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常 静
那山那水那人【下】
雪花在飘，乡人在挥手，村子渐渐远去，人和村舍成了一个个散落在雪地里的小黑点。我的心里爱恨交织五味杂陈，默默地对自己说了一句话：别了，这里我不会再来了。
插队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记日记，一共记了五本。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来没想过要折腾出来看看。2002年回国，只找到了其中的两本。前些日子先生回国又从他父母家封存已久的纸箱里，翻出了另外三本。日记保存得还算完好，三十多年，字迹依然清晰。 我一页一页轻轻地翻着，像是怕惊动了什么。一股淡淡的霉味，随着纸张的翻动，一缕缕地钻进我的鼻孔，唤醒了封存已久的往事，把我又一次牵回到三十多年前…… 插队第一天的日记里写着：“今天我的心情格外激动，甚至无法用文字来描绘……”说是这么说，可我还是情绪激昂，用了一页半的文字做了详细的描述。当时年轻，有一种渴望挣脱家庭束缚的欲望，对未知的插队生活充满了幻想。 日记几乎是天天都记的。偶尔会有一两天跳过去，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字迹变化很大，跳跃式的，有的工工整整一笔一画，有的却七扭八歪狂飞乱舞。写每一篇的时候到底是怎样一种心境，因年代久远，很难回忆起来了。 在那样一个特定的环境，随着日起日落坚持记日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日记有时是在院子的墙头上写，有时在炕沿上写，有时在柜子上写，而多数是趴在被窝里写的。虽说我们屯子里通了电，可断电的时候多。日记的结尾常常是：于蜡烛下、于煤油灯下、于手电光下。有一篇的结尾：于不到一寸的蜡烛下。 插队期间，我常常出门，可无论去哪，行李再简单，日记是必不可少的。最长的一篇日记，铺天盖地写了满满四页，最短的一篇，只有歪歪扭扭的四个字：上午磨米。 一次秋收夜战割豆子，回到户里已经是半夜两点多了，同学们没洗没刷就爬到炕上睡了。我还是坚持掏出日记本，想记下一天发生的事。可那天实在太乏了，只写了“今天太困了”，就睡着了。结果，钢笔漏水，弄了一枕头，头发都被染上了。 日记里对干农活的具体描述并不是很多，只是简单地记述了每天做了什么。在日记上能看到的有：积肥、犁地、播种、踩格子、薅地、插秧、铲地、打虫子、拔苞米穗、割地、沤粪、倒粪、扬粪、起猪圈、打柴、刨茬子、打谷子、扒苞米、扒麻、磨米、打绳子、铡草…… 日记里穿插了许多诗歌，都是即兴而作，没有草稿，想到哪写到哪。其中有首《四季歌》：
虽说日记是最私人的东西，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日记是要公开的。每次上面的头头来集体户检查，第一件事就是要交出日记。因此，在日记里不敢写太个人的事。然而，一些刻骨铭心的经历，不甘心让它们从记忆中一点点消逝。为了不暴露隐私，只好用了一些隐喻的手法，人的名字也用符号代替了。 一篇日记里写：“下午，突然间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大树和庄稼被大自然撕扯着。尽管如此，还是有好的一面。口渴了的小苗仰着头尽情地喝着，喝着……”这是对当时初恋的描写，一般人是很难看出破绽的。 我在家养病期间，一篇日记里这样写着：“早晨刚起来不大会儿，户里的斤同学就出现在门口。他是和其他两名同学一起回来的。他带来了石给我的信及户里的-些情况。”其中提到的“斤”和“石”，还真是让三十多年后的我费解。没有捷径可走，我把户里十八个人的名字都敲在电脑上，一一琢磨，才对上了号。“斤”是名字里有个“欣”的那个同学；而“石”是名字里有个“岩”的那个人。 