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

“转变经济结构”是今天中国发展的重要主题。没有创新型人才，“转变经济结构”就是一句空话。所谓“钱学森之问”，是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为了实现经济结构转变，必须对“钱学森之问”做出回答，必须改造我国的教育。

一、对我国教育的基本估计

讨论教育改革，需要基于对教育现状的基本估计之上。我对中国教育的基本估计是：在大众教育方面很成功；在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问题严重。

由于中华文化中重视教育的传统基因，由于应试教育，我国教育的成绩是明显的。2001年，在小布什总统的推动下启动了美国的教育改革，其口号是“一个都不能少（no child left behind）”。在美国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中，“掉队”现象确实曾经是非常严重的。小布什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加强考试，核心举措就是在四年级和八年级举行州统考，通过考试加强对学校和教师的问责。就“避免掉队”讲，我国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比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都成功。我们的“应试教育”不仅避免了许多孩子“掉队”，而且把一大批处于中下水平的孩子提升到中等水平，把一大批处于中等水平的孩子提升到中上水平。中国制造业取得的巨大成功，与中国教育的成功不无关系，与中国教育培养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劳动者不无关系。

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创新性优秀人才的培养方面。1949年以来，被世界公认非常聪明的中国人中一批最优秀的年轻人进入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的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学习科学。近30年来，许多北大、清华、复旦的毕业生进入美国最好的大学深造，进入了美国最好的研究机构从事科学研究。但是，65年来中国的学校尚没有培养出一个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为什么呢？主要是应试教育摧毁了最优秀孩子的好奇心和创造力。中国制造业在多数产业链中处于中下游，中国在付出巨大资源、环境代价后获利微薄，与中国教育在培养创新性人才方面的失败不无关系。

中国教育，在“一个都不能少”方面，成绩是巨大的；在“一个都出不来”方面，问题是严重的。今天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为创新性人才的成长创造更好的条件。

二、对考试评价方式的基本估计

讨论考试评价制度改革，需要基于对我国现行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基本估计之上。我对现行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基本估计是：总体讲，“高分低能”现象已经不算普遍；问题是少数创新性优秀人才没有优势。在为大学服务方面没有大的问题，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基础教育的导向（wash back）方面。

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包含两方面的任务，一是在笔试中增加能力考查比重，一是在招生中降低一次性笔试的比重。

在加强能力考查方面，早在1984年教育部就在广东省启动了“高考标准化改革”的试点研究。到今年，“高考改革”已经进行了整整30年。30年来，高考在从“知识记忆考查”转向“能力考查”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今天的高考，与30年前的高考已经大不相同。以英语考试为例，“高分低能”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我本人的研究方向是“语言测试”，20多年主要从事语言测试的研究和实践。今天的英语考试，尤其是包含听力和口语的英语考试，基本可以反映出一个人实际的英语水平。

在降低一次性笔试的比重方面，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尚任重道远。“一分钱一分货”是普遍现象，“物美价廉”通常都是幻想。考试是一种经济、简便、廉价的人才评价方式，其作用也是有限的，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考试最根本的局限是，任何一个科学合理的考试，必定是“标准的”：以相同的题目按照相同的程序测试所有的考生，按相同的规则给所有考生打分。但是，没有一个考生是“标准的”，每个考生都具有不同的个性、生活环境、教育经历，都具有能动性。像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世上也不存在两个相同的考生。以“标准的”考试来考“不标准的”人，这是考试最根本的局限性。对于每一个考高分的考生，我们都不能保证他以后一定学得好，干得好：对于每一个考低分的考生，我们也不能保证他就一定学不好，干不好。在“标准化考试”中，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马云、马化腾、俞敏洪这样一些创新性优秀人才，未必具有明显的优势。为了给潜在的创新性优秀人才提供机会，我们需要降低廉价的、一次性的、终结性的考试在招生决策中的比重，需要引入一些相对昂贵的、长期性的、形成性的评价方式。

