、赵寻、彭后嵘、史平等参与队里的领导工作。戏剧组有田冲、胡丹佛、胡宗温、方晓天、冉杰、石一夫、兰光等活跃的演员；美术组有钱辛稻、力群、金浪、庄言、古一丹等骨干：音乐组有邬析零、杜矢甲、田耘、陆原等才人；文学组有李雷、张蓬、丁丁、李悦之等同志；还有刘正言、张僖等同志先后参加行政组织工作。 虽然渡河东进前后，有几位同志先后去了延安(力群、金浪、胡丹佛、杜矢甲等)，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也派人支援了三队。这个队生气勃勃，亲密团结，队里还设有自修大学，坚持学政治理论，学文艺专长，经常互相督促，开展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切实遵循了实践了周恩来同志的嘱咐“勤业、勤学、勤交友”，所以在当时和以后的征途上，能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得到党中央的赞许和广大群众的热爱。 我们的列车为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一路上走走停停，于一个星期后到达西安。在西安与徐步、鲁明德(李光)率领的，同属第三厅派遣的抗敌宣传第四队会合，一起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我们在鼓楼下及其他街头，举行了口头演讲，歌咏、曲艺表演，并演出了街头剧。我们还和西安文艺界合作。我曾在一次西安文艺界举行的诗歌朗诵会上朗诵了自己的新作长诗《亚细亚的葬原》(未发表，原稿早遗失)。 徐步同志是我于抗战前在上海结识的朋友。那时他和胡绳同志合作主编《新学识》杂志，我在该刊发表过作品。后来又在政治部第三厅同事。全国解放后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星期天进城时住在我家。他先后担任过苏州市市长、南京市市长，后任西安市市长期间，碰上了“文革”，饱受折磨。别人把他弄到三张桌子摆在一起的高台子上批斗，把中间的桌子推倒，他就这样被活活摔死！听到这个噩耗，我失声痛哭。我至今仍深深怀念他。李光同志迄今健在，我们每年还有机会谈心。 我随抗演三队在西安活动一段时间，于9月下旬到离延安不远的陕北洛川县演出宣传。一到洛川，就听到武汉沦陷的噩耗。我们这些在武汉长大、在武汉上学、在武汉一带经受初步锻炼的青年队友们，想到一时未能逃出武汉的亲友们的遭遇，禁不住热泪满眶，也更坚定了和日本帝国主义奋斗到底的决心。 我们经过陕北东端的宜川县，吃力地爬过一座高山，山下就是怒涛滚滚的黄河，而且就在壶口瀑布的近处，在“黄河冒烟”的白雾下。那时壶口近处没有天桥，没有索道。1938年11月1日第一次渡过黄河的体验，对于我，对于第三队全体同志，都是终生难忘的。我怕自己的记忆不够准确，谨从邬析零同志的《<黄河大合唱>的孕育、诞生及首演》一文中，征引几段文字，与读者共赏之： ……11月1日，上午10点钟左右，我们登上了渡船。渡船的样式奇突，以前从未见过，以后多次在别处渡黄河也没再见到。它像是一只近似四方形的没有盖子的大木头匣子，船首、船尾一般宽。船里容积很大，但管船的人限定我们挤在船中央凹下去的一块地方，不让我们到宽敞的两头活动。我们正为此纳闷不解的时候，忽听一声吆喝，40来个打着赤膊、肤色棕黄发亮的青壮年，“扑通”“扑通”，从岸上跳进水里，把渡船推向河水深处；不一会儿，又一个个跳上船来，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船的两头；他们动作敏捷，有秩序有纪律，宛如一支即将进入战斗的军队一般。大部分人把桨，小部分人掌舵，舵大赛象。船头高处，立着一位60来岁、体格强壮、望来令人肃然起敬的白胡子老头儿。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是他在发号施令，他就是这次掌握全船人命运的总舵手！
上船前，我们已不止一次地听人说起：从这里摆渡过去，必须有熟知航道和胆量出众的老舵手来领航，不然性命难保。据说，像这样的老舵手当时只有二三个。
