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见箱子底下盘着一条银环蛇，正看着我吐舌头呢，吓得我一个箭步蹿出门外，高喊：“救命呀！有蛇呀！"……我想冲进教室，被监考老师拦住，“你迟到了，要取消考试资格。”我一听，眼前一黑，一个跟跄就要摔倒，老师赶紧扶住我，大概我那张绝望的脸很可怕，……当年的经历，使我相信祸福相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1975年，我高中毕业，毕业前，学校要求人人都要写决心书，表示自己要求上山下乡，表态才能过关。我对这种虚假的做法感到非常厌恶，就称病在家不去学校，没有写决心书，结果落了个政治不及格，连毕业证书也没拿到。 可是，即使我没有写下乡决心书，即使我的哥哥姐姐当时都已经下乡，按照政策我应该留城，却因为家庭成分不好，父亲被专政，我还是逃脱不了下乡的命运，毕业不到两个月，就被注销了城市户口，分派到番禺县一个叫沙南的海岛上。 沙南是坐落在狮子洋边上的一个小岛，那个地方虽然离广州不远，交通却极为不便，中途要转两次车，过一次渡，然后再坐船出海，大船驶到沙南岛附近，没有码头，不能靠岸，停在离岸200米远的海面上，靠一艘小艇摆渡接客上落。短短几十公里，要花六七个小时才到。 第一次来到那个地方，从大船过到小艇，艄公吱吱嘎嘎地摇着，小艇晃晃悠悠地把人送到岸上。登上海堤，极目远眺，长长的海堤蜿蜒着向前延伸，好像没有尽头。海提外，是烟波浩渺，天水相连的狮子洋；海堤内，是一片片开阔的农田和甘蔗地。远处，零星地散落着几个村庄。 整个沙南岛作为一个大队，各自然村落就是生产队。我被分配到沙南五队。一条河涌沿村而过，通向大海。村里人吃的用的，全靠这条河。受海潮周期的影响，沙南岛的河涌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半年流河水，半年流海水。因此这里的人半年吃用淡水，半年吃用海水。 天用海水的滋味可不好受，用海水烧出来的饭往往是难吃的夹生饭，喝的水总是咸的，用海水洗的衣服，干了以后感觉还是潮的。由于海水难吃，当地很多人会花上一天的时间，撑了小艇去运淡水，当然是只给自家人享用，这个季节的淡水比油还金贵。知青一无运具二无技能，只能每天海水度日。 沙南种水稻和甘蔗，冬天还种一季麦子。种水稻和麦子的事就不说了，单表种甘蔗。这种甘蔗的活绝不比种水稻轻松，甘蔗种在垅子上，垅子之间有约一米宽一米深的蔗沟。从蔗苗种下到收甘蔗当中有很多工序，其中一道上肥，就是把沟里的烂泥挖上来，垒到甘蔗上，要垒个一尺半尺高，一根一根都要捂个严严实实。据说垒得越高甘蔗长得越粗，产量越高。干这活就变个泥人，收工后大家是先跳到河涌里洗了再回家，男人好办，洗好了，赤膊回家。姑娘大嫂们，在河涌里洗了衣服洗了头，衣服湿湿腻腻地贴着身子往家走，不过反正大家都一样，我们也很快就习惯了。 甘蔗生长的过程中要剥叶子，让主干晒到太阳，甘蔗才会甜。剥甘蔗叶子是最苦的差事。甘蔗叶子的边缘是锯子形的，叶子又干又硬，一不小心，就会割破衣裳割破皮肤，一天下来，这两双手跟手臂，便伤痕累累，就像红色娘子军的吴清华被打的一样。 收甘蔗还是同样辛苦。先用锹把甘蔗连根挖起，一扎一扎地起来，扛到艇上运走。我每次只能扛七八十斤，男劳力则是一百多斤的甘蔗一下扛上肩头，连续跳过一二十个蔗沟才到河边，这时还不能歇气，再要把甘蔗卸到艇上才算完事。一块跳板只有三四十公分宽，一头靠在沟边，一头靠在艇边，随着风浪摇晃。人扛着甘蓝踏上去，一步一颤，步步颤颤才把甘蔗卸到艇上。几乎每个人都有过中途掉进蔗沟里或最后从跳板上掉下去的经历。 那里没有山，缺少树木，烧饭等燃料全靠甘蔗叶了。