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劝善：故事、传统与文化——以《考试佳话》为中心

科举劝善：故事、传统与文化

——以《考试佳话》为中心

李力

作者简介：李力，陕西理工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科举史、教育历史与文化。

摘要：《考试佳话》是1933年陈镜伊编著的善书《道德丛书》之一种，是民国时期科举劝善故事汇编。科举劝善故事是指以科举考试作为媒介、载体或背景进行劝善说理与反思的文字叙事，旨在以道德立说，劝人为善。《考试佳话》的科举劝善逻辑为：士子既能体会到行善积德从而喜获科名的欢愉，也能感受到改过迁善从而复获科名的希望，更能体验到行恶失德从而永失科名的恐惧。《考试佳话》蕴含的自宋代开始形成，明清达致高潮，民国绵延不绝的劝善运动与科举劝善著述共同构成了科举劝善传统。科举劝善故事蕴含丰富的科举劝善文化，主要表现为科名信仰与科举崇拜的考试文化。科举劝善文化广泛弥漫与逐渐渗透于科举时代教育文化各个方面。科举劝善故事在形塑科举时代大众心理与观念的同时，也实现了科举与劝善彼此相互成就。

一、劝善故事：陈镜伊及其《道德丛书》

1933年，上海道德书局出版发行由陈镜伊编著的《道德丛书》，这部宣称“耗费十年心血”“修齐治平之道”“包罗其中无遗”的丛书共由十五种构成，分别为《模范人生观》《妇女故事》《家庭美德》《孝史》《官吏良鉴》《法曹圭臬》《民间懿行》《军人道德》《考试佳话》《巧谈》《人兽之变》《命相真谛》《富室珍言》《赈务先例》《冤孽》。

陈镜伊，江苏海门人。其子陈宇新曾对《道德丛书》的成书过程有过介绍：“吾父善气迎人，训导青年学子，除灌输文艺学识外，尤斤斤于涵养道德，晚近家居，专以劝善为事，与子言孝，与弟言悌，与亲族言睦，与朋友言义。虽舌敝唇焦，犹无倦容。又以口舌之效，囿于一地，限于一时，不克行远而传后，乃取古人嘉言懿行，分别门类，编道德丛书十五册，删除神话，注重事实，法家所谓证据确凿也。”

《道德丛书》的出版过程颇费周折。1932年丛书脱稿后，陈镜伊委托陈宇新前往上海“募资付印”，结果“应者寥寥”。1933年夏，幸得王一亭赞助，得以“设法制版”。王震，字一亭，作为近代海派书画家群体的中坚人物，“他对海派书画整体的发展，特别是对艺术领军人物的确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其还身兼商人、慈善家、艺术教育家等多种身份，积极活跃于近代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舞台，被誉为“第一位把海派书画做大做强的传奇人物。”

王一亭相当重视《道德丛书》的出版，不仅专门为《道德丛书》撰写序言，还亲自为每册书目题写书名，为《模范人生观》手绘十五幅插图并逐一题写配文。在序言中，他高度赞赏陈镜伊耗费十年心血，孜孜不倦致力于编著《道德丛书》：“海门陈镜伊先生辑道德丛书十五卷，搜罗宏博，类别条分，可资以援古证今，迁善改过，互相勉劝，共识遵循，而知国治民休固不必于物质断断较短长也。”

无论是陈宇新口中的“专以劝善为事”，还是王一亭笔下的“迁善改过，互相勉劝”，均折射出《道德丛书》的善书性质。在《道德丛书》十五种书目中，《考试佳话》无疑值得特别关注，其有异于丛书其他劝善书目的根本之处，在于其关于劝善的叙事、说理与反思无一不围绕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心——科举考试展开。“唐宋以后，科举在当时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地位，科举考试成为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是贯穿帝制中国后期的一根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劝善则是自宋代兴起，明末清初达到高潮，有清一代经久不衰，蔚为大观，渐成传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社会民众生活方式的道德运动。劝善与科举，二者的相遇、缠绕与互动本身就演化成为一个耐人寻味的学术命题——科举劝善。而围绕科举考试之人与事，徐徐展开旨在以道德立说，劝人向善的丰富故事图景，无形中也为科举与劝善重新注入了更多极具研究价值的文化内涵。

二、科举劝善故事：《考试佳话》的故事逻辑与特点

科举劝善故事是指以科举考试作为媒介、载体或背景进行劝善说理与反思的文字叙事，目的在于宣扬因果轮回和惩恶扬善观念，旨在劝人向善。《考试佳话》正是这样一本科举劝善故事汇编。

《考试佳话》全书共分三编，由八十九则故事构成。上编“得名类”三十六则故事，中编“复名类”十二则故事，下编“失名类”四十一则故事。名，即科第名称或科第名位，简称科名，属于典型的科举术语。作为中国古代的学位，科名包括秀才、举人和进士等科举头衔。得名、复名和失名，分别指获得科名、科名失而复得、永失科名，而决定士子获得、失而复得抑或永失科名的标准正是其欲望、思虑、言行之善恶。科举劝善故事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其将科举时代士子梦寐以求的科名与个体行善积德的主观性与积极性加以结合，以科名为鹄的不断驱使和时刻督促士子在日常生活中积极扬善去恶，努力修炼自身心性。

《考试佳话》鲜明地体现出基于科举进行劝善的故事特点，全书“得名—复名—失名”的谋篇布局则反映出以下逻辑：士子既能体会到行善积德从而喜获科名的欢愉，也能感受到改过迁善从而复获科名的希望，更能体验到行恶失德从而永失科名的恐惧。简言之，努力扬善自会有上天眷顾与科名奖励；有心向善，及时悔过，依然有可能逆天改命，重获科名；执迷不悟，为恶不悛，必遭天谴，注定此生与科名无缘。

（一）个体行善积德，终获科名荣耀：“一善行之所系，不綦重哉！”

行善积德，终获科名可谓《考试佳话》全书之主旋律。陈镜伊将“得名类”置于全书首编，意在彰显行善积德与获取科名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全书开篇呈现的《三场曳白》即是对这一观念的最佳证明。

