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没有希望的生活，没有前途的明天，是当时的知青生活中最压抑，最难以忍受的部分。而这些又造成了多少悲剧……
我下乡的时候，虽说毛主席变成了华主席，但中国的一切仍然沿着毛泽东的轨迹运行。对于我和中学同学来说，毕业后除了下乡插队，并没有其他的选择。临走前母亲一边默默地为我准备行李，一边忍不住背着我偷偷地抹眼泪。想着我们三个孩子都在农村，而且天各一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她身边，怎能不让她这个当母亲的伤心难过。从她看着我的眼神里我能感受到她心中的那份伤痛，能感受到她因为不能帮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家下乡，插队远行，对自己的自责和痛苦。 那个年代，楼院的大人们晚上聚在一起，谈论的大都是从各个渠道听来的知青政策的可能改变和从各个知青点传回来的小道消息。当时上山下乡已经进行了十年，由于看不到希望的前途和不能掌控的命运，很多知青在想家、空虚、苦闷中挣扎。为了减轻精神上的痛苦，有人在抽烟喝酒中麻醉自己；也有知青在那孤独无助的生活中谈恋爱、找朋友，以寻找彼此的安慰；而为了争取那难得的上调名额，也有知青在知青点里钩心斗角，反目成仇。随着上山下乡涉及的知青人数和家庭越来越多，那传回城里的坏消息也越来越多。从有的知青熬不过那苦闷的日子自杀，到有女孩在农村谈恋爱怀孕偷偷回城里来打胎；从有的知青点打群架致残，到普遍存在的知青抽烟喝酒……这些时时传回来的坏消息，让城里这些知青的父母们格外地挂牵着那些下到农村去的孩子们，成天提心吊胆，寝食难安。 走之前父母对我说，“你才十六岁，就要离开父母，去农村独自闯荡了。从今以后再苦再难，一切就都要靠你自己来应付。农村的生活条件不比家里，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就这样带着他们的叮咛和嘱咐我来到了农村。刚下乡时，除了艰苦的生活环境和每天的强体力劳动让我难以适应，最难受的还是精神上的空虚无聊和前途的不确定。那时的知青政策变幻无常，没人知道我们会在农村待多长，住多久。那没有希望的明天，让所有的苦，都变成了不堪承受的折磨。只有麻木自己，过一天算一天，听天由命。 我们村子没电，一到晚上漆黑一片，寂静无声，真不知该做些什么。那时候真想家啊，晚上吃完饭，大家就坐在黑暗中想着远方的家，互相聊着以前在城里的那些趣事，想父母在家里正在做着什么。想家想得厉害了，有人就开始抹眼泪。常常是一个女生的眼泪就能把我们大家都惹得伤心一场。那时也常常给家里写信，在煤油灯下记日记。不管是点里谁接到了家里的来信，都会念了一遍又一遍，希望从中找到一星半点知青政策改变的消息。 晚上无事我们常常在月光下随着飞的口琴声一起唱歌，唱那些过去的老歌，和刚刚学会在当时的知青中流传很广的知青歌曲。这些知青歌曲大都曲调凄凉，歌词也都悲观伤感，让人唱得伤心落泪。记得有一首《火车呀火车你慢些走》，这样唱道： 虽说大家都很苦闷，也不知今后的前途在哪里，这样的日子要过多久，但仍然和村里的农民一起，过着天不亮就起床，天黑了才收工的生活。![]()
一天我们正在苞谷地里锄草，常驻公社的知青带队干部匆匆赶来，把红从地里叫走。从他那严肃的面孔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下工后赶紧跑回知青点，看到红正在那里低头整理行包，准备回家。一看到我们，红“哇”的一声就扑进了我的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嘴里还喊着：“姐姐，姐姐啊，你死得好惨……” 原来在另一个山区插队的红的姐姐娟，坐着生产队的拖拉机到公社去办事，山路上拖拉机翻了，压在拖拉机底下的娟当场就断了气。一个不到20岁，正值青春年华的姑娘就这样离开了人间。我们和娟从小在一个大院长大，彼此都非常熟悉，听到她就这样死了，我们都惊呆了。