甘蔗叶子还是搭茅寮的主要材料。村里人大多住的是茅寮，砖头房子很少见。这茅寮是用几根木头撑起一架子，房顶和墙壁用甘蔗叶子搭成，地面悬空，用木条板拼凑，透过板与板之间的隙缝可以看到底下潮湿的泥地。走进茅寮，里面昏暗少光，地板叽叽作响。这种茅寮据说可以防潮，冬暖夏凉，好处多多，不过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一旦火烧起来，那一定是彻底完蛋，曾有过整个村子都烧光的。 这里的大娘大婶大嫂个个腰上都系着一条镀镍的铁链或铝链，腰包拴在链子上，里边装着全家的银子财宝，就是因为担心家里失火被烧掉。我们刚去时，男知青也住这样的茅寮。![]()
那地方的另一特色是蛇特别多，金环蛇、银环蛇、竹叶青、饭铲头(眼镜蛇)、水蛇等等。走夜路一般都拿一根竹竿，拍打着地面往前走，这样可以把横在路上乘凉的蛇赶走。收工后跳到河里洗澡，有时候也会看到蛇在游泳。男知青们住的茅寮，晚上睡觉时听见房顶嚓嚓响，问老农怎么回事？被告知是蛇追吃老鼠，房顶就是战场。 刚下乡时，因为只有我一个女生，被照顾到一家新盖了砖房的老农七叔家实行三同。当时村里只有两家砖房子。七叔腾出一楼一间放工具的杂物房，让我住进去。我在进门靠左边放了一张床，在对面靠墙的地上垫了两块砖头，上面放个木箱子这就是全部家当了。 一天收工回来，靠着床头刚刚侧身蹲下，觉得有什么不对，回头一看，只见箱子底下盘着一条银环蛇，正看着我吐舌头呢，吓得我一个箭步蹿出门外，高喊：“救命呀！有蛇呀！”七叔的儿子阿秋跑过来，看到有蛇，赶紧帮我喊他阿爸。过了好一会儿，七叔才走过来，见我还是一幅惊魂未定的样子，很有些看不起，觉得我大惊小怪。七叔随便找了一根竹竿，往环成儿圈的蛇中一穿，就把蛇挑了起来，扔到河涌里去了。这里的农民除非是专门的捕蛇手，一般不打蛇，据说是打蛇不死七世冤，蛇会找你算账的。虽然七叔把蛇挑走了，我还是吓得一个星期没敢在那屋里过夜。 我们第一批来的知青都在农民家里搭食。我吃住都在七叔家。七叔家有八口人，七叔七婶加五个孩子，上面还有一个老母亲。当时规定知青第一年下乡每月有八元钱的生活补助，我把这八元钱如数交给了七叔。那时候在农村，每月有八块钱的伙食费应该是不错了，可是我在七叔家搭食将近一年，从来没有吃饱过。他们家每天吃两顿，每顿必有一碟咸菜或榄角，这榄角是乌榄用盐腌的，吃多了胃疼。我们那是水乡，肉虽难见，鱼虾倒是常有，再就是自留地的瓜菜。看起来，桌上也摆着两三碟子菜，可是，除了小孩，大人们都极少去碰菜碟子；要夹菜也是咸榄角，大家都只是低头吃饭，弄得我也不敢轻易动筷子夹菜，只好加快速度，默默地吃完一碗几乎没有菜的白饭，就逃也似的离开饭桌，他们也才如释重负，重新开始吃饭。时间长了，我自然饥饿难当，回家过年时，就带了一个小煤油炉来，偶然在自己的房间里做点面条之类，哪知却由此而引出一段是非。 同我一起插队的还有三个男知青，其中有一个叫阿辉的，他知道我带了个煤油炉来后，有一天开工的时候，他在田头对七婶说：“你一分钱一分钱地攒起来的血汗钱，好不容易才垒起来的新砖房子，被她用煤油炉一烧，烟就会把你的房子整个给熏黑了，这房子还能要吗？你怎么能忍心自己的房子被她这么糟蹋呢？”被他这么一挑唆，七婶整个人跳了起来，大声地骂我。我被气得差点昏过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事后越想越悲愤，跑到海堤上没人的地方痛哭了一场。但也从此不敢再用煤油炉了。 为了解饿，只好买点饼干，从家里带些炒米饼之类的干货来充饥，偶尔还到邻队女知青那里蹭饭。有一天午饭后，我回到自己房间，正准备吃饼干的时候，赫然发现七叔的老母亲站在窗外窥视，满脸皱纹的老脸紧贴着窗口，张大嘴巴，正瞪着眼睛往里瞧，着实吓了我一大跳。