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案节选自杉山正明著作《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 元》,部分词汇有所改动。ps:视频为作者观点,仅供在座各位参考,不代表个人意见。
作者简介:
杉山正明(1952一2022),出生于日本静冈县沼津市,欧亚史学者、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他通晓13种语言文字,专长于研究蒙古史、中亚游牧民族史,将世界史与亚洲史及中国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微观研究体现宏观视野,论著质优而量多,兼具深度与广度,叠有新见,久为国际学术界所推重。曾获第六届司马辽太郎奖。
过去的人们大致都处在更为暴露的“生”的环境中。多数情况下是与人道不沾边的“生”。试图用美好的面貌去描写过去,想法本身是动人的。但是事实中既有美好的东西,也有丑陋的东西,而往往是过于残酷的情况更多。大凡文献史料,尤其是由“中华”文明不断制造出来的汉文记载,充满着惊人的表现力。不怕被误解地来说,古希腊、罗马文字圈所创造的虚构,与之相比则要稳静得多,其虚构程度也相当小。
古希腊宙斯神像
具有古老传统的屈指可数的波斯语文献,尽管也因惊人的虚构和高超的润饰技巧而充满夸张和编造,但是仍不及“中华”的文献;日本语的记载,更是过于率直,以至于让人怀疑这个列岛上是否根本不曾有过什么“文明”。
建造于1252年,被誉为日本国宝的镰仓大佛,具有镰仓时代流行的宋朝佛像的风格
汉文文献的可怕性,无可比拟。欲加以美化、圣化,则极力粉饰;欲加以贬毁、诬蔑,则竭力丑化。很大一部分原因大概在于汉字这种具体性、传达性过强的文字所具有的技巧吧。然而作为史料来看,程度如此“性质恶劣”的记载很稀少。对于使用历史文献的人来说,记载实在是很难对付的。真宗是个贪图现实利益的人。见安全问题已经解决,就彻底放了心,头脑很快发起昏来。在“澶渊之盟”四年后的1008年,他热衷于把自己比作中华历代大帝王的“表演”,而导演是宰相王钦若。其时,都城开封的城门上落下“天书”,真宗为纪念此事而大赦天下,年号也改为“大中祥符”(中大祥符之义),还举国大办东岳泰山的“祭天”封禅仪式,那是自秦始皇以来时常举行的盛事。有意思的是,真宗曾请求契丹皇帝耶律文殊奴允准此事。说此回自己将举行大祭,望默许。真是个卑贱又可笑的人。这就是当时契丹和北宋之间“国际关系”的事实。如果没有契丹方面的许可,北宋连国家祭典都办不成。之后,真宗又到山西西南部的汾阴举行了“祭地”仪式。还是一样地热闹。北宋和真宗都相当高兴。宋真宗
北宋在真宗朝发展水平还是很低。仗着与契丹的和平共处,士大夫官僚们能高谈阔论,还是稍后的事情。北宋这个王朝国家是建立在文化或文化意识基础上的一个统一体,这一点在其鼎盛期十分典型。进一步说就是以汉文为共同点的统治阶层人们的统一体。其中的人们,如果综合具备汉文、以汉文为基础的文化意识和某种教养,就不管他是来自穷乡僻壤、还是出身蛮族或异族,都是一个统一体。这一点,唐朝和宋朝没有多大不同。即便是在中华的中心,受统治的人们也不被视为这个统一体中的一员。如果不识字,那就是民。文化是由统治阶层的人支配的,他们自然就成了中华文化的宣传者,受统治的人们只有被动地接受。“教化”这种说教和强力兜售现象,在北宋和南宋时期非常显著。这大概和本与汉文化缘浅的“蛮地”江南乃至岭南的正式开发、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都不得不热心于“汉化”有关。不过,这些地区的人们变成“汉族”,是更后来的事情了。
北宋时期全图
契丹方面在“澶渊之盟”以后,形势完全稳定下来。由北宋和契丹政府达成的南北共存的时代,确实是一个悠闲的时代。但是如后所述,北宋方面不断为西夏所苦,而契丹帝国没有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一百多年间一直享受着美梦般的生活。另外,即使从文化和美术方面,例如耶律羽之墓和吐尔基山等处近年涌现的出土文物,也可以看出契丹是生活在较建国初期高得多的文化水平上,与来自欧亚大陆各地的多样文化进行着交流。一味推崇北宋的程式化观念,有必要通过现在这些丰富的实物本身,做一个根本的修正。总之,亚洲东方的10至12世纪是契丹所主导的时代。