句容某生“博学能文”“好行阴德”，靠借贷勉强凑够参加乡试的盘缠，抵达省城后借宿于东花园地藏庵。邻舍老妇因其其子外出多年未归“失养不得已而卖媳者”，婆媳分别之际哀号之声令某生辗转反侧，于心不忍的他假借老妇之子名义伪作家书并附上所有盘缠投递给老妇，其则“复借贷入闱”。在考场中其两次梦见神明告诉他必须三场均交白卷才能中举。

起初他并不相信，令人奇怪的是他却始终无法集中精力下笔成文，无奈之下三场考试均以交白卷收场。最终放榜其竟以第二名高中。原来此科乡试收卷官某令原为进士出身，但其却深以不能入场衡文为憾。当他看见某生三场均交白卷便一时技痒替其完卷，“欲以试内帘之眼力”。发榜后当其询问某生为何“惜墨乃尔”，某生如实以梦相告。当其询问某生“有何阴德致此”时，某生将参加乡试前所行之事告之，某令听后感慨道：“子代人作家书，天遣予代子作场艺，又何谢焉？”

如果说故事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神明两次在梦中力阻某生完卷，意在凸显上天有意眷顾善积阴德之人，故事的第二个高潮则表现为某令与某生之间的对话。正是在两人的一问一答中，科举劝善的真谛表现地淋漓尽致：行善积德，善莫大焉，即使三场曳白，亦能教汝高中。故事情节之机缘巧合也使得陈镜伊不无感慨地点评道：“报施之巧如此，遇合之奇又如此，梦中神语之不惮烦又如此。一善行之所系，不綦重哉！”

（二）父祖行善积德，泽被子孙科甲绵绵：“有此阴德，诚宜显报。”

如果说《卷移案上》刻意凸显士子因一己行善积德致使子孙累世科甲，那么《考试佳话》中出现的父祖行善积德，泽被子孙科甲绵绵，则是科举劝善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卷出箱中》讲述了宜兴穆大勳甲午科中举经历。是科乡试，房官本已将黜落试卷捆绑置于竹箱之中。是夜中秋，本已就寝的房官听见竹箱中传来剥啄声，担心老鼠啃啮试卷的他遂令衙役开箱验视，一无所获后仍然锁箱。不久箱中又传出剥啄声，其复令衙役开箱逐束抖检，仍然一无所获。次日晨起，其惊讶地发现一份落卷竟然从箱口移动外出少许。大骇之余，遂起箱出卷，亟加品题呈进主考，穆大勳因此得中。试毕，穆和其他三名举子拜谒房师。有鉴于穆之中举过于奇特，房官一再追问“兄平生有何阴德？”穆不得已说出其父当年为官时智救三个村庄百姓性命之经过。房官听毕对天拜曰：“有此阴德，诚宜显报。”并且预言穆日后必中进士。穆于顺治辛丑科考中进士，“宰于嘉善，清惠有声。”

（三）随事积功，小善必扬，逆天改命，扭转科运：“言语听作有可利于人者，随时随处皆可为也。”

薛玠考中进士前一月，梦见其父与自己的祖父和曾祖父同来。二老对他言道：“你止道中进士容易，先要考我们阴骘，途间受了多少辛苦，方得汝荣显。吾儿当积阴功，以遗子孙。”薛玠日后“随事积功，子孙皆登第不绝。”这则名为《随事积功》的故事虽然也是讨论父祖积德影响子孙科名，但却极为看重“随事积功”之重要性，甚至将其视为“子孙登第不绝”的先决条件。

《随处方便》则将小善必扬之于士子扭转科场命运的特殊意义表现地淋漓尽致。某生赴京参加顺天府乡试，夜梦亡父受冥司之命巡视科场。当其向亡父询问自己功名时得知将终身止步于秀才，其苦求亡父协助改命。其父曰：“你如果能效法镇江太守葛繁之为人，便可夺命。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是科某生果然落第。其拜谒葛繁，询问何种阴德见重于阴司。葛繁答道：“余生平喜行方便利人事，日必四五条。今四十余年未尝怠。”某生问如何利人。葛繁指着坐间的踏子说：“它如果摆的不端正就会绊人脚，我会将它摆正。人如果饥饿了，给他吃的，渴了给他喝的，作有利于他人之事，随时随处皆可为也。”某生力行数年，最终联捷登第。

（四）时刻检点言行，谨防错失科名：“子自是科目中人。还要细查功过，尚有待。”

尽管父祖积德，自身向善，能够有效保障士子及其子孙科甲不绝，但绝非万无一失，士子仍需在平日时刻检点言行，因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与命中注定的科名失之交臂。因为行善积德不是表面功夫，更非一时一地的静止状态，而是需要士子时刻保持自律的动态管理过程。《猛省回头》中解元头衔悄然更替于某生与张玮之间即是有力佐证。

万历壬子年，张玮与某生前往南京参加乡试。在其抵达旅店的头天晚上，店主梦迎天榜，解元系某生。店主将此事告知某生，“生扬扬得意”。店主两位住在二楼的女儿听闻此事，心动之余，当晚就让婢女放下布幔做梯招引某生。某生拉着张玮爬梯上楼，爬到一半时，张玮猛然醒悟：“吾来应试，奈何作此损德事？”随即滑下，某生却继续上楼。是夜，店主再次梦迎天榜，“见解元已易张名矣。”大惊之余其将此事告知某生，某生面红耳赤无以应对。发榜后，张玮果然高中解元。

（五）积极迁善改过，重获上天眷顾：“上帝鉴君进德，复君禄位。”

