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初心”？72年前一位30岁共产党员对加拿大友人的回答

谢小庆按：《五星闪耀中国——我们回到新中国的故事》（Five stars over China：The story of Our returned to new China）1953年5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出版。全书468页。

作者文月华（Mary Austin Endicott，1897-1967）1925年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毕业后，追随丈夫文幼章先生（James Endicott,1899-1993）来到中国，直到1947年，在中国生活了25年。她1947年与丈夫一道回到加拿大。1952年，应中国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Chinese Committee for World Peace） 郭沫若同志的邀请，与丈夫一道来华访问4个月。这本书记录了她此次重回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思。

在华期间，文月华走访了工厂，农村，学校，医院，政府机关，宗教场所，采访了工人、农民，国家领导人，政府官员，中小学教师，资本家，牧师，主教，大学教授，科研人员，在华工作的外国人，等等。围绕土地改革，城市工商业改革，援朝战争，科学研究，妇女解放，医疗保健，防治传染病，三反五反运动，扫盲，教育普及，税收，水利建设，思想改造，宗教政策等许多问题，介绍了实际状况，进行了讨论。

在此书的扉页上写道：“送给绿玉：她告诉我的故事，讲述了苦难、英雄主义和对未来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导致新中国取代了旧中国，如我们已经见证。”

张林是绿玉的丈夫。张林夫妇接受了文月华关于婚姻、家庭和爱情问题的采访。这里节录了书中的部分内容。

文月华与张林夫妇以及他们的老大和老二

在中国，没有什么比女性生活的改变更具有革命性了。在旧中国绝大多数妇女生活在绝望的堕落和被压迫中，她们总是处于最底层。我一直没有忘记一个农民的妻子，她曾经在我们的花园里干活，在重庆给我们打零工。她的丈夫身强力壮，工作辛苦，攒了不少钱，但家里“命不好”，只有一个又聋又哑的小女儿得以活过了婴儿期。他娶了第二个老婆，街坊里议论纷纷。

一天，吉姆（文幼章）看到我家园丁——农民的第一名妻子像往常一样在地里弯着腰锄地，于是他停下来和她聊了聊家里的情况。

“我给他生了五个儿子，”她痛苦地说，“但他们都死了，因为我们住在地主猪圈旁边的房间里。这个新老婆一定要有自己的房子！自从我的男人娶了我，我就一直在地里干活。现在我老了，他就像扔旧鞋一样把我扔了！”

吉姆问她多大了。“34岁，”她回答。

即使在那个时代，也有脆弱的公正努力。在国民党时代，纳妾成为非法行为，但这种做法并没有停止。不过，当另娶一妻时，对第一任妻子给予了更多的考虑。这类事情通常是和朋友们在茶馆(中国底层百姓的俱乐部)喝茶时讨论的。我们的园丁邀请来主持公道的村民坚持说，至少，男人必须送给大老婆一件和送给新妾的衣服同样好的衣服和礼物。当然，他也不能抛弃大老婆。他必须允许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他新建造的两室的泥房子里，这是他和新妻子讨价还价的一部分。

今天，这种让人伤心的对女性的羞辱正在从中国人的视野中消失。每个村都派一名共产党员干部去组织妇女协会。妇女相互鼓励，坚持《共同纲领》所保障的妇女婚姻、财产、同工同酬等权利。在大多数村庄的代表会议中，妇女占三分之一的席位。她们也被选为各个政府机构的成员。正如我所料，成千上万的人正在进入工业、教学、护理、办公室工作和其他职业。尽管这些职业在国民党时代也是对妇女开放的，但由于教育程度太低和经济困难，绝大多数中国妇女实际上很难有机会进入这些需要必要培训的职业。

直到我们回到中国，我才完全意识到，正有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女孩进入各类职业工作，包括一些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往，这类繁重劳动仅仅由男人来从事。我们看了一部电影，展示了第一批火车女司机是如何接受培训的，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影片并没有淡化她们的困难，它展示了女孩们的毅力和热情，证明她们既可以掌握驾驶技术，也可以锻炼出必要的肌肉力量。当一列完全由女司机操作的火车首次运行时，这是多么令人激动啊！现在已经有好几个这样的女火车司机班组了。妇女也正在进入建筑业，我们在我的演讲中看到许多妇女来自武装部队。