渡口河面非常宽阔，水流坡度陡斜；从壶口下来的急流，到此扩成一片汹涌奔腾的怒涛狂澜，滔滔向南席卷而去。礁石近处，急转的大漩涡随时可见。渡河中央，耸立着一堆堆孤岛似的山石；其中最高最大的一座，竖有巨大石壁，上端倾斜，北高南矮，犹如猛狮昂首迎浪屹立；壁面上刻有四个苍劲醒目大字：中流砥柱。 对岸登陆滩点叫小船窝，属山西吉县管辖，处于圪针滩下游东南方向。由于水势湍急，渡船却始终迎着逆流朝东北方向潮游上行。桨手们和舵手们随着划船的节奏，一呼一应地呼喊着低沉有力的船夫号子。十来分钟后，渡船已行近大河中央的危险地带，浪花汹涌地扑进船来，我们的心情随之紧张起来。突然，那位白胡子老人直起了嗓子喊出一阵悠长而高亢，嘹亮得像警报似的声音。喊声刚落，船夫号子立刻换成一种不同寻常的调子。声调越来越高，音量越来越强，盖过了浪涛的怒吼；节奏一阵紧似一阵，越来越急促，原来一呼一应之间的间歇已完全消失，连我们听的人都觉得喘不过气来。船夫们在老舵手的统一指挥下，一个个涨红着脸，筋骨鼓实，拼着性命划着桨，掌稳舵。 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生死搏斗，惊心动魄。这一曲“黄河船夫号子”，充分表现出我中华民族的雄伟气魄、坚定信心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强烈的劳动呼声给了我们无限的力量，在最惊险的时刻里，我们已把仅存的一点恐惧之心，抛之九霄云外。过了危险地区以后，水面渐渐平坦，水势慢慢舒缓，号子声音平息。这时候，我们已清晰地望到了东岸滩地，心情随之感到战胜巨险之后的那种特别的轻松、安适、宁静。 从宜川到黄河东岸，光未然一直和我们大家在一起，共同徒步翻山越岭，共同观赏黄河壮景，共同渡河，共同聆听“黄河船夫号子”……(以上引自1999年新华出版社出的《〈黄河大合唱〉纵横谈》第25-27页) 我大段抄录了战友邬析零同志关于初渡黄河的精确入神的描述，使得我重新领略了六十多年前那段惊心动魄的感受。析零同志说我从这次渡河和渡河后观赏壶口瀑布获得创作《黄河》歌词的最初灵感，是说得对的。后来到延安时他和田冲同志到医院提议我写作歌词，他俩向星海同志描述两次渡河经历，他还向星海提供了“黄河船夫号子”的腔调和节奏。我的这两位战友，还有在医院听我口授笔录全部歌词的胡志涛同志，对《黄河大合唱》起了催生作用。 当时黄河东岸的第二战区，形势错综复杂。战区司令长官是阎锡山，副司令长官是朱德同志。阎氏长期盘踞称王称霸的山西省，省会和其他各城市及铁路沿线都被日军夺去，他的司令长官部只能退居晋西的小县城吉县，而蒋介石的骑兵部队第六十一军还乘虚而入，占领了邻近地区，对他起了监视作用。我们八路军的游击兵团、野战兵团，以及中共实际领导下的阎家新军——几支青年抗日决死队，则挺进敌后，深藏在晋西、晋西南、晋东南的崇山峻岭中，积蓄力量，待机而动。 我们一到吉县，就向阎司令长官报到。阎接见了全队同志。那时他已显老态，在窑洞前接见后，骑上小毛驴回到他的另一窑洞。稍后还两次邀我谈话，询问政治部第三厅情况和我们第三队情况。我向他从容地作了汇报。 那时抗日决死队的四支新军的司令员和政委都从各地山区来到吉县开会。这些同志多数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骨干，现在带部队打游击。他们看了抗敌演剧第三队的演出，得知第三队情况和我的情况(我的党籍是公开的)，都邀请我队到他们各自地区工作。记得抗日决死队的领导人薄一波同志、韩钧同志、戎子和同志、纪毓秀同志、董天知同志都先后找到我的窑洞，表示热烈欢迎之意。何去何从，我们拿不定主意。我便去拜访常驻二战区的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同志，向他请教。世英同志说：这几支部队都好，一纵所在的晋东南条件可能更好一些。但他主张我们还是到生活条件很艰苦的二纵队所在的吕梁山游击区去。他说：你们都是革命的文化人和文艺青年，到那里可以得到严格锻炼；你们特支也可以就近同延安中央组织部通过无线电保持联系，万一遇到紧急情况，一过河就到了延安。 我回到队里传达了这个宝贵建议，听到的同志们欢呼雀跃起来。 