即使士子曾有恶行，如果心存善念，诚意悔改，及时从身边点滴小事坚持做起，其仍会受到上天毫不吝啬的眷顾。

《悔恨自责》中钟朗和徐矿系好友，顺治辛卯年元宵节，同为秀才的徐矿叔父梦中亲眼目睹文昌帝君执笔查对中式册籍，朱衣神唱名。当唱至榜首为钟朗时，帝君脸色大变且愤怒异常，挥笔将其名字勾除，徐矿系第十九名。唱名完毕，朱衣神禀告帝君：“钟朗事非其罪。”帝君曰：“以将来心行定夺，今科榜首举一婴儿易之。”其醒后将此事告知徐矿。是科乡试发榜，徐矿果然以十九名高中，解元为余怐，字孺子。“孺子”恰好印证梦境所言之“婴儿”。徐矿将此事告诉钟朗。钟朗万分悔恨自己过去所犯过失。之前其家中一婢怀有钟朗之子，其妻责罚于她，致使婢女投水自尽。钟朗前往婢女投水自尽处，为其念经做佛事，并且向文昌帝君进呈奏疏，愿意多行善事，抵消之前所犯过失。甲午年夏天，钟朗梦见婢女对他说：“上帝鉴君进德，复君禄位。”是科乡试，其果然高中解元，已亥年考中进士。

（六）恶行严惩不贷，令其永失科名：“管英不中，无以为能文者劝；管英不死，无以为荒淫者戒”。

吴郡诸生管静山，名英，“工于诗文，有声庠序。惟性颇放诞，喜为狭邪游。”嘉庆丙子科前往金陵参加乡试，三场试毕，“即颠倒于秦淮妓馆”，直到病重方才归家。病情危急时其慨然曰：“管英不中，无以为能文者劝；管英不死，无以为荒淫者戒。”两天后气绝身亡。“朱酉生谓此非静山所自言，乃鬼神凭之而言也，慧业文人，可以知所择矣。”管静山和朱酉生均系清嘉庆时文人。管静山临终前的自我评价与朱酉生点评管静山一生行止之语堪称故事高潮。在管静山看来，只有自己的不中与必死，才能真正对那些能文但荒淫无度者起到实质性的警示与震慑作用。而在朱酉生看来，如此诛心之论绝非管静山所能自言，而是“鬼神凭之而言也”，意在形容此语直指人心，至为精辟。

上述名为《荒淫者戒》的故事出自《考试佳话》下编“失名类”。纵观“失名类”四十一则故事，其寓意均可用管静山的临终遗言予以概括。简言之，科举时代的诸多恶行是无法被宽恕的，上天对其的惩罚也不可逆转和无法更改，永失科名乃至一命呜呼是对其之最佳馈赠。

《为恶不悛》讲述了恶贯满盈者如李登。李登十八岁成为解元，五十岁仍会试不第。其拜见叶靖法师询问缘由，法师“上章叩文昌帝君”，帝君令属吏查阅籍簿得知，李登命定十八岁中解元，十九岁中状元，五十三岁任右丞相。由于其中解元后，私下调戏邻家女子，眼见事情败露，反将其父下狱，致使功名推迟十年。后又因侵占兄长屋基大打官司，功名又被推迟十年。后又在旅店奸淫妇女，已被“削其禄籍”。而今又挑逗女子，“上帝怒其为恶不悛，已除其寿算矣，何望登第？”李登知悉后“大惭，悔恨而死。”

除过上述恶行外，无故致人非命（《卷有三字》）、好谈闺阃致人冤死（《卷有四字》《不敢完卷》）、忤逆不孝（《父母饮恨》《路人视亲》《无母之人》）、嫉妒成性（《堕卷妒人》）、毁人婚姻（《天削禄籍》《削尽禄籍》）、误人子弟（《处馆旷职》《误人终身》）、诋毁他人（《逢人诋毁》《恃才傲物》）、构陷他人（《神告勿取》）、自好矜夸（《三不羞》）等恶行也赫然在列。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讼师这一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定职业，科举劝善故事也因其言行有损阴德毫不留情地予以黜落，完全杜绝其获得科名之可能。《卷书告字》中诸生某因出身讼师世家，故被冤魂在场屋化身戏弄，致使卷面被污被迫离场。虽然其年逾六旬，“丰才博学”，依然难逃屡次落第之命运。

三、科举劝善传统：《考试佳话》蕴含的思想与著述传统

科举劝善传统是指作为文化传统，科举劝善在积极参与构建自宋代开始形成，明清达致高潮，民国绵延不绝的劝善运动这一思想传统的同时，自身也伴随着科举考试的兴盛逐渐定型为科举劝善著述传统。

（一）《考试佳话》蕴含的思想传统：劝善运动

顺治丁酉科场案后，“天下震慑”。金陵一老僧却在街市倡言：“我有买举人门路，极便宜，极稳当，又不怕败露，孰从我买？”见众人疑惑，老僧曰：“买举人常价须三千两，我只要三百两，又不消一时兑出，岂不便宜？保人得力，百不失一，岂不稳当？天做卖主，朝廷亦管不得，那怕败露？”在众人追问下，老僧分别对“极便宜”“极稳当”“不怕败露”作进一步解释。

“便宜之说”是指，“三千功求举人，袁了凡之定价也。布施钱百文银一钱为一功，莲池大师功过格之定法也。举成数而言，三千功当用三百两。还有不费钱之善事，亦有所费锱铢而功德无量者。名为三百金，其实不消数十两，便可功行圆满。”“稳当之说”是指，“人若有愿，天必从之，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何况场屋神灵活现，岂有积德求名，而终身不遇者乎？”“不怕败露之说”是指，“行贿关节，全要秘密。一人知之，其机便泄。而积功行善，则惟恐人之不知，天之不知，朝廷之不知也。”当被问及何人作保时，老僧曰：“心是也。善心不坚，则保人不得力。虽价钱如数，天亦未肯即卖。若念头果决，虽止半价，天亦将赊与之矣。”

遍览《考试佳话》全书，将积德与求名之间的关系阐述的至为形象与耐人寻味者，当首推上述名为《便宜功名》的故事。言其形象，是指老僧仅仅使用“极便宜”“极稳当”“不怕败露”这样对于大众而言通俗易懂的词语，便将积功行善之于士子改变科运的意义刻画的淋漓尽致。言其耐人寻味，是指故事从标题到背景再到布局无一不构思巧妙。科举时代，寒窗十载，苦心经营未必能够获得的功名竟然被冠以便宜二字，“便宜功名”标题本身具有的强烈反差，首先就十分吸引读者眼球。

