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何虎生
还历史以公正
阴谋家康生的骨灰
被逐出八宝山（上）
1975年12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发出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沉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康生同志，因病长期医治无效，于1975年12月16日6时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七岁。
康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
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张春桥、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姚文元、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宋庆龄、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承、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等。 了解康生老底儿的人们忽地听到这个消息，从郁悒中感到了一丝从未有过的快意。阴冷的天气，密布的乌云，呼啸的寒风，无休止的“文化大革命”加在人们内心的压抑感，在此刻似乎减轻了不少。 “阎王老子总算长眼，把这龟孙子召回阴曹地府去了，不让他继续造孽了；他再活着，还不知有多少人被他折腾死！”这话道出了人们的心声。 康生，这一中共党内独一无二的阴谋家，他曾权势盖天，口含天宪，宦海生涯经久不衰。 康生死后，全国各地及世界各国都发来了唁电，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工人。对他的死表示沉痛的哀悼，是的，康生死得正是时候，是他大红大紫的时候。 1975年12月22日，康生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送了花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部门负责人、各方面代表五千人参加了追悼会。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悼词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 追悼会结束后，康生的骨灰盒由纪登奎、汪东兴、吴德和谷牧等护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一代阴谋家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八宝山，与那些为中国革命、建设而去的伟人们共居一室。八宝山为此蒙受耻辱。康生这个沾满老革命家们鲜血的刽子手，玷污了这苍松翠柏、绿树如茵的圣洁之地。 今天，当我们翻开那个是非颠倒了的年代里封尘了许多年的发黄的报纸时，我们看到，这个踩着别人的身体一步步往上爬的佞人，是如何体面地走完了他的一生。然而，翻开康生真实的历史，那是用阴谋、卑鄙铸就的一生便呈现人们面前。康生在延安
康生，1898年出生于山东胶南，儿时为一纨绔子弟。 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浪荡公子康生不甘平庸，决心闯一番事业。他读过许多书，他更想循着沛县小更刘邦的成功的足迹，于是他决定孤注一掷，把宝压在革命上。1925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走进了革命的队伍。 1926年10月23日夜，酝酿已久的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终于爆发了。担任上海大学中共特支委员会书记的康生，积极组织上海大学的学生，参加了这次武装起义。 1927年2月和3月，康生又参加了上海工人的第二、第三次武装起义。这时，他已担任中共沪东区区委书记。在充满激情的工人运动的巨大浪潮推动下，血气方刚的康生，双眸放射出光芒。他似乎从未来的中国的光明之中，看到了自己的出路。将来的天下是属于工人阶级的，自己是其中的一员，又是领导者，名誉、地位和权势，自然不在话下了。 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年的4月2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突然与共产党翻了脸，发动了四一二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在突如其来的袭击之下，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中国革命转入了低潮。 在这严峻的日子里，革命阵营内部也发生了分化：有跪在敌人面前屈膝投降的；有夹着尾巴落荒而逃的；有踏着烈士血迹继续顽强战斗的。当然，也还有玩弄权术的投机者，他们总是在伺机窥测，以求一逞。 康生了解中国封建史，他也深知权术的重要：一个人，要有权也要有术，它既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运用得好可以平步青云，用得不好就会一败涂地。