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农村的生活让我理解了为什么秦腔那样高昂、凄惨、苍凉，让人揪心。因为当地农民的生活就是那样痛苦，那样凄惨。那高亢、激越、凄美的曲调衬托着天蓝蓝地苍苍的黄土高原，有一种撼动人心的美。
三十年前，我在秦岭山区插队落户。从离开兰州到考上大学，虽然只有一年半时间，但是，这段生涯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影响着我后来的人生道路。 1977年是上山下乡运动的末期，我却搭上了它的末班车。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举国上下一片悲痛。曾被人们认为能够万寿无疆的伟大舵手突然离我们而去，大家一下都感到很茫然，不知中国将向何处去。随之而来的打倒“四人帮”，毛泽东亲选的接班人华国锋接管最高权力，更让老百姓陷入了新一轮的政治崇拜。只是这次崇拜的对象不是从湖南韶山冲走出来的毛泽东，而是山西交城的华国锋 我就是在中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刻高中毕业的。我们这代人，可以说是最不幸运的一代。在娘肚子里我们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严重营养不良；小学、中学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读书无用，造反有理，白卷英雄。当时甘肃的教育体制改革把传统的小学中学十二年制压缩成了九年，把秋季毕业改成了春季毕业。所以我和同学们于1977年1月拿到了“高中毕业证”。 当时的高中毕业生只有一条路，就是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人们好像已默认了这种命运的安排，一家几个孩子同在农村插队的比比皆是。大家唯一的想法就是早点下去，早点回来。当时我的姐姐和哥哥均已下乡，下面还有一个小我一岁多的妹妹。如果我留城，我妹妹就必须下乡。为了把这宝贵的留城名额让给妹妹，我茫然地报名下乡了。当时下乡是根据个人自愿组成十人左右的知青点，到与父母亲单位挂钩的农村去插队。我们当年毕业的一百多个铁路设计院的子弟就被一竿子赶到了离兰州很远，在甘肃、陕西和四川交界的徽县插队。 在高中班的基础上，我们比较合得来的十一个同学共组了一个知青点。六员男生是成熟干练的明、高大少言的建、冲动能干的伟、幽默滑稽的飞、喜欢嘲讽的潇，和永远长不大的刚。五位女生是热情宽厚的兰、大大咧咧的红、精明强干的玲、娇小玲珑的玉，和知足常乐的我。班长明成了点长，因为我当时担任副班长，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副点长。![]()
离家的前夜，父亲和我有过一次长谈。因我从小就是一个听话懂事的乖女，在学校没让父母操过什么心，父亲对我还是比较放心的，只是叮嘱我要对农村的艰苦条件做好充分准备。甘肃农村缺水干旱，盐碱地多，以自然条件恶劣著称，以后肯定要吃很多苦。他嘱咐我任何时候都不要悲观、失望，轻言放弃。要乐观、坚强争取好好表现，早点抽上来。要和点长一起负起责任，多照顾大家。如果有什么困难，尽早和家里联系。家，将永远是我的坚强后盾。 “知足者常乐”这五个字是当时父亲送给我的座右铭，也是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最大财富，它支持着我度过很多艰难岁月。我很感激我的父母，虽然他们没有权势和地位为我直接铺平人生的道路，却教会我怎样在艰苦的环境下自立生存：怎样在困境里看到光明，让自己的生活充满梦想和欢乐！ 徽县地处秦岭山脉，陇南山区，交通极为不便。我们要先乘火车到天水，再坐七八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徽县。走的那天，父母和妹妹都到火车站为我送行。