故事开篇提及“顺治丁酉科场之役天下震慑”，可就是在这种科场舞弊大案余波未平，举世之人皆噤若寒蝉的背景下，老僧竟然正大光明的在街市公开叫卖功名，而且明码标价。正是这种看似有悖常理，故意反其道而行之的科名营销策略，不仅吊足了读者胃口，也为故事进一步的展开进行了铺垫。

同样耐人寻味的还有老僧以科场舞弊作为对立面，条分缕析地对其公开叫卖功名的合法与合理性进行论证。相较于科场暗通关节买卖举人须费银三千两，积功求名仅须银三百两甚至无须费钱；相较于科场舞弊未必能够稳当考中，积功求名则“人若有愿，天必从之”，堪称稳妥；相较于科场舞弊唯恐东窗事发，积功求名则“惟恐人之不知，天之不知，朝廷之不知也。”或许是有感于故事构思之巧妙与说理之透彻，陈镜伊在故事结尾意犹未尽的继续予以阐发：“求登科第，本非难事，况有放生捷法，事半功倍，人人可行，即人人可以得第，特患人善念不坚，功行难满耳。”众所周知，科举时代“人人可以得第”本就属于天方夜谭，但陈镜伊依然乐此不疲地对此加以想象，足见在其心目中积功之于求名的特殊意义。

除去故事本身所体现的劝善意味，《便宜功名》所关涉的人物与行为同样值得关注。无论是故事中提及的袁了凡、莲池大师等历史人物，还是功过格、不费钱之善事、放生捷法等劝善行为，其实都指向隐含在《考试佳话》背后，曾经长时间存在于中国传统民间社会，深刻影响大众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思想传统——劝善运动。

《道德丛书》实质上是对自宋代兴起，明末清初达到高潮，有清一代经久不衰，蔚为大观，弥漫民间社会的劝善思想传统的继承与延续。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观念，劝善不仅是儒家思想的一贯传统，也是儒释道三教共同的伦理诉求。宋以后儒释道彼此冲撞、互为交织，构成了明末清初劝善运动的思想背景。儒释道三教均着眼于劝人为善，深刻影响了宋以后劝善运动的广泛流行。“中国儒佛道三教一致的宗教思想，在宋代以后的民间社会逐渐展现开来，这不仅促进了民众宗教和民间信仰的发展，而且也使得作为民众宗教和民间信仰之经典的、向民众宣扬劝善惩恶之民族道德的所谓善书大为流行起来。”

《考试佳话》深受劝善运动影响，表现为诸多故事均源于宋以来广泛流行的众多善书。

清康熙廿一年（1682年），周安士所著的《欲海回狂》刊行问世。作者最初编著是书正是有感于“色欲之惑，人甚矣哉。贤智犹或不免，况其他乎。……窃思劝人于一时，不如劝人于千古，爰以编辑是书”。全书共分三卷，“首卷搜罗往事，所以兴起其戒淫之心；次卷缕析条分，所以开陈其戒淫之道；末卷设为问答，所以坚固其戒淫之根。由浅入深，不容倒置。”1939年，时人曾评价过该书之特点：“惟余最爱《欲海回狂》，系清康熙时玉峰周思仁撰述，所援因果，及古人名言谠论，悉出正书，绝无虚构之弊，洵为戒淫善本，其法戒录总劝，骈四俪六，矞皇典雅，极文章之能事，劝戒之苦心矣。”

《考试佳话》中《不可不可》《力行善事》《天榜除名》三则故事，悉取自《欲海回狂》。《不可不可》中陈医师救活一贫寒士子，为表感激之情，士子之母命儿媳前往侍奉。陈连说：“不可不可。”遭拒绝后妇人徘徊良久不愿离去，后来陈几乎不能自持时取笔写道：“‘不可’二字甚难。”天明陈即离去。日后陈之子参加科考，主考正欲弃其文，忽听有人连呼“不可”。主考再次细读，仍决定不予录取，再次听闻有人疾呼：“‘不可’二字甚难。”主考乃知此为阴德使然，遂予以录取。此则故事收于《欲海回狂》卷一“法戒录“之“劝医士”之中。

《力行善事》中项梦原梦见自己命定辛卯科乡试中举，但因曾奸污两名婢女而被削去功名。其发誓力戒邪淫，日行善事。壬子科乡试以第二十九名高中，己未科会试以第一名高中。此则故事收于《欲海回狂》卷一“法戒录“之“劝悔过”之中。

《天榜除名》中刘尧举命定乡试解元，但是由于其赴考期间与船夫之女私通，致使试卷“以杂犯见黜”。其二战闱场虽然中举，但毕生始终未能考中进士。此则故事收于《欲海回狂》卷一“法戒录“之“劝求功名者”之中。

1922年，印光大师有感于“女色之祸，极其酷烈。自古至今，由兹亡国，败家，殒身，绝嗣者，何可胜数”，遂辑录《不可录》一书，旨在辑录“诸圣诸贤”“直欲福善祸淫之理举世咸知”，进而实现“遏人欲于横流，复天良于将灭。”

1927年，其在对《不可录》增订的基础上，以《寿康宝鉴》为名在弘化社重新出版。截止全面抗战爆发，此书已由弘化社发行数万册。1941年，考虑到“此书所关于祖宗父母之荣宠羞辱，与自己身家之死生成败，并及子孙之贤否灭昌，明若观火，天良不昧，读之未有不触目惊心，努力痛戒者，故为善书中之要典”，佛学书局决定再次翻印《寿康宝鉴》。

《考试佳话》中至少有十一则故事取自《寿康宝鉴》。《三却奔女》中陶大临参加乡试途中夜宿旅店连续三次坚辞奔女，日后高中榜眼；《月白风清》中陆容应试南京途中夜退奔女，日后考中进士；《正气可嘉》中曹生不淫寓妇高中进士；《现成举人》中程孝廉勇救落水女子，保全其贞节，日后高中进士，均收于《寿康宝鉴》“福善案”。《猛省改悔》中田某因难断淫邪之念而被削尽禄籍，后在神明点醒下猛省改悔，最终高中进士；《猛省回头》中张玮猛省回头未与某生同行苟且之事，最终高中解元；《科甲削尽》中某公子因坏心术致使其功名尽削，最终发狂终老，均收于《寿康宝鉴》“悔过案”。

