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六七十年代的教育改革？

亲切的教导 | 图片来源：网络

教育是WG中斗争最激烈的战场。毛泽东在运动之初就确定了核心方针，在1966年8月8日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WG的决定》中指出：“WG的任务是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WG前，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政策与其他政策一样，制定过程中很少公开辩论，人民几乎没有参与到讨论中来。中央的政策只是自上而下地传达，并根据各级党委的理解执行。WG期间，造F派质疑当时的权威和教育政策，要求对教育进行根本性改革。实际上，他们在山东省即墨县建立了一套新的、更加民主的政治行为准则，暂时打破了当时党政机关的专断统治。受到学生行动的影响，农民和工人也开始认识和思考教育政策的不公平。

即墨的地理位置 | 图片来源：网络

即墨县WG的第一枪是在即墨一中打响的。即墨一中的造F派学生贴出第一批大字报，质疑学校党委的教育政策，这遭到了校方、县委领导和县委工作组的猛烈反击。学生质疑的关键问题在于学校的教育理念：比如学校应该如何管理？招生政策应该怎样？用什么样的教材？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挑战现行教育体制的人都是体制内的佼佼者。例如，高中生王思博和初中生兰成武是即墨一中两个最早的造F派组织的领导人。他们出身贫苦农民家庭，是班里的共青团委员，在WG前成绩优异，也深受校领导信任。高三学生王思博当时正在准备全国高考，计划考入北京大学或山东大学。王思博和战友们并非为了谋取个人利益，因为在现行教育制度下，他们几乎可以确保获得大学教育，凭着大学学历成为社会精英。但是，他们质疑当时的高考制度，认为这违背了共产党深植在他们心中的社会平等这一理想信念。因此，当中央政府于1966年6月决定暂停高考，推行教育改革时，王思博和其他高年级同学们都兴奋不已。

造F派要求彻底革新现有教育体系，使其向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即贫下中农和工人子女开放。自“大跃进”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谈论消除城乡差距、脑体差距和工农差距。对于占八成人口的农村人来说，消除三大差距的口号非常有号召力，但只停留在口号阶段。直到WG期间，一些学生才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并将其作为斗争的具体目标。他们认为，现行教育政策非但没有消除这些差距，反而延续了这种差距。他们亲眼见证，少数考上大学的重点中学毕业生再也没有回到家乡；那些没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成了政府工作人员和城市工人，也很少有人回到农村。由于挑战者们坚信必须消除三大差距，所以当县委工作组打压他们时，他们并没有放弃抗争。

兰成武和朋友们到即墨农村的其他学校去动员志同道合者，同农民和工人群众交流，到即墨县驻防部队中宣传他们的想法。斗争转折点是毛泽东及中央WG小组成员对北京造F派的支持，毛泽东的支持是造F派在即墨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驻即墨部队决定支持造F派，部分由于毛泽东的态度，也由于他们自己对造F派的主张有共鸣。造F派由此在即墨占据了主导地位，并获得了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权利。王思博、李应良、姜振声、王占军、王思伦、兰成武等造F派领导人均成为即墨一中革命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即墨一中——即墨县最重要的教育机构，就此大刀阔斧地开辟了教育改革道路。

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是WG教育改革的哲学基础，实际上这是他1966年5月7日写给林彪的信的一部分。毛泽东在信中提出应缩短学制，对教育进行革命性改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中的主导地位不应再继续下去了。这封信激励了工人、农民、军人和学校里的造F师生。

1968年4月，即墨县制定了《教育改革初步方案》，这个方案由造F派师生和当地工农兵起草。即墨教育改革方案呼吁取消将考试作为初高中的选拔手段，建议每个村建立自己的小学，邻近村建立联合中学；小学学制从六年缩短为五年，初高中学制则从三年减少到两年；方案还要求编写因地制宜的新版教科书，采用新的教学方法以提高学生在课堂上的自主性。

