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子和黄良的婚事最终还是没成。听说菊子被县机关的什么上司强奸了……不知道她后来有没有盖上自己用红线缝的绣花丝被。……当列车启动冲向夜幕的那一刹那，我想着不可预知的未来，再也没法自持，泪水夺眶而出。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要是到了伤心处，有泪不弹非好汉。
1975年夏末的一个清晨，太阳刚刚升起，垂柳在微风吹拂下不时摆动着轻盈的身躯。不一会，河滩边开始热闹起来。洗衣的，淘米的，担水的，充盈着小镇的生活气息。当我坐在载着我们十几个知青的机帆船上，望着这熟悉的一切一一掠过，眼睛开始模糊起来。 机帆船究竟要把我们带去哪里，除了送我们的上山下乡办公室主任外，船上的知青均不知道。就像那几年的上山下乡政策那样，一切都不可预知，大家只能随波逐流。不一会，机帆船停靠在一个码头上，我和其他几个知青被点名提上行李上岸，这里就是我们将要扎根的家。 菊子是我上岸后碰到的第一个人。那时的菊子大概刚满二十岁，圆圆的脸，亮亮的眸子和微微上翘的嘴唇，以及小巧玲珑的鼻子，看上去倒比我们还小几岁的样子。菊子早我们几年插队到农场，在场部办公室当打字员，那天被安排来码头接我们新到的知青。 听说菊子刚到场里时，老知青们着实惊艳了一阵。场领导看菊子长得乖巧，便安排她看护即将收获的单倍体麦种。麻副连长时不时会去育种试验田巡视工作，有时在巡视工作时小急了，需要就地方便，那个时候他仍然不忘良种的安危，看到麻雀窥视着成熟的果实，就会吆喝一声驱赶。菊子听到吆喝吓一跳，往往会下意识地回头看一下，又羞又恼，急急地低头转回去。 连里有批比菊子更早进场的男知青，他们摸爬滚打多年，练就了一套出工不出力的绝活。上面没办法，买了一溜拖轮让他们在外面跑运输。拖轮上生活单调，他们靠饮酒斗殴打发无聊的日子。拖轮从连队门口的大运河经过时，他们便顺道上岸折腾一下。 他们中打架最狠的那个人叫长脚。长脚上岸后东转转，西转转，看到了菊子。从此后每次跑运输回到连队，他都会捎带些女孩子的小玩意给菊子送去。菊子并不领情，每次随手都转送给其他知青。长脚也不气馁，下次照样涎着脸地往菊子那儿跑。渐渐地，人们看到船队起锚时，有菊子的身影出现在码头上……![]()
长脚和菊子的关系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知青中有好几个版本。但据后来长脚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判断，那时的菊子仍是一个腼腆的菊子。要不然长脚也不会嚎叫：长到二十六岁，连女人的身体还没见过。 菊子在码头上的身影，肯定引起不少知青失眠。黄良就是其中的一个。为了得到菊子的青睐，黄良一方面想方设法排挤长脚，一方面加紧讨好菊子。一天，黄良唆使我找菊子帮忙缝被子。期间，他乘机大掉书袋子。菊子则教我缝被子时，里面的针脚要窄，外面的针脚则可以宽一些；针要斜着穿过棉毯等等。问她为什么里面的针脚要窄一些，她告诉我里面的针脚宽的话，会卡脚趾。不知后来怎么提到了结婚用的绣花蚕丝被。菊子说结婚用的蚕丝被要用红线缝。 以后我去海南岛南繁，他们之间的进展就不知道了。1978年我从海南岛回到农场参加高考，和黄良一起考上大学离开了那里，菊子也在次年上调到县机关继续当打字员。大学即将毕业时看到黄良，他正兴高采烈地筹办毕业后和菊子的婚事呢。 菊子和黄良的婚事最终还是没成。听说菊子被县机关的什么上司强奸了……不知道她后来有没有盖上自己用红线缝的绣花丝被。 如前所述，机帆船靠岸前，我们并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是农场。也许有人担心知青到农场接受再教育会不会在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方面打折扣。这个请大家放心，干农活终究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而农场最擅长折腾，除了开灰潭、捻河泥、撒猪粪等一应俱全外，什么早翻早，薄片深翻，折腾！