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阳读书│阴谋家康生的骨灰被逐出八宝山（中）
旅行
2025-02-06 07:34
广东
编辑 何虎生
还历史以公正
阴谋家康生的骨灰
被逐出八宝山（中）
1938年1月1日，康生回到延安才一个月，便射出一颗炮弹，发起了攻势。他在延安《解放》杂志第二十九至三十期上，发表了他亲笔写的《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斯基匪徒》的长文。这篇洋洋万言的重磅炮弹一爆炸，立刻轰动了整个延安和陕甘地区的党政军干部，后来又波及到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知识分子。 这是康生蓄谋已久的，早在回延安的途中，就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从莫斯科回到陕北，完全是一个新的环境。在这个新的环境里就像新官上任一样，不放上三把火，没有一点惊人的举动，人家谁会知道你康生算老几呀！这样只能充当一个无足轻重、默默无闻的角色。这种角色，同窝囊废是划等号的。如果能把苏联的“镇反肃托”这个绝招带到国内，掀起一场政治风波，起码可以起到“镇邪”的作用。可是，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火候，还要耐心地等待时机。 当他正无处下手时，他忽然想到了陈独秀。他心里想：“陈独秀不是一般人物，曾经当过党的总书记，是一个有影响的人，他又沾过托派的边，顺理成章，又切题。这篇文章一问世，起码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康生回来了。这叫亮相，我康生是有名的理论家。” 但他明白，要把陈独秀这样国内外知名的人士，扣上特务、汉奸等罪名，没有充分的“根据”，是无法令人相信的。那么，这个“根据”从何而来呢？富于想像力的康生，不费吹灰之力就想了出来。他的“根据”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托洛斯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斯基匪首，在日寇的指导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康生真是神机妙算，他长期旅居苏联，才回来这么几天，就对陈独秀的问题了解得这么清楚。”有人心里这么想着：他的情报究竟从哪里来的呢，是凭空猜想的，还是有根有据？从文章来看，他说得振振有词，有板有眼，像真的一样，又是在党办的权威刊物上发表的大块文章。信吧，但又感到他说得太离奇。“简直是莫明其妙！有人在私下里议论。 一位颇有头脑的中央高级领导人大吃一惊，这哪里是文章，明明是乘陈独秀之危，从背后捅他一刀子，太狠毒了“这是浪漫主义的‘根据’”他摇摇头，自言自语道，“说得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的。我们正在争取陈独秀的时候，这一刀子捅了上来，争取陈独秀的希望渺茫了。贼咬一口，入骨三分，陈独秀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康生十分肯定地说：托派中央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经过国民党内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陈独秀同日本侦察机关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这种颠倒是非的事，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目瞪口呆。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创始人，在中华民族灾难临头的时刻，跪倒在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面前，心甘情愿地充当日本特务，这太堕落了，太可耻了。一下子就把陈独秀搞臭了。![]()