1968年4月，即墨《教育改革初步方案》出台时，支持改革的红卫兵造F派已控制了即墨县，许多村很快创办了自己的小学。WG前，南河、郭家巷、窑头三个村人口共约4000人，人们共用一所设在旧庙里的初级小学，课程开到四年级；一、二、三年级各有两个班，四年级一个班。现在这三个村决定各自建立小学，并与其他四个村联合创办一所初中。

当时这些村都很穷，南河村和郭家巷村尤其如此，村民勉强温饱。前几年，南河村一些农户甚至需要政府的救济粮度过春荒。他们没有钱，但并不气馁，因为他们有的是充足的劳动力。南河村革命委员会成员和村民在村里选了块地，制定了建校计划。

1968年秋收后，村民们开始到村里的采石场凿石头，到林场砍树。他们苦干了整个冬天，到1969年初春，已备好所有建筑材料，开始建小学。春耕之前，南河村就建成了自己的小学，有五间大教室和一间三个房间的办公室。1969年冬天，三个村都有了自己的小学。这些新建村小还安装了玻璃窗和电灯，设施好于以前旧庙里的政府小学。

这些村小的教师是大多是初中文化的村民，有的只有小学文化。比如只有小学文化的李梅华、周崇启和赵丽梅被聘到南河村小学任教，1968年初中毕业的关旭芬和周丽芬是南河村小学学历最高的两位教师。除了一位曾在公办学校任教并被聘为村小校长的教师外，南河村小学的其他教师都没有受过师范训练，他们为学生提供基本的识字和算数教育。在村小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除唱歌和画画外，其他文体课程不多：体育课不过是在村里街道上接力跑或拔河。大部分新建村小都是类似的情况。

批评WG教育改革的人常指责村小的教育水平很低，但村民们还能做什么呢？他们是否只能等着更好的教师出现？孩子一生中只有一次受教育的机会，一旦错过，就再也无法挽回！

乡村学校的上课时间灵活。在农忙时节，老师会带学生到田间地头用他们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忙，比如捡麦穗，或在休息时为村民唱歌。作为课外活动，四、五年级的学生参与了为学校增收的项目，比如糊纸盒和信封，这些收入被用来支付学生看电影的费用和补贴学校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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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巷村的孙世玉讲述了他的儿时经历。WG前，他非常想上学而不能如愿，因为家里需要他放羊。每天早上，他都羡慕地看着其他孩子去上学。他特意把羊牵到学校窗外的草地上，这样他就可以在羊吃草时透过窗户看教室。其他不能上学的孩子也聚集在那里。有一天，他听到三年级学生正在学高玉宝的著名自传《我要上学》节选，描述了他儿时对上学的渴望，及在解放前家徒四壁无法上学的情况。高玉宝的自传当时非常受欢迎，因此被选入了小学课本。

讽刺的是，自传中谴责的国民党统治下教育不平等的情况依然存在，并在教室窗外的孩子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老师和学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老师问窗外的孙世玉和他的玩伴们，如果给他们免除学费，他们会不会来上学。但是，仅靠减免学费显然无法帮助这些孩子，他们的家庭需要他们作帮手。

1967年教育改革期间，孙世玉和几位放羊娃同伴上了三年级。尽管孙世玉入学时比大多数学生大了四岁，但农村教育改革对他来说却是及时雨。他读完了小学，继续读初中。中学毕业后，他到郭家巷的村办工厂工作，成为一名重要的技术员。即墨县在“WG”期间开办的村办实验小学解决了许多孩子的失学问题。

首先，它为村里的每个孩子提供了足够的教室，孩子们不会再因此而失去教育的机会。其次，上学是免费的，家长不需要负担学费。第三，孩子们在自己村里上学，上课时间灵活，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有更多时间帮父母做家务。在父母最需要孩子帮忙的农忙季节，学校会停课。因此，父母不再轻易有理由剥夺子女上学的机会了。所有孩子都必须上学，这使得家长有压力。据南河村革委会主任蒋志和说，那时如果家长不送子女上学，村领导会去质问他们。