今天，机关、学校、企业在人员招聘时，往往要“查三代”，并不太看重求职者获得硕士、博士的学校，更看重求职者获得学士学位的学校。这并不是一种行政作用的结果，而是一种市场作用的结果。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高考整体的有效性。就某一个单一科目讲，例如语文，可能尚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就包含多个科目的高考总分讲，在人员选拔的有效性方面并不存在大的问题。就是说，现行的招生制度在为大学选拔学生方面，在为大学服务方面，并不存在大的问题。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的对基础教育的导向方面。现行一次性笔试比重过大的招生方式，对基础教育产生了两个重要的负面导向作用，一个是冲击了儿童健全人格的发展，几乎摧毁了教育的“传道”功能；一个是扼杀了儿童的好奇心，成功地用外在的功利动机取代了基于好奇心之上的内在的探索动机，扫荡了儿童的学习兴趣。

今天改革考试评价方式，主要是希望挽救教育的“传道”功能，主要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创造力。

三、转变教育观念

为了给创新性人才的成长创造更好的条件，最重要的是转变教育观念。在一个教育讲座中，我曾听一位澳大利亚的中学物理教师讲：我教了30年的物理课。第一个10年，我是“教物理（teaching physics）”；第二个10年，我是“教探索（teaching explore）”；第三个10年，我不再是“教（teaching）”学生如何探索，而是“支持学生自己去探索（ support students explore themselves）”。

他的这段话，集中地说明了他30年教学生涯中教学思想的两次转变。第一次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发展”；第二次从“教师主导”转向“学生自主”。

关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发展”，中国古人早就做出了非常清楚的回答：“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送给别人一些鱼，不如教给别人一些打鱼的方法。鱼，就是知识；渔，就是能力。知识性考试，就是看一个人篓子里有多少鱼；能力性考试，就是让人打两网鱼看看，看其渔之高下。

“鱼”和“渔”之间有区别，“知识”与“能力”之间也有区别。在心理学中，能力和知识是一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能力的形成离不开知识的积累，但能力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孔乙己知道“茴”字的4种写法，他缺的不是知识，而是能力。

知识与能力的区别主要体现对活动的影响面不同。知识仅仅影响到一个人在有限领域中的活动，例如，光学知识仅仅影响一个人解决有关光学方面的问题；能力则影响到人在较广领域中的活动，例如，逻辑推理能力影响到一个人的多种活动。

伴随计算机技术和网络的发展，知识与能力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以往，知识的记忆和积累对于解决实际问题还是很重要的。今天，获取某种特定知识越来越容易，借助搜索引擎，尤其是借助移动互联，我们可以在手机上把需要的知识信手拈来。与以往相比，发展能力在今天变得更加重要。

注重知识传授而忽视能力发展，注重对特定知识的记忆而忽视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以往教育的痼疾。我们需要完成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发展”的教育观念转变。

同时，我们还需要实现从“教师主导”向“学生自主”的教育观念转变，从“群体教学”向“个性化教学”的观念转变。今天，不能再将学生视为一个通过训练就可以获得某种能力的“巴甫洛夫的狗”或“斯金纳的鸽子”，而应将学生视为一个有尊严、有好奇心、有求知欲、有情感的人。孩子们拥有不同的性别、成长经历、生活环境以及智力和心理发展的水平，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绝不是单一教学模式可以满足，绝不是一本教科书可以满足。对不同的孩子需要采用不同的方式“因材施教”，不同的孩子需要通过读不同的书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在“学生自主”的学习中，“要你学”的灌输将被“我要学”的追寻所取代，学生的个性将受到更多的尊重，学生之间的个别差异将受到更多的重视。将不再由教师、学校领导、教育局领导、教育部领导来为学生选择全班、全校、全县，甚至全国的统一教材，而是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已有水平和兴趣，在教师精心挑选和推荐的书目中自己选择教材。

为了给创新性人才的成长创造更好的条件，需要实现教育观念的转变，首先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发展”，进一步从“教师主导”转向“学生自主”。

四、发展审辩式思维

创新型人才最重要的心理特征之一是具有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以往，critical thinking被翻译为“批判性思维”， 许多人已经发现，这个翻译与英文原意之间明显存在距离。相比之下，“审辩式思维”的译法更贴切。在“维基百科”汉语版中采用了这一译法。

二战以后，一些教育学者开始关注发展儿童的审辩式思维，到上世纪末，审辩式思维成为国际教育领域中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审辩”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教育词汇之一。