那以后，就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吃东西也要小心翼翼地偷着吃。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过了一年，直到成立了知青集体户，盖了知青房，我才被解放了。搬出这间小屋子的时候，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第二年，又来了三个知青，二男一女，和我们先一年来的，七人成立了集体户，不过其中一个断续只待过不到三个月，所以实际上是六人的集体户：青、辉、强、新，萍和我。 青是我们户长，说话有条理，办事利索。几个知青当中，数他力气最大，选他当户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只有他能压得住。我们集体户虽然只有六人，却有两位难缠的主，一位是前面提到的辉，一位是强。 辉的外号叫钱广，钱广是电影《青松岭》里的反面人物，意思是一毛不拔，“心眼没有针尖大”。他很自私，凡事斤斤计较，爱贪小便宜，还爱挑拨是非。我们在农民家里搭食的时候，八元钱的生活费，他只交给房东五元，弄得他的房东很有意见。他还经常为很小的事情与别人过不去，比如生产队分蔗糖，他会很在意秤杆是高还是低，蔗糖是干爽还是受潮。集体户用大锅烧饭，他总是抢先盛，专挑当中松软的饭心，留下边上锅底干焦的给别人，平时就连多挑一桶水，多洗一个碗也要计较。不过辉干活倒是不惜力气。 强年纪小，下乡后才过16岁的生日。可是，却已经少年劳教过一次。他专门干些偷鸡摸狗，调戏妇女的缺德事。他老爸拿他实在没办法，就把他送到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刚来时，他倒也规矩了几天，可是没多久就原形毕露，用弹弓射老乡的狗和孩子，诱骗几岁的小女孩，让他摸一下给几分钱，以此取乐。沙南岛民风朴实，这种伤风败俗的行为当然受到严厉谴责。阿强很快成了全村乃至全大队闻名的神台猫屎——神憎鬼厌，大家像防贼一样地防他。 辉和强两人互相看不惯，一对冤家，经常发生摩擦，平常我们多躲开不理，直到两人闹得不可开交或者影响别人的时候，阿青就出来摆平，而且往往是用拳头压服。 阿新瘦瘦的，像个账房先生。他很聪明，象棋下得特别棒，沙南岛上无敌手。我们开玩笑说阿新吃饭不长肉，都长智慧了。刚来时，阿新名副其实的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从河涌挑一担水到集体户厨房，不过五六十米，阿新弯弓驼背，像只大虾米似的挺着两只水桶，摇摇晃晃的样子实在可笑。不过阿新知识很丰富，我和他最谈得来。 另一位女同胞是萍。她说话慢声细气，很会跳舞，平常总是一副娇柔无力的样子，依赖性特别强。晚上一个人走路要我陪，上厕所要我陪，洗澡时也要我站在外面把守。她胆子还特别小，一点小事就发出尖叫，为此，辉和强常拿她来开心。 我们的知青房是砖头的，不过并不是村里要照顾我们，而是因为村里人害怕知青引起火灾。 在农民家搭食时，吃不饱的不光是我，男知青更是饥饿难当。到了后来，知青人人都带了煤油炉来煮食。可是，他们住的是茅察，村里的人知道了非常担心，万一这帮毛头小子不小心弄着火了，就有可能连累一村子全部烧光。因此，村里决定帮知青另盖房子。反正当时有知青拨款，也不用队里出钱。打泥砖烧窑，盖房子砌砖头，全是自力更生。每天由生产队派工，社员动手，阿青阿辉也没少参加。不过由这些毫无经验的人造出来的房子，质量可想而知。但是比起茅寮，比起寄人篱下，我们已经非常满足了。 