《卷为粉碎》中张安国因奸淫女子致其死于非命，日后参加科考本已被定为榜首，忽然传来的呵斥之声将主考震晕，苏醒后其试卷业已粉碎，张惭愧而终；《以此除名》中庠生郭某命定乡试得中，由于家中婢女因其冤死，致使禄籍削尽，贫贱终老；《削尽禄籍》中陆仲锡因与邻家女子眉目传情，致使命定状元被削，终身贫贱；《为恶不悛》中李登本已命定状元，因为恶不悛，最终削尽禄籍，愧恨而死，均收于《寿康宝鉴》“祸淫案”。

（二）《考试佳话》蕴含的著述传统：科举劝善著述

善书运动的广泛流行在促成劝善思想传统形成的同时，也在无形中造就了科举时代绵延不绝的另一种科举劝善传统，即科举劝善著述传统。

科举劝善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至善书开始出现的宋代。以著述形式明确对科举劝善思想予以阐发，当首推明万历年间袁了凡所著《立命篇》之“科第全凭阴德”与明末清初泰州学派杨起元所著《决科语要》。《立命篇》“其内容有以下三部分组成，即：（1）立命篇；（2）科第全凭阴德；（3）谦虚利中。”仅从“科第全凭阴德”这一题目就能感受到强烈的科举劝善意味。

杨起元（1547-1599），字贞复，号复所，广东归善人，泰州学派阳明后学之代表，晚明重要的思想家。作为袁了凡之友，杨起元三教兼修的思想显然受其影响，杨起元也被认为是《决科语要》的作者，该文被清初众多善书所收录，其基本思想为 “科第之事由文昌所掌管，积善之人获得科举及第是由许多条件决定的。平生积善但有一念之恶，即不能科举及第；即使平生行不善，而一旦猛然省悟并痛改前非则亦可获得科举及第之善果。善恶不仅是本人的事情，祖父辈的善恶对子孙亦有影响，并且其善恶不分大小都是有关系的。”

杨起元三教兼修的劝善立场同样表现为其“首开晚明释老之言入制义、举业之用释老之书风气之先。”再加之“当时士人们认为以科第为目的而应当经常实践的内容，其实就是善书的内容，特别是以士人为主体的善书的内容。这也是明末清初以后出现了很多与科举有关的善书的缘故。……杨起元是将这种思想及其实践性意义体现在科举中的人物。他的这种立场与科举中一般知识分子的意识相结合，于是就导致了与科举有关的善书的出现。”

清代善书创作较之明代发生显著变化：“自宋代至明末善书的作者几乎皆属于下层士人、乡绅阶层，……清代善书的作者并非皆为下层读书人，毋宁说多是属于上层乡绅、士人、地主、富商及当地耆老的文化人。”可以说，“清代善书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作为儒学者的乡绅、士人的力量。”

《科名显报》，清嘉庆元年（1796年）钱唐谈友居士辑录，光绪九年（1883年）重刻，公安涤凡居士增订。辑录者在“原叙”中对编书用意予以阐释：“报有种种，而其中触目者，则莫过于显报。”“爰就春秋两试鬼神予夺分明，临事殃祥，入闱恩怨昭彰而确凿者集成一编，颜曰科名显报。”“或曰文章竟无权乎？予谓奋志攻苦，绩学成名，此亦显报也，然或有文无行，则显其行者中而报其文章者不得不轻，故天牖其衷，文心自通，天夺其魄，文机遂塞。文之与行合而分，亦分而合者也。”“自古圣贤救人，莫不先德行而后文艺，世有文人才士而终年潦倒者，总由行不逮文耳。”

辑录者在“十例”中对是书体例予以阐明：“首录孝亲显报，诚以孝为百行之源。”“备录不淫善报，宣淫恶报，诚以淫为万恶之首。”在此基础上，辑录者进一步强调果报观念之正当性：“高其论者每谓儒者不言报应，嗟乎，报应之类，散见于经书者岂少哉？特吾辈为善不可有望报之心耳，若为恶者，将恶报铭之于心，则其能改也必矣。”《考试佳话》显然深受《科名显报》影响，《科名显报》之《场外举人》在故事情节与内容方面与《考试佳话》之《三场曳白》几乎完全一致。

《北东园笔录》，福州梁恭辰著，清同治五年（1866年）刊行。是书原名《劝戒近录》，初刊于江西，继刊于大梁，考虑到因果报应之说不为时人所喜，恐流传不广，其父退庵居士乃以梁氏所居园名北东园改为现名。是书共四编，每编四卷。是书之成，并非梁氏一人之力。据其自述，是书第一二编“大半皆旧所见闻，而同人录寄者尚少”，第三四编则多采用征文制。第三四编成于道光戊申年间，梁时为永嘉知府。

退庵居士即梁恭辰之父，晚清一代名臣梁章矩，其著有《楹联丛话》《制义丛话》《浪迹丛谈》《归田琐记》等。1921年，济阳破衲分门别类对《劝戒近录》重新进行编排，共分三编三十二章，以《劝戒录类编》为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北东园笔录》内含大量科举劝善故事，直接影响到《考试佳话》的编纂。《劝戒录类编》（二）“第十章 义与不义之劝戒”之“姚文僖公”，讲述有人梦观状元发榜，所见小吏手持黄旗大书八字：“人心易昧，天理难欺”。湖州姚秋农进士得中第一名后，有人将此梦告诉他。其沉思良久后言道，此八字乃其曾祖父在皖江担任提刑官时释放两名冤狱囚犯时所言。此则故事意在说明“公庭片语，而天听式凭。百年后，卒使其云礽享大科之报。司民命者，亦可以兴矣。”《考试佳话》之《天理难欺》在故事情节与内容方面与其完全一致。