虽然我的父母和大多数送行的父母一样，已在这车站送走了数个子女，但在火车启动的那一刻，母亲们还是忍不住失声痛哭，父亲们也忍不住热泪盈眶。而车厢内我们这一百多个第一次离开家的大孩子们也哭成了一团。大家都不知道，这一走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家，前面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 到了天水火车站，我们分乘早已等候的大卡车翻越秦岭山脉，向县徽进发。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前进，一边是险峻的悬崖峭壁，一边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山路盘旋曲折，峰回路转。我们在一次次的急转弯中，心惊肉跳，恐惧万分，也逐渐认识到今后的回家之路将会是多么艰难。 到了公社，这一百多个知青被分到不同的生产大队。幸运的知青就分在公社所在地，或紧挨着公路的大队；而我们则被分配到离公社还有二十里山路的郇庄大队。队里派了三辆马车来接我们。山路越走越窄，景色越来越荒凉，我们几人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年纪最小的玉趴在我怀里哭成了泪人。眼瞅着离村子越来越近，我强打笑脸对她说：“别哭了，村民都等着欢迎我们呢。我们这样哭丧着脸进村，他们会笑话的。我们要给他们留下个好的第一印象吧！” 万万没想到，进村时除了几个孩子围着我们的马车看热闹，到处静悄悄的，根本没有什么热烈的欢迎仪式。一进村就遭到冷落，我立即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后来我才知道，当地是半山区，可耕种土地非常有限，再加上雨水稀少，基本是靠天吃饭。遇上干早年景，收成更差。别说交公粮，连社员一年的口粮都维持不了。知青下乡给当地农民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因为从第二年起我们将和他们去争夺那点儿有限的口粮。因为农村缺吃少喝，没蔬菜、没油水，知青们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饿急了，社员们辛辛苦苦养的鸡、狗，生产队的果园就都成了他们扫荡的对象。我们村已经被老知青折腾骚扰了好几年，当地农民对知青的态度早已从欢迎变成了厌恶，但又没有办法拒绝。 就这样，不管我们自己是多么不情愿地走上了下乡插队这条路，一去我们就成了不受农村欢迎的人。这种心灵上的打击比艰苦的生活环境更残酷，为我们的知青生活涂上了悲剧色彩。 第二天刚放亮，我们就早早起身绕着村子转了一圈，想尽快了解我们这个新的家园。据老乡们讲，徽县地处秦岭南麓，嘉陵江上游，东邻秦川，南通巴蜀，西北紧靠陇原，处于甘肃、四川和陕西三省交界处。这里时常还有些雨水，在干旱贫困的甘肃农村算是个相对富裕的地区，遗憾的是郇庄地处山区，又是徽县中贫困的地方，而且处于半山区，交通非常不便，出门就爬山。 就这样，我们十一个人开始了插队生活！虽说我们像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们一样按长幼排好了次序，发誓同甘苦，共患难，但说起来我们还只是一帮十六七岁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孩子。 下乡后难倒我们的第一件事竟是做饭。我们这代人是在文革中长大的，家长大都受到冲击，上干校下牛棚，孩子们从十一二岁起就脖子上挂着钥匙，自己当家也都有一些生火做饭的经验，独立生活能力相对较强。我们每天留下一男一女做饭，队里给记工分，每个礼拜轮换。因我是副点长，第一轮就从我开始。 想想下乡前我时常在家蒸馒头、擀面条，这不就是多加几个人，给十一个人做饭嘛，我并没把这事太放在心上。开伙的第一天，我摩拳擦掌准备给大伙蒸馒头，但一生火就傻眼了。在城里烧的都是煤炉，农村用的却是烧柴草的大灶。那些刚刚劈好的柴火还是湿的，要用草来点。