由于村级学校消除了农村儿童入学的大部分阻碍，村小学一建成，入学率就上升了。即墨县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于1968年达90.5%，1973年达98.3%，1976年达99.1%。据在南河村小学任教20多年的退休教师周成琦介绍，村小建立后，不再有儿童失学问题。

比建立村小学更重要的是村联办中学，这使得即墨县每个农村孩子都有机会接受中学教育。到1969年，全县共建了130所联办中学，平均每7个村就有一所。南河村与周边六个村联合开办中学，这七个村人口约8000人，各村成立了由村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来统筹建设联办中学。各村按人口比例贡献了建材，大多就地取材：南河村和郭家巷有采石场，贡献了大部分石材；窑头村产砖，为校舍建设提供了较多砖瓦。

建筑材料准备好后，七个村的泥瓦匠组成施工队，开始建造七间教室。这所学校建在窑头、南河和郭家巷三村原公办初级小学的旧址上，坐落在南河村和郭家巷间的一座旧庙里。建联办中学需要更多土地，而原学校旁的土地多年来一直被村里人用作菜园。说服这些人搬迁菜园非常困难，但为了学校，两村以造F派为主的政府说服了这些村民放弃菜园，到离家更远的地方新辟菜园。

解决校舍问题后，找老师是一项更困难的任务。小学老师相对容易找，教中学的要求就高得多。要教初中，教师至少要有高中学历，而当时农村只有少数人有高中学历。南河村联办中学决定请两名受过正规教师培训的前公办学校教师和四名高中毕业生并有教学经验的农村教师来教初中课程。幸好，侯振民和王庆余提出的“公办教师回乡任教”的建议在报纸上大力宣传，许多城市公办教师回乡任教，南河联办中学就有六名这样的返乡教师。这项政策在许多公立学校教师中不受欢迎，但对即墨的联办中学来说却是意外收获。

有了村联办中学，农村孩子小学毕业后便都能入读中学，不需要通过入学考试将任何人拒之门外。七个村的小学毕业生都自动升入中学，无需考试。村联办中学的建成，让即墨每个农村孩子都能在离家不远的学校接受免费的中学教育。

WG前，即墨只有两所高中，1962年招生88人，1963年招生132人，1964年招生99人，1965年招生212人。由于教室有限，WG前初中毕业生只有约五分之一能升入高中。

即墨的教育改革初步方案号召人民公社建立自己的高中。1969年，即墨县的高中增至17所，在校生3020人；1976年，已增至84所。公社高中全部由公社出资兴建。即墨县有30个公社，到1976年，每个公社约有3所高中。这一年，即墨全县高中在校生13172人。在即墨教育改革初步方案实施后的7年里，即1969年至1976年，共培养高中毕业生19130人，比WG前17年增加了13倍。同期初中毕业生人数为84727人，比WG前增长了17倍。

1976年，即墨高中4230名教职工中，有2426人（超过一半）领工分，这意味着供养这些教职工的任务由村民共同承担。农村教师的工分与在田间或在村工厂工作的农民相同，他们每月还能从公社政府领到两元现金补贴。当然，如果政府能支付所有教育费用就更好了，但政府本身并无盈利，只能通过征税来获得资金。在公社结构中，税收是看不见的，这种制度大大降低了政府的成本，因为政府不需要出钱供养一个专门征税的官僚机构。

WG初期，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曾实践过让工人、军人和农民参与学校管理的办法。1968年夏，毛泽东提出在全国推广这一思想，即墨立即响应。工宣队进驻即墨一中、即墨二中、城关中学；农民代表介入农村各学校的管理。进驻即墨一中的工宣队由即墨县最重要的大型国营企业——即墨农机厂的七名工人组成，即墨化肥厂的六名工人进驻即墨城关公社中学主持教育改革工作，农民派代表进驻村小学和村联办中学。