我们在二战区，主要是在吕梁游击区从事艺术宣传活动大约四个月。最近参阅抗演三队(蒋家军委会收回第三厅后，强行改名“剧宣二队”)队史及邬析零同志的文章，也唤起我一些回忆。我将记得清楚的几件事补记如下： 一、周恩来同志颁发给我的“军委会政治部西北战地宣传工作视察员”的名义很管用，我带领第三队到晋西阎家所属各县活动时，都受到欢迎和礼遇。城内外贴着“欢迎张视察员来我县视察”的红绿纸标语，县长等人出城门郊迎。县长的长篇汇报听得人厌烦，他谈到同邻近八路军“小有摩擦”时，我便以政治部的身份晓以大义，恳劝以团结御敌为重。县长们口头上也唯唯是从。这些县都报穷，可迎来送往，仍大摆筵席。吃的菜记不住了，只记住一样不能吃的菜，那就是最后端上来的一盘浇满各种佐料的木制红烧鱼。那一带很少有鱼，也不会煎鱼，便以红烧木鱼表示吉祥有余的祝福之意。 二、记不住在哪一县，国民党县党部人员邀我队几位负责人座谈(名义上是欢迎)。那位县党部书记委婉劝告，我们到处贴的“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标语“不大好听”，劝我们只写上“拥护蒋委员长”就好了。我严词责问：“你不赞成委员长‘抗战到底’吗？”这位党棍无言以对。我比他官大，来头也大。他赶紧说些客气话，座谈会不了了之。 三、在吕梁游击区某县一个集市上，我和队友在那里参观。忽有一位戴着大草帽的彪形大汉，把我拉到一边，要向我这“专员”请示。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由蒋家特务头子康泽署名的委任状，委任这人当晋西某区的游击司令，实际上不向日军、专向决死队打游击。这位司令诉苦说，上头几个月没发粮，再不发来，他的“游击队”就要散伙了。他请求我这位“专员”向“上峰”求情。我哭笑不得，只能请随行的同志记下他的姓名。回二纵队部，我向政委韩钧同志(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当成笑话谈了，把那人的姓名告诉他了，事后我未再过问。 四、我们还到离吉县不远的蒋家嫡系骑兵第六十一军军部慰问演出，记得军长是福建人陈长捷，对我们很客气，很友好，招待也好。我和这位军长不约而同地绝口不谈政治，只谈笑话。我那时很爱骑马，那里多的是军马，陈军长让人挑选一匹驯良的马，让一位优秀骑兵陪同照料。这一天，我过足了骑马瘾，反复快马驰驱；可也造成我的错觉，以为自己真是很不错的骑手了。这为后来逞强骑劣马、堕马折臂致残埋下了伏线。 五、我们在二纵队所属各县镇开展艺术宣传，帮助决死队所属各剧团及临近的八路军某部剧团培训演员，教歌、教画、排节目。我为二纵的前哨剧团写过团歌。我还偕同勤笔的几位队员随时采访游击区有趣的故事，写出几个短剧。我自己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材料略事加工，写成独幕剧《武装宣传》。《队史)里记载：“《武装宣传》写的是日军组织‘宣抚班’，以武力强迫群众前来开会听取他们的宣传。我游击队化装成群众前来听讲，当场捉获了敌伪宣抚班人员，反击敌伪的宣传攻势，揭穿欺骗宣传。这个戏成了我们的保留节目，一直演到延安。 六、我们在游击区的生活是紧张愉快的，可也是相当艰险的。那时候，日军向晋西山区步步进逼，逼得阎锡山不得不从吉县渡河将司令长官部迁到陕北宜川秋林镇，重新在山沟挖了一批大土窑。日本飞机经常在黄河两岸轰炸并低空扫射。我在二纵队政治部结识的宣传科长、优秀共产党员温建功同志，广东人，我们很谈得来的朋友，骑马外出开会途中，遭敌机扫射牺牲了！我记得在一次夜行军中，漆黑的夜，无月的夜，全队行进在狭窄而迂曲的小山沟里，脚下的河沟早已结成冰沟。我们一个个前后扶持着，还是一步一滑，我几次走累了，睡着了，边走边滑倒在冰上，被同志们扶起来。出发时早有命令：行军中不得言语，不得有任何声响。因为敌军就在隔山的沟道里背道而驰，我们可以听到隔山的各种响声，听到鬼子说话，我们这边却是无声的行军。这次夜行军恰是在1938年底。次日早晨，从村边墙脚醒来时，已是1939年元日。粮食吃完了，一时弄不到，每人津津有味地吃一碗喂牲口的黑豆迎接新年。这地方叫狗洞。