1952年，人们经常谈论已婚妇女就业人数的增加，特别是妇女就业带来的对托儿所和幼儿园的需求不断增长。幼儿园接收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他们在幼儿园中或在附近的学校中上预备班。在参观了几家这样的托儿所之后，老实说，我并不认为这种安排使孩子们受苦。但对于父母呢？我觉得他们被剥夺了父母应该拥有的东西——在那些孩子快乐地快速学习的日子里，照顾他们的快乐。我问自己：任何工作或职业的回报，能够补偿一个母亲哄着孩子入睡的感受吗？

我买了一本1950年5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部法律确立了“以自由选择配偶、一夫一妻制、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儿童合法利益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婚姻制度”。为了废除封建婚姻习俗，“禁止一夫多妻、纳妾、童婚、干涉寡妇再嫁和索取与婚姻有关的金钱或礼物。”

《婚姻法》初稿在各政党、人民团体和司法机关的论坛上进行了讨论，与妇女组织密切协商。经过17个月的讨论和修订，中央政府通过了该法案。

《婚姻法》用简单的语言写成，以便于人民能够理解。它的意图很明确：让婚姻稳定幸福，在调解失败时提供离婚，保护所有孩子的权利。规定的最低结婚年龄为男20岁，女18岁。

张林夫妇以及他们的小儿子

这时，我已经初步了解了新中国妇女的一般地位。我等待着一个机会，直接亲身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党员之间个人关系的态度。一天晚上，吉姆以前在成都的一些学生来看我们。他们现在都是北京各个大学的教授，都是共产党员。其中的一个名字是张林，英语说得很好。他成了我的采访对象，我和他谈了很长时间。他给我讲了一些他的经历，我很喜欢他敏捷的思维、活泼的态度和友好的个性。我请他带他的妻子来看我们，我的邀请使他很高兴。他说，他们夫妇星期天都有空，于是，我们就邀请他们周日来吃晚饭。

我发现他的妻子绿玉像她的丈夫一样讨人喜欢。晚饭后，他们同意为这本书接受采访。

“既然你们俩都是共产党员，”我开始说，“你能告诉我中国共产党人对婚姻、家庭和性关系的总体看法吗？无论是现在还是在你们正在努力建立的更加稳定的社会里？我们听到许多谣言说，共产党人赞成‘自由恋爱’，并希望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打破家庭关系或无视家庭关系。是这样吗？”

他们笑着说他们很乐意讨论这个问题。张林带头发言，绿玉有时插话，补充张林遗漏或没有说清楚的内容。张林说，首先，中国共产党认为婚姻和家庭确实非常重要，并对这些社会关系的最佳发展有明确的想法。旧式的中国家庭，已婚的儿子继续和父母住在同一个屋顶下。共产党的主张与之不同，我们认为，每对夫妇都应该有自己的家，不管它有多小。我们认为，孩子都应该和父母住在一起。

然而，在妇女有机会发展各种技能的新社会里，如果每个母亲仍然全职做家务，昼夜不停地照顾两三个孩子，这不是高效的方式，也不可取。对母亲、孩子和社会来说，孩子们最好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托儿所或幼儿园中，那里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在安全的环境下玩耍，有足够的设备和训练有素的看护人。通过这种方式，孩子们可以养成良好的社会习惯，当他们长大后，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他们在童年时期就习惯于从集体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和做出反应，而不是像一个小个人主义者那样，一会儿是吸引人们注意力的中心，一会儿又在一个特定的成年人环境中让人皱眉头。

除了正在消失的封建家庭，中国还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混合的家庭。张林觉得，他们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如果一个资本主义家庭有财富，有大房子，那么这个家庭的成员总是想着钱，想要更多的东西。贪婪和嫉妒充斥了他们的生活，他们总是担心失去他们的钱。这样的家庭以自我为中心，通常是不快乐的。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资本主义家庭的房子很小，个体成员就会因种种原因处于焦虑之中，例如，空间狭窄；收入不足；失业；疾病……等等。于是。他们顾不上为孩子们摆脱多余精力提供足够空间。于是，他们的孩子打扰他人，在街头闯祸，或者加入反社会的帮派。在这样的环境中，母亲为了维持收支平衡和维持一个幸福的家庭而疲惫不堪。她的思想精力局限于处理生活琐事，这些琐事阻碍了她个性的发展。

