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辩式思维与心理健康——6月30日在“第11届中部心理学学术大会”上发言的文字整理稿

审辩式思维与心理健康

（2024年6月30日在“第11届中部心理学学术大会”发言的文字稿）

谢小庆

（北京语言大学）

按：发言的主要观点是：拥有明确、坚定、虔诚信仰的人，更容易保持心理健康。具有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的人，更容易建立信仰，从而更容易保持心理健康。

本文已经刊载于中国逻辑学会批判性思维专业委员会主办的《逻辑与批判性思维动态》双月刊2024年第4期。

发言视频：

这一发言题目来源于王伟秘书长给我布置的作业，对我属于一次“命题作文”。我有勇气尝试完成这个作业，与我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经历有关。1985元旦，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保健所正式开业。当时，保健所广告上的“心理咨询”四个字是我用钢板、铁笔在蜡纸上写出的。这是中国最早的心理咨询服务之一，是迄今为止中国不间断服务历史最长的一个心理咨询机构。华中师大的心理咨询服务一直延续至今，一代一代，一棒一棒，接力前行，从未中断。

1984年底，我自己用白面熬出浆糊，骑着自行车，挂着浆糊筒，在武昌司门口、水果湖、大东门、街道口等处的电线杆上贴“心理咨询”的小广告。二十多年间，我一直以为我的小广告只贴在武昌。大约2010年，一位女作家通过网络联系上我，告诉我，当年，她是一位刚满20岁的现役军人，她曾经帮我把这个小广告贴到了汉口的六渡桥等闹市区。至今，她还保留了一份这个小广告。她的讲述，使我回忆起当初那个穿着军装，主动找上门来愿意做心理咨询志愿者的小女兵。

1985年3月16日，《江汉早报》登了一条消息：“医治心病，指渡迷津，华师教育开展心理咨询服务”。后来，王伟老师于1985年9月20号左右，出钱先后两天在《江汉早报》刊登了华中师大心理咨询保健所的广告，广告占据了小半版的篇幅。当时华中师大咨询保健所有一台IBM原装的PC机，拥有类似机器的学校在那时并不多。1983年开始，我给华中师大三年级的学生开了一门必修课《心理测量学》，给四年级学生开了一门选修课《咨询心理学》。

今天我主要谈我的一个看法：有明确、坚定、虔诚信仰的人更容易保持心理健康，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有助于一个人建立信仰，从而有助于一个人保持心理健康。我的发言包括三部分：1，心理健康与信仰；2，什么是审辩式思维；3，审辩式思维与信仰。

一、心理健康与信仰

2015年10月24日，扎克伯格在清华大学用中文进行了一次演讲，它通过三个故事讲了他自己的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使命”。他创建“脸书”的初衷是“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许多次，许多人，包括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问他：“你这个项目怎么赚钱？”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连接人是我们的使命”。

我猜想，具有使命感的人，通常更容易保持心理健康。这个问题，可以作为心理学的一个研究课题。

我并不是凭空猜想，猜想来自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1967年11月我到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插队落户，1978年通过高考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专业学习，在蒙古包中生活了11年。根据我的观察，那些有明确、坚定、虔诚信仰的人，很少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在我插队的生产队，共有36名北京知青。插队期间，并没有人出现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一名知青返城后，出现了精神疾患。在我插队的生产队，由于近亲生育，存在一些智障人员，但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我认为，这与信仰有很大的关系。当时，知青大多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心心念念关注着“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当时，牧民大多信仰“长生天”“腾格尔”，大多信仰藏传佛教。牧民对藏传佛教的虔诚信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这两天的大会发言中，“抑郁症”是一个高频词，多篇报告涉及到“抑郁症”。“抑郁症”也是今天高发的心理健康问题。当初，在我插队期间，不论是知青，还是牧民，并不存在抑郁症问题。

2014年9月9日，领导同志在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考察，他讲到：“做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陶行知先生说，教师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老师肩负着培养下一代的重要责任。正确理想信念是教书育人、播种未来的指明灯。不能想象一个没有正确理想信念的人能够成为好老师”（根据新华社报道）。