自1978年以来，精英教育工作者和一些普通民众都对允许工人和农民参与学校管理的做法嗤之以鼻，因为这些工人和农民没有拿的出手的学历。即墨一中工宣队队长周松波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十二岁就开始在工厂做工，在工厂开办的夜校里学会了简单的读写。工宣队里其他工人的文化程度也好不到哪去，唯一的女队员张美恩也是上夜校才识字的，其他五名工人则都没有读完小学。晨光中学工宣队队长何宗银是一名退伍军人，他虽只有中学文化，却已经是队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了。农民代表的资历也如此。南河村农民协会主席张德池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从九岁就开始给地主放牛放羊。郭村农会副会长黄克荣没有读完小学，副村长张子英和妇女协会主席储纪兰都是小学毕业，是即墨县农村学校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代表。

从传统观念来看，让这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和工人领导教育改革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怎么能领导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呢？从根本上讲，这是个哲学问题。这些批评反映了受教育的精英阶层的傲慢和对待知识的狭隘心态。虽然这些工人和农民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但他们有的是实用知识和不同的教育观。他们敢于面对来自学校和社会的传统偏见，因为他们坚信自己在教育改革中肩负使命。他们在学校的经历各不相同，能力较强的人很快赢得了老师和学生们的尊重与配合；能力较弱的人则处境艰难。

起初，双庙学校的师生们在背后嘲笑黄克荣，因为他在第一次学校会议上说“向毛主席学习”时，语法很奇怪。张德池也成为南河村学校师生们的笑柄，因为他讲到当年地主给雇农们吃了病猪肉，他食物中毒了还不得不继续干活的经历。面对嘲笑和讥讽，他们没有退缩，而是继续与师生合作。当黄克荣半夜跑到火车站夺回被偷走的设备时，师生们对他的态度开始改变。

渐渐地，那些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当他们的实践知识和判断能力开始显露时，赢得了师生们的配合和尊重。学生们了解到，张德池是生产队里最受尊敬的农民，他撒播的小麦种子总是分布得更均匀、产量也更高。他们还注意到，张德池和黄克荣热心帮助学生。南河联办中学没有锅炉，无法供应热水，张德池设法为学校弄了一个锅炉；寒冬，黄克荣说服村里人腾出一些煤给学校教室供暖。张子英和储纪兰两位经验丰富的演讲者从一开始就赢得了老师和学生的尊重。

总体而言，工人在学校的境遇似乎比农民好，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更高。当工人们到学校时，师生们热烈欢迎他们。以前的学生和工宣队员至今仍记得当年的接待场景。一般来说，工人们也比农民们更有组织性和纪律性。进入即墨一中的七名工人都住在校园里，在学生食堂吃饭，他们还经常到宿舍关心学生。第一年，他们周末很少回家，因为许多来自偏远农村的学生也不回家。

工人刚进校时，组织学生们开辟了几块菜园，为学生食堂提供新鲜蔬菜。工宣队队长周松波和工友们在学生放学后与学生一起在菜园干活，他们把人的粪便变成有机肥料，用来种菜。一位教师讽刺道：“这些用粪肥弄脏手、只知道种菜的工人们是哪门子学校领导？”但据以前的工宣队员说，他们通过和学生一起工作，逐渐熟悉了学生，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一些学生说，一起种菜是件好事，因为来自农村的学生有机会向同学展示种菜技能，而非农村家庭的学生则学会了如何种菜。这些活动产生了积极的互动。

据我的几位受访者说，即墨学校的工人和农民努力了解学生的生活。张美恩和王克庄常去学生宿舍嘘寒问暖。南河村的张佐娇和张德池认识每个村民和他们的孩子。如果一个孩子在学校表现不好，他们会陪老师去家访，了解孩子在家里的情况。南河中学教师储纪英说，她在村里花了很多时间了解她班上学生的家长。即墨一中有名学生夜里经常尿床，由于害怕同学嘲笑，白天不敢晾被子。工人得知后都来帮助他，周松波带他去看校医；张美恩帮他拆洗了被子，絮了新棉花。他们还叮嘱其他同学，让他们理解这位同学的难处，不要取笑他。

