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对着孩子们解释这些形容词真不容易。什么叫壮观？哪些属于壮观？我看着几十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担着一百多斤的担子稳稳当当地走在细细的田埂小路上，会觉得很“壮观”；农村小孩子看见城市里男男女女几百人穿着游泳衣挤在一个游泳池里，也会觉得很“壮观”。
那是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第三年，我还不满二十岁。那天，剥了一天的甘蔗壳，一双手被蔗叶割得一道道红色痕迹，几处还在出血。在河边洗完手脚后，仍然觉得全身到处痒痒，看看手背，一条条小蔗毛插在那里，闪闪发光。 老远，大队干部梁叔就叫住我，“阿忆，从明天开始，到大队学校当代课老师。”我觉得心里咚咚直跳，又兴奋，又紧张。 第二天，早早起床，把辫子梳好，再穿上那双只有回广州时才穿的白凉鞋。照照镜子，想想将有几十双眼睛盯着我，心里又慌得咚咚直跳。 大队学校就在我们生产队对面，只隔着一条小河沟。我刚来的时候，在河涌边小船上装肥料的时候不小心“扑通”掉到河里，正好被一群刚下课的学生们看见。他们又叫又跳，又笑又唱：有个女仔跌落水，跌落水，跌落水……我羞得泡在水里不敢上岸。这时，一个小胖男孩跳着乐着，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也“扑通”一声掉到河里，大家叫得更欢，笑得更欢。我也在水里哈哈大笑起来 穿过小石桥，到了学校。一进门，女校长就说：“欢迎小李老师。你从今天开始做五年级二班的班主任，教语文，兼教一年级和二年级音乐课。” 第一堂课，我坐在五年级二班教室旁听校长上算术课。校长用当地话讲课，讲得不紧不慢，挥洒自如。这位四十多岁的女校长是“文革”前村里第一个考上地区师范学校的女学生，深得学生和家长们的尊敬。她上课时，最调皮的学生都乖乖听话。 第二堂是我的语文课了。吊在学校操场上的一面大锣“当当当”敲响了。我走进教室。全班三十多人，六十多只眼睛“刷”地盯着我，我的脸不争气地红起来。 看看学生，发现年龄参差不齐，最小的大约十一岁，最大的十四岁。学生里有好几个是同生产队或附近生产队的孩子，我觉得放心不少。“哼，如果你调皮捣乱，我告诉你阿爸和阿妈听。” 坐课堂中间一个黑黑瘦瘦的小男孩一看见我就大声叫：“李老师！李老师是我们队里的。” 小男孩叫超仔，有三个姐姐，其中一个小学毕业，两个小学没有毕业就不念书了，帮家里挣工分。小男孩上面的一个姐姐叫招娣，还真的带来个弟弟。十三岁的招娣每天要担着一对大箩筐，跟着十六岁的姐姐到地里种菜、割猪草、剥蔗壳。 招娣的姐姐长得瘦小文静，很少说话。但担起一百二三十斤的担子却稳稳当当，扁担一颤一晃地走着。招娣活泼开朗，大声说笑，一双秀气的眼睛总是一闪一闪。她喜欢缠着我说城市的故事，经常问我，“你们城市的女孩子在游水的时候都不穿衣服，是吗？”“你们读书的时候，女孩子会拉着男孩子的手，是吗？”![]()