那天，领导同志还讲到：唐代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第一位的，一个老师，如果只知道“授业”“解惑”而不“传道”不能说这个老师是完全称职的，充其量只能是“经师”“句读之师”而非“人师”了。古人云：“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是“经师”和“人师”的统一，既要精于“授业”“解惑”更要以“传道”责任和使命。好老师心中要有国家和民族，要明确意识到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根据新华社报道）。

我高度认同领导同志的看法。1983年，我在华中师大给三年级学生开了一门必修课《心理测量学》，课程讲义于1988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在讲义的绪论部分中，我写到：“笔者认为，教育的第一职能是发展学生人格，其核心是品质，其次才是发展学生智力，再次才是传授学生以知识。今天，我们的许多学校教育恰恰是本末倒置了，注重传授知识而忽视发展能力，更不重视发展学生人格。在这种教育状况下，不仅学生知识面窄，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差，独立思考能力差，而且缺乏社会责任感，缺乏理想与抱负，审美能力低，兴趣狭窄。在这种对学生健全人格发展的干扰中，考试亦发挥着重要作用”。（第6页）

我当时讲的，是36年前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是那时我对中国教育的批评。大家想一想，今天，是否还存在类似现象？这些问题是否已经得到很好解决？

1989年3月6日，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德育的文章。在文章开头，我写到：“作为一个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的父亲，我时常想，儿子将来能够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固然可喜，不过，只要他为人正直，善良，有信念，肯努力，即使一生默默无闻地做工务农，我也感到满足。如果说对儿子有什么期望，那么，首先是身心健康，其次才是能力学识……”

我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今天学校德育困窘状况无须赘述。原因何在？是由于共产主义这一凝聚着人类悠久大同理想的信仰失去了生命力吗？是由于利他、助人、友善、诚信、责任这些曾经贯穿人类历史的价值观失去了生命力吗？绝不是！我相信，随着人类文明程度和理性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些蕴藏于人性之中的美好东西一定会愈益示出强大生命力”。

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可能会知道，那时的报纸上，很少有人讲类似的话。

我一贯认为：“健康”比“成功”重要，“立德”比“赋能”重要，培养“好人”比培养“能人”重要。中国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的失败，是小失败；在培养“好人”方面的失败，是大失败。

我在《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4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我是一个心理学者，我不相信一个没有信仰支撑的民族会真正地兴旺发达”。

我在《中国教师》2007年第10期发表的文章中说：“今天高考指挥棒主导的应试教育，所损害的不仅是学生的能力发展，更严重的问题是损害学生的人格发展；所损害的不仅是‘授业’，更严重的是损害着‘传道’。在这种应试教育中，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成为当今教育最薄弱的环节。我们呼吁把学生从死记硬背的重负下解放出来，不仅是为了使他们可以更好地‘格物致知’，更是为了使他们可以更好地‘正心修身’，不仅是为了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更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爱心，为了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审美能力。”

为了保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一个重要的措施是帮助青少年建立信仰。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对于信仰建立，十分重要。

二、什么是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

我本人是做考试的，主要是做三个考试：公务员考试、中国汉语水平考试、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考试。因此我用我最熟悉的方式，即考试的方式，来谈什么是审辩式思维。

1、“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远帆济沧海”这是谁的诗句？（A）

A 李白

B 杜甫

C 王维

D 白居易

2、彭平是计算机专家，姚欣是数学家。其实，所有的计算机专家都是数学家。今天，国内大多数综合大学都在培养计算机专家。据此，我们知道（D）

A 彭平由综合大学培养

B 多数计算机专家由综合大学培养

C 姚欣并非毕业于综合大学

D 有些数学家是计算机专家

第2题是90年代中央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国考）的一道正式考题，是我命的一道题。从90年代开始，直到大约2007年左右，这道题一直是国考《考试大纲》中的一道例题。

第1题考查的是知识记忆，第2道题考查的是逻辑推理能力。

3、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了51块金牌，位于金牌榜首位。据此，有人认为，中国的体育运动水平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通过开展体育运动，成功地增强了中国人的体质。对于这一推论反驳最有力的一项是（D）