新的知青屋分两处，男屋和女屋相隔一块田，男屋有两间大房子，女屋是一间大房子，每个大房子当中再用甘蔗叶子做挡板分开两间，女屋的斜对面又建了一个厨房，离厨房七八米远的地方，用甘蔗叶子搭起半人高围墙的厕所，洗澡房就在女屋的旁边。所有房子都是木板窗，洗澡房没有门，用的时候就把一块门板挡在门口。 我们六人生活在一起，酸甜苦辣，一言难尽。生产队在插秧，割稻子，收甘蔗等农忙季节，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派工。我们集体户就是一个单位。 集体户是大家轮流做饭。中午、晚上两顿，当值的不是不用开工留在家里，而是收工回来再为大伙烧饭。而收工回来，一身的劳累，还要为大伙做饭，当然不情愿。可是更不想做的事是饭后收拾，吃完饭以后，饭气一上头，那是一动也不想动了。开头规定做饭的负责收拾，可是有偷懒的不干，留到明天，只好明天当值的来收拾。做饭不敢偷懒，收拾就打马虎了。因为谁敢偷懒不做饭，大家收工回来，饥肠辘辘没有饭吃，那可是犯众怒，要挨揍的，或者是罚不给一顿饭吃。而饭后不收拾不同，饭后大家都没了斗志，只想早点休息，各自散回到自己的屋里，倒霉的只是明天当值的，不会引起公愤。 因此饭后一片狼藉的事情屡屡发生，以致发展成为最令人头疼的矛盾。为解决这个问题，大家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有一绝招，是围在粪缸边上吃饭。那粪缸是个一米口径的大缸，半截埋在土里，上面搁两块板，粪缸里的蛆(我们那儿叫屎虫)成千上万，缸里缸外全是蠕动的屎虫，还有那熏人的臭气。游戏规则是大伙拿着饭碗往这粪缸边上站着吃饭，谁最先熬不住离开了，谁洗碗刷锅。就这样，大家宁愿受罪，也不愿意洗碗刷锅。那年头，可真够荒唐的。 记得有一次收甘蔗，我们六个人包一片，大家分工，辉负责用锹放倒甘蔗，其余的人把甘蔗拥起，扛到大艇上。萍扛着甘蔗跳蔗沟时，连人带蔗掉进沟里，就坐在地上哭了很久。已近傍晚时分，农民们都陆续收工回家了，我们还有两垅地的甘蔗没有运完，辉在那里大骂萍不中用，连累大家收不了工，强躺在地上学萍的样子装哭状，我已经劝过萍几次了，这时只好又走过去，连哄带吓地说她：“别哭了，人人都有过掉到沟里的体验，跌倒了，爬起来就是了，谁像你呀，哭这么长时间，哭有什么用，快起来把活干完了大家都可以收工，不然大家走了，剩下你一个人不管啦。” 辉见我这么说就越发起劲了，说：“对，别理她，剩下的都是她的，我们的份额已经干完了，大家走。”这时青和新也来了，大家聚在一起，辉和强吵着要走，还是阿青发话：“萍不要哭了，辉和强也不能走，大家一起干完再收工。”可是辉还是坚持要走，而且已经走出好远了，青大声地说：“你敢走，今晚就没饭吃！回去我再收拾你！”我和新也劝辉回来，他极不情愿地回来了。那天，我们很晚才收工。以后，辉坚决要求生产队只给阿萍分一半的工作量，阿萍也认为还是这样好，宁愿少拿工分。 萍因为干活总是落在别人后面，阿青经常帮她，一来一去，两人就好上了。青小心地呵护着萍，萍也是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什么事情都依赖着青。我倒是从阿萍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了。只是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他们两人经常在萍的房间里，甘蔗叶子做的墙壁只能障目，却一点也不隔音，从萍房间里传出来的打情骂俏声，常常听得我头皮发麻，我只好躲出去找村里的姐妹，或者去邻村的知青处。为避免尴尬，回来时，我总是在老远的地方就高喊：“阿萍开门"。