张德池和黄克荣自述，当学生多次迟到或旷课时，他们会和老师去家访，向学生父母了解情况。工人还帮教师们解决了一些生活困难。物理老师李俊萍怀孕了，家中需要人照顾，工人们就把她妹妹从泰安转到即墨一中来继续学业，顺便帮姐姐做家务。英语老师肖勤凤因家庭问题而精神紧张，工人们跟她的丈夫谈心，并减轻了她一个学期的教学任务，让她多休息。冬天，即墨缺煤，工人确保教师们家中的煤足够取暖。

语文教师周民生因妻子与母亲的矛盾而苦恼不已，无奈之下去找了工宣队。周松波先与婆媳俩分别谈心，然后一起做思想工作，分析了她们的争吵给周民生带来的困扰。他还强调了周民生作为儿子和丈夫应承担的责任，并讨论了如何让家庭和睦相处。大家一致认为周民生应该更主动地履行家庭责任。工宣队帮助周民生解决了家庭问题。

周民生是一位敬业的语文教师，备课用心，讲课生动活泼，擅长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他教的两个班学生成绩优于其他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教学方法。他在教室中挂出“学不好功课，对不起救星”的标语。他深受学生喜爱，但同事们却对他印象不佳。每年年底，工宣队和学校革委会都会表彰几位当年工作表现出色的教师为模范教师。由于这些模范教师必须由教师们选举产生，周民生通常得不到表彰。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向工人表达了不满。工人们鼓励他多和其他教师交流，并建议他请同事旁听他的课。他听从了建议，改善了和同事的关系。最后，被同事选为模范教师。

以上所有案例都表明，工人和农民在学校里提供的帮助不亚于学校领导。一位前工宣队成员受访时表示，他总是尽力帮助师生。总体来说，大多数师生对在学校工作的工人和农民还是很尊重的。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老工人周松波在教师中就很有威信，四年后他离开学校时，老师们都盼望他回来。最后他回来了，共在即墨一中待了七年。

另一方面，一些教师反感工人和农民被允许参与教育改革的讨论。他们喜欢揭露工人的无知，炫耀自己对马列主义的深刻了解。即墨一中的王育奎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家，他喜欢在理论问题上挑战工人，并抓住一切机会嘲笑他们。

许多知识精英认为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其他人都应该向他们学习，但他们不需要向别人学习。这种态度和行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遗留物：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传统观念中，书本学习被推崇得至高无上，而其他实践活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则被轻视。这也是毛泽东强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改造知识精英的原因。中国的知识精英需要改造，这意味着学习新事物，就像共产党干部需要改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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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即墨《教育改革初步方案》规划的一系列教育改革，除了要建立村小、联办初中与公社高中外，还号召教师和学生改革旧的课程和教学方法，因为那些课程内容脱离实际生活，以教师为中心的旧教学方法也受到了批判。

中国的教科书是由北京等大城市的少数专家编写的，这些专家不了解、也懒得去关注农村孩子需要什么、农村发展需要什么。WG期间，农村教师和学生强烈不满于旧的教育方式，因为旧的课程和教科书严重脱离了农村儿童的实际生活，在教育上使农村儿童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数理化教科书中的抽象内容，很多与日常生活关系不大，而对农村生活有用的概念和公式却没有教。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在驻校工宣队的支持下，即墨一中师生决定自己设计新课程、编写新教材。教科书编写小组由教师、学生、工人和农民组成。化学、物理和生物被整合为“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两大科目，数学开始涵盖记账、会计和预算等实用知识。

什么才是好的教育？“WG”中的改革者希望学生接受更全面的教育。学生应该以学习为主要任务，但也要掌握一些工农业技能，最重要的是要培养批判性思维。“WG”期间有一种倾向，即将体力劳动置于学业之上，使得许多学生被分配了过多的体力劳动。当然，学业与体力劳动的比例在不同地方和历史时期有很大差异。