张林说，社会主义家庭是不同的。它是基于马列主义的原则，社会的解放程度体现妇女生活水平的标尺。女性需要从不够富有的小家庭的苦差事和狭隘的限制中解放出来，或者从富有的大家庭的无聊和寄生地位中解放出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人都要劳动，因为共产党人认为生活的基础是创造性劳动。对小孩子的照顾是有组织的，这样母亲就能在家庭之外参与到新社会的建设中来。只有这样，她才能从狭隘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旧的狭隘的生活方式中，女人总是受男人的支配——先是她听命于她的父亲，然后是听命于她的丈夫，在丈夫死后，听命于她的儿子。在新社会，她可以在经济上独立，可以按照适合她自己的方式充分发展她的个性。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每一扇门都向她敞开。许多人发现妇女所具备的能量，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完全由女司机驾驶的火车就是一个证明。妇女在革命的艰苦日子里的贡献，也是证明。

“中国共产党人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是什么？”我问。

张林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爱情往往过分强调性关系，缺乏对双方在社会中共同利益和共同努力的关注。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男人拥有经济权力，因此他支配着女人。在社会主义家庭中，男女是绝对平等的。选择终身伴侣，最重要的一点是看一个人的性格。这不仅仅是指诚实、好脾气、合作，还包括他或她是否有良好的政治理解，诚意，以及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获得成长的能力。

个性发展是最重要的问题。说“无论你做什么我都爱你”，是一种不切实际、浪漫的爱情观。张林解释说，真正的爱情会产生这样一种态度:“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希望你有所提高。”这样的人，也会想要提升自己。在帮助对方克服性格弱点的过程中，双方都取得了进步。

我说，这些态度在西方国家的恋爱中也存在。

“没错，”他说，“但这通常是因为双方都想出人头地。这是个人主义对财富、地位或任何资本家所欣赏的东西的追求。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基于集体主义理念来发展恋爱关系。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个人的进步，后者是社会的进步。”

“你低估了西方国家的人，”我说。“他们通常非常关心社会的进步。”

张林以他自己敏锐而安静的方式笑了：“你所说的西方社会中这些关心社会进步的人，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他们实际上都在走向社会主义。这些人都意识到，夫妻双方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这些兴趣爱好可以扩大彼此对生活的欣赏，也可以滋补彼此的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些不同的兴趣爱好往往是不负责任的和浅薄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则不是这样，双方不同的兴趣都指向社会秩序的发展。我们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追求那些能够表达人民情感和经验的美，以及美的形式，使各个阶级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古老的艺术只被富人和有闲阶层所欣赏，对老百姓的意义不大。

张林详细地讲了集体主义的目标。“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他说，“凡是有利于社会的，必然有利于社会中的个人。你对社会的贡献会使你个人受益。如果你改进你的个人态度，你的工作就会得到改善，人们会认可你，会增加你的责任。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但是，如果你把个人进步作为改进的动机，那是错误的。如果你的同志感觉到你存在这种个人动机，他们会严厉批评你。”

“你对我讲了你们党对婚姻的看法，”我接着说，“但我们还没有谈到争论的要点——‘自由恋爱’的涵义。是仅仅指婚前？还是包含婚后？许多西方人认为这是新中国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张林、绿玉夫妇都笑了，摇了摇头。张林仔细分析了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强烈谴责婚外性亲密行为。“自由恋爱”一词的出现是针对旧式的包办婚姻而言。旧婚姻制度曾经给人们，尤其是妇女，带来许多苦难。在苏联革命初期，旧婚姻制度的崩溃曾导致了一些性关系的混乱。列宁等领导人强烈反对这一趋势，在很短的时间内，这种性关系的混乱就被普遍认为不符合社会利益，并被及时制止。由于包办婚姻导致的不幸婚姻，允许离婚。苏联的新婚姻法，就像今天新中国的婚姻法一样，保证了夫妻双方的自由选择。