A 虽然中国获得的金牌位于首位，但获得的奖牌总数却比美国少

B 主办国在奖牌的竞争中往往处于有利地位

C 中国足球队在2008奥运会中一场未赢

D 按人均计算，中国获得的金牌数低于世界的平均数

这道题考察的是事实与论点之间的关系

4、论题：是否所有的适龄青年都应该读大学？

观点：是。

论证：在大学中青年人可以有机会学习唱歌和跳舞。这项论证（B）

A 有说服力

B 缺乏说服力

5、论题：是否所有的适龄青年都应该读大学？

观点：不是。

论证：相当比例的年轻人既没有足够的能力也没有足够的兴趣进行大学学习。他们很难从大学中获益。这些论证（A）

A 有说服力

B 缺乏说服力

大家知道，今天法国和德国的教育制度是初中毕业以后分流。我国确定初中毕业后分流的政策就是学习法国和德国的结果，而不是学美国的结果。这个论证，对于为法国和德国的教育体系辩护，对于为我国既定的教育政策辩护，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

6、论题：是否所有的适龄青年都应该读大学？

观点：不是。

论证：强度过大的学习会对一个人的人格造成永久的伤害。这项论证（B）

A 有说服力

B 缺乏说服力

第4、5、6题考查的是什么？考的是对一项论证的评价能力。

3—6题考查的不是知识记，也不是逻辑推理能力，而是审辩式思维水平。

长期以来，国际教育界已经形成共识：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审辩式思维是最值得期许的、最核心的教育成果。伴随着AI的快速发展，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更加变得重要。

Critical thinking的汉译有以下多种翻译：

在现代汉语中，“批判”这个词与30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在30年代将critical thinking翻译成“批判性思维”没有问题。但是。在现代汉语中，“批判”已经包含了一定的攻击意义和负面意义（aggressive or negative），在英语中，它并没有攻击和负面的含义，完全是一个中性的词语。我希望学生，以及诸位，能够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予以审辩（thinking critically），但不希望你们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展开“批判”。

“维基百科”中说：“审辩式思维是一种判断命题是否为真或是否部分为真的方式。审辩式思维是我们学习、掌握和使用特定技能的过程。审辩式思维是一种我们通过理性达到合理结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基于原则、实践和常识之上的热情和创造。审辩式思维的源头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苏格拉底的方法，在东方可以追溯到古印度佛教的《卡拉玛经》（一部以倡导怀疑精神为突出特色的经典）和《论藏》等佛教经典。审辩式思维对一个人在教育、政治、商业、科学和艺术等许多领域内的发展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上世纪90年代，鉴于人们关于“何为审辩式思维”问题人言言殊，众说纷纭，美国哲学学会面向哲学和教育领域的专家，运用德尔菲方法（Delphi Method）对“何为审辩式思维”问题进行了研究。德尔菲方法又称专家规定程序调查法。该方法主要是由调查者拟定调查表，按照既定程序，以函件的方式分别向专家组成员进行征询：而专家组成员又以匿名的方式通过函件提交意见。经过多轮反复征询和反馈。专家组成员的意见逐步趋于集中，最后获得具有较高共识的集体判断结果。此项研究的调查对象包括46名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调查共包含6轮反馈修订。在Peter A.Facione主编的《德尔菲报告-审辩式思维：对以评估和教学为目的的专家共识的说明》中，报告了此项研究的结果，说明了专家们关于审辩式思维的共识。该报告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对关于“什么是审辩式思维”这个问题最权威、体现最大共识的一个回答。

审辩式思维包括认知技能和人格气质两个方面。认知技能中又包括6项核心技能和16项子技能：

在人格气质方面包括对待生活的一般态度和面对特定问题的处理方式。

对待生活的一般态度包括：

• 对广泛问题的探究欲和好奇心；

• 努力保持自己具有广泛、畅通的信息来源渠道；

• 运用审辩式思维对各种机会保持警觉；

• 在理性探索过程中保持真诚；

• 对自身理性的自信；

• 对各种不同的世界观保持开放心态；

• 在考虑各种替代方案和多种选择时具有灵活性；

• 能够听取和理解其他人的意见；

• 理性评价中的公平意识；

• 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可能存在的偏见，成见，思维定势，刻板印象，自我中心倾向和社会文化局限性；