他还将现代的“生意经”、“赌博经”与之揉合到了一起。在他看来，眼下搞的政治投机，就是一种权术的运用，它虽不是现钱交易，却有可能在将来为他赢得权力和地位。目前需要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机应变，看准机会下注。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瞿秋白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都进行了批评，最后更换了中央领导成员，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党中央总书记，但实权掌握在李立三手中。于是康生决定在李立三身上投点资本。 正是这时，在一次党的会议上，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激动地说：“我认为李立三同志，担任领导工作这段时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很多人作了无谓的牺牲，令人很痛心，再也不应该这样蛮干下去了。” 康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看准火候，作了针锋相对的发言：“李立三同志是正确的。”他拍着胸脯，气势汹汹地指责批评李立三路线的人说：“谁反对李立三同志，谁就是反党！李立三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我坚决拥护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顷刻间，他得到了李立三的赏识。李立三没有辜负康生的一番苦心，很快地把他由江苏省委组织部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瞿秋白和周恩来受共产国际委托，召开了党的三中全会。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受到了批评。 康生瞠目结舌，吓出一身冷汗。好险啊！政治舞台也和赌场样，一“注”押错，就会输个精光。必须当机立断，马上煞车，再不转弯子，就会成为李立三的殉葬品。想到这，他一反常态。“我早就看出李立三这一套，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东西；在领导作风上，他唯我独尊，夜郎自大，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他翻脸不认人，严厉地斥责李立三说：“你领导这一年多，使中国革命受到了多么大的损失，让人多么痛心。自己没有那个能力，还坐在指挥台上称王称霸。”他冷讽热嘲地说：“没有那个金刚钻，就别揽那个瓷器活儿！” 康生这反戈一击，很奏效，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地位，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他心里暗暗高兴，这次所以能够化险为夷，就是因为根据“风向”及时转了“舵”，今后要好好地运用这一诀窍。 李立三下台后，他又把目标放到了未来中央实权派王明身上。他知道，向忠发只是一个死狗扶不上墙头的窝囊废。 王明的为人，狂妄自大，夸夸其谈，野心勃勃。他认为莫斯科远离祖国，万里迢迢，鞭长莫及。在这块天地里，是苏联当局说一不二。于是，他百般奉承米夫。他的领袖欲驱使他想关起门来做皇帝，培植自己的一股子势力。他笼络一帮人马，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小集团。 1928年夏，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际，党的领导人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每次会谈都由王明担任翻译。善于钻营的王明，在很短时间内，便掌握了中共的一些内幕。他更加得意忘形了。他把那些未曾在苏联留学过的领导人，看成是土包子，自视高人一等，是有资格担任中央领导人的党的精华。 中共六大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中国留苏学生，对苏联当时搞的反托派斗争，耳闻目睹，身受其害。把好端端的一所大学，变成个森严恐怖的世界。学生们将有关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瞿秋白。瞿秋白同情学生们的遭遇，坦率地向苏联当局提出意见。他没有想到，此举却得罪了苏联当局。 当时的苏联和共产国际有一条划线的标准：谁无条件地拥护它们的反托派斗争，谁就是响当当的左派；谁不拥护它们的反托派战争，谁就是右派。瞿秋白居然敢提意见，这自然是离经叛道了，也因此而失去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信任。 这一切，王明看得清清楚楚。他知道要想飞黄腾达，必须依苏联和共产国际这个后台，因此，他寻找一切机会向他们讨好、献媚。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29年夏，他被派遣回国。苏联和共产国际赋予王明一个重要使命，即让他替代李立三，挑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孤傲自赏的王明，以钦差大臣身份，威风十足地回到了国内。 