三队的老同志迄今都记得狗洞吃黑豆过年的故事。 我们经常在晋西的万山丛中行军。青年男女们走走谈谈唱唱，并不觉得疲劳。有一次，我上到一个不太高的山顶，眺望前后左右，啊呀！四顾都是黄色的高高低低的山的波浪，好似黄河怒涛，无边无际。这一瞬间，使我感到孤寂，转而又十分惊喜。喜的是：这才是游击健儿出神入化之地，也是日本鬼子远来葬身之场！果然，过了一两周，一支敌军过于轻敌深人了，中了我决死队的埋伏，遭到全军覆没。二纵打扫战场，收获不少。这是新近的一次大胜仗，又逢农历新年中。隰县、汾西、灵石各县各界群众组成慰问团，推我为团长，率全队全团到战地劳军。从汾西县勍香镇归来途中，发生了堕马受伤的不幸事件。 从前线回到隰县的归途中，我离开大队，跟几位队友在山路上聊天。身后有纵队司令部马夫牵着一匹漂亮的白马跟来，说这马很灵，可太调皮，动不动就跳起身把人甩下，昨夜把它吊在梁上揍了一顿，今天老实点了。问我们“谁敢试试？”我那时心高气盛，仗着前些时在陈长捷部队骑快马受到夸奖的高兴劲儿，回头说：“我来试试！” 我上马时用力过猛，马鞍顿时倾斜。我不管不顾快马加鞭而去。这马看到鞭子，似乎在发泄前一夜被吊打的余怒，不断地纵身狂奔。我有些吃惊。跑了一段，忽瞥见前方有湖水挡路，我不会游水，怕随劣马纵身湖中，赶紧找地方溜下。这里是两山间的干河沟，一路都是大大小小碎石子。我意识到我要受伤了，决不能让右臂受伤，让左半身吃点小亏吧。我想从左边轻轻溜下，哪知那白马纵身一跳，我被从左边扔下，顿时疼得昏迷过去。等我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大房的木台上，房内有多位队友。二纵队的军医和护士正在给我受伤的左臂包扎。我的左臂肿得很粗，痛不可忍。据说是堕马时甩在一堆尖石上，一块可恶的石尖扎进我的左臂中肘关节深处，流血不少。 我还强作笑容，感谢大夫和同志们的关怀，可我已不能翻身下地了。二纵大夫说，那匹劣马又被吊在梁上，挨了不少鞭子。这回我真的笑了——这有什么用呢？队里派了有点医护知识又与我友好的胡志涛同志来照料我。我俩互用世界语表示慰问和感激之意。 我是重伤员，游击队的大夫不解决问题。这时我的党组织关系和演剧三队中共特支的关系都已由长江局转到延安中央组织部，三队特支的代号是“济生堂”。经三队队委议定并与二纵领导同志们商定后，便以“济生堂”名义通过无线电向中组部陈(云)李(富春)同志请示：将送我到延安医治。中组部复电同意。这时三队全体同志激情沸腾，说是路远，不放心，一致要求护送自己的带队人同去延安。队委会的同志谁也不能说服，谁也不肯说服，只好再次发电请示。我说“中央肯定不会同意”，哪知复电竟然同意了。队友们那份高兴劲儿，是不难想象的。 我们告别了决死二纵队一大批好同志。我躺在担架上，二纵派医生，三队派炊事员也是我的好友王屺同志跟随担架，在全队同志护送下，踏上去延安的征途。我是伤员，按规定村村换人抬担架，小憩时队友们分批来探望。这样村村转送，从永和关再渡黄河，行程700华里。过河后一踏上延安领域，队友们都欢呼跳跃起来：“到家了！到家了！”我也是初到延安，心情激动，只恨身体不能动弹。 1939年2月间，我们到达了仰慕已久的延安。演剧三队同志们被安排在宝塔山下的西北旅社——被称为“延安的北京饭店”。这里是一排排宽展舒适的石窑洞，窗明几净，外来的宾客都住这里。交际处长金城同志，受中央委托，对这批年轻人很爱护。我则直接被送到延河那边二十里铺的和平医院，由胡志涛同志陪同。那里虽是土窑洞，也很安全。延安所有的洞都安全。敌机经常来这里轰炸扫射，对窑洞里的人却毫无办法。 和平医院的条件本来是不错的。我的主治大夫是法国归来的名医何穆同志又有印度医疗队柯棣华同志一行协助。护理人员多半是从四川随军北来的女将，热情干练，志涛同志同她们友好相处。等到左臂逐渐消肿，长期未曾使用的X光机修好，可以透视伤情了。可是延安那时只有海外华侨送给毛主席的一架小型发电机，用来给杨家岭几位领导同志窑洞里的电灯提供电力。我十分感激毛主席、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和其他几位中央同志在那一夜让电灯休息，在油灯或烛光下工作，让发电机迁到二十里铺，对我施行X光透视拍照。这下清楚了我的左肘关节损坏严重，是粉碎性骨折，只能等坏骨长牢后动手术安假关节。当时延安不具备这样动手术的条件，印度医疗队也爱莫能助。经组织上商议决定送我到成都治疗。 关于在延安创作并演出《黄河大合唱》的经过，我和星海、邬析零、田冲等同志都写过文章，这里不多谈了。![]()