草烧起来虽旺，但也就一把火，不加新草很快就灭了。我就这样一会加草，一会续柴，弄了一灶房烟，脸上也黑一道，花一道又是汗水，又是泪水，别说蒸馒头了，一个小时连锅水都没烧开。建与我搭手，他也无计可施，急得我俩上蹿下跳，就差给灶王爷磕头了。实在没法，只好向隔壁的岳老师请教。他看我们两个手忙脚乱像两只花脸猫，不由得呵呵大笑！只见他把柴重新一架，把草放在下面一点，火就呼呼地烧了起来。原来架柴时怎样留出风道是很有学问的。慢慢地我也学会了引火，控制火势，总算把第一锅馒头蒸了出来。正因为烧大灶很难，我们在农村时没少吃夹生饭。 这下乡后难倒我们的第二件事就是挑水。我们村西头有一口六七米深的老井，不知为何，当地的农民不用辘轳，不但全靠臂力将一桶水从深井里拎上来，还要先凭技巧把水打入用绳子拴着的木桶内。这可不是个容易活，有时绳子甩了十几次，木桶还是漂在水面上，一滴水也打不上。好不容易瞎猫碰上死耗子，打满了一桶水，又常常因为臂力不够拎不上来，感到水桶要将你活活拖入井里，只好吓得放弃。 刚下乡我们都是五姐妹一起去挑水，大妞打不上水急得一头汗，再换二妞上。要是谁侥幸打满一桶水，众姐妹拉紧绳头一起往上拎。等打满两桶水挑回知青点时就更出洋相了。不是挑子太重起不了肩，就是跌跌跄跄水撒了一多半，甭提多惨！常常是我们挑水在前边走，村里的娃娃跟了一大串，唱着顺口溜，学着我们的狼狈样，叫你哭笑不得。 虽说随着岁月的增加，也能踩着秧歌点挑着两桶水健步如飞，但挑水始终是个令人发怵的活。再后来轮到你挑水做饭的时候，有人早早地帮你挑满了一大缸水，那就意味着有人喜欢上了你。 第三件难事居然是睡觉。那时用水不方便，常常是一月半月才能烧点水擦个身，洗个头。很快，一些啫血小动物就开始欺负我们的细皮嫩肉。特别是跳蚤，咬得身上到处都是包。白天上工干活倒也不觉得，一到晚上就遭罪了，全身痒得不行就想挠，挠得流血结痂就更痒，形成了恶性循环，想睡也睡不着。隔着墙，那边的男生也在噼噼啪啪地抓虱子，逮跳蚤，忙得不亦乐乎。 就这样，我们这些从未离开过家门的娃娃伙在城乡差别中挣扎着，适应着，一个个长得又黑又壮，慢慢地成熟了，长大了！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这些在“文革”年代接受小学、中学教育的学生们学过不多的几首古诗词之一。这诗中包藏的深刻含义是在我当知青后才真正体会到的。 每天天刚蒙蒙亮，也就早晨五六点钟，副队长就到知青点来叫我们上工。我们一个个从美梦中惊醒，揉揉惺忪的睡眼，穿上衣服，拿上农具，不洗脸，不吃饭就上早工了。干到九点多钟，下早工回到知青点，才洗脸，刷牙，吃饭。大概休息到十点多钟再去上工，这一去要干到晚上天黑。下午三点多钟，队里会统一给下地的人送一次水和小米稀饭什么的填填肚子，大家也可借机在地里休息一会。一天下来要在地里干十几个小时。除了生大病，都要出工。有时女生碰到倒霉，肚子痛得要命，也还得咬牙去。因为只有好好干，留个好印象，今后队里有招工、招兵、上大学指标时，你才有可能被推荐，并藉此逃离农村。 开始时，一天干下来真是腰酸背痛，骨头架子都要散了。手上、肩上也出了血泡，握农具时真是刺骨揪心地痛。每天下工后，大家都累得步履歪斜地回到点里，吃饱饭倒头便睡。即便白天的田间休息，累得也是不管田里有多脏，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争取休息片刻。 农村忙，最忙不过夏收。麦子一旦成熟了，就得在最短的时间内抢收回来，脱粒入库。否则若是遇到暴雨冰雹，把麦粒打落，一年的辛苦就白费了。即使将麦子从地里抢收回来，也要赶紧脱粒、晒干、入库。否则遇上下雨，麦子受潮长芽，不仅交公粮时过不了关，自己留下来吃也是粘牙，难吃极了。所以这麦收的一个月全村男女老少真是没日没夜地干，白天在地里割麦子，将割好的麦子背回来；晚上就挑灯夜战，在场上向脱粒机里送麦捆。困得实在不行，就随便在场上找个地方眯一觉。记得有一次我实在困急了，偷偷藏在麦垛里睡觉，差点被他们把我叉起来送入脱粒机。割麦子是个苦活，要一人守住一垄弯腰向前割，割好一抱就势打个捆，放到地上，再向前割。