在即墨师范学校，学生每周在学校的塑料车间和菜园里轮流劳动三小时。1968年，即墨一中的师生在不同的工厂工作了三个月，并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帮助下，编写了关于内燃机和电机工作原理、绘制和阅读图纸的方法，以及其它工业技能和知识的教科书。中学师生也曾在即墨北部农村参加劳动两个月，编写了关于农作物、肥料和农用机械的教科书。但这种长期深入工厂和农村的做法并没有保留下来。此后，学生每周有一个下午在学校的菜园或车间工作，偶尔也会多花一个下午到田间地头帮助村民。

在南河联办中学，学生们从事不同的体力劳动：春天割干草，夏天拾麦子，秋天帮学校收红薯，冬天把石头砸成碎石子。这些工作的目的是增加学校收入，培养学生对体力劳动的热爱。在生产活动中，学生们还能运用课本知识解决劳动中遇到的问题，并学习与彼此和与教师之间新的人际交往方式。

1973到1974年，政府鼓励开门办学。除了每周一下午的例行体力劳动外，学生还可以去医院或工厂学习四周，选择学门技能。有些学生学会了如何急救和注射，有些学生学习如何修理机器或收音机。1971到1972年，高中生每周用于非课堂活动的平均时间约为4小时；1973到1975年，增加到约7小时，占高中生总课时的六分之一。

久而久之，学校与特定的工厂和村子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即墨一中与即墨第一农机厂和酒厂都建立了联系。南河联办中学与一家小型集体所有制运输机械厂和一支部队建立了联系。学生们到工厂学习制图和操作机床，还邀请工人和农民讲课。如数学课上学记账和会计时，便请村里的会计来讲授。张锁成说，1974年，他毕业回乡后在村办企业工作时，他在教育改革中学到的技能就派上了用场。

除了到工厂和农场去劳动及邀请工人和农民讲课外，学校还建立了车间和农场，用于实验和创收。到1970年底，即墨县大多数学校都建了一个或多个车间和农场。即墨一中有一个工厂、两个车间和两个小农场。南河联中有一个铸铁车间、一个生产有机肥的车间和一个由师生开辟的两小块地组成的小农场。他们在这里试验不同的种子和耕作方法。学生们轮流在学校的车间和农场工作，每周大约一个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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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农业项目都是在工人和村民的帮助下实现的，工厂和村庄为学校提供了后勤支持。例如，即墨县第一农机厂为即墨一中提供了第一个车间所需的设备，并为车间的初期运作提供了技术支持；南河联中得到了七个村生产队的资金和技术支持；郭家巷村帮助学校建立了第一个铸铁车间，并培训学生使用设备；南河村每年为学校买煤，军队则为学生提供军训。

电影《决裂》中，学生写大字报批判课程内容

与当地生产生活脱节

批评WG教育改革的人说，当时的物理课程被缩减为“三机一泵”——发电机、柴油机、电动机和水泵，这样的教育改革被视为一成不变的。事实上，“WG”期间的课程是动态的，经历了演变过程。在1968年至1970年教育改革初期，有关机器和水泵的实践知识受到重视，而更抽象的理论则被忽视。这些教材被称为“试用课本”，带有试验性质。到1971年，教材更加成熟，内容也更加均衡。例如，即墨和山东省其他县所使用的物理教科书涵盖了磁场、静电和热力学等诸多理论要素及这些理论的实际应用。

很多人对“WG”时期的农村教育改革持不同看法，于波就是其中之一。他指出，三河县农村教育改革取得了切实的成就。在三河农村，1500名高中毕业生学会了修理柴油机、电动机、水泵、收音机和扩音器；1800多名毕业生掌握了农作物新品种培育技术和其他农业技术；还有4000多人在完成必修课的同时，接受了治疗常见动物疾病的培训。这些高中毕业生成为三河农村技术的中流砥柱，并在当代农村发展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除上述成就外，于波还指出，从1970年到1981年，三河县农村的校办工厂和农场共创收1300万元，不仅改善了学校设施，还为全县405所中小学学生支付了学费。约196所学校为学生支付了课本费，96所学校为学生提供了纸笔。因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儿童得以全部入学，三河县农村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80%以上的孩子完成了初中学业。在即墨，学校也利用校办工厂的收益改善设施。此外，即墨一中还用校办工厂赚的钱买了第一辆拖拉机。