他们对我的识趣还挺感激的。 可是，我和萍也有过一次不愉快，那时个人没有隐私，我的东西放在哪里她都知道，她的东西放在哪里我也知道。春节从家里回来时，大家都带了些饼干糖果。有一天，我收工回来，她对我说：“刚才大队宣传队的人来玩，他们把你的糖果吃光了。我随口问了一句：“你的也吃完了？”她说：“没有，他们说我的不好吃，把你的找出来吃掉了。”我一听就火了：“他们如何知道我的东西放在哪里，你不拿出来他们怎么敢到我这边来翻东西？你舍不得自己的，倒拿我的东西来慷慨，岂有此理。”阿萍面红耳赤，嚅嚅地说：“那我赔你吧。”我说：“这不是赔不赔的问题，做人不能这样。”不过事后想想也真没有意思，反而显得我很小气似的，让我更觉得窝囊。 我们在知青屋后开垦了一块小自留地，辉因为是菜农出身，很会种菜。我们也称赞他，请教他，阿辉觉得很得意，就更加卖力气。我们种过的菜有豆角，荷兰豆，丝瓜，白菜，通心菜等等，豆角长得最快，一夜之间可以猛窜一巴掌长，所以种豆角特别有成就感。通心菜的生命力最强，只要不连根拔掉，摘了很快又长出来，反复摘，反复长，而且省力，基本不用打理。我们那阵吃得最多的就是通心菜。 我们还曾经自己动手，改良过水质。开头我们也是像当地人一样，取了河水就直接用来烧饭烧水喝了，但是河水打回来放在缸里，第二天总是有一层泥沉淀下来，如果是雨水天，河水就更加浑浊，我们就想办法，用沙和碎石，做了一个三级过滤池，过滤出来的水就清晰多了，后来村里的农民们也向我们取经，多数家里也都做了三级过滤池，可以喝到比较干净的水了。 在集体户里一起生活虽然吵吵闹闹，打架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不过大家都不记仇，往往是过一会或者第二天又在一起说说笑笑了。开心的时候也很多。我们最盼望的是下雨天，这样生产队不开工，我们就可以下棋，打扑克，睡大觉，到邻村串门或者接待来客，更多的时候是聊天。平常大家坐在一起吃饭时，总是议论着今天发生的事情，村里的事，道听途说的事，国家大事，七嘴八舌，天南海北地吹呀，其乐融融。 斗转星移，后来大家招工，上学，都离开了沙南。我上学后再也没有和他们聚会过，只是听说青和萍回城后分手了，青被安排到肺结核病院当锅炉工，所有人当中，他的失落感最重。萍回城不久跟本单位的一位医生结婚了，可是后来又离了婚，再嫁给了一位比她大二十几岁的香港客。强习性难改，又被抓去二进宫了。辉安排在我妈的单位，脾气倒是改了很多，老老实实，再没怎么惹是生非。新考取了中专。再后来我出国了，我妈退休后，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 农村的日子单调而漫长，艰苦的生活更让我们怀念城里的时光，想念温馨的家，眷恋那块生我养我的地方。没有人甘心一辈子修理地球，大家都渴望着改变，渴望着转机…… 1977年的夏天，传来了恢复高考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机会来了！知青们奔走相告，人人欢欣鼓舞，个个想藉此改变命运。可是那时正值夏收夏种双抢季节，每天夜里三四点钟开工，到早上十点十一点钟休息。下午四五点钟再出工，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收工。割稻子，累得腰酸背疼；扬谷子，胳膊酸麻得抬不起来；挑禾竿、扛谷子，肩膀被压得又红又肿，每天累得趴下就不想起身。就是想复习也找不到教科书。而且，上面有指示，农忙季节，知青没有特殊情况一律不准回城。高考的希望一下就黯淡了。 沙南水乡还有一种粮食作物——木薯，属于大戟科木本植物，生长快，半野生种下去基木不用管理。