王明到来之际，正是康生在李立三身上下注之时。李立三也是个自命不凡的人，他根本就没把王明放在眼里。以李立三马首是瞻的康生，有一天约见王明，“中央决定让你到上海南洋烟厂担任支部书记。”康生冷冷地说：“你先在基层锻炼一个时期吧！”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精明的康生，此时就没有看出王明的来头。因此，王明回国后，康生曾积极参与了李立三接连给王明的两个下马威。 在这之前的1月份，中共在上海闸北地区召开一次秘密会议，被敌人发现，在荷枪实弹的警察面前，平时惯唱高调的王明吓得屁滚尿流，没加刑就暴露了身份，幸好党组织把他给救了出来。事后在讨论这次事件时，康生慷慨激昂地说：“这种贪生怕死的人，应该给以严厉的处分。平时那么狂妄，在敌人面前骨头又那么软！”最后，中央政治局以丧失警惕为名，给予王明以警告处分。 在一次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会议上，早已憋着一肚子火的王明，终于忍不住了：“李立三的所作所为是左的一套，是错误的。他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他还那么自负、专横，这样下去，中国革命就有被葬送的危险。” 早已决心在李立三身上押“注”的康生，认为这正是为自己捞取利益的好时机。“反李立三就是反党，”康生说：“应该给王明这个反党分子应有的处分。”在他的建议下，王明被戴上了“右倾”、“小团体活动”的帽子，并受到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 然而政治风云的变幻，谁也料不到。1930年10月，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大驾光临，亲自来指导中国革命。同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又接到共产国际关于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十月来信。 这个情势对王明来说，真是个天大的喜讯。他因祸得福，处分变成为受“左”倾路线打击的政治资本，陡然身价百倍。 米夫手里攥着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秘而不宣，却偷偷地向王明透露。这时的王明，既不是中共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却破格享受了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待遇。 “我完全拥护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王明向米夫激动地表态说：“但我们党内，情况也很复杂。有的人，天老爷是老大，他是老二，未必把共产国际放在眼里。”他挥拳头：“必须先给头面人物来点颜色，只要把李立三拉下来，其他人也就老实了。” “你说得对，正合我意。”米夫哈哈一笑，拍拍王明肩膀，鼓励他说：“在这关键时刻，你能同共产国际站在一边，这很好，将来在会上，你要积极地站出来哟！” 王明抓住李立三的错误，大做文章。“我因为拥护共产国际路线，在党内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打击。”他慷慨激昂地控诉：“在我们党内，正气受打击，邪气却占了上风。”王明的这一手很成功，有声有色，确实博得了一些人的好感。为了把忠于共产国际的王明扶上台，米夫也费了苦心。 1930年12月16日这一天，米夫突然召集紧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决定撤销李立三给王明的处分决议，并给王明戴上共产国际正确代表的桂冠。转眼之间，王明和共产国际划了等号。谁反对王明，谁就是反对共产国际。李立三反对王明，当然是反对共产国际了。李立三下台的命运是注定了。 1931年1月7日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大权落入王明之手。 这次会议带有突击性，只开了一天，却长达15小时。一些重大的问题，却没有经过认真的讨论。会议自始至终，都由米夫唱独脚戏。他对王明大事吹擂，几乎捧上了天。千锤打锣，一锤定音，与会者纵有千言万语，最后都要由米夫拍板。 更令人莫明其妙的是，会议快结束时，米夫亮了底牌：“今次政治局委员，由九名组成。”说罢，他匆匆忙忙地念了九人的名单。他心里有鬼，知道王明难以通过，于是一反常规，作了一项奇怪的规定：凡是参加会议的人，一律都有选举权。 会议室顿时哗然。与会者中有一些人对米夫的专横十分不满甩袖而去。米夫却毫不在乎，他望着这些退出会场的人，反而更加得意。多走一个，就少一个反对者，这是求之不得的事。选举结果，王明以超过一票的多数当选。打这时起，名义上向忠发仍然是总书记，但实权却属于王明了。 康生面对形势的变化，不得就改变立场。一天夜里，康生来到王明屋里。 王明无动于衷地望着康生。他对康生没有好感，他是为虎作伥的人，是李立三的亲信。 “李立三当权的时候，我跟他一道，曾经给过你两次处分……”康生叹了一口气，歉疚地说：“我水平不高，没有看出问题；就是看出问题，也没有勇气顶。结果冤枉了你，使你受了委屈。我感到很内疚，我诚恳地向你认错，希望你能原谅。”说到这，他略为停了停：“当然，给你的那两次处分，我思想上也不通。可是，李立三大权在握，我不能不服从。历史证明，你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我错了。” “不必过虑，区区小事，不足挂齿。”