《劝戒录类编》（二）“第九章 阴德与阴恶之劝戒”之“俞生”，讲述了俞生三战乡试均无疾而终，最终选择遁世实现灵魂救赎，而这一切均源于其父生前为官收受贿赂，冤杀囚犯。《考试佳话》之《受贿杀人》在故事情节与内容方面与其完全一致。

《科名金针》，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丁心斋刻，其“科名种子说”关于行善、果报、阴德与科名之关系的论述至为精辟：“俗语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命运不可预知，风水不可强求，惟四五两事捷应如响，无阴功则读书尚且不能，何况科名。然有世代读书而科名卒不可得者，其中亦非无故也。鬼神报应之事，惟科场最显，历来善书所载不可枚举……大造之于人，凡百不忌，而独忌者名。以金玉锦绣皆可以人力夺而去之，惟名不能也。科目之名，既为当时所重，千万人以性命争之，而谓可轻以相予，必不然矣……奉劝读书之家，欲子孙得科名，先为子孙下科名之种，欲本身得科名，须为本身惜科名之种。冥冥之中，自有权衡，昔人谓有工夫读书便是造化，吾谓有机会为善亦是造化。有识者当不以予言为迂阔也。”

四、科举劝善文化：考试文化与文化影响

科举劝善文化是指科举劝善故事所蕴含的考试文化以及科举劝善故事所表现出的文化影响。其既体现为具有鲜明科举考试特点的劝善文化，也反映为具有显著劝善特点的考试文化。

（一）科名信仰与科举崇拜的考试文化

科举劝善文化鲜明地体现为科举时代兴盛不衰的科名信仰风俗与考试崇拜文化。科名信仰与考试崇拜是科举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组成。“人们对没有把握的事，很容易相信运气，所以流行着到庙里求神保佑自己的风俗。许多举子很相信八字、占星和推算等，因科举而兴起的考试迷信与魁星崇拜、文昌信仰过去在全国各地都曾长期存在。”以文昌信仰为代表的考试的民俗信仰是考试文化的重要内涵。“考试制度的长期实行对社会文化潜移默化，一些考试观念积淀为相关民俗信仰，成为考试文化的一部分。东亚儒学文化圈对文昌信仰、文庙的崇拜，反映了民众崇尚考试的普遍心理。”

科名信仰与考试崇拜同样是构成劝善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组成。日本学者酒井忠夫曾对科名信仰与劝善运动的互动历史与演进历程有过详细论述：“梓童与文昌原本是不同的神，大概是在宋代的时候将他们融合在一起的。也许是由于科举信仰与道教信仰的结合，所以将梓童神当做文昌府来看待，并使之掌管禄籍。在宋代，向梓童神祈祷科举及第的事例很多。……将该梓童神与科举相结合，大概是发展在四川的事情。……另一方面，南宋时代已经有在学校里祭祀魁星，以及将魁星、文昌视为科举之神的现象。总之，如上所述，在宋代，由于梓童神对科举的灵验而使之与科举、学问之神的文昌神相结合，并演化为梓童神的文昌帝君；元代以后梓童帝君即文昌帝君，以科举为媒介成为读书人阶层的信仰对象。……而且这些与文昌帝君有关的信仰，很显然都是以读书人特别是从事科举之学的士人阶层为对象的。”

酒井忠夫提及的梓潼神与文昌神，屡见于《考试佳话》，多表现为故事主人公犯下不可饶恕之罪过而被作为科举神的梓潼或文昌褫夺功名。《处馆旷职》中吴下名士因“处馆旷职”而被文昌削去功名，《误人终身》中张生连续“七试不中，祷文昌祠”，被文昌告之，其坐馆十五年，凡历五家，误人子弟终身。张生“怏怏以卒。”《父母饮恨》中举人杨某忤逆不孝，被梓潼褫夺本已命定的进士功名。

科举时代，除去科举主神文昌帝君“负责制定天榜，定夺取录”外，还有兼职科举神文衡帝君关公“负责监督与复核，以保证天榜的公正”、科举辅神朱衣神君和魁星星君“在文昌案下奔走”。《卷书状字》中江南郁生“负隽才，睥睨侪辈”，七战乡试均遭黜落。乾隆丁卯科再次入闱，却遭魁星戏弄导致试卷被污，遂登蓝榜，最终“懊恨而死”，这一切均源于其平时善捉刀笔。《恃才傲物》中某生“恃才傲物”，一日佳作完成后想入非非。次夜即梦见关帝告曰：“神明昼夜纠察，尔禄籍甚高，今科应魁南国，奈尔既怀恶念，又吐狂言，已咨文帝，罚缓三科矣。”某生后“抑郁而卒”。

《考试佳话》中偶尔出现的金甲神显灵、城隍祈祷、于庙祈梦及扶乩，均为反映科举时代科名信仰与考试崇拜的文化传统。

《逢人诋毁》讲述了康熙中江南乡试发榜后士子舆论哗然。某生逢人便言：“某以贿中也，某不能文也，某薄于行也。”一夜，金甲神抵其梦责曰：“某先世积德，某事亲纯孝，某有阴德而人不知，汝皆诋毁之，岂谓神明不公耶？汝名已注下科，为此不特科第无望，寿亦不久。”某生醒后患舌病而亡。决定士子科第命运的金甲神同样见于真实历史人物的科场经历。明崇祯年间首辅孔贞运为兵部尚书袁可立所撰墓志铭，记述了戊子年间病情加重的袁可立目睹金甲神乘马进入城隍庙以及自己科名高中的神奇经历：“戊子，公病痠浸剧，愦愦中见金甲神乘赤马入城隍庙。跽进戊子科乡试，录公。从旁睍之，见其名高列，下注联捷数字。病已，果于是年领乡荐。明年己丑，登陶石篑榜进士。”