在2002年以前，美国的“研究生考试”——GRE考试包括言语、数量和分析（analysis）三个部分。在2002年10月推出的新GRE中，原有的分析部分被放弃，增加了“分析性写作”部分。在ETS官网上对“分析性写作”部分的说明是：“这部分测试审辩式思维和分析性写作技能（Measures critical thinkingand analytical writing skills）”。

2005年，美国的“高考”——SAT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改革的内容之一是将原来的“言语（verbal）”部分改为“审辩式阅读（critical reading）”。

美国70%的本科学位由组成美国州立大学联盟（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ASCU）和公立大学联盟（ Association of Public and Land-grant Universities，APLU）的520所公立大学颁发。AASCU和APLU为了对高等教育水平进行评估，尤其是为了对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水平进行评估，于2006年共同推出了一个对高等教育进行评估的“自愿问责系统（Voluntary System of Accountability，VSA）”。VSA为成员院校提供了一个进行高等教育评估的服务平台。在VSA中，定义了4项“核心教育成果（Core Educational Outcomes）”：审辩式思维、分析性推理（Analytical reasoning）、阅读和写作。

人们今天已经形成共识，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审辩式思维是最值得期许的、最核心的教育成果。几乎所有对世界各国教育都有所了解的人的共同感受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今日中国学校中最缺乏的就是审辩式思维。

中国学校中广泛流行的是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的教学模式，是深受前苏联影响的模式，是“真理——谬误”二分的非审辩式思维方式。这种二分的非审辩式思维方式把学习过程理解为一个学生学习和掌握“科学真理”的过程，理解为一个老师向学生传授“科学真理”的过程。事实上，在今天的学校中讲授的许多标有“科学真理”标签的东西都是非常可疑的。这种学习方式，大大地摧残了学生的好奇心，大大地打击了学生的反思精神，大大地压抑了学生的创造性。今天，迫切需要改变这种陈旧的教学模式，不应再简单地向学生灌输特定的结论，而应倡导研究性的学习，而应重视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从而使学习成为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记忆和拷贝的过程。

在审辩式思维中，包含着独立思考和反思精神。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不轻易相信唯一的正确答案。他们会时时反思：我所摸到的“大象”，我自己关于“大象”的经验，是否就是“大象”的全貌？是否就是“大象”的完整形象？

但是，审辩式思维不是“大批判思维”。当我们今天强调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时，确实包含着马克思和毛泽东所倡导、所力行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反思精神。同时，审辩式思维还包含更丰富的内容，还包含对“价值多元”的理解。

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可以理解，对于复杂的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常常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对于一个理论、一个观点、一个命题的论证，不是一个可能立即得到答案的实验室研究，不是一场可以决出胜负的球赛。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百年。今天，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仍然是激烈争论的话题。“五四”已经过去了近百年。今天，“五四”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仍然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话题。“罗斯福新政”已经过去了近80年。今天，对其得失成败仍然存在巨大争议，仍然是经济学家们和政治学家们激烈争论的话题。对于这些问题，既不存在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正确的（right）答案，也不存在符合形式逻辑的唯一的合理的（rational）答案，仅仅存在若干个普乐好的（plausible）的答案。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会长期地存在下去。

具备审辩式思维的人，由于不轻易相信所谓的“科学真理”和“普世价值”，不会为了捍卫自己的一个乌托邦、一个梦想、一个真理去展开“大批判”。他们可以张开双臂拥抱一个多种乌托邦、多种梦想、多种真理、多种答案包容共存的新时代。他们理解，我可以有我的梦想，我的乌托邦，我的真理，我的答案和我关于“大象”的经验，别人也可以有别人的梦想，别人的乌托邦，别人的真理，别人的答案和别人关于“大象”的经验。

五、坚定不移地推进考试评价改革

2001年，小布什启动了美国以“一个都不能少”为口号的教育改革。完全是一种巧合，这一年中国也启动了“新课程改革”，十几年来，为了挽救小“范进”们，许多中小学老师在辛辛苦苦地进行着“新课程改革”。但是，到处都可以看到“轰轰烈烈搞课改、扎扎实实抓应试”的局面。如果考试评价方式不改，所有这些老师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都会重新回到原点。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片面追求升学率”问题就曾经引起社会的广泛批评，在《教育研究》杂志曾经长期开辟专栏进行讨论。从那时起，高考改革就是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的问题。30年后的今天，尽管大学的升学率已经大幅上升，“应试教育”却愈演愈烈。那时，应试教育从小学开始，到高中毕业结束。今天，“应试”已经向下延伸到幼儿园，向上延伸到大学本科教育。