超仔不喜欢读书，一天到晚爬树摘果，到鱼塘河涌里捞虾摸田螺。他有时会拿着一个装满活蹦乱跳河虾的簸箕到我的住处，问：“阿姐，一毛钱全都给你，要吗？”我全部买下，把那些虾在水里稍微煮煮，捞起来一只只剥壳后蘸着酱油吃，那股鲜美让我暂时忘记心里的郁闷。 我站在课室中间，继续看看有没有认识的孩子。课室后边的一个男孩叫明仔。明仔有两个姐姐。大姐比我大两岁，一双大眼睛，皮肤黑里透红，是村里的大美人，也是女队员里数一数二的强劳动力。我第一次剥甘蔗壳的时候没有戴手套，她非把她的手套给我戴上。 去年冬天我们到邻近大队担塘泥，在那里吃住二十多天，搞农田基本建设。住下不久，有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经常来我们队盯看女队员。后来才知道，她来给县城工作的儿子相媳妇。她看中明仔的大姐，刚开口打听她是谁家的女儿，我们队的男青年就大声说：肥水不流他人田。你快走吧，她已经“拍拖"(谈朋友)了。大姐弄个大红脸，追着男队员打。 “好了，开始上课。大家翻到第二十页，今天学第五课《南京长江大桥》。” 我觉得自己的声音像蚊子哼哼，清清嗓子，开始为他们做示范朗读。中间因为紧张，咳嗽了好几次。有几个女孩子听着我那口广州话，偷偷掩低头笑。一个女孩子趁机啃几口自腌咸菜头，那是当地孩子们的零嘴。 我点名叫超仔朗读一段课文。超仔念得结结巴巴，很多字都念错了。我心里叹口气：你那三个姐姐老说要让你念完高中，看来你连初中都不想念了。 朗读完课文，开始在黑板上抄写生字、词组和形容词，明媚、壮丽、壮观、天堑、通途。我的手微微发抖，心里老想：怎么还没人敲锣呀？ 要对着孩子们解释这些形容词真不容易。什么叫壮观？哪些属于壮观？我看着几十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担着一百多斤的担子稳稳当当地走在细细的田埂小路上会觉得很“壮观”；农村小孩子看见城市里男男女女几百人穿着游泳衣挤在一个游泳池里也会觉得很“壮观”。 大锣终于“当当当”敲响了，我赶紧说：“下课！”回到教务室，才发现出了一身汗。 稍微喘口气，大锣又“当当当”叫人上课了。又是我的语文课。 我似乎心里有些底了。我叫大家抄写课文，有几个词组要造句。看着大家静静地抄写，我开始逐个对名认识学生，同时搜肠刮肚地寻找与大桥有关的故事。 走到一女学生旁边，发现这小姑娘是对面生产队队长的女儿，叫阿余。我给她起的花名是美人鱼。美人鱼长得美丽清纯，身材高挑。她每天放学后就在河边洗大堆的衣服。 美人鱼的作业本也像她那样，干干净净，字体整齐娟秀。她父亲是退伍军人，见多识广。他曾经对我说，最大的愿望是让两个女儿离开农村，去念大学。 坐课室中间的一位男孩认真地写着字，时而举手问我问题。我下乡不久就听说这孩子是附近几个村子里学习最突出的学生，每次数学考一百分。他父亲当年在全公社里初中考第一名，但因为出身地主，连高中也不能上，只能回乡务农。 坐前排的一个小胖男孩一边写字，一边不断吸鼻涕，偶尔对我做个鬼脸。我想起来了，他就是那个跟着我掉到河里的小男孩。小胖的作业本也像他一样，到处涂鸦，字体粗犷，每个字写出格。 慢慢地，我肚里的故事也编好了。我说，“好了，今天写到这里。我开始给大家讲故事。” 那时知青之间开始流行手抄本，上个月刚看完《一只绣花鞋》。我把这故事再插进“秘密图纸”的情节，就有了一个特务集团企图破坏南京长江大桥，后来被公安破获的“惊险”故事。 看着孩子们盯着我的专注神情，我知道故事编得还可以。我同时也把有“9个巨大的桥墩”、“正桥连接着22孔引桥”的南京长江大桥介绍了一番；还把黑板上的一些字和词组作了点解释。 故事还没有说完，“特务”还没有捉到，大锣就“当当当”敲响了。我说：“故事明天继续。下课。” 看到学生们脸上不想下课的表情，我脸也不红了，汗也不出了。 我那天在工地帮大队出了一版黑板报，心里嘿嘿一笑：谁会注意这些无聊文章？ 正苦笑着，不远处走过来几个公社干部模样的人，其中有个拿着根长竹竿的男青年。 几个人停在黑板报前，评评点点。一个矮胖干部走过来，“阿女，一定是你出的板报，很好嘛。