曾为南河联办中学教师的黄秉德认为，WG期间的教育改革为一直处于弱势的农村孩子打开了求学之门。他列举了即墨县教育改革的三大成果。

黄秉德认为，尽管WG期间的教育改革有其局限性，但极大地满足了农村的历史需求。

许多人担心，WG十年间过多的体力劳动投入和对实践性知识的极度偏好导致中国科学研究水平普遍下降。这种担忧非常合理，的确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但就实践知识和参与生产而言，多少是适度的，多少又是过度的，这很难划出明确界线。过多或过少总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取决于个人的视角。

一个国家有更多人口接受了初中和高中教育，更多人掌握了技术知识，这是否表明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了？更多村民开始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科学知识、使用机器、在农村的工厂里生产机器，是否提高了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还是说只有高精尖研究的重大突破才可以作为教育、科技进步的标志？

中国在WG时期并非没有科学突破，比如热核弹爆炸和卫星发射。这些都是衡量一个国家技术水平的重要指标，但它们与民生的关系往往不如农具和良种等小技术创新那么密切。WG期间的教育改革和对农村人的赋权，恰恰促进了这类小型技术的革新。

WG给学校带来的重要变化之一是师生关系的改变。WG摧毁了教师对学生的绝对权威，有助于为学生赋权。学生，甚至是小学生，开始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教师的行为。WG初期，小学生们写大字报来表达对老师的不满。在双庙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写大字报谴责老师：一名学生指控老师没收了他的扑克牌和一把古董刀给了自己的儿子；另一名学生谴责老师仅因为他和同学说话就用棍子打他。学校墙上贴满了批评教师的大字报，如果说这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为课堂树立了新风气，许多教师非常认真地对待学生的批评。

一些教师在访谈中告诉我，他们在WG期间学会了更加尊重学生的意见，之后再也没体罚过学生。掷粉笔能手孙志贤说，看了大字报后，她改掉了往学生脸上掷粉笔的习惯，偶尔会请一些学生到她家做饭，以增进对学生的了解。

实际上，并非所有教师都对WG前学校的办学方式满意。一方面，大量密集的考试及学校间、班级间的激烈竞争给教师造成了巨大压力。但WG前的政治气候下，教师并无权掌控这种局面。因此，尽管不少教师都意识到学校里这种超强学业压力是极其荒唐的，但除了随大流以外，他们别无选择。

WG期间，许多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也反抗学校权威，要求对学校管理进行改革。最早起来批判即墨学校权威的红卫兵里便有不少教师。WG期间各省出版的几十卷教育改革论争中，对旧教学方法批判最激烈的是教师，提出改革建议最激烈的也是教师。

许多教师开始鼓励学生在课堂上提问，鼓励学生之间或与教师进行讨论。师生一起为每门科目选一名课代表，帮老师收集同学的反馈意见。据退休教师褚纪英介绍，有的老师与学生一起备课，她还在课堂上尝试让学生轮流教一些课。

教师在课堂上的权威让位于更多学生参与，学生能积极地交流、辩论，有时甚至敢于挑战教师的观点。但有时候，有的学生会滥用他们刚获得的这种自由。课堂秩序和纪律的恶化让一些老师和家长深感不安，但大多数学生都想好好学习，不愿跟着一块儿捣乱。

面对捣乱的学生，教师们并非束手无策，他们可以把学生的行为告诉家长。宋彦昌的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宋彦昌的父母得悉后十分重视，用自己的方式管教他。之后，他在课堂上安分起来。