这么说吧，凡是农技员能想到的路子，农工和知青都得照着折腾一番。 顺便说一句，我们连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也是有口皆碑的，女知青只要没“特殊情况”，经常要挑担。一溜女知青每人肩挑一担大粪走在黃昏的乡间小道、窄窄的田埂上是该农场的一道风景，她们由此磨炼成能从粪池里一手提拉起满满的一桶大粪而脸不改色心不跳。 言归正传。干农活主要是玩命，谁玩命谁厉害。当然有些农活也要动点脑子加上手脚灵活。一天，我正在早春冰冷刺骨的水田里做秧板，场办公室差人把我叫到了办公楼，让我准备准备，过会船靠岸后，去把一个“杀人犯”接到我们宿舍。就这样，1977年的早春三月，我开始和“杀人犯”——秦小龙，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 秦小龙平时言语不多，经常大块吃肉，饭量惊人。当然所谓大块吃肉主要是猪头肉。往往在月底前把十五块钱的工资用光，然后向我借钱，到下个月发工资后悉数偿还；将到月底又告罄，如此循环。 刚开始几个星期，秦小龙认定我是上面指派监督他的。因为每次有什么重活脏活，总是让我们俩一起干。秦小龙干起活来也是一个玩命的主，硬是想用这个来压我一筹，好让我奈何他不得。有一次指派给我俩的活是用一上午运送一亩地的田菁，距离大概百米左右，工具当然是每人一根扁担加一根绳子。秦小龙一看机会来了，俩人当即心照不宣憋着劲拼命把担子码高。田菁不像水稻小麦，又湿又瓷实，比重奇大，把扁担压成了弓，担子两头几乎贴到地上。最后扁担断了换上新的接着挑，那是我这辈子挑过的最重的东西。 接下来的一次我现在想想还后怕：我和秦小龙差点动“兵器”。那天我俩的任务是用一袋烟的工夫把一灰潭的发酵物(红花草+河泥+大粪)挖出挑到水田里。水田刚犁过并灌满了水，一道道犁沟，看是好看，挑着重担踩上去，深一脚，浅一脚，活像亡命之徒，又像刚学走路的婴儿，立场不稳，踉踉跄跄。肩上的担子直晃荡，间绝对不能停，一停下来愈陷愈深，再开步就难了。干这活两大碗白米饭下肚一个小时即饿得前脊梁贴后脊梁。 可能前一天秦小龙又思想汇报了，那天干活特别别扭，我催了他一下，他干脆要赖不干了。这不是存心要我一个人顶俩人干吗，当即和他大吵起来，几乎发展到剑拔驽张的地步。最后还是我咬着牙挑完了泥潭。秦小龙当时还顶着杀人犯的头衔，万一给我一铁搭往现成的潭里一埋当肥料怎么办？不过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累得喘不过气来，不想再让工作量加倍。后我没和人提起这件事，从此秦小龙不再和我过不去，相反，有什么话都和我说。 和秦小龙在一起的好处是，他生就一副凶神恶煞相，女知青见到我们都躲得远远的：本来桃子时不时来我这里“提亲”，说杏子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和我般配等等。自打陪练秦小龙后，桃子再也没敢靠近过我，也许怕我已沾上了煞气，近“杀者”煞嘛。 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一辈子在农村的农民比我们要苦得多。相比之下，我们应该没什么可抱怨的，毕竟每个月还有十几块钱的工资和医疗保险等。医疗保险的好处下面就可以看出。 种植双季稻最痛苦的，除了上面提到的要在更早的早春赤脚下到刺骨的水里做秧板外，当属盛夏的双抢。抢就是要把今天田里一片金黄的稻子变成明天一片碧绿的秧苗。于是，清晨三点起床拔秧苗，上午收割稻子，下午整地施肥，晚上脱粒一天到晚只睡几个小时，忙得像散了架一样；只要人一放倒，不出一秒钟就能呼睡过去了。 有一天割稻的时候，天特别的闷，汗水已把浑身湿透了几回，太阳把脑袋照得像一团浆糊，地已分不清东西南北，人已分不清男女老幼，只知道一手抓稻竿，一手机械地挥动着带锯齿的镰刀。就这样还逞能，三行一刀地割，三行一刀，一刀三行，用力非常大，但前进速度快。