你是知青吗？”我说：“是呀。”那个干部继续有兴趣地跟我聊起来。 聊了一会儿，几个干部坐在一边，开始吸烟。年轻人走过来，问：“你是新来的知青还是赤脚医生？我好像没有见过你。” 我说：“我是赤脚医生的赤脚医生。我在大队的赤脚医生那里受训三个小时就背上药箱了。很厉害的。”两个人一起轻松地笑起来。 他说他叫大明，在这里当知青很多年了，现在负责公社农田基本建设的测量计算，那个跟我说话的是公社副书记。 我觉得像是碰上了老朋友，不觉话多起来。大明话不多，只是三两句。 很快，大家互相说再见。大明对我摆摆手，似乎不想那么快结束谈话。 过两天，寒流到，气温骤隆到五六摄氏度，但工地一样要继续开工。 我们生产队负责的鱼塘已经挖得差不多了，深深的，塘里渗出很多水，一片泥浆。 每个人都要脱掉鞋袜，一脚深、一脚浅地下到泥塘里。最要命的是担着两筐泥从塘底走上那一路泥泞的斜坡小路去倒泥，一不小心就会摔得满身泥浆，我们叫“坐飞机”。一有人“坐飞机”，大家就哄然大笑。 又是一趟，我慢慢地撑着从塘底走上斜坡，边走边紧张地数着：一、二、三……别滑倒！别滑倒！ 一头汗，两脚泥浆，喘着气，我刚倒了泥往回走，突然发现大明在我身边，手里还是拿着根长竹竿。他关切地打量着我一身泥浆，“今天不出黑板报吗？我拿来了一些钉子和木块，想帮你把那黑板钉牢靠一些。” 他的突然出现和关切的眼光，让我呆了一会，北风一吹，突然觉得整个人打起颤来。“谢谢你”一说完，就说不出话了。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明天到县城开会。你以后到公社办事情的时候，可以找我，我比较熟悉那里的人和环境。” 我缓过气来，笑着说：“在县城开会也要拿着这长竹竿吗？”我指着那泥泞小路说：“那是个大滑梯，比幼儿园的滑梯还好玩。” 回到工地，队里最小的阿娣乐开了，大声嚷嚷：“哎呀，我看见那个男知青的眼光一直看着阿忆。他一定喜欢上阿忆啦。” 农民们喜欢开男女之间的玩笑，我已习惯了。我说：“我都不认识他，他是谁呀？些老队员说：“他是附近大队的知青，每年都负责工地。阿忆啊，你快点跟他好上吧，我们明年就会分上块好地，不用像今年那样分到烂地一块，这么冷还要天天踩泥浆。” 轰轰烈烈的农田基本建设结束后，我们回到生产队，又恢复了沉闷的生活。 一天傍晚，几辆单车叮叮咚咚来到村里，阿娣满街大声地叫：“阿忆，有个男仔来找你啦！”我出来一看，大明推着一辆自行车在前面。他看到我说：“我们今天有事刚好经过你们大队。”接着，似乎若无其事地问：“明天公社有一个知青大会你去参加吗？” 我说：“我很想去。但这里坐车不方便。骑自行车嘛，每次骑在那些细细的田埂小路上我就慌。” 大明笑笑说：“我载你去吧，我也可以送你回来。明天在大队门口等我好吗？ 第二天，我坐上大明的单车尾座，开始时觉得有点兴奋，但慢慢感到不好意思。特别是经过静悄悄的大片甘蔗地和稻田的时候，心里更紧张。 我这是怎么啦？我不了解他，他也不了解我。我这算不算答应做了人家的女朋友呀？哎呀，我的天呀。我该下来走路还是应该继续坐下去？ 大明似乎感到我的紧张，不紧不慢地问：喜欢看什么书？我说我喜欢看黄书，哦不，是纸张发黄的书。他说他订了很多杂志，有无线电技术，还有什么的。 我说，我很重呀，坐你的车尾我很不好意思。弄不清为什么在农村干了这么多体力活，体重还在不断增加，农民们都笑我，说我这头“猪”可以“出”了。每个农民都有上缴猪肉的任务，一头猪养到一百斤以上才算合格。 大明说：“啊，你这头‘猪’也不算太重嘛。我真的用单车载过大肥猪啊，差点连人带猪摔到路边的水沟里。你准备以后做什么？” 