事情的真像是这样的：1931年5月，确实是成立了托派中央，陈独秀也是参加了的。但它成立没过几天，还没进行活动的时候，一场严重的打击，使他们烟消云散了。他们的内部出了好细，向国民党告了密，出卖了陈独秀。虽然陈独秀及时转移，逃出了虎口，但是，除了他和彭述之等四人外，其余的中央委员都被国民党特务关进了监狱。此刻，托派中央已经名存实亡了。他们终日这藏那躲，逃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根本无法再进行活动，从此销声匿迹。 1932年，陈独秀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又重整旗鼓另行开张。但不久，塌天大祸又落在他们的头上了。1932年10月15日深夜国民党特务逮捕了陈独秀和彭述之。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这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国民党特务机关一直把陈独秀和罗汉等人看成是同共产党一样的最危险的敌人。它们花了很大的力量，撒下天罗地网，派遣大量的特务跟踪追捕陈独秀。陈独秀一直处于一夕数惊、飘泊不定的状态之中，成了一个流浪者，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他连自身的安全都保不住，又怎么有可能主动上门去送死，找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唐有壬作介绍人呢？这个时候，不仅国民党要抓陈独秀，连日本特务机关也同样要对陈独秀下毒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陈独秀真像康生说的那样自动地去找日本侦探机关谈判，只能是自投罗网！ 康生的推理是这样的：唐有壬是亲日派，陈独秀与唐有壬有关系，所以陈独秀是亲日派。 唐有壬的确是亲日派，可是，他究竟什么时候成为亲日派的呢？唐有壬成为亲日派是在陈独秀被国民党关进监狱，即1932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委员会秘书长以后，特别是1933年8月成为汪精卫的心腹之后，才成为亲日派的。 在1933年前，特别是九一八以后，各个派别都打起抗日的招牌，以笼络人心。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都明白这一点，曾先后作为他们的奴才的唐有壬岂敢亲日呢！唐有壬介绍陈独秀等托派分子同日本特务机关谈判之时，恰恰是唐有壬唱着抗日高调的时候。后来，1935年12月，唐有壬在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的矛盾中充当了牺牲品，被刺身死。 如今，在康生的笔下，唐有壬充当了把陈独秀和日本人联系起来的中间人。然而，死无对证，可见康生用心之歹毒。 康生制造的第二个根据，更是令人百思不解。这就是陈独秀经过唐有壬牵线同日本特务机关勾结之后，双方达成了这样默契的协议：陈独秀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日本人的回报条件是每个月给陈独秀三百元津贴。康生还在文章里说：1935年一二月，托洛斯基在他给平行总部的信中，曾经明确指出：“我们应将库页岛之煤油让与日本……同时也绝对不去阻碍日本去侵略中国。”这简直是移花接木。托洛斯基是1935年给他的俄国信徒们发出指示，陈独秀并非未卜先知者，他怎么可能在托洛斯基发指示的前四年即1931年，就已执行托洛斯基的指示了呢？这不是像精神不正常的人说的梦呓么！ 至于陈独秀每个月从日本特务机关那里领取三百元津贴，更是无稽之谈。 要是有谁反问一句：收买托派的骨干分子尚且要五万元的代价，而比骨干分子重要得多的托首陈独秀，怎么用微不足道的三百元就能收买了？这不是令人啼笑皆非么？！ 尽管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他离开共产党后，虽然孤芳自赏，但没有消极，仍然坚持斗争。他从监狱里出来之后，一直过着贫苦的生活。他的学生们看见他境遇实在太困难了，愿在经济上提供帮助，但他一般都婉言谢绝了。就是收下来，自己也不用，而是转用来接济别人。 陈独秀的这种清高作风，受到了社会上的赞誉。现在康生把一桶脏水泼在这样一位以清高而闻名的人身上，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陈独秀不顾个人生死安危，积极地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他在托派中央刊物《火花》第三期发表了题为《此次反日救国的康庄大道》一文中，大声疾呼：要组织工人和学生检查队，以便排斥日货。并提出：反对日本的战争，就是“革命战争”，必须依靠“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单靠国民党一点脆弱的军队，不足当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一击。” 一二·七惨案发生后，陈独秀已改变过去的政治立场，挺身而出，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在他主编的《热潮》杂志中写道：“蒋介石和汪精卫是一丘之貉，他们表演的一场双簧。