袁可立墓志铭中提及的城隍庙系科举时代士子祈求科名之圣地，由此而来的城隍崇拜也屡见于《考试佳话》。《削尽禄籍》讲述了明嘉靖年间，陆仲锡“生有异才”，十七岁的他与其师邱某居住京城，师生二人均对邻家女子“屡窥心动”。邱某怂恿陆仲锡前往城隍庙祷告。是夜，陆即在梦中被城隍追赶责骂，城隍命属吏“查其禄位”，陆某命定甲戌状元，邱某则“名下无所有”。城隍当即“奏闻上帝，削其禄籍，邱某抽肠。”梦醒后，邱某“绞肠痧死矣”，陆则日后“贫贱终身。”城隍祭祀在中国历史中由来已久。宋明以后，作为道教文化标志的城隍，逐渐演变为三教合一的城隍崇拜。其既是所在城市的守护神，也是正义之神。其在保佑百姓的同时，也监察官吏之功过是非与天理良知。

《误人子弟（一）》讲述了谭伯符“潜心《四书》，讲解精切，每试居优等，名重一时”。延揽其作家庭教师的多为富豪人家，谭则“性复机巧，能揣生徒之意”，对于每日功课敷衍了事，不仅帮助学生欺骗父兄，反而在其父兄面前假意夸奖。“数十年间，误人子弟，不一而足。”谭年逾五十岁，尚不能中举。辛酉年其参加乡试，再次名落孙山。其听闻“杭州于庙祈梦最灵”，遂乘船前往“到庙寝廊下”，梦见于忠肃公升座怒责曰：“尔前生是一屠人，杀业极重，因捐五十金，助修文庙，故得转世，食斯文之报，善报尽，仍当受恶报。况尔教学数十年，功课全无，代改文字，欺诳东家，以致聪明之子变为顽钝，罪较杀人尤重。尔不日将入豕胎，受屠宰之苦，尚望科第乎？”谭日后得怪病作猪叫声而亡，其子“痴愚早死”，二孙一为盗，一为丐。

故事提及的于忠肃公即明代著名政治家、诗人于谦，于庙指杭州三台山于谦墓祠。明清时期，杭州市民即热衷前往于谦祠祈梦，直至清末此风依然流行。明中后期，于谦开始由一代名臣逐渐被神化为梦神。虽然北京、开封等地均有于谦祠，但于祠祈梦仍基本限于杭州一地。清中叶后，每年农历八月二十日的于祠祈梦已然成为杭州一大盛事，以至于催生出“祠生”这一服务行业专为祈梦者提供饮食、卧具、撰写疏文及负责释梦。时至今日，杭州于谦祠仍然保留着挂祈梦牌的仪式活动，可见其文化影响之持久。

《草草完卷》中朱子元“以科名事祷，仙降鸾批”则是对科举时代广泛流行，盛极一时的扶乩传统的真实写照。朱子元“勤学砥行，乐行善事”。壬午春以科名事祷于仙，仙降鸾批曰：“大凡中科第者，必其先世积德，自身无缺行，方得登第。临时犹核检善恶，严于裁取。子自是科目中人。还要细查功过，尚有待。”七月朱再祷于仙，仙批曰：“子今科中矣。”朱困惑不解，仙批曰：“子有二善事感动天庭”。一是竭力安葬兄嫂四人灵柩，一是为平民挺身讼冤，且“既拯彼难，绝不受私。”朱大为惊讶，因为两事发生在两次扶乩之间。临近考试，朱突患痢疾，其在子弟搀扶下勉强入闱草草完卷，仍以第六十九名考中。

朱子元科考经历的动人之处在于，其所行两事发生于两次扶乩之间。正是由于这两件为神明冥冥中看重之善行，从根本上决定了其科场命运发生根本扭转，即由中式与否“尚有待”转化为“子今科中矣”，哪怕是在其身体状况极差，原本毫无中式希望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幸运得中。朱子元是否真有其人，其又是否真正由扶乩指示获得科名，现在已不得而知。但是，科举时代寄希望从看似荒诞不经的扶乩行为中获得启示进而高中科名者却是大有人在。“扶箕本是占卜的一种，它的流行多由于文人官僚的信仰。文人扶箕大概起于宋朝，而最流行的时期是在明清科举时代，几乎每府每县的城市里都有箕坛。尤其是在文风流畅的省分如江浙等省，简直有不信箕仙不能考中的心理。扶箕为问试题，问功名，一次的灵验，可使他终身服膺。”

（二）广泛弥漫，逐渐渗透的文化影响

科举劝善文化一旦形成，即广泛弥漫与逐渐渗透于科举时代教育与文化的诸多方面。《考试佳话》诸多故事在科举时代及以后的传统蒙书与乡土志书中均能找到踪影即是明证。

《丰神顿异》讲述了宋郊眼见暴雨冲毁蚁穴，编织竹桥为其摆渡，救活蚁命无数。其在悄然改变气质使之“丰神顿异”的同时，也扭转自身科场命运，与其兄宋祈同科高中进士。此则故事以《郊祈并第》之名收入由明人萧良有纂辑的传统蒙书《龙文鞭影》之中。作为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齐名的蒙书，《龙文鞭影》在蒙学中发挥着承前启后、由浅入深的作用，与日后出现的《幼学琼林》并称两部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知识性蒙书。

科举劝善故事入选《龙文鞭影》并非孤例，“近世中国出现的大量‘蒙学’类著作，其中含有各种道德劝诫，其特征是将儒家伦理与善恶报应相联系，在整体上呈现为一种世俗儒家伦理，而这种伦理观的出现及形成与明代后期儒学的发展有很深的关联。”

《遇色不淫》讲述了汤聘参加顺治甲午科乡试，“病剧而逝”，其魂魄求观音大士指引。大士指引其先后拜谒宣圣和文昌，其禄籍已然注明：“某年月日，汤聘乘船被舟子之女看中，汤正色拒之，其前程远大，亟令返魂。”文昌告诉汤聘：“见汝遇色不淫，故来相救。汝宜信心乐善，今日人心险薄，鬼神司察极严，往昔功名富贵生来便是，近来善恶册籍，一月一造，无俟后日来生，始有果报也。”汤聘醒后此科即中举人，辛丑科高中进士。

起死回生，科名高中，这则在日后看来不可思议的故事，亦见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刊行的《同治上江两县志》。据县志卷二十二“乡贤录”记载：“汤聘，字旌三，号止庵，上元人，瑞州知府有光孙。顺治辛丑进士。未第时，曾拒舟人奔女。嗣值剧疾，梦神益寿，著《再生纪略》，以志其事。”

