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能力与社会公平——关于平等和效率的思考

谢小庆按：本文发表于《百科知识》杂志1988年第2期（20-22页）。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平等”与“效率”的矛盾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对于这一矛盾的认识，已经直接影响到进一步的改革决策。这种矛盾可以表述为：由于人的能力有高低，所有的人从一个平等的、同样的起点出发，面对平等的机会，经过一定的实际生产活动和交换活动，可能会达到“结果的不平等”，甚至相差悬殊。如果为了避免这种分化和“不平等”的出现而采取某些行政措施，如补助低收入者和限制高收入者，就会造成一部分人“干与不干一个样”，从而影响到社会生产效率。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如果为了追求效率而完全诉诸市场机制，就可能导致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甚至差距很大；如果为了追求平等而对低收入者提供补助和对高收入者课以较重的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就会使一部分人“劳而无功”，从而影响到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对于这一矛盾，在政治学和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着“平等优先”和“效率优先”两种对立的观点。（近期争论可参看《光明日报》1987年5月21日兰秀良同志主张“效率优先”的《调节平等与效率关系的价值方针》和《光明日报》1987年9月10日周治玉同志主张“平等优先”的《平等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之我见》两文）

平等与效率之间真的存在着矛盾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构成这种矛盾的前提假设之一是“人的能力有高低”，然而，这一假设并不成立。要想比较人的能力高低，首先，必须存在一种具有可比性的一般能力，其次，这种一般能力是可以测量的。这两点都并非不言而喻。

一、存在一般能力吗？

一位名教授与一位名厨师，谁的能力更高？华罗庚、张秉贵、朱建华，谁的能力更高？他们的能力可比吗？对于这个问题，专门研究能力问题的心理学家曾经给予过肯定的回答。本世纪初，英国著名心理学家斯匹尔曼(C. E. Spearman)曾主张存在着一种一般能力，即智力(在我国今天的心理学教科书中均将智力定义为“一般能力”，这一定义尚可讨论，此处暂时借用)，他认为每一种活动的顺利完成都受到这种一般能力(G)的影响。例如，在图1中椭圆A和B分别代表言语活动和计算活动，二者都受到一般能力G的影响。

在斯匹尔曼提出一般能力观点以后不久，美国另一位著名心理学家汤姆逊(G. H. Thomson)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汤姆逊指出，如果活动不止两种，则在各种活动的共同因素G之外，还存在着相互交叉重叠的R₁、R₂、R₃，(见图2)。到1927年，斯匹尔曼也承认了多种因素的作用。

这之后，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凯利(T. L. Kelley)提出了五因素说，认为智力不是一种一般因素，而是包含着五种主要因素。到30年代，心理学家瑟斯顿(L. L. Thurstone)提出了七因素说，认为智力活动受到七种互相独立因素的影响。如图3所示。在瑟斯顿看来，椭圆a₁、a₂、a₃、a₄和b₁、b₂、b₃、b₄如果分别代表不同的智力活动，那么，前四种可能与因素A的相关很高，后四种可能与因素B的相关很高。A、B这样的基本因素有七个，这些基本因素是互相分立的，是互不相关的。到50年代，采用因素分析方法研究智力问题的美国心理学家基尔福特（J. P. Guilfood）则认为智力包含120种独立的因素，他不仅否认一般能力的存在，而且否认智力可能简化为很少的儿种因素。

进一步更精细的研究发现，在儿童时期，“一般能力”的影响较大，各种能力因素之间有较高相关，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相关就逐渐降低，“一般能力”的影响就越来越弱。

智力测验的发展也反映出人们对“一般能力”的看法的转变。早期，人们关心一个反映“一般能力”的智商(IQ)，今天人们更关心反映一个人的能力之所长和所短的“剖析图”(参看图4)，而不是一般的智商分数。具有相同智商分数的人可能表现出非常不同的能力特点(如数学家和文学家)，可能具有非常不同的剖析图。

一般能力观点还受到有关“白痴学者”研究的挑战。关于“白痴学者”的报道早就见诸历史文献，今天已吸引了许多心理学家的研究兴趣。在心理学家希尔安等人研究的一例中，一个具有出色计算能力的人智商仅有50。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郭可教副教授近年研究了一名白痴儿童，她可以进行开方、阴阳历换算等复杂运算，但生活却不能自理。在西安医科大学的一例中，患者的戏曲、乐器表演能力被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评价为“达到相当高水平”，但却不知道“3个梨吃掉1个还剩几个”，智商仅有44。

从以上简略的回顾中可以看出，专门研究能力的心理学家们正在放弃存在着一种“一般能力”的观念。如果不存在一般能力，“人的能力有高低”的命题就不能成立，我们只能说“人的某一方面的能力有高低”。一个在数学上能力较差的人，完全可能在写作或充调上表现出色的能力。