就这样割着割着，突然感到右手一沉，用劲一拉想到可能割到了手指，为时已晚，带齿的镰刀已一刀三行完成一个冲程。抽出左手一看，半截手指挂了下来。连忙用右手箍住撒腿往医务室跑。医务室的赤脚医生小莲正不务正业和机关工作人员一起在蔬菜地里“支援”双抢，看到有人满手沾满了鲜血往医务室冲，扔下手中的农具也往回跑。小莲姑娘是全农场公认的大美人，平时没机会接近她，这次可是天赐良机(这苦肉计怎么没人想到？)。怎奈小莲自当赤脚医生以来只看过头疼脑热，蚊叮虫咬，最多也就是创可贴级的表皮划伤，从没见过这阵仗，等我伸出手给她看一分为二的手指时(里面还有稻草)，顿时吓得花容失色，双手直哆嗦，闭着眼睛胡乱上了点红药水后塞给我一块纱布，让我赶紧上医院。好失望，白白浪费了一次鲜血换来的机会。从公交车到医院，人们看到浑身泥巴一双红手(右手也染红了)的知青都很同情，从坐车，挂号到手术，一路加快。 “冲到医院缝五针，好啦！”医生直埋怨赤脚医生怎么消毒也不做，也没人“送到医院缝五针”(连里没有活雷锋呗)。 拿着医生休息一个月的病假条去场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拉着脸，坚决不让我回家，说会影响其他知青抓革命，促生产。知青听说后都很气愤，同病相怜吧。大家一致唆使我不辞而别。后来场里没追究我的不辞而别，大概看我作为反面教材留在连里，反而会影响大家抓革命，促生产的情绪。 “凯旋回家”，老妈自是犒赏有加，穷补。伤口还没全好，就急着赶回了连队。和一帮知青在一起惯了，在家反而闷得慌。再说，秦小龙还欠我钱呐。没想到一回到连里，就听到一则惊人的消息(和秦小龙无关)。 回到连里没两天，从没和我讲过一句话的大林把我悄悄叫到一边，告诉我他得到内部消息，知青马上可以考大学了。我一时没回过神来，说每年推荐一两个人，又轮不到我们头上。他说这次是全面恢复高考。说实在的，我当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尽管大林赌咒发誓，并说还没给其他知青讲过，我还是将信将疑，没把它当回事。 过了十来天，果然正式消息出来了，虽然还有政审一条尾巴，毕竟希望大多了。知青们那个高兴，大家奔走相告，重复着同样的消息。干起活来也斗志昂扬，意气风发。高兴之余，各种奇谈怪论纷纷出笼，什么ixi=1，1/x+1/y=2/xy等等不一而足，因为分数相加分母要相乘！收工后大家为这些谬论争得脸红耳赤，涌现出大量的才子才女。有人搬出了当数学老师的老爸，也有人搬出了复旦数学系毕业的大哥。该大哥辅导小弟之余，不忘用《费尔马大定理》、《回文数猜想》和《哥德巴赫猜想》震得我们一愣一愣。 一些场领导看到知青那么欢欣鼓舞，如大难临头，紧急召开全场知青大会，重申扎根一辈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考上算你本事大，考不上还在我们手里”。那当口，每个人，包括我在内，都觉得自己是中举的料，不考则已，一考必中，哪能让煮熟的鸭子飞了？知青大会开过后，高考浪潮表面上看似偃旗息鼓，暗中大家更加快了备考步伐。我宿舍反正有秦小龙挡着，收工后，胡乱吃点东西，靠在床上开始回忆学过的东西(还没机会回家拿课本)，过了三个清静的傍晚。第四天，“好运”再次降临到我头上：场里通知我即刻去县招待所报到，参加南繁学习班。“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这就是说，翘首以待，志在必得的高考在即，我却要被迫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去南繁。正当大家欢欣鼓舞填表参加省初考之际，我踏上了去广州奔赴海南岛的列车。当列车启动冲向夜幕的那一刹那，我想着不可预知的未来，再也没法自持，泪水夺眶而出。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要是到了伤心处，有泪不弹非好汉。 每当人们提起海南岛，就勾起我二十年前一段难忘的南繁经历。读者中谁知道海南岛是我国的南繁基地，甚或也曾南繁过，我就终于找到知音了。要不然，听我慢慢道来。 