现在听起来这样的事很可笑，可在那个年代，没人敢轻易地坦露心声，被逼无奈，只能这样躲躲闪闪，像搞地下工作似的。还有一些涉及敏感的政治话题，写得就更加隐讳，至今都无法破解了。 其中，日记有三处地方的几页纸，被剪刀剪掉了，留下的只有茬口。还有的地方被浆糊粘死了，揭不开了。里面到底封存了什么秘密？我绞尽脑汁，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了。受好奇心的驱使，我用刀片一点点拨开了粘合多年的日记，内容已经模糊难辨，但那些断断续续的字迹，又一次敲开了我尘封的记忆。那是在一个三十多年前的夜晚，同户里一个同学的惜别。他走了，参军了，留给我一支笔，带走了我的一条手绢。日记里有一首诗，流露出对人生的惆怅与无奈。后来，上面派人来户里检查，因为不忍心撕掉，就用浆糊粘住了。 虽说每天出工十分辛苦，但我一直没有放弃一切可以利用的学习机会。日记里记着，我坚持从字典上学生字，每天五个，这些字并不常用，如：陂陀、倥偬。天晓得，我为什么要去学这些怪模怪样的字，大概是读书时被卡住的。日记里还提到我每天坚持背英语单词，可没说背了什么，估摸着也是和革命生产有关吧。 日记里的一些数据很有历史价值，如，当时全国规定知青的全年劳动日不得少于二百三十个。还有些有趣的信息，如，我当时在乡下爱不释手的半导体收音机是“红星”牌，南京产，花了二十八元。我常常用它偷听“敌台”，受毒匪浅。后来，一次做饭，不小心，把它掉进了酸菜锅。 当年，我特别喜欢看电影，简直就着了魔。不论干活多累，也不管放映电影的村子有多远，都会不辞辛苦跋山涉水地赶夜路跑去看。看过的每一个电影的名字和内容，在日记里都有记载。因为实在太多，少说有几十部，无法一一赘述。其中印象比较深的：《永不消逝的电波》《枯木逢春》《年青的一代》《上甘岭》《我们村里的年青人》《霓虹灯下的哨兵》《李双双》《女跳水队员》《金光大道》…… 我插队的日记完全是天马行空，随心所欲，什么鸡零狗碎的东西都写。因为在当时能够真正沟通的人极少，只好每天默默地对着日记述说，也算是一种感情的宣泄吧。 万万没有想到，三十多年后，这些日记竟派上了用场。如果没有这些日记，就没有我的“知青系列”。因为，我希望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能够还原一个真实的知青时代。 我的日记，随着我，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又到了马来西亚。以后还要去哪，我不知道，也许会回到我魂缠梦绕的故乡。无论在哪，我都会好好珍藏的。 我从小就喜欢折腾，上房上树爬高压线架子，劈腿弯腰倒立打车轱辘把式。有事没事喜欢喊两嗓子，虽说嗓子不是独唱的那种，可五音都在，也不走调，嗓门也不小。也喜欢跳舞，一抬手一投脚一个亮相就是比别人的受看。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就是宣传队的。 在中学时，曾多次被专业的文艺团体选中，但每次都是在人家的门里门外打了几个转，又莫名其妙地给打发了。当时对此还耿耿于怀，过后回忆起来真是庆幸。 我的这点儿出息，下乡没多久，就被别人发现了。队里干活一歇气，我就逃不掉，满地垄沟的被人追着给村人表演。要是只命我唱个歌，我就会拉上几个人，一起扯着脖子喊。那个年代，本来也没几首歌，翻过来掉过去的被人唱得稀巴烂，没有不会唱的。要是跳舞，就有些麻烦，这个不好滥竽充数，抓几个人来一起跳，肯定是群魔乱舞，所以只好一个人跳。![]()