我说我最希望去上大学，我们在写大批判文章中长大，所有认识的字就是黑板报上那几个字。你怎么不去上学呢？ 大明沉默了一下，说：“我当然很想上大学，但我估计我很难有这个机会了。”大明继续不紧不慢地说：“你下乡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事情就慢慢学吧。” 第一次跟男人这么静悄悄地赶路，听到的像是大哥哥的语言，心里又开始紧张，“突突突”跳起来。大明的车技很好，一路稳稳当当的。 大明说：“嘿，我今天不是载只‘猪’吗？看来那根竹竿要扔掉了，听说以后再也不搞农田基本建设了。我去养猪更好。” 我说：“太好了，我再也不要走那些泥浆路。我们生产队的人还叫我拉拢腐蚀你呢，叫你以后不要分那种烂泥浆地给我们。” 我时而捂着嘴偷笑，时而觉得有点眩晕，心里不安起来：回家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再坐他的车？ 到了会场，大明说他有事，出去一下。主持会议的干部就是那位矮胖的公社副书记。他一番慷慨激昂的语言，然后表扬一些知青，接着提到知青在工地出黑板报，他的一双眼睛开始在会场上搜寻，我赶快把头拼命放低，不想让他看到。 大明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会场，看到我那躲闪的样子，走过来，一脸疑惑。我指指那个副书记，暗示我不想他看见我。 他笑笑，干脆拉把椅子，一下子坐在我旁边。我心里紧张起来，乱套了。 定了一下神，我慢慢地对他说：“大明，我我我，我今天要到知青兰姐家里一会儿，再到镇里找我们生产队的朋友，我会坐她的车回家的。谢谢你啦。真要谢谢你。”紧张得眼泪差点要掉出来。 大明看着我那紧张样，笑笑说：“好啊，你就坐朋友的车回家吧。有需要的时候找我吧。” 看到大明关切的眼神，我不好意思再看他了。知青大会是怎么结束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呆呆地一个人站着。 有人过来拍我肩膀，用带着浓重上海口音的广东话说：“嘿，阿忆，跟你打了几次招呼你都没有看到。到我家坐坐吧。”一看，是兰姐。 兰姐在上海出生长大，被分配到边远的农场当知青。因为成份不好，一次又一次的招工回城或上大学的机会都没有她的份。兰姐在农场里患了几次大病，身体越来越差。家里有人建议，不如嫁给广东老家的人，那里也算有几个远房亲戚照顾着可能没有农场那么艰苦。 经人介绍，兰姐开始与一个农民通信。那人寄上一封信，并附上照片，信里只有几行粗粗的大字：请相信我，我一定会尽力照顾你一生。 兰姐自己一个人拿着行李，千里迢迢来到完全陌生的村庄。在“未婚夫”的家里住了两天后，决定结婚。 上一次见兰姐的时候，我看着她白皙俊秀的脸，一连串地问：“你当时会说会听广东话吗？”“你能像当地女人那样照顾一家人的生活吗？” 兰姐拍拍我的头说：“其实语言关并不是最难的。我从小听我祖母说一些广东话我是会听唔识‘港’(讲)。我最怕的是打赤脚下田这一关。 兰姐屋里是典型的当地农民摆设。厅的角落里有一个煮饭的大灶，墙角堆着一捆捆拿来烧火的甘蔗壳。墙上挂着两张兰姐小时候的照片，一朵花似的小姑娘。 看着麻利地洗菜、烧火的兰姐，我很难想象她是一位会拉小提琴、会画画的上海姑娘。 兰姐说：“看看你，什么事弄得那张脸像个红苹果，让人想去咬一口。不怕男人们把你抢去当老婆吗？” 兰姐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要听什么嘛？哎呀，你们这些小女孩就喜欢听爱情故事是不是？我没有故事。