所谓南繁，顾名思义，就是到南边去繁殖。所繁殖的，当然是庄稼。什么水稻啦、棉花啦、玉米啦、西瓜啦，应有尽有。好多人问我：干吗一定要去海南岛种你的那几棵水稻？(为什么？卖个关子。) 三十年前，我是含着眼泪踏上去海南岛南繁的“征途”的。 其实在当时，去海南岛南繁可说是一件美差。且不说到过“天涯海角”吹起牛来的分量，光那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出差补贴，就能把人美死。而且，人到了天涯海角，几点上工，几点收工，谁还管得着？不就几棵水稻吗？小菜一碟。因此，几乎所有的男知青都盯着这份美差。说实话，我也不知这么好的事情咋会落到我头上。 话虽这么说，当我真的听到这一消息时，可说不亚于像是听到了晴天中的一声霹雳。原因是就上面提到的在这之前没多长时间，我听到了一个更“要命”的消息——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口号大体是：单位同意，文化考试，择优录取。不管上大学是塞翁得马也好，是塞翁失马也好，这可是我们知青盼了多年，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大事，你说这不是要命的消息吗？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一个在海水里挣扎得筋疲力竭的人，突然看到一根救命稻草，正用足最后一口气向它游去，那根稻草却被一阵风浪卷走了。有那么严重吗？有！“文革”中的政策说变就变，毫无章法。那几年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就年年有变。想想看，如果今天邓小平说全国恢复高考，明天冒出一个人，说要坚持五七指示的道路，反击右倾高考风，那时甭说高考没戏唱，恐怕有高考思想的人都得“讲清楚”。考上的，当然是右倾高考风的受害者，就既往不咎啦；没考上的，另想办法上调吧；像我这种没机会考的上吊都没绳子！前几年不是小范围高考过一次吗？结果一张白卷，次年就取消了入学考试的尝试。今次高考，交白卷的人大概总是有的，那明年……简直不敢往下想。 就这样，在高考报名即将开始前的几天，我极不情愿地登上了去广州的列车。哥哥在送我上火车之前，不知从哪弄来了一大捆书，显然想让我来年东山再起。上大学是哥多年的理想，因“文革”后的种种原因，终究没能上成。因此，在我整个高考折腾中，他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四处借书，八方请师。我自己也暗下决心，只要高考政策不朝三暮四，我对高考将是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山盟海誓究竟不牢靠，我一到海南岛就“整个一个陈世美”了。这倒并不是因为旖旎的南国风光和婀娜的黎族姑娘使人乐不思蜀，而是因为当时海南艰苦的环境使人苦不思书。即使看到驻地部队师部首长的几个千金正张罗着准备高考，我也没动心。理由很简单，人家是首长千金，与我们不能同日而语，咱不用去凑热闹。 要说最艰苦的，莫过于缺水。我们的南繁点，在三亚附近的一个部队营地，那个地方叫荔枝沟。不过，我只看到沟，没看到过荔枝。一谈到荔枝，人们首先想到的当然是水汪汪。可惜荔枝沟没有清清的淡水河，靠上游水库限量供水。据说因为截水而常有械斗发生。不过，我们倒不用操心斗。因为一到冬天，天公作美，天天给你阳光灿烂，水库水位直线下降，滴水不放。我们知道，水稻是靠水养出来的。因此，我们一到营地，第一件事就是找水。洗澡不也要水吗？营房边上有一口井，队官兵和所有南繁队的水全指望着它。 于是，我和马向东到海南的第一大任务就变成了找水。要是光找水还好，可惜世上还很少一缺一难的事，就像很少十全十美的事一样。难的是要找到一块在水源边上尚没人霸占的地。尽管我们翻山越岭，走村串寨折腾了好一阵子，结果还是无功而返。眼看日子一天天过去，再不播种要误事了，哥俩一咬牙：挑水种稻。 这话说起来难，干起来更难。灌稻田可不像浇菜秧子，水稻开始几个月可基本上是泡在水里长大的。