遇见困难绕道走，使许多问题累积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高考改革就是一个被“绕道走”了30年的难题。为了给创新性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今天再也不能“绕道走”，需要下决心推进考试评价制度的改革。

今天，高考改革反对者的一个最重要、最堂皇的理由就是所谓的“维护公平”。我们应该认识到，高考是今天世界上最公平的大学招生方式之一。改革并不是因为高考不公平，而是由于现行高考制度不利于创新性人才的成长。

高考改革反对者的另一个理由是：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将不利于农村的孩子。这种说法毫无道理。

高校中农村孩子比例的下降是不争的事实。需要注意：这一事实是发生在高考“岿然不动”的情况下，而不是高考改革造成的。这是僵化、陈旧高考制度造成的结果，而不是高考改革的结果。1972年大学恢复招生，在1977恢复高考之前，大学中农村孩子的比例很高。如果这些人真是想为农村孩子争取上大学的机会，就应该主张取消高考，而不是反对高考改革。

为了给农村的孩子创造更多的机会，必须放弃体现在现行招生制度中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如果仅仅以考试分数取人，农村孩子并没有优势。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等一流大学，绝不讲什么“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他们明确说，对来自经济地位低下家庭的孩子，对少数族裔的孩子，对女孩子，要降低分数。

如果将来的某一天，我们基本解决了教育不均衡的问题，从城市到农村，从土豪的孩子到屌丝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能享受到同样质量的教育，那时，我们可以重拾“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那是很遥远的事情。

农村的孩子们需要得到更多的关心，得到更多的机会。这应是积极推动高考改革的原因，而不是反对高考改革的理由。我们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扭转今天高校中农村孩子、尤其是贫困家庭孩子比例下降的趋势。

降低了考试的压力，一些学生可以获得更大的个性发展空间，另一些学生可能因失去考试的约束而“掉队”。如果今天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如果“英特纳雄耐尔”已经实现，我们可以考虑保持目前的“应试教育”局面不变，我们可以考虑为了避免一些孩子“掉队”而压缩一些优秀学生的发展空间。但是，今天中国面临着一个激烈竞争的世界。如果我们不能培养出转变经济结构所需要的优秀人才，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别人吃肉我喝汤”的局面，我们还可能面临像前苏联、前南斯拉夫一样被肢解的局面。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给创新性优秀人才提供更多的个性发展空间。

2014年6月9日领导同志在两院院士大会的讲话中呼吁“创新、创新、再创新”，呼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们进行高考改革就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就是为了扭转青少年的普遍厌学状况，就是为了给创新性人才的成长创造条件，就是为了尽快以“创新驱动”取代今天的“组装驱动”。

18届3中全会给人印象最深的改革信号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见《公报》）在3中全会《决定》中说：“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见《决定》第42条）

人力资源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能否在人力资源的开发中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肃的问题，也是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所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

三中全会《决定》中已经为教育改革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今天需要下决心落实三中全会的决定。那样，考试的主要功能将不再是一种基于权力的“管理”，而是一种基于考试自身质量的“服务”。伴随改革动力和优化机制的引入，那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高质量的考试将得到鼓励，那些导致学生“厌学”的、质量低劣的考试将被抛弃。那样，使学生“厌学”的考试到处泛滥、使学生“爱学”的考试寸步难行的荒唐局面，将得到扭转。只有使“爱学”的孩子们获得更多的机会，中国才可能在今天激烈竞争、烽烟滚滚的世界上，获得更多的机会。

笔者一直认为，就人均占有量而言，中国不仅算不上自然资源大国，甚至可以算是一个自然资源贫国。但是，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中国未来的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开发自己的人力资源而不是开发自己的自然资源。今天，我们必须下决心推进教育改革，下决心改革考试评价方式，为创新性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条件，将“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

（本文刊于国务院发展中心主办的《经济要参》2014年第30期，2014年7月23出版，全文收入2017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谢小庆教育言论集续编》（第59-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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