我当时最拿手的是独舞“北风吹”，动作当然是模仿芭蕾舞里喜儿的，没有芭蕾鞋，只是翘着脚跳罢了。田间地头的，也不知给村人跳了多少遍。村人干活累了坐在树荫下，又喘气又喝水又吧哒烟袋锅的，我却连口气儿都没喘匀乎，就翘着脚踩着黄土满地转。当然，这一切也是有回报的。干农活时，村人们都抢着帮我，在我拿的那条垄上，这个薅一把，那个搂一锄，省了我很多力气。 一次，我跳得正起劲儿，户里的一个女生突然扑哧笑了，我慌了，不知发生了什么，第一反应是不是腰带露了怯。可我在学校受过严格的舞台训练，站在舞台上不管掉什么，只要不掉脑袋，就得继续跳，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心里七上八下，总算把舞跳完了，跑过去问她到底笑什么。她还是不停地咯咯笑，像是吃错了药。我急了，给了她一拳，才把她的笑止住了。她说，你看看你那双手！我一看，也乐了，刚薅过草的手黑乎乎的，还带着草绿。她说，舞呢跳得不错，可你那双手，也太难看了，哈，哈哈哈…… 这种地头地脑的即兴表演都是小打小闹，可随意发挥，对了错了也没人知道。我喜欢以这种方式和老乡亲近，因为我平日少言寡语，很少和老乡唠家常，背后被人议论我架子大。 打这以后，以集体户的名义，以大队的名义，我们这些知青中能歌善舞的，又多次排了节目，在公社、大队、小队给社员们巡回表演，受到当地村人的喜爱。在那些个不通车的穷山沟，能听到吱吱呀呀的乐器声，能看到不太专业的舞蹈，已经是很奢侈了。 比较正式的一次排练要属1977年那一次了。我1977年1月17日的日记里写着：“接到公社的通知，打行李到公社排练文艺节目，时间大约一个月。在天黑前赶到了公社，在带队老师的宿舍里度过了一宿。” 当时，全公社的知青大概有四五百人，最早一批下来的是六八年，从这些人里挑出了十七个，代表公社去县里参加文艺创作汇演。入选的人，工分由各自的小队出，伙食费由公社出，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挑人时要求一专多能，我是能唱能跳能报幕，就被选上了。 到了公社，整整等了五天，才把人凑齐了，这就是乡下的办事效率。人齐了，住处又成了问题。我1月23日的日记里写着：“终于，在东风中学找到了落脚之地，这样一来，一切困难都迎刃而解了。我们女同学的临时宿舍设在一间空空大大的冰冷房子里。尽管炉子烧得很旺，我们仍然感觉不到温暖。可是，我们七名同学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以革命的乐观主义战胜了大自然的寒冷。歌声、笑声荡满了房间，挟携着青年人的蓬勃之情冲破门窗，直上云端……” 当时，正是数九隆冬的天气，教室里实在是住不了人，一盆水放在地上，几个小时就结冰。记得那天晚上，我们被冻得几乎一夜未眠。第二天，就把我们给冻跑了，七个女生转移到郭家店的老乡家。 接着，就是紧张的排练。最先排练的是开场式“秧歌舞”，很有声势。随后陆续排练表演唱、女声小合唱、舞蹈“游击队歌”、歌舞“大寨花开遍山乡”、活报剧“黄粱梦”、锣鼓快板、琵琶弹唱“绣金匾”、小吉剧“大路朝阳”。一天天，大家马不停蹄地排练着，跳呀唱呀弹呀拉呀，整个屋子都在沸腾。 在乡下，脱产排练节目是个俏活，比下田抡大镐要轻松得多。人一轻松，就有了闲情逸致。况且，抽上来的十男七女都是知青，个个能歌善舞多才多艺，毛愣愣的小伙子和羞怯怯的小丫头凑在一起，自有一番情趣。白天，大家在一起紧张排练，晚上，横七竖八地聚在火炕上，谈天说地猜谜下棋甩扑克。 正式演出的前几天，公社的领导来检查。二月天，北风飕飕地刮着，一次演出要两个多小时，我们穿了彩绸衣裤在风中瑟瑟发抖，一会工夫身上就冻得麻木了，领导却视而不见，看完了演出，就开始了长篇大论的讲话。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从公社的现状讲到大队现状，最后才具体到我们的节目。我当时气得真想一走了之，可又没那份胆量。讲话完了，我的手和脸都冻成紫色的了。 去县里演出的那天，我们住进了县里最高级的“工农兵旅社”。屋子里温暖舒适，有烧得热烘烘的暖气，一脚踩上去嘎嘎响的木头地板，吃大米饭炖豆腐，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我们在铺着雪白单子的钢丝床上，又蹦又跳，嘴里还啊啊地乱叫着，感觉是在天堂。 汇演结束后，因为我们的节目出色，县里又为我们特意安排了两次专场演出。结果场场爆满，好评如云。