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他“力行担责”，大学校长们获得招生中的考试权，仅仅用了52天。但是……

高考改革，一定要等32年吗？

谢小庆

（北京语言大学） 

我们祈愿，在教育领域，也能够有人“力行担责”，改变“学生为分数而学、老师为分数而教”的局面，改变“读一本书、教一本书、背一本书、考一本书”的局面，将被卷的苦不堪言的学生、家长、老师们，解救出来。

谢小庆2023年11月23日按：25年前，我写了《改革高校招生体制的可能性已经出现》（点击文章标题可以打开）一文，刊登在《北京观察》杂志1998年第3期。后来，杨东平老师将此文收入他主编的《教育，我们有话要说》一书中，此书199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篇文章的结束语是：“我希望有关领导允许并鼓励几所大学进行试点。我期望在不久的将来某所大学或某几所大学在争取招生权（原料采购权）方面有所进展。我认为，承担责任的大学校长们争得招生权之日，就是‘应试教育’寿终正寝之时”。

25年后的今天，我仍坚持自己的看法。

我想到，由于邓同志的“力行担责”，大学校长们获得招生中的考试权，仅仅用了52天（1977年8月6日至9月26日）。但是，从1985年我们正式呼吁改革高考到今天，已经过去了38年。从1998年我开始呼吁大学校长们争取招生权到今天，也已经过去了25年。迄今，大学校长们仍然没有争取到自主招生权。

我期盼有人能够像邓同志那样，力行担责，在较短的时间内，帮助大学校长们争取到自主招生权，解救那些被毁人不倦的应试教育、填鸭教育和马戏团驯兽教育“卷”得苦不堪言的学生、家长和老师们。

这是2017年6月9日贴于本号的文章，是为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而写。此文已经刊于2017年6月21日出版的《经济要参》2017年第25期“要参精粹”栏目。《经济要参》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关于这个话题，还可以参考本号第490期《不因最紧迫的事情忘记最重要的事情》和第646期《高考改革，基本没学者什么事儿了》（点击两篇文章的标题可以打开）。

恢复高考40年，为了完成一些好朋友布置的作业，我把一些30多年前的旧资料找出翻看，生出许多感慨。

《教育研究》1985年第6期上刊登了《改革高考，更加准确有效地选拔人才》一文，署名“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高考研究组”，研究组负责人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张厚粲教授，她曾担任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心理科学联合副主席，2004年获得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颁发的特殊贡献奖，2016年获得国际心理联合会颁发的“艰苦卓越成就奖”，2016年获得国际测验行业协会（ATP）颁发的“ATP全球公民奖”。张先生是洋务运动主要推动者之一张之洞的孙女。

在这篇由张厚粲教授执笔的长达12000多字的研究文章中，报告了研究组在教育部学生司支持下所进行的高考研究结果。这项研究以取自全国六个大区各种水平、各种类型的16所高等院校的24个教学班为样本，对1978、1979两年高考进行了有效性（效度）分析。样本中包含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等。这项研究还分别从北京的市重点中学，区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中取样，按文理科分别计算了高考成绩与中学各科成绩的相关。这项研究还计算了中学教师对学生学习能力的评定与高考成绩的相关。研究组请班主任和主要任课教师在高考以前填写了《中学生学习能力评定量表》，对每位学生从四个方面进行等级评定。内容包括思维能力（包括创造性思维)，记忆力，一般学习品质和社会活动能力。

在预测大学学习表现方面，高考的哪些科目预测效度较好？哪些科目预测效度较差？对此，研究组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组以淸华大学、北京工业工大，北京中医学院等七所大学的部分专业的学生为样本，在大学学习成绩与高考各科成绩之间建立了多元回归方程。

根据这些研究结果，研究组提出了“一次考试定终身的作法是否适宜？”问题。（文章第一节的小标题）研究组建议：“为了使高考选出来的人能更好地适应不同专业的需要，提髙其预测效度，我们认为目前的髙考根据目的要求的不同应该分两次进行。一次是以检査中学知识和一般学习能力为目的的资格考试，即中学毕业统考，它的考试科目较全，对它的通过表明一个学生已经具备了升入髙校的最基本能力，有了参加髙考的资格。至于是否真能升学和学哪个专业，则需要通过下一步的髙考来解决。这里所谓髙考是一种选拔考试，目的是为培养某一专业方向的髙级人才选拔优秀中学毕业生，内容只包括与专业学习关系密切的三或四个科目，并且强调学习能力方面。……从预测角度来看，选拔性髙考只考三或四科与专业方向密切相关的科目是合适的。它既可避免入校前总分高而来后不适应本专业学习的现象，又可以相对减轻学生的髙考负担。”