王明听了康生这番“诚挚”的话开始有所触动。他思忖着，有天大的宿怨，人家登门道歉，也就不应该再计较什么个人恩怨了。杀人不过头点地，冤家宜解不宜结，总要有个政治家的风度嘛！他面露笑容，摆出一副宽宏大量的姿态，劝慰着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去的事，算不了什么，今后咱们要好好合作。我这个人有嘴无心，从来不计较旧怨。” “这次六中全会太重要了，它有划时代的意义，把一个既无知又专横的领导人撤换下去，把你选上了。这是全党的头等大喜事。”他看了看王明，接着又说：“把你这样有胆识而又英明果断、具雄韬大略的领导人选上，这说明共产国际的高瞻远瞩，明察秋毫。这样中国革命便有了希望。我坚决拥护这次选举，我投了你一票，也愿意在你领导下，做点具体工作。” “这次我当选，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王明谦虚地说：“光我干不了什么，好花还是绿叶扶，希望你多支持、合作。” “哪里，”康生忙不迭地说：“不是合作，是领导。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多指示吧，一定尽力去办。”两个人越谈越投机，一切旧怨都烟消云散了。 王明正苦于缺少一个助手，康生破门而入，投在自己门下，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有这样一位足智多谋又肯出力的人支持，总算增加了一份力量。王明由冷淡变得热情起来。 康生的这一招，立竿见影。没多久，他便被王明委任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王明心里明白，康生的一前一后，令他名声不雅。但这又算什么，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刘邦打天下时，地痞、流氓、吹鼓手等下九流，只要能跟着他干事的，还不是一律都委以重任。 康生两步棋，大有收获。他为自己能巧妙地运用权术而洋洋得意，但是精明的康生又在思考着下一步棋。 为了躲避风险，康生在王明的帮助下到了苏联。1937年11月，康生尾随王明绕道新疆，回到了延安。党中央后勤部门，在物质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对千里迢迢归来的康生，仍然给予了特殊的照顾，分给他一个三间的窑洞。 夜晚，康生的住处，闪烁着仅有的一盏油灯，灯光摇曳着。“又回到了穴居时代。”康生打量了一下四周，感叹地想道：“几万年前的老祖宗，才是穴居；现在返古了，退到了原始人的时代。眼下年已四十，不论是自己出生地的大台庄，还是诸城、上海和莫斯科，都没有过这样苦行僧式的生活。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呢？”他看了看被褥，都是农家织的土布，又粗又薄。他思绪万千：日本鬼子那么凶恶，蒋介石的兵力又那么雄厚，我们是小米加步枪，力量那么弱，能是他们的对手吗？不能消灭这两大敌人，我们怎能夺取天下！往乐观去想，就算将来天下是我们的，那又是何年何月呢？自己能不能熬到那个时候，只有天晓得！说不定还没到那个时候，自己就奔上黄泉之路了。 “勾践都能忍受十年尝胆的痛苦，我为什么不能？”康生不露声色地想。这时，他的适应能力是惊人的，很快又振作起了精神。 在延安毕竟不像在莫斯科，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坚强有力，他们手下大将，能征善战智勇双全者不可胜数，康生不得不在沉静中寻找一切机会。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不仅在思想上批判了王明，同时在组织上也撤销了王明中共中央长江局第一书记的职务。康生大为震惊，于是他考虑尽快与王明一刀两断，另换门庭。 1941年底的一天，中共西北局的干部聚集一堂，礼堂里人声嘈杂。“今天谁来做报告？”有人问。“听说是康生！”一位消息灵通的人说。 没多久，康生在西北局书记高岗的陪同下精神抖擞地走上主席台。他一边招手，一边频频点头。 “早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就看出王明的路线是错误的！”他开始讲话了。 “我同他进行过斗争，但那时他手握大权，我又单枪匹马，孤掌难鸣，所以，在莫斯科的四年里，我忍气吞声，足足受了四年气。王明总是不放过任何机会、排斥和打击我！” 他一边讲，一边捏紧了拳头，显示出对王明路线的深恶痛绝。康生还把事先批注的王明在莫斯科送给他的小册子举起来给人看。这本《两条路线——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而斗争》小册子，曾被他奉为圣经，如今也一文不值了。他在“两条路线”四个字旁批注：“实际是一条路线，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无疑这是证明康生正确的绝好材料。 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表演，尽管人们感到滑稽，甚至连王明也深有所悟地感到康生是一个卑鄙的家伙。然而，对康生来说，顺利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是总学委主任，自己是副主任，一正一副，几年的心血没白费。终于博得了毛泽东的信任，顺利地实现了三级跳。图片选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