老师还可以动员学生给捣乱的学生施加压力，王新发的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在王新发两次上课捣乱后，教师孙振先和褚纪英与同学们商议，全班决定与王新发进行一次公开辩论。辩论中，大多数同学对王新发扰乱课堂秩序的行为表达了不满。最后通过决议，要求王新发必须写悔过书才能继续上学。王新发陷入孤立，愤然离开了教室。老师和学生代表将情况告知了王新发的父母。王新发一个星期没来学校，但最后还是交了悔过书，并被允许复课。他总算吸取了教训。

在处理问题学生方面，有些教师比其它教师更有经验，也更有办法。有些老师能积极应对课堂秩序的恶化，而有些老师则对此嗤之以鼻，视而不见。

关键问题是如何平衡活跃的课堂氛围带来的利与弊。首先，学生在课堂上有更多自由无疑会使教师在课堂上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和更具挑战性。他们不再能仅凭自身权威去压制学生的问题和诉求，而是必须使课堂更生动有趣，否则学生就会不听讲或捣乱。

高中数学老师蒋泥虎的课被认为十分乏味。学生张秀义觉得无聊而开始捣乱，蒋老师痛斥张秀义“真不要脸皮”，试图给以震慑。但张秀义反倒模仿他的语气鹦鹉学舌，引得全班哄堂大笑。最后，蒋老师不得不私下找张秀义谈话，并努力改进教学方法。

WG前的教育体系非但没有教育农村人口，反而使农村人才流失。那些能上高中的少数农村学生要么上了大学，要么在城里找到了工作，很少有人回到农村。正如我所指出的，村民缺乏教育，因此农村官员中普遍存在腐败和滥用职权现象；也因缺乏能吸收新技能和知识的受过教育的人才，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缓慢。WG的一个根本目标是把知识和技能带回到农村。这通过迅速扩展农村教育体系、使其面向农村需求、并打破高中与大学之间的直接衔接来实现。农村高中毕业生被期望毕业后返乡，数百万城市高中毕业生来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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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高校暂停了原定的全国入学考试。从那些大学梦破灭的个人角度来看，这次高考制度的改革令人深感失望。但从农村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改革措施如同给病人输血，把知识和技能带到了农村，使其焕发生机。高中毕业后立即上大学已不再是一种选择，每个学生必须在农村或工厂工作至少两年才有资格上大学。学习成绩不再是大学录取的唯一标准，学生还必须证明自己是好农民或好工人才能上大学。从1976年开始，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毕业后必须返回原籍村庄，为那些送他们上大学的村民服务。

高考暂停后，上山下乡运动更加激烈，即墨一中毕业班的学生纷纷返回家乡。在即墨，有城市户口的高中毕业生到北部和西北部的瓦各庄和段坡栏公社插队。大多数在那待了两年，少数待了一年，然后在城里找到了工作。政府为他们建了一些集体宿舍，并提供了第一年的粮食。这些城市青年的父母希望为孩子争取更好的待遇，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助孩子所住村庄的当地人。有的帮当地人批到更多化肥和农业机械，有的帮村子建立企业并提供合同。作为回报，当地人也对城市青年很好，比如介绍他们入党，推荐他们参军或上大学。城市和农村之间是双向交流，城市知青是两者之间的桥梁。我采访过一些城市青年和村里人，我的印象是，当地人欢迎城市知青，他们把这些青年视为毛主席的客人，年轻人也普遍感激当地人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除了本地青年，仅1968年1月至7月，就有883名青岛知青来到即墨农村。大量来自农村和城市的知识青年涌入农村，改变了农村人口的教育结构和人才基础。从1966年至1976年，即墨县有65,597名初中毕业生和19,130名高中毕业生回到农村，平均每个村有85人。这些学生成为农村发展所需的教师、医疗人员、熟练工人和技术员。高考制度的改革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打破了中国教育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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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期间，即墨农村学校的迅速扩展是整个中国农村的典型。历史上第一次，农村所有儿童都有机会上小学，绝大多数孩子有机会上初中和高中。从农村的角度来看，WG十年远非当今中国教育官员惯常所言的灾难，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认真履行其对农村人民的承诺，让教育普及到农村，这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The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 :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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