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由多民族融合而成
赵汀阳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谢小庆按：本文摘编自《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中信出版社2016年出版）一书。为什么“四大文明古国”（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中只有中国延续至今？为什么中华文化历经种种磨难和变故而一直能够顽强生存发展？这是近代以来中外许多学者关注的话题。在《惠此中国》一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个“中国旋涡”的解释模型，试图解释商周以来至清朝的古代中国的生长方式。作者认为中国的扩展不是来自向外的扩张，而是来自外围竞争势力不断向旋涡中心的内卷。在我看来，作者是今天中国最具有实力的学者之一，他不仅有跨越中西古今的学术积累，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关于“中国漩涡”的看法，具有启发性。
逐鹿的旋涡模式所形成的中国既为多文化多族群混合体，其中多文化的互化是一方面，而多族群的融合又是一个问题。虽是互相同化融合，但所谓的“汉人”或“汉文化”终究是主干，因此经常被认为是汉化。这是个相当混乱的问题。“汉”的概念不仅自身具有复杂性，而且经常与“中国”概念混为一谈。
汉族是现代民族观念所追认的界定，可问题是，中国从来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不断生长的弹性存在，其伸展度取决于逐鹿游戏的规模，凡是进入游戏旋涡的地区和族群都是中国的共同创造者。黄帝、炎帝是西戎或东夷，商源于东夷，周源于西戎与夏之混合，隋唐皇家血统以鲜卑为主，更不用说元与清。最古的中原“本地”族群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故事，已经很难判断，而通常认为的古中原标准族群如夏、商、周等，实际上也是“外来户”。
先占据中原的族群与后继不断进入中原的周边族群（匈奴、突厥、鲜卑、羌、藏、契丹、女真[满洲]、蒙古、满、苗，等等）一直在融合中形成新中原人，其多族混合的结果就是现代所命名的汉族。古代中国或有生活方式与礼教之分，或有农耕游牧之别，却无种族或民族之分。中国人被称为炎黄子孙，炎帝属于农耕部族，而黄帝则是“迁涉往来无常处”的游牧部族。在夏商周时期，一些北方或西北族群本来也居住在中原深处。
据王桐龄的研究，直到春秋时期仍有不少北方或西北族群的诸侯国位于中原，分布在陕西、山西、宁夏、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因在逐鹿博弈中失利，才不得已从自然条件较优的中原退向自然条件较差的漠北。最后一个北狄强国中山国（河北中部）直到战国中期才被赵国攻灭。汉朝以来，漠北势力重新变得强大，又纷纷加入逐鹿游戏。较晚加入中国旋涡的是吐蕃藏族，而居于比较发达藏区（青海甘肃的部分地区）的藏族则更早就加入了逐鹿游戏并多次割据于中原。公元763年，吐蕃曾一鸣惊人地攻陷了中原王朝的首都长安，几乎有机会入主中原却终于功败垂成。
从旋涡模式可见，“中国”是一个远大于“汉”的概念。
元朝虽以蒙古为尊，其最大利益却在中原，故忽必烈决定成为中国皇帝实为谋求最大利益的理性选择。这也同样可解释为什么元顺帝兵败退至漠北而仍自认是元朝皇帝，史称北元，后只因反攻无望才瓦解。
王桐龄所著《中国民族史》以几近完美的材料描述了中国众多族群的互相同化过程。据其所考，历代王朝分别为各族群所建立：金和清为满族所创；前赵、后赵、夏、北凉、元为蒙古族所创；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南凉、北魏、北周、北齐、辽为满蒙混血民族（鲜卑、契丹等）所创；后唐、后晋、后汉为回族所创；前秦、后秦、后凉、西夏为藏族所创。另外，在号称汉人的国家中，齐国实为汉人与东夷的混合，秦国为汉人与西戎的混合，晋国和燕国为汉人与北狄的混合，大理为汉人与苗族的混合，而在号称汉人为主的大一统王朝中，秦、汉、晋、隋、唐、宋、明都是各族的混合。