• 三思而行，知错认错；

• 能够听取不同意见，接受那些理由充分的反对意见，并修正自己的观点和计划。

面对特定问题的处理方式包括：

• 清晰地界定问题；

• 有条理地处理复杂问题；

• 尽力收集最全面的信息；

• 合理地选择和运用评价标准；

• 可以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的问题；

• 面对困难具有坚韧性；

• 精益求精。

我们关于审辩式思维的最简描述：不懈质疑、包容异见、力行担责。

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不轻易相信家长、老师、领导、专家和权威的说法。他们会用自己的头脑独立地进行思考，不懈质疑。他们会想，家长、老师、领导、专家和权威们这样想，这样说，这样做，那么，我自己应该怎样想？怎样说？怎样做？他会根据自己的思考、学识、情感、经验和理性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这是一个审问、慎思、明辨、决断的过程，这个过程所需要的就是审辩式思维。他并非一概地拒绝和反对他人的意见，而是在经过自己的思考以后，做出自己的判断，接受或者拒绝他人的看法。

我们的很多看法来自于对以往经验的归纳。但是，经验归纳的结论常常是靠不住的。

一百多年前，那时还不知道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大爆炸宇宙学”，恩格斯就曾他天才地指出说：“按照归纳派的意见，归纳法不是会错误的方法，但事实上它是很不中用的，甚至它的似乎最可靠的结果，每天都被新的发现所推翻”。

领导同志于2019年1月21日在中央大小对“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说到：“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

今天，是一个“黑天鹅”乱飞的时代。几天前，美国东部时间6月27日晚，我们又看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黑天鹅”。拜登总统和特朗普前总统的辩论，让我大跌眼镜，感到自己被啪啪打脸。为什么我会感到被啪啪打脸？原因是，2012年11月16日，十八大举行闭幕式那一天，我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有过一个发言，发言的身份是北京语言大学的老师，发言的主题是《母语是最重要的核心胜任力》。当时我说到，美国孩子在跟谁学母语，在跟奥巴马、罗姆尼、克林顿和希拉里学习母语。我们的孩子在跟谁学习母语？在跟赵本山、郭德刚、周立波学习母语。12年前，当我在国际会议中心发言时，我绝对想不到，12年后的今天，美国的孩子会跟拜登和特朗普学习母语。27日晚上。两位老先生的表现，确实在啪啪打我的脸。

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不是“手电筒只照他人”，不是仅仅质疑他人，他会“双向质疑”，既质疑他人，也质疑自己。正是由于质疑自己，他才会包容异见。他会想到，别人可能是错的，我自己也可能是错的。

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不是“口头革命派”，不是坐而论道，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行动者，而是力行担责。面对复杂、艰难的选择，他会勇敢地、果断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并付诸行动，并坦然地面对自己行动的后果，承担自己的责任。

陶行知先生原名陶知行，后自己改名为陶行知。他悟到，不是“知而后行”，而是“行而后知”，而是在行动中才逐渐获得真知。王阳明先生最重要的核心理念是“知是行之始 行是知之成”。陶行知先生却持相反的看法，陶先生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我对“审辩式思维”的理解是：

审辩式思维水平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进行有意义、有说服力论证的水平。学术研究，主要是一个论证过程。

三、审辩式思维与信仰

我今天讲的第三个话题是审辩式思维与信仰。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初心”不需要论证；2，重要的不是“讲道理”而是“讲故事”；3，重要的不是“说教”而是“行为感召”。

（一）“初心”不需要论证

“只有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才能帮助学生建立信仰”。为什么我这么说？

感谢刀郎，写了《罗刹海市》这样一首好歌。里面有一句歌词：“西边的欧钢有老板，生儿维特根斯坦，他言说……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无疑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一种流行的说法：“维氏之前的哲学家都是在给柏拉图做注释”。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两个重要学派的创始人。人们一般认为他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当年，石里克曾经领着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们，把维特根斯坦那本薄薄的《逻辑哲学论》读了两遍，一句一句读了两遍。维特根斯坦也是语言哲学的创始人。我个人认为，他很可能是生活在20世纪的人对21世纪产生最重要影响的思想家。他在世时仅仅在1922年（33岁）时正式出版了一本书：《逻辑哲学论》。这本书不足百页，共七章，作为全书结论的第七章仅仅有一句话：“对于不可说的东西，保持沉默（What we cannot speak about wu must pass over in silence）”。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这句话，是否似曾相识？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可道非常道”（第1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58章），庄子讲“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庄子·天道》）。两千多年后，维特根斯坦，哈耶克等人读懂了老、庄的话，理解了老、庄的话。