我那时很喜欢我的一个邻居男孩，他比我大一届，后来到北京读书。” 她说：“没有。后来他被分配到新疆，我只收过他一封信，信里写了几首诗说他不可能回上海了。后来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她接着说：“看来你这傻阿忆就像我那么傻呀。我是结婚那天晚上才碰到男人的手，当天晚上差点要晕过去了。” 我哇哇大叫起来：“哎呀，太可怕啦。干吗结婚就一定要碰男人的手呀？” 兰姐说：“在农场的时候，有几个干部曾经暗示我，叫我跟他们睡觉。有个人整天把手伸过来，把张脸凑过来。我一天到晚担惊受怕，才想赶快离开农场。” 她说：“他是个老实善良人，现在是生产队长。他说一看我信里画的画就喜欢，说孩子们长大后会有文化。” 她说：“我画了一窝小猪和一只大猪。写信的时候，我老担心着那个长得像猪头的干部，一边想一边画，就画出来一只大肥猪。觉得不好看，就不断添上一只只小猪。” 我说：“哎呀，我不会画画，以后不会有人喜欢我了。我也不要人家喜欢我。” 兰姐说：“哈哈，看你脸又红了。什么事情这么紧张？” 兰姐跟我边吃边说。兰姐说她看见大明坐我旁边了。她认识大明，是个老知青，很好的一个男仔，说话少，做事多，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老是不能上调。 兰姐说：“阿忆啊，我没有机会回上海了。我会在这里生小孩，养一窝窝的小猪。我真希望你呀、大明呀这些好朋友留在这里陪陪我，几个月见一次面也不错嘛。但你还很年轻，路子多着呢。看看，跟男仔还没有拉过手就慌成这个样子了。吃吧，吃吧，这豆角是我今天一早在自留地里摘的。” 从兰姐家里出来，我去找了在镇里工作的同村的朋友。她那二十六英寸的女式单车载着我这一百多斤的“猪”，磕磕碰碰回到村里。 晚上，看着窗外的皎洁月亮，听着附近的狗叫猫叫，闻着空气中混杂的煮猪食的糠菜味道和猪圈味道，我拿出纸和笔随便画起来。不知不觉画了一排排的甘蔗地，不知不觉其中一根甘蔗越长越高，像一根长竹竿。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村口一阵叮叮当当的单车铃声，我猛然一惊，期待着有些什么事情发生。但铃声渐渐远去，村口恢复平静。 又过几天，我在河边洗衣服，突然听到阿娣大叫：“阿忆，有个知青仔找你！”我一阵兴奋，愣了一下，接着赶快跑去附近鱼塘边的一个茅坑。我用手整理下头发，拉拉衣服，用双手摸着发热的脸。 又兴奋又慌张又紧张又害怕，我的双脚挪不动了。听着几只苍蝇嗡嗡叫，看着鱼塘里的鱼时而跃起，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一直站着、站着…… 我们这代人在朦胧情怀刚刚开启的时候，刚好在做知青。那时的特殊环境和教育使我们有很多现代人难以理解的经历和感情。 1974年广州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1978年回城。虽然只当了短短的三年多知青，但这些“当农民”的记忆在头脑里仍很生动。后来在美国圆了大学梦，目前定居美国。最近又当起了“老师”。看着现在课堂上坐的“美国学生"，有时不禁会想起30多年前的农村孩子和当年的乡村生活。
注：《天涯忆旧时——海外知青文集》
由北京九洲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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