煮熟了的木薯粉嫩甘甜，比芋头还好吃。不过木薯含有氢氰酸，按照材料上介绍，一定要去皮浸泡一天一夜，反复换水方可食用，否则会引起木薯中毒，严重的甚至会死亡。但是，村里人都是去皮以后，洗一洗就煮来吃了，也没有见谁中毒，因此谁都没当回事。 有一天，上午收工回来，我又累又饿，坐在门口歇气。村里要好的姐妹阿花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糖煮木薯，我就一口气吃了下去。没过多久，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上吐下泻，天昏地转。朦胧中，只觉得难受，知道自己在吐，有人晃动，其他就不记得了……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虚得要命，浑身没有力气，抬手似有千斤重，手指全瘪下去了，内脏就像被掏空了一样，除了难受，还是难受。四周静悄悄，没有一个人影，我在哪里？该不是做梦吧。依稀记得我仿佛上了一条小船，摇摇晃晃漂啊漂的，眼前一层层水气，四周一片白茫茫，悠悠地不知身处何方。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阿萍收工回来，她看见我醒了，很惊喜。过了一会，阿花也来了。我才知道，自己已经昏迷一天多了。阿花看着我就哭，我也哭了。萍告诉我，阿花给我灌了大量的糖水，昨天一直陪着我，我拉的吐的全是阿花收拾的，昨天她连工也没上，今天才去出工。阿花是吓坏了，要是我死了，她可没法交代了。可是，我拉着阿花的手，心里只有感激的份。 我在床上又躺了两天，知青带队干部知道我吃木薯中毒，来看我，我趁机提出回家治疗的要求，因为我们那里只有公社卫生院，到公社坐船也要4个小时，而且船一天只有一个来回，去公社还不如回广州。带队干部看见我因脱水，整个人都落形了，也怕万一出事不好交代，就同意了。 没想到，我就这样大难不死，因祸得福，回家复习功课，赢得了最宝贵的3个月时间。 回家后，我才知道，大姐也想考大学。她是老高三，很有基础，可是她已经结婚，有了两个孩子，姐夫是工人，死活不同意她参加高考，她只好断了念头。大姐流着眼泪把她准备好的复习资料和以前的高中课本全都给了我，对我说：这是我的希望，现在寄托在你身上了。 在家里，父亲为我补习化学。我再找到高中时的老师，教物理的班主任张老师和教英文的罗老师都全力相助，每天晚上给我进行精心辅导。那三个月里，我日夜奋战，头脑里塞满了公式、作文、分子式。这一辈子，我拼了命学习的日子，就数那三个月。啊，那难忘的日日夜夜，没齿不忘的恩师们！ 转眼到了10月，高考来临了。我们的考场设在公社中学，那年一共考4科，语文、政治、数学，物理和化学并为一科。我寄住在母亲同事的一个亲戚家里，离考场有十分钟路程。按照规定要提前五分钟进考场，迟到取消考试资格。 记得第二天下午考政治，中午吃完饭，我想放松一下，眯眯眼，就跟大舅妈打招呼，如果我睡着了，半小时后叫醒我。谁知道我太累了，一下竟然睡死了。大妈看见我这么辛苦，不忍心叫我，这一觉睡到1点27分。离考试只差三分钟。我醒来，一看钟，哎呀一声惨叫！跳起来就往外冲，十分钟的路程四分钟飞奔到学校，可是已经晚了！虽然还没有发卷子，大家都已经坐好了。我想冲进教室，被监考老师拦住，“你迟到了，要取消考试资格。”我一听，眼前一黑，一个跟跄就要摔倒，老师赶紧扶住我，大概我那张绝望的脸很可怕，他看着我，犹豫了一下，说：“算了，你还是进去吧。”这轻轻的一声，对于我简直就像死刑犯遇到大赦，溺水人抓住救命舢板，也化成了一股神奇的力量，我走进教室，思路从来没有这么清晰过，做试题也从来没有这么顺手过。