也忍不住和红抱在一起，哭成了一团。 第二天红就走了，去参加她姐姐的葬礼，听说在葬礼上她母亲哭得昏死过去，而且后来很长时间都悲伤过度，精神不太正常。单位为了照顾她家里，很快就把红抽回兰州到她父亲的单位做了工人。她是我们知青点第一个回城的，不过，是用她姐姐的死做了代价。 娟的事让我想了很多，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欢蹦乱跳的年轻人可以就这样瞬间从人间消失，人的生命太脆弱了。她的死是那么的突然，那样的不幸，又是那样的不值得。如果没有上山下乡这一运动，她怎么会就这样突然离去，死在这异乡。而她的命运，也完全有可能落在我们头上啊。送红走后，我们知青点很长时间都没有了笑声。 日子就这样慢慢地熬着。下乡半年后，有一天我接到了家里一封厚厚的来信。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妈妈告诉我，姐姐终于被招工了，不过没有回到兰州，而是招到白银的铝制品厂当工人。听说那是一个建在山里的三线工厂，说是上调，等于从农村当农民调到大山里面去当工人。姐姐不太想去，她一直盼望着能抽回兰州，回到父母身边。不过知青办的人说，如果不去，就等于自动放弃招工名额，以后再也不会考虑她了。所以姐姐虽是千百般的不愿意，最后也不得不服从分配，先去报到再说。看到这里，我真不知道是该为姐姐高兴，还是难过。 信写到这里，信纸上的字突然变得模糊不清了，妈妈写道：“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哥突然被知青办的人强送回来了。说他在知青点里整天自言自语，觉得有人要迫害他，狂躁起来还会砸东西、打人，像个疯子一样。回到兰州后，他在家里也是又哭又闹，几个人都制不住他，不得已，只好把他送进精神病院治疗。医生说他属于狂躁型精神分裂症，不得不上电休克疗法。每次看到他们强制性地给他上电休克治疗，以及治疗后他那傻呆呆的模样，我的心都要碎了……” 看到这里，我的头轰得一下，眼前模糊一片。“哥哥疯了，怎么会？过年探亲回家时他不还是谈笑风生。好好的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我把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但那白纸黑字就躺在那里，我又怎能把它当成幻觉。妈妈在信尾嘱咐我，“不用回家，回来也帮不上忙。也不要太牵挂家里，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我们已经承受不了更多的坏消息了……” 我拿着那封信，呆呆地坐在那里，泪水禁不住流下脸烦。哥哥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从小学习一直不错，父母对他格外钟爱，我知道如果他真疯了对我父母的打击会有多大。从那一刻起我对家里格外地牵挂，生怕妈妈经受不住这个打击。 听到我哥哥的坏消息，点里的人都对我格外关心照顾。他们安慰我说：“你哥哥只是暂时想不开，思想上受到了刺激。只要治疗及时，以后会恢复正常的。”这也是我当时心中最大的愿望，希望再见面时那个神气的哥哥能再次出现在我眼前。 一直到第二年的春节过年回家探亲，我才又见到了我哥。他已经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需要长期服用抗狂躁药治疗。而那药物让他失去了原有的神气，变得傻呆呆的。一天到晚都蹲在墙角，自言自语着什么。家里也曾试着给他减少药量，但每次药减到一定量，他就又会烦躁闹事，搅得家里鸡犬不宁。我们曾找一切可能的医疗条件给他治病，也怀着强烈的愿望希望他有一天能恢复正常。但这一切都只能是梦想，妈妈也跟着他流了几十年的眼泪…… 就这样，哥哥从插队到今天疯傻了三十多年，他一直没有工作，也没有医疗保险。这么多年来，是我的父母和我们姐妹们一直在经济上、生活上维持着照顾着他的生活。