有人说“先有鸡”，有人说“先有蛋”；有人说“不患贫而患不均”，有人说“不患不均而患贫”；有人说“蛋糕做大才有东西可分”，有人说“分好蛋糕才能把蛋糕做大”；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许多时候，道理很难讲清楚。通常越是重要的问题，道理越难讲清楚。

二战以后，全世界都重视从小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通常，发展儿童的审辩式思维，从区分“事实”与“看法（观点）”开始。例如：冰淇淋通常是以牛奶制品做的，这是一个事实；冰淇淋好吃，这是一个观点。足球是黑白相间的，这是一个事实；和体操相比，足球是更好的运动，这是一个观点。

1946年10月25日，在剑桥大学的一间小会议室中，正在剑桥讲学的卡尔·波普尔应邀参加了一个小型研讨会。波普尔也是20世纪一位很了不起的科学哲学家，金融大鳄索罗斯就是波普尔的学生。那天晚上，参会人员有二十几个人，其中包括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这是同样出生在维也纳的波普尔与维特根斯坦的唯一一次见面，也是罗素、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三人唯一的一次同处一室。半个多世纪以后，2001年，两位记者关于这次研讨会写了一本书，书名是《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两位大哲学家10分钟争吵的故事》，详细记录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2003年，此书被翻译为中文，由长春出版社出版。两位记者采访了曾经参加那天晚上会议的人。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一种说法是：当时维特根斯坦拿着长长的壁炉拨火棍威胁波普尔，被罗素就大声喝住，罗素说：“你住手”。之后，维特根斯坦扔掉了拨火棍，冲出了房间。这是一个著名的“罗生门”，众说不一，这是一种说法。

两位记者走访了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阅读了几乎所有的回忆资料。图尔敏是当时的在场者，两位记者曾采访图尔敏。图尔敏2009年去世。两位记者的这本书值得看一看，书中系统地讨论了维特根斯坦与波普尔的分歧。

当时，在场者之一是图尔敏。我是搞心理测量的，我怎么会关注到审辩式思维呢？主要是缘于图尔敏。

这次会议上，许多报告人的研究中都采用了测验或问卷。会议报告涉及了几十个测验或问卷。我估计，报告人心里最不踏实的就是测验或问卷的效度，最感到没有底气就是测验效度。

2013年，我发表了4篇关于测验效度的文章。《测验效度概念的新发展》，发表于《考试研究》2013年第3期；《效度:从分数的合理解释到可接受解释》，发表于《中国考试》2013年第7期；《教育测量：从数学模型到法学模型》，发表于《招生考试研究》2013年第3期；《效度概念发展与评价范式转变：从库恩和波普尔到图尔敏的科学哲学演进》，发表于《湖北招生考试》2013年第10期。四篇文章都是介绍2006年出版的《教育测量（第4版）》中“效度”一章的内容。在《教育测量（第4版）》的封面上写着：“此书被公认为教育测量领域的《圣经（Bible）》”。这本书大致每20年修订一版。各个版本的第一章都是“效度”。在第4版的“效度”一章中，采用了图尔敏论证模型作为基本的效度论证模型。我是从《教育测量（第4版）》，第一次知道了图尔敏这个人。

如果没有看过这4篇文章的人，可以找来看一看。

今天，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论证”。今天，在国际论证研究领域中，影响最大的一个论证模型就是“图尔敏论证模型”。图尔敏最重要的一本书《论证的使用》是1958年出版的。出版后，遭到全世界逻辑学界和哲学界的强烈批评，他的博士导师与他断绝了来往，至死没有与他恢复联系。

图尔敏在剑桥读了本科、硕士和博士，他读的专业是数学和物理。图尔敏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在剑桥读书期间，曾两度听维特根斯坦的课。1973年，图尔敏和雅尼克出版了一本书，标题是《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注意，是“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而不是“维也纳的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和波普尔都出生在维也纳，但他们二人的维也纳是不一样的。喻家山、珞珈山和桂子山的武汉，与汉正街的武汉，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图尔敏写的是“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而不是“维也纳的维特根斯坦”。

这本书不是维特根斯坦的传记，既不是关于个人生活经历的传记，也不是思想传记，而是一篇学术研究论文，是在此书的第一作者雅尼克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之上写成的。在这项研究中，图尔敏与雅尼克一道，论证了他们的看法（主张，claim）：维氏的《逻辑哲学论》主要不是一部逻辑学著作，而是一部伦理学著作；他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不是认识论问题，而是伦理学问题，或道德问题。