演出后，有些观众好奇，特意跑到后台，想看看生活中的“演员”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拉着我们的手问长问短。 满载着荣誉，我们一路莺歌燕舞返回公社，站了个脚打了个转，挥挥手，就各奔东西了。 走在回户的蜿蜒山路上，一阵凛冽的寒风吹过，心里空落落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怅然。曲终人散，可叹生活的残酷与现实的无奈，我沿着这条不知要走到何年何月的山路默默地走着，头一次感觉到脚下的路是那么的漫长。 下乡插队不觉已有两年多，每天照例去地里刨食，过着枯燥单调的日子。正当我感到心灰意懒前途渺茫时，一个能把人惊个跟头的消息传进了我们的穷山沟：全国恢复高考了！ 什么？不用贫下中农推荐？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报考？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突如其来，使几近绝望的知青们难以置信。可大家伙儿传得有鼻有眼，听起来不像是谣言。 果然，不几天，公社就组织了报名。报名那天，我们集体户的同学大部分都来了，其他各队的知青也极其踊跃，简直就是一次全公社知青的大会师，这是我自下乡以来头一回见到这么多的知青，黑压压的脑袋瓜挤满了大礼堂。一打听才知道，全公社报名的达四百多人。扫过一张张因激动而涨得通红的脸，我的心一个劲儿地往下沉。心想，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潜在的竞争对手，四百多人往死里猜，顶多也就能考上四十人，我的自信心蓦地一扫而光。 担忧过后，又掩饰不住兴奋。报了名，就得正儿八经投入复习了。几年没摸书本，一双满是厚茧和冻疮的手，又重新捧起了尘封已久的中学课本。 每天起早贪黑劳累一天后，回户胡乱往嘴巴里塞点东西，就拿了用画报伪装起来的课本，找个没人地儿躲起来看，囫囵个地把书本里的东西往肚里吞。那个荒诞的年月，看专业书被视为只专不红，这种事只能偷偷摸摸。 中学课本里毛语录就占了一大半儿，上面的应用题也是革命生产什么的。记得我刚复习数学那会儿，看到三角函数四个象限，连哪个是第一象限都忘得一干二净，我心里甭提有多急。当时，已接近十月份，离考试只剩两个多月，真是迫在眉睫。 十一过节，户里的同学都回城了，我自愿留下看户，就是想一个人清静地看点儿书。短短的两个月，要从头到尾突击数学、化学、物理、政治。好在我平日玩命啃小说，文学底子还可以，语文根本就没被我列入复习范围，只好听天由命了。 我在户里一边出工，一边复习，这样过了一段日子，收获甚微。我也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真的怕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被我白白错过。于是狠下心，跟队里不辞而别，毅然决然地回城复习。我当时是孤注一掷，考不上就很难在乡下混下去，首先是丢不起那个人，再者说，目无领导擅自回城，以后再有招工名额，想得到贫下中农的推荐，门儿都没有。 自己断了后路，就得过这独木桥了。回城后，父亲所在的医学院办了个“高考复习班”，老爸替我报了名，交了钱，我正式地成了一名“学生”。班里的同学都是熟面孔，街前街后地住着，几乎都是知青。记得第一天上数学课，老师来了个下马威：拿出一张纸，考试。我接过题来一看，傻了，这简直就是天书嘛。稀里糊涂地应付了，结果只得了二十四分！ 老师一字一板地在班上宣布，如果你得了六十分以上，恭喜你！如果你得了六十分以下，对不起，考上的希望几乎为零。原因很简单，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出现奇迹的。我听了，如当头一棒，人顿时就蔫巴了。但我不认输，还是要拿出浑身解数，搏一把。 