中国革命者吸取了苏联的经验，并没有普遍出现过混乱现象，仅仅在局部地区、短时间内发生过问题，仅仅在条件不稳定和党的纪律松懈的时候，发生过这类问题。

张林指出，一般说，婚前不正当的性关系在中国社会中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发生这种不正当关系的机会很少，也并不多见。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扩大了女性的自由度，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新中国，不需要形成这些不稳定的关系。当一对年轻夫妇强烈地相互吸引时，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结婚。为了促进家庭和谐，这对夫妻所属的单位会安排他们学习《婚姻法》中关于夫妻双方权利和义务的条款。人人享有经济保障，生活水平正在迅速提高。结婚对象和婚期的选择，现在由新人自己决定，不再听命于他们的父母。

正式宣布婚约，在旧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已经不再是共产党人或产业工人的习俗，很快就会完全消失。在共产党人中，一对夫妇结婚的意向由他们所在的党组织讨论，并就婚姻的适宜性，特别是基于政治认识的适宜性，对他们进行辅导。一个共产党员如果坚持要同被认为是危险的反动分子结婚，就会被开除党籍。如果未来的伴侣缺乏政治教育，只要其表现出学习的意愿，同志们可能会建议推迟一些时间，但不太可能反对这段婚姻。党员干部可能选择依靠组织的供给制生活，在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之外，还会有少量的津贴。因此，推迟结婚并没有经济上的原因。这一切都意味着，婚前的性关系并不符合习俗。

“党组织如何处理自由选择的婚姻中的意外感情发展？”我问。“那些在追求不同兴趣的过程中，如果某一方对异性朋友形成强烈依恋怎么办？由于工作原因而长期分居的伴侣呢？难道共产党人真的认为，这种情况下的临时恋爱关系是自然的，从而不会损害婚姻的稳定？”张林夫妇都强调说，这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实际上也不是他们的做法。

在新社会里，男人和女人自由地在一起工作。如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感情超过了对自己伴侣的感情，那么，在请示党组织并获得批准后，他或她可以离婚并与另一个自己更爱的人结婚。革命时代的工作需要常常导致丈夫和妻子彼此长期分离，但即使在这些情况下，除了在特殊情况下，异性之间的恋情都会受到批评。有这样一些案例，夫妻一方在内战期间离开了国民党统治区，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对方的消息，他或她在解放区找到了新的爱情。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受到批评。

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只要有可能，党组织就会尽量将已婚夫妇安排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尽量避免长期分居。

党组织对于异性党员之间发展不正当关系的问题非常重视，要求严格。这样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普通群众对干部之间的不检点行为非常敏感，不规范的行为会损害人民对党的信心，影响党的工作。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干部的情感安全感。如果夫妻确信互相的爱情，他们就会表现得平静和自信。如果双方真正相爱，就不会产生不安全感，也不会与那些自己非常喜欢的异性同事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

有时候，婚姻双方在爱情态度上的差异确实会引发情感不安全感的问题，导致其中一方对第三方产生兴趣。周围的同志们会注意到这种情况，并予以劝阻。当同志们看到发生恋爱的两人中的一方属于已婚，同志们会提出警告。同志们无力抑制这种关系，只能提出一些反对这种婚外情的建议。理由通常有以下几点：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了共产党的利益和社会稳定；最重要的是，为了这段婚姻或这段新关系所生的孩子。

当新的恋情远远压倒原有的婚姻时，或者说，当有充分理由说明新的婚姻会比旧的婚姻更好时，如果想离婚，只要签署一份声明，就可以自由地离婚。但是，这个问题首先要在党员干部所属的党组织中讨论，也要在民事法院讨论。在为防止离婚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之后，才会准予离婚。法院和有关组织会特别维护涉案女性的利益，因为女性在过去的婚姻和离婚中遭受的损失最大。在国民党颁布相关法律之前，妇女们没有任何公民权利。国民党颁布的这些法律虽然公平，但不幸的是，这些法律并未得到广泛应用。

在谈话接近尾声时，张林夫妇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对性关系的态度。互爱和社会关怀应该是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基础。他们不认为浪漫爱情是至高无上的善，不认为其他一切都应从属于爱情。创造和维护被他们称之为“革命”的新社会是极其重要的。个人及其家庭未来的幸福都取决于此。成千上万的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张林和绿玉也随时准备为之牺牲自己的生命。人民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他们会努力工作去维护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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