可是下乡前，他是一个完全正常、神气活现的小伙子啊。我知道哥哥的遭遇只是那千千万万知青中的一个小小缩影，像他和娟这样在这场运动中致死，致残的，还会有很多，很多…… 让人气愤的是，哥哥疯了以后被中途病退回城，居然还要占一家只能有一个孩子能够留城的指标，最后我妹妹也被迫下乡。所以我们家四个孩子都插过队，当过知青，无一幸免。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找到哥哥变疯的原因，希望找到那个把他从正常人逼疯的诱因。我和他们知青点的人详细地谈过，一起回忆过当时的一些细节。除了他下乡的地方是甘肃最穷的地方之一，当地严重缺水，人畜的饮水只能依靠村里挖的大水窖积攒的雨水过活；除了他们知青点不太团结，下去不久大家就都分灶做饭，自顾自以外，我还真找不到什么特殊的打击或诱因。记得他们知青点的一位老大哥对我说，“你哥变疯没什么奇怪，也根本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打击，在那种一口干净水都喝不上，没有希望、看不到前途的日子里，我也快疯了。” 想想他说得也对，这种没有希望的生活，没有前途的明天，是当时的知青生活中最压抑，最难以忍受的部分。而这些又造成了多少悲剧……记得一个知青在她的知青回忆里说：“我们本该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的，我们本该有美好的向往和爱好的，我们本该有纯洁的友谊和爱情的。” 2007年回国，借着高中同学聚会的机会，我们知青点的插友们又重逢了。三十年前我们在郇庄的知青点里同吃一锅饭，如今却是天各一方，走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 我是比较幸运的，下乡一年半就考上了大学，后来又出国留学。我的这些插友大多没有这样幸运，他们在农村待了三四年后才被陆续抽调回城，当了工人。头些年虽然工资挣得不多，但维持个温饱，结婚生子也还能过。改革开放后，打破大锅饭很多国有企业大裁员。只有中学文凭，没读什么书的这代人又受到了牵连。很多当年的老知青们不得不下岗，或提前退休。我们点有两个人只有四十几岁，就不得不提早退休，再次为生存而挣扎。他们好像被刻上了背字，在时代的大潮中一次次被抛弃。让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人生如此坎坷？又是什么使我们的人生道路如此不同？ 回想起来，我们点的知青都是在设计院大院里长大的，父母都是当年支援大西北来兰州的大学生，孩子们从小心底也都有个大学梦。可叹的是我们上学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别说大学，就是小学和中学也没好好上。一天到晚除了大批判，就是学工学农，没学到什么正经知识。中学毕业后，我们都被赶到农村插队落户，大学就更是遥不可及了。 由于我们地处偏僻山区，消息闭塞，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我们知青点已经是11月初了。刚听到消息时我们都半信半疑，赶紧派了一个男生到山下的公社去打听。等到他打听到消息确实，我们却是既喜又悲。喜的是我们终于可以考大学了，悲的是就我们这样的底子，能行吗？ 既然机会难得，大家都还是准备去试一试，体验一下平等考大学的滋味。离家太远，赶回家复习是不可能了，大家就都翻出家底，把能用的书都集中起来，白天上工，晚上复习。虽说当时能找到的书也就是我们中学用过的课本和一本早年的数学习题集，但大家都意识到我们的底子是多么差，数理化样样都不懂。这样仓促上阵，可以想象我们当时在考场上的尴尬和难受。那一次考试，很多人知难而退，半途就走出了考场。我虽然坚持到最后，很多考题也是考得我晕头转向，根本不知道答案。我们单位一起下去的一百多名知青，1977年据说一个都没有考上。 考完之后，虽然大家都知道没戏，不过还是相约只要今后还有机会，一定好好复习，为下一次考试做好准备。