复习的关键时刻，正是东北的隆冬时节，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家里虽说有暖气，可在那个资源严重匮乏的年代，暖气总是冰冰的，屋里冻手冻脚，有时手僵得笔都握不住。父母为我在家里的红油地板上生起了烧煤的炉子，我就埋头在炉前写呀算呀。 我天生就不是个用功的人，睡眠一般不少于十小时。即使在最紧张关键的高考之际，我也从未熬过夜起过早，每天至少得呼呼八个小时。但我对每天的一分一秒都万分珍惜，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复习了。这样马不停蹄地看着写着，最疲劳时，窗外过路行人在我眼里都有了重影，天上的月亮和星星也变得成双成对。当然，只有一次例外，我得到了当时很珍贵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架不住诱惑，抽空读了。另外，回乡下考试的头一天晚上，犒劳了自己一场电影，南斯拉夫的二战片《67天》。 考试的时间是十二月初，具体是哪一天早已记不起了，因为复习期间日记就断了。考试那天，下了场鹅毛大雪，地里没了庄稼，一眼可望出几里地远，一天一地的白。我起了个大早，走了八里的山路，赶到公社唯一的一所中学，参加十年浩劫后的第一次全国高考。 模糊记得连考两天，第一天，上午语文，下午政治；第二天，上午数学，下午理化(理化一张卷，各占五十分)，总分是四百分。监考老师验过我的准考证后放我进了考场。学校是个土坏搭的房子，房盖是茅草，教室中间生着个火炉子，我的座位正好在炉子前面，炉子生得特别旺，烤得我火烧火燎的。 卷子发下来了，我的心怦怦乱跳，想到这是决定我命运的关键时刻，心跳得越发厉害了。稳了稳神儿，扫了一眼试卷，觉得题并不是很难，心才慢慢平静下来。我自己感觉答得不错，尤其是语文，得心应手，写起作文来，一气呵成，锛儿都没打。监考老师事后对我说，咱们这个考场，别人不好说，但你肯定能考上。听后，我受宠若惊，有些飘飘然。 经过两个月的突击准备和两天的决战，这一切终于结束了，短短的两个月，对我来说，真的有一个世纪那么长。 接着，就是漫长的等待。日子过得真慢，每天下地干活，心里像长着草，总是琢磨着什么时候能发榜。终于，盼到了揭榜的那一天，我却没有胆量去看。心想，要是榜上无名，我怎么办？真是死的心都有了。后来，户里有几个同学自告奋勇搭伴去公社看榜了。 那一天，我都是在坐立不安的揣测中度过的。回来的同学告诉我：你考上了！咱户里一共考上五个！我听了，半响没话，眼泪一个劲儿地往外跑。等缓过神儿，呼啦一下从炕上跳下来，拔腿就往公社跑，好像自己不亲眼看见，就无法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后来得知，我的考分超出录取线八十分，如果通过体检，进入大学已成定局。 离开牛家屯的那一天，又下了一场透雪。牛车上拉着我的行李跟我。来了不少送行的老乡，其中还有一位白发苍爸的老人，她颤颤巍巍拄着一根拐杖，满头白发被凛冽的西北风吹得乱舞。雪花在飘，乡人在挥手，村子渐渐远去，人和村舍成了一个个散落在雪地里的小黑点。我的心里爱恨交织五味杂陈，默默地对自己说了句话：别了，这里我不会再来了。 于1975下多插队。1977年参加高考后回城毕业留校任教。1985年通过国家教育部考试，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1987年回国后继续任教。1991年以探亲身份携儿赴美。后定居美国，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2006年随夫暂居马来西亚。注：《天涯忆旧时——海外知青文集》
由北京九洲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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