做完了，我反复检查两遍，看钟还有半个多小时，实在坐不住了，就起身第一个交卷，走出教室，对监考老师说：“老师，我真想给你磕头，从心底里谢你了。”他还我一个微笑。 考完试，我焦急地等待考试结果，很快，高校最低入围分数出来了，256分。接着，分数下来，我考了公社第一。这消息还是我母亲第一个知道的。有道是无巧不成书，母亲参加巡回医疗去我们公社时，在船上听到坐在旁边的人议论着，提到我的名字。母亲用眼睛瞟了一下那人手里的纸张，看见第一个就写着我的名字，不禁问了一声：“你们在议论什么？SK怎么了？”那人说：“你认识她？”母亲说：“那是我女儿。”那人说：“恭喜你了，你女儿考了我们公社第一名。”母亲欣喜若狂，第二天就把喜讯带给了我。我知道后也按捺不住激动，跑回广州对老师说：“老师我考过300分了。” 两位老师听了都很高兴，不过也都劝我别高兴得太早。因为我的父亲还带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政审比考试更令我心悸。虽然华南地区的最高学府中山大学和华南工学院都只要280分就可以入围，我最希望学医，可是我知道重点学校和医学院的政审严格，我是过不了关的。人家都争取上重点，而我却退避三舍，填志愿时选了三个极不显眼的学校。 父亲难过地对我说：“是我对不起你，连累你们了。”可是，这怎么能怪父亲呢？反革命的帽子可不是他自己选的呀！再说，化学50分满分，我考了49分，这全是父亲的功劳。 政审调查是一位带队干部邓老师做的，调查回来后他对我母亲说：“放心吧，我尽量挑些轻微的材料送。我也衷心希望她能上大学。”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 等填志愿、体检都忙完，我又回到知青屋，重新日复一日的劳作，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直到有一天，供销社的老伯看见我，对我说，你有一信，好像是什么通知书。我一听，立刻飞快地跑到大队部，果然是学校的录取通知。我拿起这大学入学通知书，当着许多人的面，毫无顾忌地哭了！是啊，有什么比这更来之不易的呢。 我们大队有13个生产队，近200名知青，加上回乡知青和应届生，参加1977年高考的有300余人，只有3个知青考取。我是第一个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成为当年知青中离开沙南的第一人。 临走那天晚上，集体户的农友加上带队干部给我饯行，以水代酒，互道珍重。大家祝福我前程远大，我也祝大家早日返城。邓老师深情地说：“别忘了这一段经历，别忘了大家，别辜负了我们的期望。”我也发自肺腑地说：“不会忘记，想忘也忘不了。这段经历，你们大家都已在我的心中打下了烙印，直到永远。” 当年的经历，使我相信祸福相依。如果没有吃木薯中毒，我也许永远也上不了大学；能上大学，并不是我比其他人聪明，只能说我比较幸运。没有父母的谆谆教导，没有老师的悉心栽培，没有相识和不相识人们的鼎力相助，我不可能有命运转机。我要感谢苍天，感谢大地，感谢一切给过我帮助的人们，更要把我所得到的关怀和爱，反馈社会，回报世界。沙南海岛知青户合影
生长在南国广州，1975年下乡插队，1977年考上大学。苏州四年寒窗，毕业后被分配到佛山，1988年东渡日本，现在日本某公司就职。爱好园艺，业余时间怡情于自家庭园，热心环保。注：《天涯忆旧时——海外知青文集》
由北京九洲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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