不久，正赶上过春节，我们也都回家探亲。回到兰州城里，才感觉到高考复习的热潮。那时家家几乎都有准备考大学的，从老三届到在校生，从插队知青到工厂工人，大家都想抓住这宝贵的机会作一拼搏，借此改变自己的命运。高考复习资料被抢购一空，各种各样油印、手抄的高考模拟题也成了热门货。城里办起了各种各样的高考复习班，不过人多班少，根本没有我们这些临时回家知青的份。好不容易托北京的表哥买到一套高考复习从书，我给自己列了个复习计划，准备在家里一门门从头补课。没想到好景不长，在家还没复习几天就接到县知青办的通知，要求“所有知青过完春节后立即返回农村参加劳动，否则将失去今后考大学和招工资格”。 就这样我们不得不又回到了农村。因为县里声称高考资格的确定将和出工日的多少联系在一起，大家都不敢冒险，只好白天跟着社员们一起出工，晚上熬夜复习。那段日子，白天在烈日下辛勤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刻苦复习，经常是看着书就睡着了，半夜醒来揉揉眼睛再接着看。早晨，大家看看彼此被煤油灯熏黑的鼻孔都相视一笑。那是一段非常艰苦的日子，也是我们知青点最欢快的日子，因为大家突然都觉得生活有了目标，在向着一个方向努力。![]()
我们把各自的复习资料集中在一起，一起做题，共同讨论。点里数理最好的是建和湘，政文最强的是明。复习累了，大家就讨论自己最想上的大学。他们几个都是南方人，复旦、同济是他们的梦想。而我，则一心想上北方交大，圆我从小就有的做一个女工程师的梦。那些美好的梦促动着我们在那艰苦的日子里刻苦学习。 日子过得很快，一晃就到了7月份。赴考前一天，点里的其他女生觉得信心不足，放弃了。只有我和几个男生一起到县城参加考试。那时，考生们都住在临时起的大通铺上，男生在一个地方，女生在另一个地方。所以，考试那几天我和点里的男生们没再见面。 1978年是“文革”后全国第一次统考，虽说我们经过几个月的自学补课，但还是考得很艰难。特别是开始的物理和数学，把我考出了一身汗，我只能尽最大努力把自己知道的题都答出来。可是后来的政治、化学、语文，就越来越轻松。考完后，我自己认为考得还可以，也许有一线希望。 趁着考完后的轻松，我在城里闲逛，迎面碰上我们点的一帮男生，赶紧问他们考得怎么样。没想到明告诉我，由于开始的物理、数学没考好，他们都觉得今年高考无望，后面几门居然没去考。我心里一惊，连声埋怨他们糊涂。他们听说后面的政治、化学、语文越来越容易，也明白自己犯了大错，一个个懊悔不已。可是，一切都太迟了。回到点里，大家都很沮丧，一种失望的情绪弥漫在知青点中。 8月的一天，听说山那边的李庄放映电影《杜鹃山》，大家都决定一起去看电影，活跃一下气氛。那时农村生活非常单调无味，放电影就像过年一样。一个村子放电影会把四邻八乡，十几里以外的人都招来。那天的电影一扫知青点里多日的郁闷，回来的路上大家都高兴地谈笑着，在月色下边走边唱。从李庄到郇庄，要翻越一座大山，山路非常陡峭。一不留神，我一脚踏空，摔倒在地，竟然再也站不起来了。我的右脚瞬间肿得和馒头一样，痛得钻心，连一步都走不了。 下山的羊肠小路十分陡峭，一个人行走都很难，更别说抬我了，怎么办？我坚持让他们回点，我自己坐在那等到天亮再想办法。但大家谁都不肯走，最后决定冒险背我下山。当时男女知青之间还很封建，男生们都不好意思背我，最后还是点里的女生阿兰将我背起来，在大家的帮助下，艰难地一步步向山下走去。到了山下她已是满脸满头的汗水，再也坚持不住了。后来想想很后怕，万一她有一点闪失我们都会葬身山底。 第二天，我的脚越发肿得厉害，痛得钻心，只好请村里的赤脚医生给我治疗。他用当地的土办法，把几个蒸热的菜团子放在我的脚上使劲按摩，疼得我在床上乱滚。 两天后公社召开知青会，我因脚伤独自留在点上。临近傍晚，开会的插友们回来了，也给我带来了坏消息。他们说高考发榜了，据说我们这批知青里只有一个人考上了，不是我。那天晚上，我在床上睁着眼睛翻腾了一夜，想想自己考得还不错，怎么会榜上无名？一定是分数搞错了，我应当去县里查分数，可是我的脚伤成这样怎么走呢？