王桐龄发现，无论谁主政中国，政治权力或统治阶层都向所有族群开放。他罗列了极其详细的证据说明每个王朝的高层官员分别来自众多族群。例如，在以汉人为主的朝代中，见于史册的非汉人官员的情况是（载入史册者通常是高官或名人）：在隋朝有匈奴、鲜卑以及其他胡人共51人；在唐朝有鲜卑、突厥、高丽、吐蕃、契丹、回纥、日本、印度等民族共122人，其中多有名将名臣，如尉迟敬德是鲜卑人，哥舒翰是突厥人，高仙芝是高丽人，元稹是鲜卑人，李克用是沙陀人（另据《贞观政要》，唐朝早期，五品以上非汉人官员多达官员之半数［5］）；在宋朝有鲜卑、匈奴、突厥、党项、阿拉伯等民族共34人，如名将呼延赞是匈奴人；在明朝有蒙古、女真（满洲）、回鹘等民族共174人。
反过来情况也类似，在以非汉人为主的朝代中，见于史册的汉人官员在辽朝有68人，包括位极人臣的韩德让和赵延寿；在金朝多达277人；在元朝，因功被赐蒙古名字的汉人高官有37人，包括名将史天泽、张柔、张弘范等；至于清朝，汉人官员多于满族官员，其中更不乏众所周知的名将重臣，无须罗列。
另一个重要检验标准是通婚，历代中国各族通婚（包括皇族宗室与外族通婚）从来都十分普遍，并无禁忌，唯独宋与元有所顾忌，以宋朝最为极端，皇族完全不与非汉人通婚；元朝宗室很少与汉人通婚，汉人女子入宫仅有9人，公主则不与汉人通婚。可见，各族通婚融合是历史常态，而通婚禁忌只是冲突激化的偶然语境下的历史变态。
至于所谓汉文化，虽以古中原文化为其基本基因，却也是众多文化不断混合的结果，因此应该更准确地称为中国文化。
对于那些有能力入主中原（无论半壁还是全境）的其他族群，征用汉文化为己所用显然于己是一种以最小成本去保证最大利益的最佳策略，不仅利于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而且可以借助汉文化的精神世界而获得政治合法化解释，并且利用久经考验的管理制度去维持政治秩序。对于逐鹿胜利者，这是显而易见的好处，几乎不可能视而不见，除了意气用事的非理性拒斥，无人会拒绝征用这个最优资源来确保自身的最大利益。
最早自觉征用中原历史叙事为自身正名的是拓跋魏（北魏），孝文帝以行政法令推行全盘汉化，自认鲜卑是与中原诸夏各部平行的黄帝后裔：“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无论鲜卑、契丹、女真（满洲）和满洲，乃至蒙元，皆无例外地主动接受了中原的精神资源。在西方精神世界进入亚洲东半部之前，汉文化成为众所征用的共同资源。
众多族群逐鹿中原，胜负强弱并无定数，不变的只是旋涡模式。逐鹿游戏的旋涡规模决定了中国的体量。
这里不得不提到经常被误读为中国边界的长城。早在秦长城之前，中国已经建造了多条长城，遗迹尚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频发，各国为了自保而开始各自修建长城，并非边界之墙，实为各国在军事前沿根据地形所建造的战争工事。齐国最早修建长城，在其南部修建了长达千里的长城，其中西南段长城用于防御晋国，而正南、东南段长城意在防御楚国和越国（虽然齐国与楚国和越国并不接壤，其间分布着众多小国，但作为大国的楚、越经常跨国征战）。楚、鲁、魏、秦、燕、赵、中山诸国随后也都修建了各自的长城。
这些长城多半用于防御或进攻中原的其他诸侯国，只有一部分用于防御漠北游牧族群。如齐国长城全部是防御中原诸侯国的。燕和赵都各有北长城和南长城，北长城用于防御漠北游牧族群，南长城用于防御中原诸国。中山国（游牧白狄）的长城却是朝西的，是为了防御赵国。楚国的长城则北向而用于防御或进攻中原，如此等等。显然，各国长城的修建取决于竞争者所在方向。
《助学者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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