蒋介石假惺惺地暂时退居幕后，由前台表演变成幕后操纵；而前台则由老牌政客汪精卫抛头露面，他鼓吹什么‘民主政治’，放了一个骗人的烟幕弹：‘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用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伎俩，来蒙蔽人。”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陈独秀旗帜鲜明地为学生们反对卖国政策的斗争拍案叫好，呐喊助威。他主张：“只有‘越轨行动’，即以武装抵抗，才有死里求生救祖国危亡之可能；非‘越轨行动’的交涉，只有断送东三省，更进而断送中国！” 陈独秀主张用暴力来回击蒋介石的叛变，反对日本侵略者。这已不是1927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的陈独秀了。 1932年一·二八后陈独秀和罗汉给中共中央写信，明确地提出同中共中央“合作抗日”的建议。这正是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盛行的时候，“左”得几乎要打倒天下一切人，这种孤立自己的关门主义政策，怎么会容纳得下陈独秀呢？！只能是把陈独秀拒之于千里之外。从那之后，唯我独左的王明当了权，在他的眼里，陈独秀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比蒋介石日本侵略者还坏十倍。 陈独秀一方面表示要同中共合作，另一方面又尖锐地批判蒋介石的投降政策。他的爱国行为自然触怒了国民党。国民党因此而下令逮捕了陈独秀。 陈独秀在阴暗潮湿的囚室里面对四壁，只身孤影。他不时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审讯，但他抗日爱国的信念始终没有改变。 1933年4月16日，法庭公审陈独秀，旁听席上座无席，学生代表、社会名流、新闻记者，支持、同情陈独秀的人，都十分关心陈案的审理。 “陈独秀！”法官板着一副冷冰冰的面孔，装腔作势地质问：“你为什么反对国民政府？” “这应该问你们自己，不应该来问我。”陈独秀寸步不让。“怎么叫反对国民政府？全国人民主张抗日，你们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你们不接济，让它孤军奋战，弹尽粮绝。至于你们宣传的所谓长期抗战，只是长期抗战四个字，始终是不抵抗。” 陈独秀操着浓重的安庆口音，侃侃而谈，字字珠玑，问锋犀利审判长哑口无言以对。 担任陈独秀辩护律师的章士钊这时站了起来说：“陈独秀并不反对国民政府！”章士钊的用心是好的，他怕陈独秀吃亏，为他开脱解围，想陈独秀早日脱离虎口。“本人的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陈独秀当场声明。 “蒋介石政府卑躬屈膝，割热河，割满洲，割让东三省，宁予外辱，不予家奴！” 旁听席上一片哗然。人们肃然起敬，都把尊敬的目光投向陈独秀。陈独秀没有在压力面前屈服。他当仁不让，针锋相对，斩钉截铁地亮出自己的抗日爱国观点，即坚决地反对国民党的对日妥协政策。 陈独秀的话像重重的一棒，使法官们骑虎难下。最后，法庭蛮横地判了陈独秀13年有期徒刑。 陈独秀在狱中坚贞不屈，与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陈独秀在狱中的表现，使国民党当局意识倒，用硬的一手对付陈独秀是行不通的，于是又改用软的一手。一些受国民党指使的政治团体的头目，几乎踏破了陈独秀牢房的门槛，但都被他断然拒绝了。虽然陈独秀在政治路线上和中共中央存在着分歧，但指他为日本特务、汉奸，这是对他的极大的污辱。 1939年9月，陈独秀被营救出狱。出狱之后，他虽然没有接受中共中央要他“承认错误”、声明退出托派的意见，但在行动上，他并没有违反中共中央的要求，他再也没有和托派分子搅在一起。 康生在陈独秀问题上大做文章，并不是凭着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受着强烈的权力欲的驱使的。在延安这块地方，既不像在白区那段时间，可以利用王明，充分展现自己的威风；也不像在莫斯科，是在王明一个人之下、万人之上，处处能显露自己的权威；而到敌后去开辟一个战场，他又没有这方面的能耐。再说，那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随时都有登上黄泉路的可能，既危险又艰苦，这样的“风头”，康生向来是“礼让”三分的，让别人去大显神通吧！ 但他又不甘寂寞，仍要显露身手，不干出一鸣惊人的事，是不能表现他有与众不同的“才华”的。他终于想到了既受国民党迫害又受共产党批评的陈独秀。 早在康生和王明回国之前，中共中央为了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力量，周恩来曾经亲自出马，和叶剑英、董必武等人，应陈独秀、罗汉的要求，进行过多次接触。 国民党政府判陈独秀徒刑的四年之后，正是国共合作之际。在中共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才不得不把陈独秀释放出来。 