我躺在窑洞的炕头上，不能自由走动。志涛对我帮助很大，总能找到有趣的话题，还帮我录写了《黄河》歌词四百多行我在医院并不寂寞。那边鲁艺的友人(首先是星海、张庚)、演剧队的同志常来看望聊天。那时掌管中央日常事务的是王明，他也在一个上午骑马来医院，我向他细谈了在二战区、在二纵队的感受。 等我左管消肿，由棉包换上轻便的夹板，我就想到“城里”看看。 我首先到西北旅社看望三队同志们，见到了都那么高兴，一个个仔细端详我的面容和身段。田冲陪我去看望星海，夫人钱韵玲煮了“咖啡”(用炒黄豆末磨成粉状)招待我。我去看望何穆医生，夫人女作家陈学昭款待的是外宾赠送的真咖啡。我先后接受了交际处长金城、鲁艺代院长沙可夫、中央文委负责同志艾思奇的宴请，宴会都在著名的机关合作社(延安城内另一头已被鬼子炸烂了)。有趣的是，陪客都是星海、张庚等和演剧队负责同志。席上少不了延安名菜“三不沾”“米脂咕噜”(两样甜菜)，当然还有红烧肉、煎鱼等。这些是华贵的。 我还应邀到张庚主持的鲁艺戏剧系讲课，讲的是西北战地戏剧活动。我参加了柯仲平主办的诗歌朗诵会，毛主席和中央几位同志都参加了。柯仲平同志很激动，朗诵时常常从舞台这头跳到那头。李雷同志也念了自己的诗。我以平静而渐趋热情的语调，朗诵了自己的长诗《亚细亚的莽原》。诗里大意是抒写民族的苦难、苦斗直至胜利。记得一件小趣事：我的二妹兰光和别的女同志正坐在毛主席和江青背后。听朗诵中间，毛从口袋里摸出两枚红枣，塞到江青手里。兰光“扑哧”一声笑了。毛回头看到她，戏斥曰：“小鬼！” 那时延安的气氛是勤奋而欢快的，遍地都是歌声。党内外都是平等的、民主的空气。记得在上海时候的演员朋友吕班找我们聊天，谈到社会部长康生挖空心思为同乡江青与毛主席撮合的故事。那正是毛主席与贺子珍闹别扭，贺出走苏联的时候。江青在延安演了易卜生的《娜拉》，毛主席看了。康生介绍说：“江青原是上海名演员蓝苹，你看她演得好吗？”毛说：“演得还好。”康生便对江青说：“毛主席夸奖你了，你还不赶快向他请教？”当时毛主席那里，护卫并不那么森严。江青去了，以后天天去，照管毛的饮食起居，成为毛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这事情一时成为党内外讨论的话题，对江大为不满。江到西北旅社医务室取药，前脚离开，身后就遭到护士辱骂：“妖精！不要脸！”这事后来不了了之，江青可把当时曾经表示异议的老干部记仇在心，总盼望有报仇之日。 我的左臂既然一时不能治好，我就想留在延安，鲁艺的同志欢迎我。我将此意向在上海时的熟人、中央文委负责同志艾思奇表达了。艾说：“我们向中央请示过，中央的意见是，像你们这样的同志，还是留在国统区工作好，这里还要再派些人到那边去。”我被说服。可是抗敌演剧第三队的同志们不易说服。李富春同志说了不听，只好惊动毛主席来劝勉了。那天，我在二十里铺的病房事后才知道，毛主席邀集全队男女同志到他那里做客，用红枣花生款待他们。听了他们的工作汇报，听了他们的陈说，他轻言慢语地开导说：“你们穿着国民党的衣裳，吃国民党的饭，替共产党做事，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我要去人家还不要哩。”说得大家笑不可抑。他又说到周副主席的辛苦和盼望，一席话把大家说服了。他们重新抖擞精神回到二战区。 我也早被说服了。正好西北电影公司的大车要回公司所在地成都，车上贺孟斧、瞿白音、陈晨等都是熟人，我便同胡志涛一起，同他们一起过西安，绕秦岭，千里迢迢奔赴成都，住进了华西医院。志涛受队委会和我的嘱托先去重庆办事。隔些时候，我也去了大后方文人聚居的“陪都”重庆。摘选书目：《中国作家》2001年第7期。
原文标题《奔赴延安》；
内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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