这本书中谈到，维特根斯坦在1929 年12 月的在一次谈话中说：“对于伦理是不是一门科学、价值是否存在、善可否被定义等等这些蠢话，都该就此打住了。对于伦理，人们永远在力图想办法说出些什么，然而就其本性而言，却什么也表达不出，也永远不可能表达出来。我们不用想就知道：能被定义成善的不管是什么东西——它除了误解还是误解。”（图尔敏：《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漓江出版社，2016年，第227页）实际上，这也是康德的看法。

书中，图尔敏说：“世界的意义在事实性的东西之外。在价值和意义的领域里，不存在事实……必须摒弃一切把伦理学置于‘智识基础’上的企图，这是维特根斯坦坚定的信念。”（第225页）

书中，图尔敏自己说：“在生命问题面前，事实并不重要。在生命中，重要的是能够对他人的苦难做出回应，这与恰当的情感有关。”（第228页）

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在1958年出了一本书《人类价值新论》。这是马斯洛组织编写的一本论文集，是当时国际上研究道德价值问题方面的顶级大咖合作写出的一本书。80年代我还在武汉华中师大教书，我和武汉大学的胡万福博士等合作将此书翻译成中文，1986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我在《中国图书评论》发表了一篇关于此书的书评，题目是《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梦——谈马斯洛的价值理想》。

这篇文章的开头处说：“人类怎样在互相竞争的价值观念之间做出选择？怎样建立一个终极的价值标准？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一生孜孜追求这一问题的解答，力图‘建立一种自然主义的和心理学的价值体系，一种不依赖人的自身存在之外的权威而基于人自己的自然本性之上的价值体系’。（马斯洛：《人类价值新论》，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页）。他力图找到一个‘最终决定好与坏、正确与错误的最高上诉法院’。（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页）”

马斯洛毕生致力于建立一种终极的价值标准，试图通过对那些“自我实现的、健康的人”的客观的、科学的观察得出人类应该具有的品质，从而建立起“描述性的、自然主义的人的价值科学”。围绕这一问题，马斯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理论。在述评里我写到：“作为一位杰出的学者。马斯洛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的策略是扩大科学概念，‘扩大科学的方法和权限’，从而将‘热爱、创造、价值、美、想象、道德、快乐’等均包括在科学领域之中（《探索》11-12页）。他‘要使科学开始考虑迄今为止一直不是科学家所处理的问题—宗教、诗歌、价值观、哲学和艺术’。其实，这种对科学的扩展不仅无助于价值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带来事实问题的混乱。这种扩展不能扩大科学领域，只能造成科学的贬值。只能使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界限更加混乱”。

我在这篇书评中说，马斯洛的价值理想是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梦。

美国《独立宣言》中写道：“我们秉持不证自明的真理：所有的男人平等。”（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没有美国革命，就不会有法国革命，就不会有十月革命，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独立宣言》的重要性，怎样强调都不为过。“人人生而平等”的信念，是不证自明的，是不需要论证的，是不容质疑的，也是不需要质疑的，就像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公理，并不需要证明。

只有发展审辩式思维，才能理解“事实（fact）”与“看法（opinion）”之间的区别，才能理解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才能理解科学命题与价值信念之间的区别。只有发展审辩式思维，才能理解，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共产主义信仰，是不需要论证的，是不容质疑的，也是无需质疑的。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只有发展审辩式思维，才能理解，初心和使命是不需要论证的，是不容置疑的，也是无需置疑的。这就是说，审辩式思维发展不仅与思想政治教育不冲突，而且会大大的促进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坚定学生的共产主义信仰。

（二）重要的不是“讲道理”而是“讲故事”

领导同志同志在2018年8月21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说到：“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只有通过审辩式思维方式，才能讲好故事，才能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具有审辩式思维者的突出特点是，理解语言的局限性，理解理性的局限性，理解形式逻辑（包括演绎和归纳）的局限性。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第四章中有一句话：“可以‘秀’的东西，不可以‘说’”（What can be shown, cannot be said）。