鉴于陈独秀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蒋介石多次派人去拉拢他而遭到断然拒绝。朱家骅曾奉蒋介石之命去游说，并以官与钱收买，陈独秀斩钉截铁地说：“我不能用出卖自己的灵魂，来换取个人的安逸。” 陈独秀这种刚直不阿的行动，引起了中共的注意。周恩来、叶剑英和董必武等人在同陈独秀的多次接触中，明确地肯定他和罗汉不仅是“赞成抗日的”，而且还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7年11月20日，在第二十四期《解放》杂志上发表的“时评”中，中共对陈独秀表示了尊重和期待的口气，“希望”陈独秀“重新振作起老战士的精神，再次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这一切都表明，中共是把陈独秀作为一个团结的对象，而没有把他看成为敌人。当陈独秀派罗汉到延安，为陈独秀同中共如何合作的问题进行联络时，中共中央作出了要陈独秀公开“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等三项条件。就是对不愿意恢复党籍的托派，也要进行团结提出“党外合作的办法”。 这时，中国面临的形势也一天比一天严峻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纷纷落入侵略者的手中。尸骨成山，血流成河，祖国的大好河山为日军铁蹄所践踏。得寸进尺的日本侵略者，又把屠刀指向武汉。祖国危在旦夕。伟大的中华民族，正同仇敌忾，团结自救，化干戈为玉帛，共同对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康生和王明全然不顾这个大局，在陈独秀身上大做文章。这使敌人拍手叫好，而朋友们无不目瞪口呆。他们开始怀疑：怎么共产党的政策变了？为什么这样没有肚量，连个拥护你们的陈独秀都容纳不下，还能团结谁呢？这不是言行不一吗？是否又向左转了，不然，为什么两个政治局委员双双出场，反对这一政策呢？ 问题严重了，周恩来亲自出面收拾残局，但是已经晚了，中共因陈独秀问题而蒙受了巨大损失。康生和王明却暗暗庆祝他们的“胜利”。 整风运动的锣鼓敲响了。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报告，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整风的目的是分清是非，统一思想，团结同志。方法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最后统一行动，把革命推向高潮。整风的宗旨定了下来。 此时的康生，虽不像在莫斯科那样，王明是老大，他是老二，以副领袖自居，但他也是身兼数要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总学委副主任，已是中央领导层的人物了。他既直接控制反奸肃反工作，又掌握了领导整风运动的大权。 顿时，一种不祥的阴影笼罩在一些干部的心上。人们都在说：“康生这小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歪嘴和尚念歪经。” 中央为这次整风运动规定了一系列的正确政策，但康生根本不理那一套。整风运动开始后不久，便离开了既定的轨道。他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整风=审干=肃反，“三位一体”康生又发挥了创造性。他盘算着，名义上是整风，实际上就是审查每个人的历史。从审查历史中抓特务、叛徒、坏人。这样，必然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还有哪个吃了豹子胆的人敢来揭发我康生！狠整别人，就能达到两全其美的目的：既保护自己，又扩大权势。 但是，这里毕竟不同于在莫斯科搞肃反。在那里，只要说服王明，一切好办了，而在延安精明强干、卓有见识的人比比皆是，如何下手呢？ 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使他找到了机会。国民党看到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中不断扩大，于心不甘，便违反国共合作共同对敌的协议，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国共两党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暗地里，国民党派遣特务到延安，从事破坏活动，于是康生以揪特务为名，开始了行动。 “这是一个典型的特务嫌疑犯。”康生在会上振振有词的宣布，他掰着指头列举王XX所以是特务的理由，一共有三点：“第一，他原在甘肃入党。甘肃党是个红旗党，就是打着红旗搞破坏的假共产党。