我们知青被社员夹在中间，一大排人一起向前割。听到旁边的社员刷刷地向前割，我们这些新手就更是忙得连直一直腰，擦一把汗的工夫都没有。一天的麦子割下来，腰像要断了一样。割好的麦子，不管是多远的路，多高的山，还得把它们背回来。 第一年麦收时，有一次在一片很陡的山坡上割麦子。割好的麦子有的在山坡顶上，有的在山坡下。由于我们走陡峭山路的技术还不过关，几个女生一商量就决定从山坡下比较平的地方给表子打捆上肩。没想到刚打了一半，就被队长盯上了。只见他骂骂咧咧地走过来说我们偷懒要滑，要我们把打好的麦拥卸下来，到山坡顶上重来。望着那陡峭的山坡，我们一个个心里直打怵。作为副点长，我硬着头皮去和队长交涉，希望他能看着我们是刚下乡，走山路不习惯的女娃娃份上放我们一马。没想到队长一口咬定我们既插队到农村，就得和社员一样，不能搞特殊化。还说什么我们下来抢了他们的口粮，弄得村里粮食不够吃，干起活来却连个毛娃娃都不如。虽说我百般乞求，他就是不松口。一气之下，我心一横就爬到了最高处，把麦捆在背架上打得和小山一样，要边上的社员帮我上肩。旁边的女生和社员一看都傻了眼，劝我别和队长斗气。而我也是和队长整上了牛脾气，心想：你不是非逼着我背吗？我今天就背给你看看！说我们下来抢了你们的口粮，你当我们愿意啊？被迫远离父母来到农村吃这份苦，我们的委屈又有谁能理解？ 颤巍巍的我把那小山一样的表子背起来，一步三晃地慢慢向山下走去。队长一看这架势也傻了眼，赶紧使个眼色让两个社员在后面跟着我。那背上的麦子真像座山，压得我深深地弓着腰。我小心翼翼地顺着小路向山下走，头上的汗像雨点一样流下来，让我睁不开眼。不知走了多远，我腿直发软，脚下一绊就沿着山坡滚了下去，好在没滚多远就停住了。我躺在地上，那身上的痛，心中的委屈一起涌来，忍不住失声痛哭。那两个社员一看我滚下去了，吓得放下身上的背架，赶紧跑过来救我。还好，除了腿上被撞破了几处，血红一片，筋骨倒没被伤着。休息了一会，我强忍着腿痛，还是将麦子背回了村子。从此，我的犟脾气在村里出了名。不过，从那以后，队长也对我们知青客气了很多。 农田里的劳动是艰苦的，也是枯燥的。为了缓解那每天难熬的劳动生活，我们就一边在地里干活，一边唱歌，将会唱的歌一遍遍地唱过。这样日子会过得快一些，也给我们贫乏的生活带来一些快乐。我们唱当时流行的知青歌曲，也唱那些伴随我们长大的革命歌曲、苏联歌曲。我的嗓子就是在那黄土高原上这样放声歌唱练出来的。 当地的农民则唱《秦腔》，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那产生于秦岭高原的秦腔。它既有西北原野那种“天苍苍野茫茫”的浑厚深沉、悲壮高昂、慷慨激越的风格，又有缠绵悱恻、细腻柔和、轻快活泼的特点。当地农民往往是根据当时的环境人物，自编自唱。唱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唱生活的艰辛和无奈。在西北农村的生活让我理解为什么秦腔那样高昂、凄惨、苍凉，让人揪心。因为当地农民的生活就是那样的痛苦，那样的凄惨。不过，那高亢、激越、凄美的曲调衬托着天蓝蓝地苍苍的黄土高原，有一种撼动人心的美。 这样的艰苦生活磨炼着我们的身体，也从心理上帮我们一步步地走向成熟。它让我们真正切身体会到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在这片黄土地上的艰辛和苦难，也让我们认识到这些世世代代吃苦耐劳的农民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未完待续）
生于三年自然灾害，成长于“文革”荒诞年代，1977年初赶着上山下乡的末班车到甘肃徽县插队。1978年有幸考入大学。后来跨洋出国，游遍欧洲，来到美国。如今在大学里做生物安全方面的工作。回想往事，每每忘不了当年一起插队的战友们。注：《天涯忆旧时——海外知青文集》
由北京九洲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宪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