卢梭在其教育经典《爱弥儿》一书中说：“向男孩子和女孩子讲解道德，那等于是再消灭他们所受的一切良好教育的效果。像那样冷冰冰地教训一阵，其结果必然会使他们对说教的人和他们所讲的话产生反感”（第5卷）。

为了“立德树人”，重要的不是讲出高明的道理，而是要讲出动人的故事。只有那些具备审辩式思维的人，才可能讲出好故事。只有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才可能听懂好故事，这是我们重视发展审辩式思维的重要原因。

2016年12月31日，我在《审辩式思维》微信公众号上贴出了《敬告网友》一文，说明我将告别审辩式思维，从2017年开始，兴奋点转向立德树人。

这几年，我在中国地质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东莞理工学院等学校做了一些题为《青春和价值观》的讲座。我主要是讲故事，主要是讲史来贺和吕玉兰两位劳动模范的故事。

这是我2014年10月15日在吕玉兰纪念馆的留言：“对吕玉兰这样实干苦干的劳动者，我永远顶礼膜拜。在这个备受屈辱民族的繁荣中，凝聚着吕玉兰等英雄的汗水和血水”。

这是我2012年4月11日在河南新乡向劳动模范史来贺同志致敬；这是我2014年10月15日在河北临西向劳动模范吕玉兰同志致敬；这是我2014年10月30日在大庆向劳动模范王进喜同志致敬；这是我2012年4月12日在大寨向劳动模范陈永贵同志致敬；这是我2013年10月26日在河北晋州向劳动模范雷金河同志致敬；这是我2017年10月27日在辽宁凤城向劳动模范毛丰美同志致敬。

（三）重要的不是“说教”而是“行为感召”。

各位即使没有看过小说，估计也看过《悲惨世界》的电影或电视剧。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行为感召和个别示范的典型例子：小说中所塑造的冉阿让这样一个震撼人心的形象，曾经是一个偷恩人东西、抢小孩钱的冷酷的人。米里哀主教改变和造就了他。主教没有一句说教，只有善良心地和执着信念的感召。这种感召恰似一道闪电击穿了冉阿让在多年苦役生活中形成的沉重的自卫铠甲，照亮了他那蒙满尘垢的心灵。今天，为了“立德树人”，最需要的正是米里哀主教这样的行为示范和感召。

今天，我们立德树人需要的正是米里哀主教这样的身教。

维特根斯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指出，脱离使用语言本身没有意义。他说：“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The meaning of a word is its use in the language）。”（《哲学研究》43节，1953年）。他还说：“每个符号自身仿佛是僵死的。什么东西赋予符号以生命?——符号在使用中才是活的。（Every sign by itself seems dead. What gives it life？——In use it is alive.）。”（《哲学研究》432节）”

例如：“中国足球队，谁都赢不了；中国乒乓球队，谁都赢不了”。

脱离使用，“谁都赢不了”这句话的含义无法确定。

又如：“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

脱离使用，“能穿多少穿多少” 这句话的含义无法确定。

2021年4月10日是我的博士导师张厚粲先生的94岁生日。那天，学生们欢聚一堂，为老师贺寿。谢军博士在发言时说：“最重要的是，张老师使我懂得，一个真正的强者，不是自己有多么棒，而是自己不在乎。”当时，我是主持人，谢军的话让我感到很震撼，马上联想到《道德经》中的“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真正的强者，不是你能够胜人，而是你能够自胜。

大家想一想，谁最不在乎？阿Q。在《阿Q正传》中，阿Q曾经多次表现了“我不在乎”的态度。同样的一句“我不在乎”，阿Q讲与谢军讲是不一样的。谢军可以这样讲，她本人拿了世界冠军，她还带领她的团队拿了团体世界冠军，她可以讲“我不在乎”，她可以讲“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阿Q讲，只能被人取笑。

最重要的不是一个人说了什么，而是谁在说。重要的不是说了 what，而是who在说。同样的话，出自不同的人，效果迥异。

因此，立德树人，最重要的不是言语的说教，而是行为的感召，不是一般的倡导，而是个别的示范。

同样的一些话，出自不同人的口，有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在大学的课堂上，同一句话，有的教师讲出会赢得一片掌声，有的教师讲出则会招致一片嘘声。原因主要在于，前者已经用自己的行为为自己赢得了讲话的资格，而后者却没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是我经常跟自己的学生们讲的一句话。我每次讲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学生不由自主、情不自禁地点头。我知道，有些人讲这句话时，听者在心里嗤之以鼻。对于立德树人重要的不是讲出什么话，而是这些话是由谁讲的。