我在被窝里偷偷哭了一夜，也暗暗下了决心，如果真没有考上，我会继续考下去，直到考上为止。 第二天我红肿着眼睛刚刚起床，头天留在公社玩没有回点的志刚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他高兴地告诉我，我也榜上有名，知青办通知我马上到县里检查身体。那瞬间，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幸运的人。 不过，到县城要先走二十几里山路到公社，再坐长途汽车。点里的人都关切地问我，你的脚行吗？行！行！这样的机会我怎能错过，就是刀子路，我也会走的。我把伤脚硬塞到一只勉强能塞进去的鞋里，和陪我去的阿兰一起上路了。开始时每一步都像走在刀尖上，痛得我一身汗，不过上大学的梦想就像一剂麻药，让我渐潮忘掉了疼痛，一心只想快点赶到县城去。 到了县城，我最担心的是脚伤过不了体检关。所以，在医生面前，我尽量装得只是一点小扭伤，不妨大碍，怕他不相信我还跳给他看。看着我的脸痛得白，他同情地说：“别跳了，我会帮你写上身体健康的。不过，体检以后快去拍张x光片看看医生吧，看起来你伤得不轻。”体检以后，我找到放射科，可是，听说拍张片子就要三块钱时，我摇摇头转身离去。 回到知青点后，我出不了工，就瘸着腿在点里做饭。和我一起做饭一向照顾体贴的阿建此时居然像换了一个人，整天阴沉着脸，无缘无故地对我乱发脾气。我开始觉得很委屈，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后来我想明白了，看到我考上了大学，他心里一定很难受，原本他的基础比我还好，原本他也该有机会上大学的…… 父亲听说我过了高考线，怕我填不好志愿，特意从兰州赶来，想帮我一把。不过等他赶到时，我的报名表早就交上去了。除了北方的交大、铁道学院以外，我也受插友的影响，报了一所南方的大学。父亲来了，看到我还是一瘸一拐的，责怪我为什么伤得这样重还不回家。他帮我到队里请假，把我带回家，然后马上到医院拍片子看医生。骨科医生看着片子对我说：“你是脚掌骨骨折，由于骨头没有及时复原定位，已经开始畸形愈合了。要想让脚恢复原样，必须将已经长上的骨头打断重新定位，不过那会再受一次苦，不值得。”就这样，我的脚骨畸形愈合，一走长路就会疼痛。 经过漫长的等待，我终于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不过，不是北方的铁道学院而是江南的医学院。我常想，也许这是上天注定让我代表我的插友们实现他们的愿望吧。后来听说1978年考生普遍物理、数学成绩偏低，而化学、语文成绩高，我就是因为化学和语文都考到90多分，才把数理的低分拉了起来。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们点的男生一样，因为这一错误的判断而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我离开知青点后，点上的插友又参加了七九级的大学考试，不过这些基础很差的知青和应届生的差距也越来越大。除了一个插友考上了大学，其他人再次和大学擦身而过。下乡三年后，他们陆续被招工回到兰州。两个人后来上了职大，大部分做了工人。由于没有学历，这些年他们再次成为被社会抛弃的人，下岗、失业，挣扎在社会的底层。 我经常想，如果没有“文革”，没有上山下乡，他们本该走和我一样的人生道路的。（续完）
生于三年自然灾害，成长于“文革”荒诞年代，1977年初赶着上山下乡的末班车到甘肃徽县插队。1978年有幸考入大学。后来跨洋出国，游遍欧洲，来到美国。如今在大学里做生物安全方面的工作。回想往事，每每忘不了当年一起插队的战友们。注：《天涯忆旧时——海外知青文集》
由北京九洲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宪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