从县志对汤聘一生行止之介绍可以看出，其个人气节与为官操守堪称科举时代之士人模范。相较于《遇色不淫》对于其梦神经过活灵活现的描绘，县志之记载则文字平实，语不惊人。造成此种差别的原因，或许是县志编纂者不欲在志书中倡言怪力乱神，或许是善书编著者认为这是劝善殊为难得的宝贵资源。

《行止有亏》讲述了康熙癸未，江南士子赴京参加会试，解元某“负才傲物，陵轹同辈”，每曰：“今岁状元，舍我其谁？”同辈不堪其侮。试期且近，同舍考生夜梦文昌升殿传胪唱名，解元某为状元。同舍考生愤愤不平之时，有女披发呼冤：“某行止有亏，不可冠多士，须另换一人。”文昌面有难色，顾朱衣神问之。朱衣神曰：“万历间亦有此事，以下科状元移至上科，其人早中三年，减寿六岁。此例今可照也。”遂重新唱名，状元为王式丹。次日晨起，解元某大言如常，同舍考生告之以梦，解元某大惊曰：“此冤孽难逃。匪不特思状元，并不复应试矣。”亟束装归，半途而卒。是科状元果然为王式丹，年寿六十。此则故事亦收入1934年由宝应县政府编纂之《宝应县志》卷三十三“杂类志”之“异闻”中，所载故事情节与《行止有亏》毫无二致。康熙癸未科王式丹高中状元亦非虚构，《宝应县志》卷十二“人物志”曾有记载：“康熙四十二年会试殿试皆第一。”

五、余论

1933年，《道德丛书》出版之际高僧印光专门为之作序。这篇序言以道教善书为载体，以佛教因果轮回观念立论，旁征博引儒家学说，不啻为三教融通基础之上论证善书之劝善与救世价值的宣言。在印光看来，善书虽然普通，但其蕴含的因果轮回观念和改过迁善预期之于挽救人心与世道意义重大。劝善所深藏的“救世深心”，就在于希望世人和社会无限趋近乃至最终达致“人祸息而礼让与行，天心顺而雨旸自若，世返唐虞，人归贤善”的理想境界。

印光之于劝善的此种理解不仅在当时具有代表性，同样为日后学者研究科举涉及劝善时所认同。刘海峰在《科举学导论》一书中即认为“对科名前定论，也应看到它有积极的方面，即劝善的用意。”“许多科名前定故事或梦兆故事都与此类似，劝导人们多做好事。这也未尝不是科举时代值得肯定的方面。”何怀宏在《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中论及倡导善恶报应显于科名的晚清《科名显报》一书时，也认为“此种如有鬼神在的普遍信念，今人或视为迷信荒诞，对于维系世道人心却实在关系甚大。”

自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设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起始，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科举，科举在中国存在一千三百年之久，此一时期堪称科举时代，即“实行科举考试制度、社会高度重视科举、科举具有重要影响的时代。”如果将十二世纪《太上感应篇》的出现视为十七世纪初劝善运动兴起的思想源头，劝善运动历经有清一代经久不衰，成为晚期中华帝国深具影响的思想文化现象，姑且将这一持续时间长达八百年左右的时段形容为劝善时代。劝善时代与科举时代相互重叠的这八百年，无疑为科举与劝善相互融合进而形成科举劝善故事提供了可能。

科举与劝善在道德关切方面的高度一致，为二者积极互动进而构建故事，彼此影响进而相互成就提供了实践基础。儒家经学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科举时代万千士子正是在致力于获取科名的研习过程中长期浸润于道德意识浓厚，高度强调修身立德的儒家经典之中，进而潜移默化地被其塑造，最终内化并认同儒家价值理念。而强调以道德立说，旨在劝人向善的劝善运动，本身就着眼于民众道德建设，儒家学说更是作为其不可或缺的思想支柱而存在。

因此，科举与劝善互构所形成的科举劝善故事，必然会对科举时代的士人心理与大众观念产生独特而微妙的影响，表现最为典型者莫过于袁了凡的科举劝善理论与实践之于众多士子的深远影响：“袁黄以其举业之学以及宗教实践兼修为基础而获得了科举及第的成功，这在当时的士人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以科举及第为理想的众多民间读书人，他们就以袁黄之举业与立名兼修为榜样，不仅学习袁黄的善书式实践方式，而且也购买他的举业参考书加以学习。”

不难想象，以文字叙事为载体，以故事形态予以呈现，将本身就道德意蕴深厚的科举与劝善二者加以抟合，科举劝善必然会成为之于科举时代芸芸大众具有持久吸引力的道德话题。漫长的劝善运动历程中不断涌现，流传甚广，影响颇大的科举劝善故事即是对此的最佳证明。科举与劝善也基于科举劝善故事实现了相互成就：科举通过科举劝善故事的广泛流传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之重心的地位，以科举时代至重至贵之功名持续对大众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引导利诱影响；科举也为劝善运动提供了契合科举时代大众思维与心理的丰富案例，有效助力劝善运动最大程度地普及劝善观念，发挥劝善影响。

美国艺术史学家孟久丽（Julia K．Murray）曾如此评价中国叙述性图画与儒家意识形态的关系：“儒家学者推崇历史事件中蕴含的道德训诫，而展示含有说教目的的叙述性图画正反映了这一价值观。他们相信，如果恰当地诠释过去发生的事件，可以有助于解决当前的问题。正如教育性的故事比死板的说教能够更生动地传达道德观念一样，描绘有模范作用的个体也可能会打动观者并且激励他们作出相应的行为。”这段话同样非常适合用来形容亦真亦假，或虚或实的科举劝善故事之于科举时代民众与士子的特殊影响：因为它们同样是“教育性的故事”，同样旨在“生动地传达道德观念，描绘有模范作用的个体”，同样“可能会打动观者并且激励他们作出相应的行为”！

（原刊《教育与考试》2023年第2期，34-44页，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