第二，王XX的父亲，在兰州被捕后出了问题。父亲是叛徒，儿子还能是好东西？第三，王XX平时对党就心怀不满，经常发牢骚说坏话。有这样充分的根据，还不能肯定他是特务？” 于是，他下令速捕了王XX，不分昼夜地对他审讯。“你是怎样参加特务组织的？”奉康生之命的审讯人员开门见山地逼问。这劈头盖脑的一棒，把王XX打懵了，好大一会儿，他才清醒过来。“我没有参加特务组织，我是参加了共产党组织。”“你抵赖，你狡辩。”审讯人员大喊大叫：“老实告诉你，比你地位高的、资格老的、年龄大的、阅历深的，哪个不乖乖地交代问题。你想反抗，你够格吗？”审讯人员施展车轮战、神经战、突击战，不给王XX半点喘息之机。这种旷日持久的折磨，王XX支持不了啦，终于达到了康生所设想的目的。他如愿以偿了。 康生攻破王xx这个堡垒之后，情不自禁地说道：“这是一种好的预兆，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今天是召开控诉、规劝大会。”康生宣布道：“现在先由王XX交待自己的特务活动！” “我是一个罪人！”王XX泣不成声，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痛哭流涕地控诉国民党特务，怎样拉自己下水。人们都屏息听着。有的惊讶，有的恐惧，有的深信不疑，有的将信将疑。 主持会议的康生，一面看着王XX的现身说法，一面思索着：从这个案件看出，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必须有一个新的认识。西北公学里有个王XX，延安这么多单位，在这些单位里，难道就没有李XX、张XX和孙XX。国民党不是笨蛋，它们会打进大量特务的。看来，在白区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是靠不住了。被国民党收买过去的“红旗党”，不仅仅是甘肃、陕西、四川、河南、湖南、湖北、贵州、云南等省的地下党，都是“红旗党”。到处都会有特务，不动大手术，不开杀戒，是不行了。 这个大会起了敲山震虎的作用。各个单位都把整风变成审干，审干变成抓特务。一天夜里，有二百多人被逮捕。 过了数月，7月15日的下午，中央直属机关正在召开干部大会。会场正面挂着“抢救失足者动员大会”的大字幅，四周墙壁上贴着：“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抢救失足者，是每个人的义务！”、“要热情地对待失足者！”等标语。 “同志们！”康生故作腔调，摆出一副胜利者的架势，大声讲道：“今天的大会，是紧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因为我们这个会议，是正当国民党以三十四、三十七、三十八三个集团军的主力，以暂二十五师、六十一师、二十八师、五十三师、新三十七师、第八师、一六五师、新骑二师、新二十七师、一六七师、七十八师、新二十师、新二十六师、一九一师，以及七个保安团、一个炮兵旅、一个重炮营，作为第一线的兵力，将我们边区南线紧紧包围，待令出击的时候开的，是正当日本第五纵队的国特机关假造民意，要求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而国民党中央社向全国、全世界广播的时候开的。” “现在边区的军队、边区的人民都动员起来了。因此，我们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干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三个月以前，我在此地曾告诉过大家，日寇和国民党训练了大批侦探、奸细来破坏我们，因此，从4月10日起，我们党中央又一次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青年们起来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阱。三个月来，经过所有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的努力，促使许多失足受害的青年接受了党的感召，起来控诉日寇与国民党毒害青年的罪恶，到今天为止，已经有450人向党坦白悔过了。使我们有可能引导他们跳出罪恶的泥坑，走向新生的道路。” 最后，他板起面孔威胁说：“我要警告那些不愿坦白的人们，我们坚持宽大政策，但宽大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点希望他们严重注意。有些人听到国民党要进攻边区，他们高兴了，他们想他们的问题不需要坦白了，蒋介石派兵来接他们了。我们警告那些执迷不悟的特务分子，快快觉悟转变吧！