需要强调，建议不是来自“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不是来自“拍脑袋”，而是来自大量的实证研究，来自定性和定量的科学研究。

在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第42条中明确写明：“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在2014年9月4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第三条第五款中明确写道：“增强高考与高中学习的关联度……改革招生录取机制。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和国务院的《实施意见》，经过3年的准备，作为先行试点的上海、浙江两地在2017年高考中率先进行了改革，将考试分为“统考”和“学业水平考试”。改革举措给考生提供了一定的选择权，考生可以从多门学业水平考试中选考3门。给招生高校提供了一定的选择权，可以从多个考试科目中根据自己的专业需求确定科目组合。

上海、浙江的改革，已经将学者们32年前提出的建议“部分付诸实施”。32年前提出的建议是“从9或10科中选考3或4科”，今天上海、浙江的方案是“从9或10科中选考6科”，或在必考3科之上“6或7科中选考3科”。因此，只能算是“部分付诸实施”。选拔性招生考试真的一定需要考6科吗？在选拔性招生考试中，针对某个特定专业仅仅考3或4科就不行吗？

看到32年前学者在实证科学研究基础之上提出的建议，今天终于被部分付诸改革实践，不知是喜还是悲。一项明显既有利考生、又有利高校的改革措施，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学者们提出32年之后才部分付诸实施呢？

1977年6月在山西太原晋祠宾馆召开教育部1977年招生工作会议，会上根本没提考试的茬儿。

8月6日，邓同志在座谈会上听到学者关于恢复高考的建议，当即问坐在身旁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还来得及吗？刘西尧回答说，假如推迟开学就来得及。邓当即拍板：“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

于是，8月13日教育部召开了第二次招生工作会。一年之内两次开招生工作会，空前绝后只此一次。8月18日，邓签发了推迟开学的通知。

2014年9月9日，1号同志访问了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参观了我曾经学习的心理学院，会见了张厚粲教授。他说：“唐代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第一位的。一个老师，如果只知道‘授业’、‘解惑’而不‘传道’，不能说这个老师是完全称职的，充其量只能是‘经师’、‘句读之师’，而非‘人师’了。古人云：‘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是‘经师’和‘人师’的统一，既要精于‘授业’、‘解惑’，更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根据新华社通稿）

今天，在高考“唯分数”指挥棒的作用下，中国学校的“传道”功能已经被彻底摧毁，在中国的各级学校中“人师”已经基本绝迹，仅余“经师”。

在今日学校中，许多人作为“经师”也未必合格，未必称职。一个学生的学习动力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缘于好奇心的内在动力，一是缘于功名利禄的外在动力。无数成功人士的经历表明，最具有建设性的动力来自前者。好的“经师”，不是“用特定知识将桶装满”，而是“唤醒学习兴趣将火点燃”。今天的应试教育，正在将孩子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扼杀在童年，正在用外在动力扫灭和取代孩子们内在的学习动力。

北京邮电大学阚凯力教授曾谈到他的一位“海归”朋友。这位朋友回国后在国内办了十几年的公司，办得很成功。但是，最终还是带着全家离开了中国。阚凯力问朋友为什么离开，朋友的答复是：为了孩子。他说，我们不是为了让孩子将来成名成家，孩子即使将来做一个清洁工都可以。但是，要让他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快乐的人。

今天，北京四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等许多学校，整班整班的学生在放弃高考，在直接通过SAT、ACT等考试到美国去读大学本科。为了让孩子“做一个好人”，许多有能力的家庭送孩子出国读中学，读小学。中国摧残儿童的应试教育不仅使许多优秀的孩子放弃中国的学校，而且使许多在海外已经学有所成的优秀人才因担忧子女教育而对回国效力踌躅不前。

今天，中国教育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需要有人像当年邓同志那样，不是用32年，而是用较短的时间，做出选择，做出决策。 

《助学者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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