多少有些遗憾的是，在我们听到不少关于“世风日下”的抱怨的同时，却仅仅见到不多的几个令人敬佩、令人激动的助学者形象。今天，需要有人去针砭时弊，去愤世嫉俗，但是，更重要的是需要有人用自己的行为去树立道德形象。知识分子也生活在现实之中，经常会面临着种种非常具体的价值判断。准备致力于立德树人的助学者需要首先自问：需要舍身取义的时候，自己能否挺身而出？面对种种诸如职称、待遇、住房、养老、医疗、子女升学就业等非常现实、非常具体的威胁时，自己能否坦率地说出自己的良心判断？只有当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你才真正具有了一名不同于“经师”的“人师”的资格。

一位致力于立德树人的助学者，首先需要抱持“诚实”的生活态度。“诚实”是合格助学者最基本特征。在相对比较宽松的气氛之中，在不必以自己的个人利益来承担风险时，许多人可以真诚地说出自己的良心判断。但是，当压力来临的时候，当可能要为自己的真诚付出代价时，许多人失去了足够的勇气。对于这类问题，并不需要去论证“一个人应该诚实地生活”，仅仅需要以自己的行为来为人们提供示范，树立楷模。凭借什么立德树人？我认为，重要的不是凭借对某一主张合理性的论述来坚守价值立场，而是凭借树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自身形象来坚守价值立场。　

2008年，在欢迎我的新研究生入学的时候，我精心准备了一篇欢迎词。这篇欢迎词，收在了我的书中，也刊载在我的微信公众号，很容易在网上搜到。我在欢迎词中说：“为了不给自己留下遗憾，我希望你们尽量避免讲违心的话，避免讲言不由衷的话。我并不奢望你们具有讲出自己良心判断的勇气，但我希望你们具有在特定情境下保持沉默的勇气，尤其是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20年来，我为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MHK）、国家公务员考试、国家职业汉语能力测试（ZHC）、汉字应用水平测试（HZC）等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与这些相比，更让我感到聊以自慰的是：在大的原则问题上，我从未讲过违心的话。在多数情况下，我都可以坦率地讲出自己的良心判断。”

湖北曾经有过一个英雄模范朱伯儒，属于武汉空军。80年代，我曾看到他的一句话：“不要只是抱怨社会的冷漠。要想一想，自己怎样去为它增加一些温暖。”，朱伯儒的这句话影响了我几十年，我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未来中国面临种种风险：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国家分裂、动乱的风险；印度、南美诸国“两级分化”的风险；二战前德国、日本法西斯化的风险；阿富汗、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陷入战乱的风险；叙利亚、乌克兰等不仅沦为“棋子”，而且沦为“棋盘”的风险……中国不仅面临来自外部的颠覆势力，而且面临来自内部的颠覆力量。确实有相当一批中国人，唯恐中国不乱，不愿意中国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反对力量，不会轻易消亡。颠覆与反颠覆的较量，将会持续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

国家的未来发展，有信念的“新人”，比“新制度”“新法律”“新政府”更重要。没有法律是万万不能的，但是法律不是万能的。《道德经》讲：“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38章）“法令溢彰，盗贼多有。”（57章）“其政察察，其民缺缺”（58章）。董仲舒讲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汉书·董仲舒传）这是极其深刻的洞见！

中国的长治久安，持续发展，固然是需要“能人”，但首先需要心理健康发展的人。为了保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需要帮助青少年建立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发展审辩式思维，是信仰建立的一个重要环节。

谈话至此，我带给大家的几乎没有什么答案，而是一系列的问题：

“审辩式思维”与“逻辑思维” 的区别是什么？

面对AI的挑战，怎样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

面对AI的挑战，怎样测量和评价学生的审辩式思维？

为什么说老子、董仲舒那些貌似低估“法治”重要性的话是“深刻的洞见”？

……等等

关于这些问题，在我2024年出版的《审辩式思维》（中国纺织出版社）和2020年出版的《终身成长：创新教育新思维》（清华大学出版社）两本书中，有深入的讨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读一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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