为了挽救失足青年，我们有菩萨的心肠，但为了镇压死不改悔的特务，我们又有钢铁的意志，如果他们不愿改悔，甘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那我们必须以严厉办法坚决镇压之。” “-切忠实的共产党员们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去反对党内一切公开的暗藏的投降主义，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将民族的、阶级的、公开的、隐藏的一切奸细清除出去。” 这个爆炸性的报告之后，谁也不敢怠慢，每个单位都行动起来了，普遍地开展了“抢救运动”，到处开“抢救大会”“规劝会”“坦白会”“批判会”。整个延安和边区，特务如麻，没有一个机关和单位是纯洁的，都钻进了各种各样的“国特”、“日特”、“复兴社”、“汉奸”、“叛徒”、“红旗党”、“坏人”等等。延安成为洪洞县了，没有几个好人了。 保自己的，邀功争宠的，完成指标的，走过场的，虽为殊途，却属同归，都要昧着良心，大张旗鼓地抓特务、叛徒和坏人。渐渐地好人成了少数。 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抓了170个“特务”；关中师范学校参加整风运动的88人，挖出了62个“特务”；绥德师范挖出了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延安警卫团居然挖出80%到90%的人是国民党特务；陇东一个县，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挖出了200多人的“特务系统”！连中央秘书处，只有60多人，也挖出十多个“特务”，延安和延安地区，成为特务的天下了。挖红了眼，像发疯似的，一个人高兴时像特务，忧愁时也像特务；爱说爱道像特务，沉默寡言也像特务；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怎么看怎么像特务。 当然，康生的做法也引起了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注意，党中央三令五申地禁止刑讯逼供，但康生却置若罔闻，我行我素。 “你的这种做法，叫通供信，这会冤枉好人的。”任弼时批评他。 “既然你不信，”任弼时针锋相对地反驳说：“那为什么还要逼供？”问得他张口结舌。但他并不服气，一转身，他又一副嘴脸，向办案的人说：“不要管他那一-套，不信犯人的口供信什么，难道信你？一个一个都从天南地北来的，天晓得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口供是唯一的根据。” 康生的审讯艺术就是私设公堂，逼供信，按比例、按指标完成任务。各单位都一律要完成既定的数字，才能交差，否则，这些单位的领导人本身便成了特务、汉奸和托派。这种泰山压顶之势，逼着他们哪一个敢手下留情，只能残酷地蛮干了。 不少人在这场运动中变得喜怒无常，成了精神病患者。“坦白”时，声泪俱下，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一下台，拍胸打掌，后悔莫及。有的人今天痛哭流涕地“交代”了，明天又痛哭流涕地翻供了“我冤枉啊！交代的都是假话，是被逼出来的。”有的披头散发，蓬头垢面，大哭大叫：“天大的冤枉啊！”逢人便说。有的上吊，有的投井，以死来逃避现实。而因“顽抗”长期被关进黑窑洞里的，就更不计其数了。 解放区的天已不是明朗的天了，处处是阴谋，处处是陷阱。 康生的所作所为，中共中央不能不过问了。正当他野心勃勃地推广“抢救经验”的时候，任弼时亲自进行调查了。他听到不少受害者的申诉，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制止事态向恶性方向发展的措施。也恰恰在这时，周恩来也过问了：“什么红旗党？怎么能这样搞呢？在四川这么多年，四川党的状况我是清楚的。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什么红旗党！一定要甄别。”毛泽东也指出：“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然而，康生所制造的恶果，几乎不可收拾了，只好由中央出来替他擦屁股。 开始对康生定的案子进行甄别了。事实证明：90%以上都是冤假错案，中共中央为这些受冤屈的人平反，予以释放和恢复名誉。 1944年冬日的一天，延安大礼堂里坐满了人，焦急地静候福音。中共中央领导人来了。毛泽东心情沉重地对大家说：“这次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他郑重地向的人鞠躬，赔礼道歉。 在康生坐镇指挥下进行的“抢救”运动中，一些人含冤而死；一些人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直到35年之后才恢复了历史的真实面目。图片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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