我多么希望下一场雨啊。可太阳比你起得还早。有时天上偶然飘来一朵云，就有人对着它打降雨弹。但是那亲爱的云儿一会儿就跑得无影无踪了。不知哪家的录音机传来“你不要像天上的云，飘呀飘呀飘得不见了”。此情此景，咱贫下中农不禁想起那恼人的江南好——不是文人骚客的这个红那个绿，也不是流香汗者的这个雕楼那个玉砌。江南好，好就好在它星罗棋布的河流，湖泊和池塘，尽管有时你会对冰冷刺骨的水恨之入骨。 不管怎么说，靠着肩挑手提，总算把那些个杂交种给播下了。这些杂交种一颗颗一粒粒都是宝贝。可麻雀们才不管你种的什么种，能填饱肚子就不是孬种。这一下又把人给害苦了，整天得盯着这些宝贝。一不留神，就有可能造成某一族的杂交种断子绝孙。当时，杂交水稻在中国方兴未艾，农业界对它寄予厚望。我们的任务就是培育杂交水稻新品种(由于杂交水稻牵涉到雄性不育以及自花授粉植物究竟有没有杂交优势等一系列问题，得由专家学者来讨论。不过，不管是培育杂交水新品种还是常规水稻新品种，其基本手段都是通过杂交)。 讲到杂交种，有必要把水稻的杂交进一步交代一下，免得让人误解。其实，水稻是一种十分规矩的植物。规矩到什么程度呢——其雌蕊只认属于自己的花粉，只要有自己的花粉存在，她绝不接受其他花粉。事实上，水稻的花是雌雄同苞的。我们平时见到的稻壳，在开花季节，里面藏着一个雌蕊和六个花药。花药里有无数花粉，用来“传种接代”。因此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要使水稻杂交，得先把尚未开花的雄蕊烫死(雌蕊比雄蕊耐温)或者干脆把六个花药都给掐了，留下雌蕊，用套子套起来。等到雌蕊长成二八姝丽时，硬把素不相识的花粉抖上去。此时，由于对花粉的识别能力，虽然雌蕊是几千个不愿意，也无可奈何了。 言归正传。哥俩起早贪黑，看着播下的种子从发芽、成苗、分、抽穗，一天天长大，也自有一份乐趣。终于到了开花季节，接下来的事就是做手脚。具体的手脚就不介绍了。反正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周围的含羞草都闭上了眼睛。水稻一定要见到阳光才开花。大概在十点左右，原来合上的壳开始分开，六个雄蕊慢慢伸出同时散出无数的花粉。到十二点左右，虽然雄蕊伸得最长，最大，但花粉已全部散尽，显得苍白无力，耷拉着脑袋。而此时稻壳也开始闭上。 马向东挺积极，每天过了十二点，顶着中午的烈日，去瞄有没有开花了。等到刚开始开出稀稀拉拉几朵花。就用那已萎了的花去给人家授粉。我跟他讲了几次萎花无用论，他却不屑一顾，我行我素。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我自是成竹在胸。等到花开得最盛的那两天，我十点半左右到作案现场，也不用顶烈日，也不用担心花源不足，稳稳当当就把那事给办妥了。 1978年南繁结束后，赶回场部汇报完工作匆匆上阵，终于圆了大学梦。连里的其他知青也随之先后离开了农场。他们的命运仍然随着时代的浪潮起伏不定。 菊子独身至今，把所有精力投到了工作中，如今事业颇有建树。长脚继续搞运输，全国各地满世界跑。黄良则在仕途上不停地往前蹭。听说秦小龙从倒买衬衫开始，当上了一家相当规模的服装厂老总。小莲顶替她父亲进了一家供销社当营业员，前一阵子转制过程中提前退休了。大林和马向东仍在一家造船公司上班。至于我，大学毕业后考上了研究生，取得博士学位后去了一所大学教书育人。后来又去国外洋插队去了。
出生于江南小镇，童年在摘帽地主家庭中长大，略得封资修熏陶。“文革”初期随外公外婆一起被扫地出门，一度辍学。高中毕业后，去农场当知青数年，学到一应农活，至今受用。1978年考上大学，继而考上研究生。取得博士学位后去一所大学教书育人。后经不起诱惑，赴美留学，重温插队旧梦。现在硅谷一家半导体加工材料公司当研究员。注：《天涯忆旧时——海外知青文集》
由北京九洲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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