二、人的潜在能力能否测量？

如果我们放弃了“人的能力有高低”的假设而代之以“人的能力有特点，有其所长，亦有其所短”，那么，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来说，最重要的就不是通过“截长补短”去限制差别，而是使每个人都能发现并发挥自己的所长，使每个人都能从事适合自己能力特点的工作，扬长避短，使善工者做工，善农者务农。如果一个人从事某项工作失败以至难以维持生计，那么，并不一定是因为他的能力低下，而可能是由于他所从事的工作不适合他的能力特点。这时，重要的是应该使他有机会找到适合自己能力特点的工作。

怎样帮助一个在当前工作上失败的人发现自己的能力特点并找到适当的工作？是否能够测量和了解一个人潜在的能力特点呢？笔者近年来从事心理测量学的教学和研究，非常遗憾，得到的结论是否定的。我们既不可能了解别人潜在的能力特点，也不可能了解自己潜在的能力特点。

欲了解人的潜在能力，无非经验直觉和逻辑理性两条途径。经验直觉的局限是明显的，尽管“慧眼识人”、“唯贤是举”是许多人的主观愿望，但古往今来仍不知有多少人才被埋没，不知有多少庸人被委以重任。物理学巨匠普朗克、爱因斯坦都曾被自己的老师根据经验直觉而认为不宜搞物理。基于逻辑和理性之上的考试和测验在揭示人的潜在能力方面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过去曾经不公正地对待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而今天造成“高分低能”现象的经验型考试姑且不论。即使是最理想、最科学、最理性的测验，亦存在两个难以逾越的障碍，第一，测验的编制基于统计规律之上，但统计规律对于个体是没有意义的。“抛硬币国徽面朝上的概率为0.5”这一统计规律，对于预测下一次抛掷的结果是毫无意义的，更何况人还不是“硬币”，人还有能动性，还有七情六欲。根据统计规律，表现出丘吉尔、谢灵顿早年特点(游手好闲)的人以后不会有大出息，但事实并非如此(可参看拙文《预测性测验分数的双重含义》，见1986年12月12日《光明日报》)第二版）。人的潜在能力是一种心理特点，我们只能通过行为来推测这些心理特点。行为并不等于心理，同样的行为可能起源于非常不同的心理。在心理学家维尔(M.W.Weir)进行的一项解决概率向题的测验中，5～15岁的儿童得分较低，5岁以下和15岁以上的儿童及成人得分较高。虽然同样得分高，但心理活动水平相差甚远。同是争取入党，可能出于高尚，也可能出于卑下。另一方面，同样的心理又会表现为非常不同的行为。同是才子，可能聪明外露，也可能大智若愚。同是爱慕，可能表现为亲近，也可能表现为疏远。

希腊人曾非常关注“了解你自己”的问题，这是不无道理的。了解别人不容易，了解自己则更难。在自我规划方面常有“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爱因斯坦晚年说自己如果不搞物理而搞音乐，可能贡献更大一些。这话是耐人寻味的。

三、竞争是趋向平等和效率的途径

为了阐述我们的结论，我先转述《基础英语》中的一个故事：霍布代尔是一所学校的一名克尽职守的清洁工，一次偶然的机会，新校长发现他是文盲，新校长不能容忍自己的学校中有文盲，将他辞退了。为了谋生，霍布代尔只好去卖腊肠，他很成功，“几年以后，在欧洲有人不知道莎士比亚，但没有人不知道霍布代尔的腊肠。”

“各尽所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所具备的特征。如果我们放弃了“人的能力有高低”的假设，那么，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特点而“各尽所能”就既是达到平等的条件，也是达到效率的条件。如果我们接受了上述“人的潜能不可能测量”的观点，那么，欲达到各尽所能，欲使每个人都能发现和发挥自己的所长，就应该借助于竞争机制和人才流动。

除了极少数经医生或心理学家确认为身心残疾的人需要得到社会帮助外，每个正常人都应该受到这种竞争机制的调节，这种调节将帮助每个人发现和发挥自己的潜能，使每个人都趋向能力的最大发挥，使社会的人力资源趋于最佳配置。

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存在“起点平等”和“结果平等”的矛盾。人的潜能充分发挥和人力资源的最合理配置都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今天的现状并不是“结果”或“终点”，而只是趋向于最终平等的一个中间站，暂时的失败并不意味无能，这种失败中可能孕育着巨大的成功。

当然，这种竞争调节有其非常无情的一面，失败者的境遇有时可能是很窘迫的，勤勤恳恳的老霍布代尔可能被赶出自己喜爱的学校。然而，若非如此，他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可能一生也不会发现自己身上巨大的潜能。看看在轻松的环境中有多少人平庸地度过一生而未能开发自身可能非常丰富的潜能宝藏，是否应该强化这种调节机制，是否应在竞争中给人以压力，在压力和流动中使每个人发现和发挥自己的才能，使社会趋于平等和高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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